五月二十二日上午，苏格兰警卫麦弗森来到伦敦桥车站的月台，展开一天的工作，但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完全意想不到的景象。往福克斯通列车的行李车厢旁，站着一名黑衣女子，看模样是个女仆，但长得想当美，此时正哭得肝肠寸断。

大部分被活埋的受害人都是溺死，或者触电致死，但还有其他例子是受害人陷入了“显然死亡或失去生命迹象”的状态。

“啊，拜托，先生，就是火车上那个警卫。他不让我把这位亲爱的哥哥放上火车，说得等另一个警卫来。啊，我好苦命啊。”她说完了又开始泪如雨下。

那名银行主管带着他的钥匙离开，麦弗森的叔叔则将自己的钥匙放入口袋，走向他侄子。

从行李车厢打开的门，他看到里头的警卫博吉司。麦弗森朝他挥挥手，博吉司则回以一个紧张的、颇为拘谨的招呼。麦弗森知道他的站长叔叔昨天严厉训诫了博吉司一顿，博吉司当然会惟恐保不住饭碗，尤其另一个警卫已经被开除了。麦弗森认为这就是博吉司紧张的原因。或者是因为那个啜泣的女人，一个堂堂男子汉被女性的凄惨哭声搞得慌张失措也不是什麽新闻。

没多久，两名男子就被搞得很紧张。而且那个姑娘还不断哭喊着：“啊，查理——上帝啊，快点，他还活着——拜托，上帝啊，他还活着，赞美上帝——”同时那个铃铛仍然因为棺材的震动而响个不停。

麦弗森转向那位姑娘，递出他的手帕。“别难过了，小姐，”他说：“别难过了……”他嗅嗅空气。站在棺材边，他发现从通气孔渗出的那股气味真是臭得让人受不了。但臭味并没有让他忽略眼前这名悲泣的姑娘颇有吸引力。“别难过了。”他又说。

接下来，一名银行主管出现了，是个颇有权威架式、穿着体面的绅士，手里拿着两把钥匙。不久後，麦弗森的站长叔叔也带着第二组钥匙来到。他叔叔和那位银行主管将钥匙插入保险柜，打开来。

死者的脸部和双手都充气肿胀，一片恶心的灰绿色。他的嘴唇是黑的，吐出一小截的舌头也是黑的。那幅恐怖的景象站长和他的侄子只瞥了一眼，注意力就被那位发狂的姑娘拉走，她发出一声心碎的痛苦尖叫，然後就昏过去了。那位侄子立刻冲过去照料她，而动作比较迟缓的站长则阖上棺盖，开始关上栓扣，速度比打开时快了许多。

“是的，叔叔。”

麦弗森完全招架不住：他很年轻，正值青春年少，而这位姑娘很漂亮，又很快就对他表示感激。在那一刻，他心头涌上一股庞大的柔情，对她的哀伤深感同情。一时之间，种种情绪交织，弄得他晕头转向了。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维多利亚９9liｂ.ｎｅt时代的人以两种方式处理。第一件是将下葬的时间延後几天——延一个星期也不算少见——等到心爱的人离开此世的嗅觉证据明显无误。的确，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愿意尽量延後葬礼时间。威灵顿公爵於一八五二年过世时，有关他的正式葬礼该定於何时，曾引起公开讨论，这位铁面公爵只能等到这些争议平息，直到死亡超过两个月後，才终於安葬。

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一个令人惊骇的恐怖声音：贝特森发明的专利钟响了起来。

“可是，叔叔——”麦弗森开口，想着他要是坚持开棺检查，就会失去那位姑娘刚刚对他产生的好感了。

“真是无情的混蛋，他为什麽不让令兄上车？”

麦弗森回头朝不远处那位姑娘和棺材点了个头。看到这副凄惨的景象，他叔叔却只是皱皱眉，毫无同情之色：“要搭上午的火车，是吗？”

围观的群众一听到棺内的人是死於霍乱，立刻有志一同地迅速散去。顷刻间，火车站月台简直没剩几个人了。

这个故事有个怪异的注脚，贝特森自己也始终深恐被活埋，於是他的工坊制造出愈加复杂的警示系统，以便他死後安装在自己的棺材上。到一八六七年，这种忧虑已经逼得他精神错乱，他改写遗嘱，指示家人在他死後将他火化。然而，由於疑心家人可能不会遵照他的指示，於是在一八六八年，他在工坊里全身浇满亚麻仁油後，点火自焚身亡。

行李车厢内放下一块斜坡板，脚夫围过来，先把第一辆载着保险盒的平板推车推上去，接着是第二辆，推到车厢内安放的保险柜前。

这些事件当然不会让站长的心情更好，最後那具散发着恶臭的棺材总算装上行李车厢时，站长松了口气警告博吉司，用一种非常担心的口吻，要他注意自己的健康，因为车厢里那具棺材里的屍体，正是霍乱的受害者。

整个装运过程一丝不苟。首先，两个警卫来到月台，进入行李车厢，迅速搜查车厢内一番。然後又有八个警卫来到月台，围着两辆平板推车成整齐队形前进，每辆推车上各载着一批四方形的密封保险盒，堆得很高，由一组汗流浃背、吃力得低哼的脚夫推着。

“你先等一下，”他向那位姑娘保证，然後转身想去斥责博吉司太不通人情，执行规定完全不肯变通。但他还没开口，就看到哈布氏银行的灰色制服武装警卫出现，押着要托运的金条来到月台上，正朝他们走过来。

“啊，拜托，先生，”那位姑娘哭着说，接过他的手帕摀着鼻子啜泣：“啊，拜托，你能不能帮我呢？那个人真是个没心肝的禽兽，太可恶了。”

“然後，盖子打开99lib•net，露出腐烂的屍体，看到的人反应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的满腹期望瞬间消逝无踪；只消看上一眼，就明白残酷而可怕的事实，自然就不会费事检查半天。而且极度失望的家人会伤心欲狂，於是很快就会关上棺盖——一切是因为结果与期待相反。这只不过是基本人性，每个凡人都一样。”

“啊，快点，快点吧，免得太迟了。”那姑娘哭喊着，两名男子手忙脚乱，等他们开到最後两个栓扣时，站长才听到那个姑娘喊道：“啊，我就知道不是霍乱，都是那个庸医胡说。啊，我就知道……”

“哪个人？”麦弗森问，心头涌上一股愤慨。

“小姐，”他说：“我就是另一个警卫，就站在你面前。我会看着令兄上火车，绝对不耽误，你不用担心那位坏蛋了。”

“感谢上帝！”那姑娘大喊，朝棺内的屍体扑过去，好像要拥抱她哥哥。但她扑到一半顿住，这完全可以理解。随着棺盖打开，一股可怕至极的恶臭简直像摸得着的大浪奔涌而出，而恶臭的来源也不难判定；躺在棺内的屍体，穿着星期天上教堂的最好衣服，双手合拢在胸部交叠，显然已经处於腐烂的状态了。

“啊，先生，真是太感激您了。”她说，满脸泪痕中挤出一朵微笑。

那位姑娘一面抽噎着，一面说着些有关规定的事情。

“但如果所有人都相信那个人没死，而是错被装进棺材的活人，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有的情绪会完全颠倒过来：警卫不再疑心，而是希望那具躯体是活的。大家不会郑重而充满敬意地打开棺盖，而是会匆匆忙忙赶紧弄开；旁边还有死者的亲人急着想帮忙，充分证明棺材里没有什麽好隐藏的。”

装着金条的保险盒被一一放进保险柜後，柜门关上，发出巨大的金属碰撞声响，在车厢内回荡着。随即钥匙插入转动，锁住保险柜。

“规定？”他说：“都见鬼去吧。”他注意到她起伏的胸部，还有纤细完美的腰身。

低廉的警示系统显然有个潜在的市场。一八五二年，乔治·贝特森为“贝特森复活器”申请专利获准，这套仪器被描述为“一种最经济、最巧妙，而且最可靠的机械装置，胜於其他任何方法，让失去至亲者均可获得心灵的平静，不分贫富贵贱。”

站长僵住了，一只手放在栓扣上。“霍乱？”他说。

“啊，快点，快点。”那名姑娘喊着：“我已经等了五天，才等到铃响……”

“拜托，先生，他好坚持要让另一个警卫——”

尽管这副景象令人料想不到，麦弗森却丝毫不觉得神秘费解——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任何人亦是如此。当他走近那具棺材，闻到通气孔散发出肉类腐烂许久的臭味，显示里面的屍体已经死去有一段时间时，他也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个状况同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打开来看看。”站长说完转身离开。

站长看到他侄子全力在照顾那个可怜的姑娘，於是负起监督托运行李的责任，一一检查运上福克斯通列车那节行李车厢的物品。尽管之前有这麽一场烦人的风波，但他仍尽力打起精神监视。两位打扮体面的淑女各托运了一只大皮箱，尽管她们傲慢地抗议，站长仍坚持把两个皮箱都打开来检查过。此外又发生了另一个事件，一位胖大个儿的绅士把一只鹦鹉——或者是别种多色鸟——放进行李车厢，然後要求让他的男仆跟那只鸟相伴搭车，以便一路随时照顾。站长拒绝了，并解释这条铁路线的新规定。那位绅士就发脾气骂起人来，然後又说要给站长“一点合理的酬劳”；虽然站长对那位绅士提议的十先令颇为心动，却连对自己都不能承认，因为旁边还站着他前一天才刚训诫过的警卫博吉司。於是站长不得不回绝贿赂，他自己很不高兴，那位绅士也很不高兴地顿着重重的步伐走了，一路还恨恨地诅咒个不停。

而且，这种普遍的恐惧不单是神经过敏的执迷。恰恰相反：有许多证据导致理性人士相信活埋的事情的确发生过，只是运气好才得以挽回。一八五三年威尔斯就发生一个广为流传的案例，主角是个显然溺死的十岁男孩：“棺木放入挖好的墓穴中，铲入第一锹土时，棺内突然传来极其骇人的叫闹声和踢脚声。教堂司事要大家停止铲土，打开棺盖，随後那个孩子跨出来，喊着要找爸妈。但这个男孩许多个小时前已经被宣布死亡，医生说当时他没有呼吸，也探不到脉搏，死灰的皮肤一片冰冷。看到儿子复活，那位母亲当场昏倒，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

此时那位姑娘已经陷入严重歇斯底里的状态，她手指猛抠棺盖，没意识到她的努力只是徒劳而已。“啊，亲爱的哥哥——啊，查理，亲爱的查理——啊，上帝，他还活着……”她十指乱扒着木头表面，摇得棺材上头的铃铛响个不停。

但站长的侄子仍一路继续打开栓扣，此时终於把棺盖掀开了。

“不过，他可能会好奇棺材内的人是不是真的死了，如果他警觉性高，他就会要求把棺材打开，花点时间彻底检查屍体，好确定那真的是死人。他可能会探探脉搏，或者摸摸皮肤的温度，或者用根手杖四处戳戳看。没有一个九九藏书活人可以通过这种检查的。”

这些装了弹簧的棺材有时会在几个月或甚至几年後弹开（无疑是因为某些外部震动或弹簧机械装置损坏所造成的），因而让一般人更不确定人要死去多久没复活（即使只是复活一下子），才是真的死了。

五月二十二日清晨，除了那个哭泣的女仆和安装了钟楼的棺材之外，麦弗森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因为他知道今天哈布氏银行的金条随时都会装上火车。

事实上，要判断一个人死亡与否，本来就是个很难确定的问题——直到一个世纪後，医生在处理器官移植的医学道德争议之时，又再度面对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要忘了，直到一九五零年，医学界才明白心跳停止後仍然可以使之恢复；而在一八五零年，许多原因致使一切判断死亡的指标都不尽可靠。

後来那位站长在法庭作证时，很尴尬的表示，他完全不记得那天在车站看过一名红胡子绅士。

麦弗森尽力安抚她，说一定是地面震动或突来的风之类的，才会引起那个铃铛发出响声。

“今天早上好好工作，”他说：“每个大得能装人的包裹都要打开来检查，不能有例外。”他嗅了嗅空气：“这个可怕的臭味是什麽？”

不久那个女仆姑娘醒了过来，但仍处於悲痛欲绝的状态。她不断轻声问：“怎麽会这样呢？我听到了铃声啊。你们没听到吗？我明明听到了，你们没听到吗？铃响了啊。”

这场骚动引来了不少人群，他们站在几步外的月台上，看着这个怪异的奇景。

十九世纪期间，英国和美国都兴起一股对过早埋葬的奇特关注。这种对活埋的怪异担忧可以见诸艾德格·爱伦坡和其他人的恐怖文学中，他们的作品常会以过早埋葬为主题。现代人会觉得，这类夸张的想法纯粹出於想像；因此现在我们很难理解，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而言，过早埋葬是全社会几乎人人都有的一种真实的、极其明确的恐惧，从最迷信的工人到最有教养的专业人士都不例外。

博吉司完全没有回答，只是一脸紧张又不太舒服的表情，但他原先的表情就是这样。站长觉得有点不满，於是厉声命令他侄子赶紧尽自己的职责，去锁上车厢。然後他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了。

第二个避免活埋事件发生的方法，则是出於技术的变革：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发明了一种复杂的警示与讯号装置，好让人们知道死者复活了。有钱人下葬时，可能会留有一根长长的铁管从棺材里通到地面上，同时派一个信得过的家九九藏书仆待在墓园里，日以继夜看守至少一个月，以备万一死者忽然苏醒而呼喊求助。而埋葬在家族墓穴这类地面上处所的，通常屍体都会装在特有的弹簧棺材里，上头有复杂的铁丝连着死者的手脚，只要死者一有动静，棺盖就会弹开。很多人认为这个方法是最好的，因为一般相信，死而复活的人往往会处於一种说不出话或局部麻痹的状态。

看到那个姑娘的疯狂焦虑，站长叔侄两人一时之间也被感染了，但很快就恢复理智。棺盖用一连串金属栓扣给封住了，他们一个接一个打开来。在十万火急的那一刻，显然他们两个人都没意识到，这具棺材的栓扣比一般的都要多，因此开棺的过程当然拖得更久，同时那个痛苦的姑娘还拼命抓着棺盖，妨碍他们打开栓扣。

大部分讯号装置都所费不赀，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穷人便采取比较简单的方法，下葬亲人时会加上某些如铁锹或铲子之类的工具，这样如果死者复活了，他们就可以自己掘土逃出来。

这套一般通称为“贝特森钟楼”的装置，是在棺盖上安装一个简朴的铁铃铛，就在死者头部上方的位置，用一根绳子或铁丝连接着棺内死者的手，“於是最小的颤抖都会引发警示的铃声”。贝特森钟楼立刻大受欢迎，不过几年，很大部分棺材上都安装了这种铃铛。在这段期间，光是伦敦每天就有三千人死亡，贝特森自然大发利市；他很快就变得富有，而且也获得了身分地位：一八五九年，维多利亚女王还颁发大英帝国勳章给他，以表彰他的成就。

“你刚刚说霍乱？”站长又说了一遍：“五天？”

她悲伤的对象并不难发现，因为就在那名可怜的姑娘旁边，有一具素面木棺材放在行李平板推车上。这具棺材虽然廉价而简朴，但侧板上仍有几个通气孔。棺盖上还安着一只袖珍钟楼，内有一个小钟，钟锤上的绳索穿过一个小洞，通到棺材内部。

铃声响了，只有一声，而且很短促，那个啜泣的姑娘尖叫一声。同一刻，站长和他侄子拔腿奔跑，很快就来到棺材边。

站长停下：“你不敢？老天，你也太没用了。”他望着侄子痛苦的表情，误以为那是困窘。“好吧，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没什麽好怕的。我亲自去检查吧。”於是站长大步走向那位啜泣的姑娘和她旁边的棺材。麦弗森不情愿地跟在後头。

後来在法庭的证词中，皮尔思解释整个计画背後的心理分析。“如果一个警卫疑心会出某种状况，他就会随时保持警觉，等着那个状况发生。我知道火车警卫会怀疑有活人躲在棺材里要蒙混上车，因为警觉性高的警卫知道棺材里要躲人很容易；但他也不会太疑心，因为这种花招太拙劣、太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