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例子中，如果虚拟社区的关系被认为不在一个特定的司法管辖范围内，而是“虚拟的”，那么国家法律执行起来就有问题了。国家当然可以禁止人们加入这些未经批准的团体，但随后，成员可以通过重邮器等方式访问它们（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下一步：禁止重邮信息、禁止加密信息、注册个人计算机和软件等）。

保罗·利兰简要地描述了这个实验：

国界对于数据而言变得越来越透明。大量的比特跨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边界：电话线路、电缆、光纤、卫星，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磁盘、磁带、光盘等。一张光盘或录音带可以包含几百兆字节的数据——只有音乐唱片的最低有效位才可以被一百兆的数据取代，而且无须任何将数据从普通音频噪声中区分出来的手段。在国界上阻止数据是无望的，每一名游客都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入带出大量数据。

为什么我们经常接受这样的观念：政府赋予我们姓名和身份，而且政府必须确保这些姓名是真名实姓？政府喜欢参与身份问题，因为这给了他们更多的控制权，而且有助于他们跟踪资金的流向。例如，几百年前，欧洲各个国家的统治者强迫犹太人放弃他们传统的父名惯例（“雅各，以撒之子”），以便更有效地征收税款，监视社会运动，等等。这些统治者甚至把“最好”的姓氏卖给那些付钱最多的人，留给其他人不甚满意，甚至带有侮辱意味的名字。在美国，同样的做法也屡见不鲜，包括对前奴隶的取名和移民的重新取名。正如尼采所指出的，“到目前为止，主人的命名权之所以能够持续这么久，准确地说，就是语言本身即为主人权力的表达”。今天的政府甚至给了自己创造和伪造虚假身份的权利，包括虚假的信用记录、虚假的教育背景，等等。联邦证人保护计划（所谓的证人保护）已经打着“保护证人”的幌子创造了五万个伪造身份。当然，主要的信用报告机构并没有上当，因为这些“幽灵”存在于他们的数据库中，而这些机构很可能在这些虚假身份的支持下串通一气。想象一下，你把钱借给了一个信用报告很优秀的人，结果却发现对方是一个为了得到一个虚假身份出卖合伙人而被定罪的诈骗犯。你会起诉谁？（匿名信息服务的其中一项内容——稍后会讨论——有益于探求政府谎言背后的真相，例如，花钱制作一张储存有联邦证人保护计划中的那些真名和位置信息的只读光盘。任何可以访问这个数据库的人都是一个潜在的卖家，而且可以得到不可追踪的款项。这将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世界。）国家在发行身份证上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可能会使用智能卡，特别用于对移民、旅客、躲债的人、恐怖主义者的控制。在一个自由社会里，那些只希望与可以查清的真名打交道的人，当然可以自由地拒绝与假名进行交流，真名只是另一种凭证而已，有时会提供，有时无须提供。

当然，存在涉及匿名、数字假名、非法物品的各种交易，只有无法追踪的数字现金系统才能使之成为可能。有些新颖的应用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永久信托”可以通过购买大量的数字货币工具来构建，可能会定期地转换为其他类似的工具。因为他们无法追踪，所以没有办法通过取消数字来停止永久信托。因此，作为一个假设，没有人（当然不是银行家）会知道，哪些工具是比尔·盖茨在2010年用一百亿美元创造的永久信托的一部分……这种信托可能在一个世纪后仍然存在，税收无法触及它，甚至在任何特定的国家都没有真正注册。使用这种数字货币工具的契约同样可以是这种“即发即弃”的方式。因此，财富可以针对特定的目的，超越政府管辖的范围。（对于好奇的人来说，需要数字时间戳和密码定时释放技术来确保参与者不会违反最初建立的契约。）

实际的细节涉及一些复杂的数学问题，需要仔细思考才能了解，本文无法涵盖。布鲁斯·施奈尔的《应用密码学》很好地解释了乔姆数字现金的工作原理，《科学美国人》同样刊载了一些很好的文章。

“邪恶”组织（如儿童色情业者、恐怖分子、洗钱者、种族主义者）使用加密术经常被那些希望限制平民使用加密工具的人所指控。我称之为“信息启示录四骑士”，它们往往被当作一个民族国家普通公民不能使用加密的原因。报纸头条高喊“儿童色情圈使用秘密代码进行沟通”，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派出发言人在公开会议上就加密的危险性发表讲话。

这种监管套利也有助于避免在一个国家开展业务时可能面临的法律法规漏洞，包括在美国会遇到的大量的“巨额”诉讼。在诉讼管辖范围之外的网络上进行转移操作是减少这种商业责任的一种方式。法学教授迈克尔·弗鲁姆金撰写了大量有关监管套利和强加密含义方面的文章，他的网站上有几篇有趣的文章。

无法将资金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我们经常看到虚拟世界中的财富转移到现实世界，如股票交易、秘密咨询知识，等等。其次，各种洗钱手段，通过假发票、未收回的贷款、艺术品等，都是众所周知的洗钱手段……这些方法以及未来更先进的方法，可能会被那些希望自己的网络利润转移到现实世界的人使用。最后，许多利用加密无政府主义提供机会的人将选择生活在监视国家和高税率管辖区之外。邓肯·弗里塞尔指的是“永久的游客”，就像旧的“喷气机”。

不可追踪的匿名数字现金（类似真实现金）正在到来，尽管各种技术、操作障碍依然存在。所谓的“金融网络中的瑞士银行”将使经济交易更具流动性，更少地受当地规章制度的约束。对于许多人而言，避税可能是一大亮点。一个值得考虑的例子是，为“网络空间赌场”开发不可追踪的匿名系统的工作正在进行。“数字游戏”和“赌博游戏”虽然不像环境优雅的赌场那样吸引人，但它的流行意味着有机会去追求，这只是数字货币将会提供的诸多新机遇中的一个。

前文已经提到了加密无政府主义对企业和国家间谍活动的影响。结合数据避风港和信息市场的流动，保密可能会变得更难。想象一下，在军事武器手册之后，一本数字海军杂志被匿名编辑并用数字货币销售，超出了不想透露本国秘密的各国政府的管辖范围。同样，无论是把它当作间谍活动还是新闻爆料，公布各种秘密将会容易得多。组织中居心叵测的人只需要链接到BlackNet这样的服务即可。

在文奇、吉布森、斯蒂芬森以及其他作家的科幻小说中描写的虚拟世界里，是什么撑起了网络空间的“墙”？当网络用户闲逛时，当黑客试图渗透系统时，是什么让这些世界免于崩溃，免于破碎成网络尘埃？《真名实姓》中所描写的虚拟大门和石墙都是持久坚固的数据结构，而不是随时会崩溃的脆弱结构。

美国政府继续推动其“密钥恢复”或密钥注册的概念，并且限制加密系统的强度。纯粹自愿的密钥恢复系统并不会遭人反对，因为公民怎么使用自己的钥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然而危险的是，一个广泛部署的表面上自愿的系统可以通过国会表决或总统令变成强制性的。这种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令人担忧，无论拟议的制度是枪支登记（这就容易导致没收，就像纳粹德国发生的事情一样）、植入式身份证件、公共场所的摄像机、对于写作或演讲的“自愿的自我评价”，还是更广泛地使用政府批准的身份证。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对于推进Clipper芯片、Tessera芯片以及各种GAK提案方面的兴趣，旨在让托管加密得到广泛应用，同时最终淘汰非GAK密码。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其原因有很多，在这里只讨论其中的一些。任何试图禁止密码学的尝试都将面临一场激烈的抗议。正如几年前的一句戏言：“当他们把我冰冷僵硬的手指从键盘上撬开时，就会得到我的密钥。”

我们很难辩称，匿名市场和逃税风险是全球范围内抵制通信和加密工具的正当理由。人们总是互相杀戮，政府并没有阻止这一点（可以说，他们使问题变得更糟，正如20世纪的战争所表现的那样）。此外，减小加密对个人安全的威胁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很多。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就像亚洲和中东经济体长期以来的情况一样。雇用私人保护机构也会有所帮助。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技术如何提供了“隐私法”无法切实提供的保护。虽然特殊利益集团游说政府制定新法律，修正旧法律，但是技术可以直接提供许多人想要的保护。比如，以下哪种方法能更好地解决人们使用扫描器监控手机通话的问题：（1）通过更多的法律，规定这种监控是非法的（警察除外）；（2）给手机加密。密码朋克运动的一个基本信条是，技术解决方案比行政或立法解决方案更可取。

密码朋克和其他人希望这些努力最终会被规避。技术已经把精灵放出了魔瓶。加密无政府主义是把个人从他们有形的邻居——那些网络上无法知道他们是谁或在做什么的人——和政府的高压中解放出来。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强加密提供了避开政府的手段。

什么能阻止人们在数字交易上违约？什么能让他们保证诚信？如果一个人使用了无法追踪的或匿名的系统而导致政府和法院无法追查，那么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将如何运作？

在网络空间进行互动的个人通常必须能更加出色地安排自己的信托和合同关系，减少对政府官员和政府代理人的救助和依赖。购者自慎。当然，他们总是可以自由地签约，让一个“保姆”来筛选他们的互动，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甚至可以称其为他们的“政府”。只是他们不能强迫别人听从他们的保姆。

由于政府开始对真名实姓和命名过程感兴趣，这种身份证是跟踪运动、征税、建立公民档案的必备工具。无须身份的凭证是需要拥有并广泛普及的一项重要技术。在这里，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预防这种监视状态最好的手段是技术，而不是所谓的隐私法（不管怎样，政府几乎总是豁免自己）。

各国之间的网络空间运动将会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生产运动相媲美，或者更胜一筹。正如一个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政策能够刺激工厂和办事处转移到更有利的环境中，同样，数据和隐私政策也能够刺激网络空间的运作移动到更有利的地方。这个动作可以像敲击键盘一样快速地将网站及其文件转移到一个新的主机系统上。

举个例子，早前公开出售的物品证明了非洲外交官在华盛顿和纽约被中央情报局勒索。后续通信的公共密钥也包括在内。

加密术以某种秘密的局部控制为中心。例如，用户有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私钥。其他人可以用他的公钥给他发信息，但只有他能破译或解密。只要这个私钥是保密的，加密通信就不能被其他人读取。安全性取决于密钥的长度，即密钥的比特数。例如，一个40比特或50比特的“弱钥”可以被一台个人计算机破解。60比特或80比特的密钥更胜一筹，但是仍然无法保证真正安全。使用数百比特有效强度的密钥也不难，这样的密钥应该经得起几个世纪、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蛮力攻击。公钥密码具有的重要属性是，用非常大的密钥加密信息比破解信息（不用密钥、暴力破解）要容易得多。随着密钥长度的增加，工作量的差异呈指数级增长。计算机能力的提升被更长的密钥所抵消。“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经常被无知者认为是破解这些密码的可能途径，它们只能提供暴力破解的最低限度的线性加速……这与分解大数因子所需要的计算量相比完全无足轻重。成功对抗更快的计算机是强加密的重大胜利。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探讨一些强加密和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意义以及它们与《真名实姓》之间的联系。因为这篇文章出现在一本书中，或许会长销很多年，因此我没有列出具体的文章出处和网页地址，因为它们变化得很快。搜索作者的名字应该是找到当前位置和信息的更可靠的方法。

很难想象两者之间的稳定状态。拉向一边或另一边的力相当强大。用混沌理论中的术语来讲，这里有两个“吸引子”。

我要感谢多年来与密码朋克核心贡献者名单上的成员们进行的许多讨论，包括有形的和虚拟的讨论。特别感谢埃里克·休斯、哈尔·芬尼、乐琪·格林、休米·丹尼尔、尼克·萨博、罗宾·汉森、邓肯·弗里塞尔、布莱克·尤尼康、桑迪·桑德福特、吉姆·贝尔、吉姆·贝内特、道格·巴尼斯、基思·亨森、彼得·亨德里克森、迈克尔·弗鲁姆金、已故的菲尔·沙林、鲍伯·弗莱明、切丽·库什纳、奇普·莫宁斯达、马克·米勒、大卫·弗里德曼，以及给予批评指正和贡献想法的很多人。

爱丽丝和鲍伯可以用如下方式交换数字现金：爱丽丝去银行，向银行提交一个号码，银行修改完号码的形式后将其返还给爱丽丝，仿佛给她的号码加盖了一个“用于数字货币100”的邮戳。当然了，通常这个号码是可追踪的，但爱丽丝可以对这个号码执行一种特殊操作（“揭盲”它），使得它无法链接到她最初购买的号码。然后她可以把这个号码邮寄（甚至通过一个匿名重邮器）给鲍伯，鲍伯再去银行用这个号码兑现。银行可以通过一些操作识别发行的号码，但无法将号码与爱丽丝联系起来。成熟的数字现金是既无法链接到付款人也无法链接到收款人的。目前九九藏书浮出水面的一些建议只限制部分的不可追踪性，大概是为了满足政府的关注，以及法律制度的批评者对于完全不可追踪性的担忧。密码朋克成员伊恩·戈德堡、道格·巴尼斯以及其他人提出了一种方法，使可追踪的这部分完全无迹可寻。

· 自由主义或无政府资本状态。人们使用各种安全和私人的渠道互动，交换信息，买卖商品和服务，进行跨国通信。“无政府状态”与生活中看到的很多方面的无政府状态一样：阅读选择、饮食选择、网络论坛，等等。

首先，如果有迫切需要，私营企业制度肯定会去满足它——不需要政府的“帮助”，也不需要提案中强加给企业的限制。其次，文件存储和传输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当爱丽丝使用加密术来存储她的文件时，她使用的密钥与给鲍伯传送文件时所用的不同（事实上，可能是鲍伯的公共密钥）。因此，没有迫切的业务需要恢复传输密钥。因为双方很可能都有本地存储的材料。然而，政府的密钥恢复提案侧重于信息传输的加密方法。猜猜看，谁会有兴趣阅读截获的传输？最后，对加密系统的出口限制，需要第三方托管密钥，显然与满足企业的“需求”没有任何关系。看外国政府对美国拥有访问公司和公民通信系统的特殊权限做出的反应，将会很有趣。我的猜测是，伊拉克向美国出口“萨达姆可读”的特殊加密软件，美国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

尽管许多人认为，宪法规定，国内（美国）对于加密和数字货币的一些限制似乎是有可能的。这不会发生吗？政府如何规定身份证明和现金购买的追踪机制？人们发现，在汽车和飞机上携带现金会被他们“没收”，没有审判，也没有补救机制（奥威尔称其为沿着“非法使用货币”的路线）。

这就是匿名重邮器或数字混合器的运行方式。电子邮件被发送到一个重邮器，用重邮器运营商或他的机器进行公钥加密。信息的内容对于任何观察者（例如，窃听这条线路的人）来说基本上都是随机的。重邮器运营商将信息解密，并保留一段时间，或等到积累足够多的信息，再添加一切需要的填充，使得邮件大小成为非相关因素，然后将累积的信息发送到下一个目的地。非常重要的是，重邮的信息通常由发件人用下一个重邮器的公钥进行加密，所以任何重邮器都无法读取信息的任何内容。链路上的重邮器也无法修改或以任何方式标记信息（链路上的任何修改都将使下一个重邮器无法读取和辨认信息）。在每个阶段使用加密完全对最终的收件人和所有的重邮器掩盖了起点和终点之间的映射。收件人只接收到“最里面”的消息，所有早期阶段都在逐步与信息源头剥离。任何给定的重邮器只能打开发送给它的加密信封，但无法读取它看到的保留在文本块中的信息……它所能做的就是读取下一个目的地。就像信封套着信封，每一个都寄给特定的重邮器。

几年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职能被明确划分为两个：一个负责信号和电信侦查（SIGINT和COMINT），另一个负责通信安全和信息安全（COMSEC和INFOSEC），即致力于更好地保障国家的通信机制。在1988年前后，美国国家安全局COMSEC的人明确警告说，数据加密标准（DES）早就该更换了，并迫切需要新的措施来保护国家的通信和金融基础设施。然而十年后，随着即将到来的“数字珍珠港”的警告，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正在尽一切可能限制使用强加密，并设法阻碍部署安全强大的系统。

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论点，个中理由多种多样。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是用一种邻居或领导人理解不了的语言表达的权利。这种语言便是加密语言。

这些想法将如何影响网络空间的发展？在争论网络空间对日常生活影响的时候，一种常见的批评是：“你不能吃掉网络空间。”论据是，金钱和资源在未来的网络空间系统积累无法转移或进入真实的世界。即使像尼尔·斯蒂芬森这样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也在《雪崩》一书中写道：主角在“多元宇宙”中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但在现实世界里却是一个乞丐。弗诺·文奇《真名实姓》中的主人公滑溜先生因疏忽落到了联邦调查局手里，因为他在“两个世界”都太成功了。

我们越快、越广泛地部署强加密——重邮器、强加密、海外避风港、数字货币、加密的网络链接、信息市场——我们赢的可能性就越大。一旦有足够强大的加密黑色通道可用，再去打击和阻止基本就晚了。这匹马会冲出马厩——这可能已经发生了。再加上混合的隐形通道，几种通道已经拥有了大量带宽，回头太晚了，临界点已经过了。

1986年，《真名实姓》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沓折了角的电子复印件，并说：“你要读读它。”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始读这本地下出版物，蓝鸟图书就出版了平装版，我读的便是这一版，它拯救了我的视力，也为弗诺·文奇的劳动贡献了版税。《真名实姓》深深吸引了我，它与当时计算机界周边的其他发展相符，即数字货币、匿名电子邮件以及与“强加密”和“公钥加密”相关的一切问题。

使用不可追踪的数字现金有很多原因。有些人仅仅是出于各种理由而选择现金支付，并没有看到为什么电子交易应该比普通的纸币交易拥有更多可追溯性。有些人担心消费习惯、旅行日程等会被编辑。不可追踪的数字货币保护经济交易的隐私，就像今天的现金一样。随着ATM网络和支票处理系统越来越强大，“购物档案”的发展受到了所有对隐私感兴趣的人的关注。让保险公司和雇主获取购买习惯是不可取的。极端地讲，这种访问可能导致执法者在午夜对各类犯罪嫌疑人进行突击检查，因为他们可能进行了合法的购买。不可追踪的数字货币会针对此类情况提供保护。

对于强制“密钥托管”的提案，政府会获得一种备用密钥，这将削弱人们对电子商务的信心，并可能为间谍或敌对势力提供“王国的钥匙”，使他们能够访问主数据库。不幸的是，政府计划将“老大哥”放在网络中，并限制适当安全措施的使用，这意味着敌特所面临的工作会更容易。当你思考强加密的“不良”含义时，请记住这一点。

任何允许政府跟踪交易、信息、获取密钥的系统，本质上都完全抛弃了加密术带来的好处。如果不明白的话，就问问自己，以国家法律和秩序重建委员会而闻名的缅甸政府，是否会使用它的“政府获取密钥”围捕在丛林里使用笔记本电脑和PGP通信的异己分子。希特勒和希姆莱会使用“密钥恢复”来确定犹太人的交谈对象并把他们围歼吗？追踪接触者是压制群体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东德史塔西会追踪数字现金交易吗？答案显而易见。对于这个星球上现存的每一个政府，人们都可以很容易地想到几十个例子，例如，访问密钥、访问日记、访问支出记录等，这些都会被执政党所利用。一个政府认为的“犯罪”或“可疑”通常是它认为对其行使权力构成威胁的行为。关于“抓捕罪犯”的言论漏掉了这一点：政府通常使用监视权力来控制公民。幸运的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打击加密并不容易成功实施。

大卫·乔姆还提出了不泄露身份的认证方案。虽然这听起来不可能，但是现代密码学提供了一种方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密封的信封，上面有一个可移动的透明窗口，比如说，窗口移动到年龄一栏，持有这种证书的人无须提供身份或者其他信息，就可以证明他是某个年龄段的人，或超过了某个年龄。至于它的运作及防止伪造的方式，并不在本章探讨范畴之内。使用密码协议通常需要生物识别身份验证，以防这种凭证轻易出借或出售给他人。

一个显而易见的用途是让自动收费公路用不可追踪的现金付款。数字现金公司正在与欧洲各国政府合作，为这种应用发行数字货币。

但此时就不仅仅涉及“自愿”交互了：合同的作用变得至关重要。合同可以在网络空间执行。直到某些服务完成之后，契约各方或第三方托管代理人才可以持有数字货币。

更大的问题是，单靠法律不足以应对个人、公司，以及其他私人信息的买卖。底线是：一个人想要保密的东西，它就必须保密。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很少有个人的秘密被强制公开。不幸的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于这样的境地，政府坚持要求人们说出他们的真名实姓、各种政府身份证明号码、医疗情况，等等。“谁来监管监护人呢？”隐私保护技术可以改变这种权力平衡。用当前的话来讲，密码学提供了“个人授权”。

另一个积极的影响是终结了现代的工会形式——限制人们进入某些行业并赋予特定群体特殊权利的专业卡特尔。例如，各种医学和法律的俱乐部，它们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权利不会给予当地的集邮俱乐部的成员。有人可能认为，这些特别条款是为了保护患者和客户。但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检查服务者的资质，而不是像某些委员会所规定的那样。这适用于所有形式的专业许可。买者自负！

“网络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这个真理是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没有中央控制，没有统治者，没有领袖（除了刚才的例子，信誉），没有“法律”。没有哪个国家控制网络，没有行政机关制定政策。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无法阻止新闻组、网站、网页泄露他们的秘密，至少对于网络本身而言如此。任何去网络的步骤可能只能作为偏执狂和保守者的练习。

信息的发件人决定他希望使用的一连串重邮器，倒序加密并发送他的信息，然后将生成的信息发送给第一个重邮器，第一个重邮器对信息进行解密并将其结果发送给链路中的下一个重邮器，以此类推……假如发信人选择了五个重邮者，每个重邮器都严阵以待，直至积累到十条信息，然后将这批信息转发，那么，在理论上可能跟踪的线路就有十余万条。通常并没有这么多的信息，所以关联问题不像这般困难，但依然足以挫败任何跟踪信息的企图，除非各个重邮器相互勾结，或当局指示重邮器报告所有到达和离开的消息之间的映射。应对后一种跟踪方法的一种有效手段就是利用一些境外重邮器。有些人定期公布重邮器的常规列表，及ping测试、延迟时间测量、可靠性等的结果。

《真名实姓》中的“巫师会”就是这样一个虚拟社区，其他的例子包括教堂、服务组织、俱乐部、犯罪团伙、卡特尔、粉丝团，等等。天主教会和童子军都是完善的虚拟社区的例子，它们遍及全球，跨越国界，并产生一种忠诚感，一种归属于“社区”的感觉。同样，黑手党也是虚拟社区的一个例子，它有自己的执行机制，有法律之外的规则，等等。还有许多其他例子：共济会、三合会、红十字会、国际刑警组织、宗教、贩毒集团、恐怖组织、政治运动，等等。在学术界，“无形大学”是研究人员的社区。这些虚拟社区通过计算机网络连接起来，对成员来说，它们往往比其有形社区甚至大学还要重要。

不可追踪性的各个方面并不都是积极的。人们通常需要问责，他们想要一个“真名实姓”与他们的互动联系在一起，如果交易令人不满，他们可以去追溯名字和地址。他们不想把钱交给一个会消失的“假名”。幸运的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处理这些问题。信誉可以与“假名”联系起来，就像那些成功使用笔名的作家一样。数字签名加强了这一过程，使得伪造变得几乎不可能。我们还期待看到“信誉评级”服务，甚至“绑定”服务，类似于产权公司、托管服务，以及家政公司等各类数字签名许可。

我们中的许多人相信，我们已经看到了民族国家即将终结，虚拟社区对许多人来说变得更加重要。当然，相比于现实世界中的邻居，我们中的许多人更“亲近”网络空间中的邻居——那些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的人。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热情（雅利安人的国家、绿色和平组织、光辉道路、山达基信徒，等等）通常比一般九九藏书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这是反对天主教会的说法：相比于省份和国家，天主教徒更忠于梵蒂冈教皇。不管真假，它显然已经引起了几个世纪的关注）。

我们正处在“岔路口”，岔路口本质上是不归路，在此处，事物只会被大力拉向一边或另一边，这两边分别是：

这场争论仍在进行中，现在还很难判断“伟大的加密镇压运动”是否会成功。当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想：压制这些技术已经太晚了，数以百万计的用户不会轻易让他们的通信变成“明信片”，他们担心政府腐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以及经济间谍活动会破坏“老大哥”在控制“公民单位”的通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信息市场匹配潜在的买家和卖家信息。一个实验性的“信息市场”是BlackNet，这是我在1993年设计的一个系统，作为一个实践的例子以及一次游击练习。它允许双向完全匿名交流各种信息。其基本思想是使用“信息池”——一个信息公开可读的地方。通过利用重邮器链路，信息可以不被跟踪、匿名地存放在信息池中，然后被其他人匿名阅读（因为信息池以Usenet的方式广泛广播）。通过将公钥用于以后的通信，我们可以在信息池内建立双向不可读的（对其他人）通信。这样的信息市场也充当了分布式数据避风港。

这对税收政策的影响尤其有趣。与国际咨询公司的情况一样，收入往往不那么明显。侵权收入和资产已经要求对银行账户进行侵权调查，限制资金转移，以及丧失金融交易中的匿名性和隐私性。一个替代方案是征收实际、实体资产，例如不动产（假设税收仍然存在，很可能如此），或设置营业税和增值税（VAT）。当然也可以大幅缩减政府的规模，并让人们自己安排需要购买的服务，除了只有更大的集团可以购买的几种服务以外。大卫·弗里德曼曾在《自由的机制》（The Machinery of Freedom）中讨论过这类问题。

整个问题与年龄和对内容的道德限制产生了共鸣。网络使得各个年龄段的用户都可以轻松地访问他们想要的任何内容。这导致了限制“少儿不宜”内容的呼声，《美国通信规范法案》也由此诞生。

数字托管服务将以类似的方式运作，信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托管服务可以通过大量小额交易进行测试。由于数字货币无法追踪，大量小额互动可以用来测试任何银行或第三方托管服务的可信度。网络空间中的品牌名称、形象和产品评级将会和现实世界中的同样重要，或许会更重要。

匹配器官的买家和卖家是这种市场的另一个例子，尽管它明确涉及现实世界中的某些转移（因此它不能像纯粹的网络空间交易那样不可追踪）。这种转移有巨大的需求，但各种法律严格控制这样的市场，从而迫使它们进入第三世界国家。幸运的是，强加密技术使得市场需求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得到了满足（被这些市场排斥的人当然无法自由光顾它们）。

· 监控状态。限制加密、消费、持有各种物品（除了传统的枪支和毒品之类的东西），限制信息的传播，当然还会限制很多其他的事情；

这些虚拟社区对外界而言通常是“不透明的”。试图进入这些社区内部的尝试很少成功。执法和情报机构可能会渗透进这些组织，并使用电子监控来监控这些虚拟社区。这些社区是加密技术的早期采用者，从加密手机到成熟的PGP加密，这一点不足为奇。强加密技术已经被各种革命和反政府运动所利用，包括缅甸和墨西哥的反政府武装。强加密的用途日益增加，它使得一个理想的“革命细胞”系统得以形成。

任何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似乎都不可能被普遍采用。因此，政府面临着两种前景，要么限制与“流氓司法管辖区”的网站沟通，要么接受规避法律的事实。不幸的是，美国一直显示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迹象，尽管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失败，它依然想推动达成一项关于加密和网络访问政策的国际协议。值得怀疑的是，最高法院是否会支持一切以这种方式限制言论的企图。

这些虚拟社区的一个“政治错误”用途是用“种族比特”来禁止某些种族的成员加入。这甚至可以在不违反假名保护的情况下完成，方法是使用“没有身份认证的证书”。例如，雅利安人的网络国家可能会要求出示身份凭证，证明其为高加索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等同的例子——网络上的“女性专属论坛”——却被许多人认为政治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女人可以通过展示适当的性别比特证明进入女性专属论坛（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可以通过让其他女性为候选人“担保”，数字签署候选人提交的声明来完成）。一个更稳定的系统，即错误使用或虚假转让的机会更少的系统，会实施乔姆的“无身份凭证”方案。但关键是要展示虚拟社区如何建立其访问规则和执行机制。

如上所述，虚拟社区有自己的规则，社区的内部运作很少涉及外部世界。在一些重要的例子中，虚拟社区是明确超出法律范围的，正如黑手党、三合会以及其他“非法”组织或“黑社会”组织——这些名字都暗示了与传统法律体系相对的地位。对于那些认为这些群体本质上是犯罪、胁迫、劫持卡车、勒索保护费的人，请思考思考黑手党提供的市场服务，因为政府已经认定某些服务是不合法的：赌博、卖淫、高风险贷款，以及“消遣性”药物。因为赌徒不能使用法院系统收集坏账，他不得不使用“私人司法”制度，如断腿。其他虚拟社区同样拥有完善的私法体系，杀害告密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请注意，我不是在纵容杀害告密者和骗子的行为，我只是在这个讨论的背景下想到了这些例子）。

数字货币是激动人心的前沿之一，也是大受欢迎的领域之一。但它也是最难实现的一项。金钱本质上涉及价值的储存、转移，体制和各种环环相扣的规章制度，因此切实地实现数字货币并非易事。事实上，数字货币的历史主要是在未来。当前的许多问题应该会在21世纪初期得到解决。

匿名重邮器也称数字混合器，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加密技术所固有的发展潜力。大卫·乔姆最初在1981年所写的论文《不可追踪的电子邮件》中提出了大部分重要的想法，而在此之前，电子邮件像今天一样，得到了广泛使用。他后来在一篇名为《DC网络》的论文中完善了这些思想，这有点超出本文的范围，却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毫无疑问，这样的虚拟社区比国家要多得多，连接它们的纽带多半比沙文民族主义冲动要牢固得多。每个社区都有各自的规则、准入政策、启动仪式、谴责政策，等等。政府几乎没有权力渗透这样的私人团体，当强加密为连接提供了新的拓扑结构时，渗透就变得越发不可能了。这些社区本质上是自愿的：因为强制入会或者强制互动很困难，虽然有这种强制的明显例子。规则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实施很重要。虚拟社区可能受到那些反对其政策或鸡蛋里挑骨头的人的攻击。因为密码朋克名单已经遭到了各类攻击，如垃圾邮件、认购其他大容量列表、创建邮件循环、发布冗长的无关话题，等等。可以预料，强化技术的发展会更好地保护这样的虚拟社区。目前，最好的保护措施是终止文件和傻瓜过滤器。密码朋克名单中的一些人选择与他人签约来为他们过滤信息。例如，通过创建“最佳”编辑来过滤。这就是正在运转的自由市场。

然而，一些犯罪分子会不可避免地使用强加密，甚至可能涉及一些特别令人发指的罪行。这肯定会被用作限制加密的一个理由。一些人打趣地说：“国家安全是宪法的根密码。”

关于命名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提供真名实姓的论战可能会持续数十年。

密码学不仅仅是建立《真名实姓》中所描述的那种虚拟现实。普通网络的安全性依赖于密码学。然而，强加密的部署却受到限制使用加密的各种法律法规的束缚，其中包括以多种方式影响国内加密产品的出口法律，特别是因为这些法律规定，如果一个“外国人”被发现“接触过”出口控制的产品，就该负责任，不管他是在美国的商店里购买的，还是在美国某所大学的实验室里看到的！美国甚至限制病毒防护软件和普通安全软件的出口及在公共网站上的安装，这强烈暗示出他们想要拥有摧毁外国网站的能力，并且不希望美国人保护外国网站。美国是否在谋划信息战？

“数字假名”这一持久的网络角色的产物，它无法被别人伪造，也无法链接到它们所有者的“真名”，它目前主要用于确保言论自由，允许有争议的意见传播，提供不被地方政府封锁的经济交易。由密码朋克团体和其他人部署的这项技术意味着他们的身份、民族，甚至他们所在的大陆都是无法追踪的——除非他们的所有者选择透露这些信息。这改变了这个世界传统的“拓扑关系”，使没有外部政府监管、税收或干预的多样化交流成为可能。

另一种重邮方法是芬兰人加尔夫·黑尔辛吉乌斯随后提出的，他运营了一个匿名服务，保存着假名和实际电子邮件地址之间映射的数据库。该系统非常易用，并可以给发信人简单的回复。然而，数据库是民事诉讼侦查人员（和刑事侦查人员）成熟的调查对象，加尔夫在1996年就终止了他的系统。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内，密码朋克重邮器分散运行，强烈对抗着调查要求，以此为匿名重邮网络提供更坚实和可扩展的基础。

首先，这些系统并非完全“匿名”。使用数字签名和持久的数字假名（或“真实的假名”）的能力，意味着行为可以归于假名。一些假名会树立起良好的交易信誉，而另一些会树立起不良信誉。

虽然许多人可能会对这里讨论的想法感到畏惧，但很明显，其他人正在拥抱这个世界。这足以让事情变得有趣。

换言之，信誉很重要。网络空间里的信誉甚至比现实世界里的更重要。在现实世界中，有些人会表现出厌烦倾向，宣布破产以逃避偿还债务的义务，然后寻求美国法律制度的保护，而在法律制度当中，诚信有时似乎成了傻瓜才具备的品质。在加密无政府主义下，一个假名的信誉是他所拥有的一切，诚信再次成为一种宝贵的品质。

看来，用户社区将不得不忽略他们的需求，并确保自己的安全。约翰·吉尔摩尔的“天鹅计划”旨在对网络上机器之间的联系进行常规加密。

密码朋克小组也是“虚拟社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小组成员散落在世界各地，在数分钟内进行电子通信，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对当地法律视若无睹。密码朋克小组确实是一个社区，只不过是虚拟的，有自己的规则和行为规范。一些成员使用假名，并使用匿名重邮器与名单上的人通信，使用PGP进行数字签名。这些数字假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们的真名实姓，他们“真实的假名”。在密码朋克名单中，一些备受尊敬的假名已经出现，并且跟真名不分伯仲。通过数字认证的信誉，以及个人积累的或受他人意见影响的信誉资本是一个涉及经济学、博弈论、心理学以及期望值的课题。信誉在网络空间的匿名和假名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当信誉被考虑在内时，很多关于假名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消失不见了。

各国法律的国际执法问题和跨越国界的法律规范问题一直存在；任何人的家庭或业务隐私都会链接到世界各地的网站，于是这些问题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首届“国际金融加密会议”于1997年在加勒比避税天堂安圭拉举行。

《真名实姓》中成熟、浸入式的虚拟现实可能仍然遥遥无期，但加密技术、数字签名、重邮器、信息库以及数据避风港，使得《真名实姓》的许多最重要方面得以在今天的网络上实现。可以说，滑溜先生已经出现了，正如弗诺所预测的那样，联邦政府已经在试图追捕他了。1988年，这些想法促使我在网络上编写和发表了《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The Crypto Anarchist Manifesto），这里引用其中一段话：

让人担忧的是某些类型犯罪匿名性和不可追踪性的影响。令人厌恶的市场可能会出现。例如，匿名系统和不可追踪的数字现金对于谋划合同杀人、敲诈勒索、绑架有明显的影响。谋划此类服务的最大风险是，实体会议将此类服务的买方或卖方暴露在执法机关的监视之下，或者送入他们设置的圈套之中。在酒吧打听一下，如果有人知道有能做“谨慎的事情”的人，这便是邀请联邦调查局介入（我当然不反对联邦调查局或执法者的参与）。加密无政府主义降低甚至消除了这种风险，因为它允许建立不可追踪的通信及支付。请回想下前文BlackNet的例子，那里出现了双向匿名接触。但实际上，杀手所承担的风险并未减少，因为他们的实际行为并非不可追踪，但是买家不必担心这种风险（我猜测，在建立联系和支付步骤中存在更九_九_藏_书_网大的风险）。不妨想一下那些持有数字货币直到契约完成的匿名托管服务。

数据避风港和信息市场已经开始涌现，使用这些方法可以使信息检索匿名且不可追踪。使用重邮器，当然还有加密，信息可以发布在如Usenet这样的公共论坛上，全世界所有人都可以访问阅读，有点像网络空间的“民主墙”，有争议的信息可以张贴在这里。这些“信息库”是网络空间数据避风港实施的主要途径。提供的内容可能是便于人们阅读的明文，并附带了回复指南（以及使用的公钥）。完全不可追踪的市场因此得以发展。

企业是虚拟社区的典型例子，它拥有分散的站点、私有的通信渠道（外部世界包括政府当局一般无法进入），拥有自己的安保力量和惩罚系统（限度之内），拥有自己的目标和方法。事实上，许多“赛博朋克”（不是密码朋克）小说作者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假设未来世界会被跨国的巨头企业“国家”统治。企业只是可以有效地与国家相提并论的虚拟社区的诸多例子之一。

1992年，密码学和计算机社区中提出了一些新想法，并将其中一些抽象概念具体化了。我和埃里克·休斯一起聚集了一些优秀的人，这些人是我们从黑客年会和湾区计算机社区上认识的，我们一起讨论这些想法的意义，研究将关于密码学的学术工作转化为实际程序。最初的会议发展成规模更大的月度会议，还让我们获得了一份活跃的邮件名单。朱迪·密尔顿打趣地提出了“密码朋克”。这个名称和密码朋克邮件名单活跃至今。在这份名单上，网景浏览器以及其他网络程序最严重的几个安全漏洞被揭示出来，密码朋克名单在持续进行的加密术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Clipper芯片、密钥托管、出口法规、私人使用强加密、数字货币的含义以及其他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我们也很幸运，就在我们刚刚起步的时候，菲尔·齐默尔曼的优良保密协议（PGP）出现并投入使用。PGP是领先的人性化加密程序，几乎在所有平台上都可用，它被用作我们和其他人开发的许多加密工具的构件。

加密不仅仅是一成不变地发送秘密信息。强大且牢不可破的公钥加密和虚拟网络社区的结合会使经济和社会体系的性质发生深刻的变化。加密无政府主义是无政府资本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实现，它超越了国界，使个人自由地实现了他们希望的经济安排。现代公钥加密体制的基本概念是上锁和开锁的钥匙，例如一个盒子，给盒子上锁的钥匙与开锁的钥匙是不同的。盒子的主人可以在上锁后公开给盒子上锁的钥匙，并秘密保存开锁的钥匙。任何人都可以用鲍伯的“公钥”把一条信息锁在他的盒子里，但是除了鲍伯没有人能打开那个盒子，调用全世界所有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也无济于事。从这个基本点演变出了各种变化和扩展。另一个比喻是信封：任何人都可以把东西放在鲍伯的信封里密封，但只有鲍伯才能打开信封。（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重邮器的链路，一个信封套一个信封，有多少个阶段就用多少个信封。）

员工出售的信息甚至可能以异想天开的形式出现，如迪士尼乐园“飞溅山”（现在有些人称之为“闪电山”）上的摄像机抓拍的半裸女性照片。同行的人将数码图像进行拷贝，并匿名将其上传至各个网站。这样的偷盗和曝光也一直涉及名人的医疗记录。美国车辆管理局官网（DMV）记录也被政府雇员窃取并出售给信息经纪人、私人侦探，甚至好奇的粉丝。著名的隐居作家托马斯·品钦的DMV记录出现在了网络上。据传闻，信息经纪人打算不惜高价买一张包含美国政府“密钥托管”数据库的光盘。

一场重大的战斗已经在政府力量和加密无政府力量之间展开。既然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我们不妨好好利用它。

税收政策会怎样？普通纳税人会如何应对数字货币交易逃避税收的流言蜚语？如何应对一些精通密码学的精明企业家通过把交易转移到政府无法监控的地方来逃税、避税的流言蜚语？这种做法可能会遭到强烈反对，但使用这种方法的人可能也会增加（这重复了一种与离岸投资有关的模式：曾经，这种方法完全是超级富豪的领域；现在，即使是中产阶级为了避免“巨额诉讼”及税金，也可以使用离岸投资作为房地产规划的一部分）。

加密无政府主义有一些混乱的方面，这一点毋庸置疑。所有的技术和经济革命都产生了混乱和重新洗牌。加密无政府主义也不例外。有相对不重要的事情，如操纵价格和内幕交易；也有更严重的事情，如经济间谍活动、破坏企业知识产权；还有非常黑暗的事情，如匿名雇凶杀人。但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世纪里，几个国家杀害的人加起来都超过一亿了：希特勒、波尔布特，这只是列举了最极端的两个例子而已。很难想象，哪种数字契约的杀戮会接近民族国家的野蛮行径（但这是我们无法准确谈论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在是否接受加密无政府主义方面都选择有限，所以我选择关注光明的一面）。

可能的数字避风港市场的例子是信用数据库、医生和律师数据库，以及其他受到严格监管（甚至是不允许）的数据库：爆炸物信息、毒品培育与加工、自杀方法，以及其他违禁品信息。数字避风港也可以携带受版权保护的资料、未付给持有人的款项，以及各种国家和商业机密。

在以前的时代，这些问题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和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来伤害别人，而现在有了互联网，这一切都成了可能。然而，今天……在你读过蒂姆·梅的文章之后，你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高枕无忧了。这篇文章作于1996年。

例如，美国的《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限制了信用记录保留的时间（7～8年），并对收集或报告的数据做出各种限制。如果爱丽丝“记得”向她申请了贷款的鲍伯十年前宣布破产，还清了各种债务该如何？应该禁止她将这一情况考虑在内吗？如果她访问一个不受FCRA限制的数据库，或许是通过网络访问的数据避风港的数据库会如何？爱丽丝可以把她的记忆“卖”给他人吗？（显然不可以，除非她同意FCRA的各个条款。她在第一修正案中的权利也就这么多了。）这是我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发展的一种数据避风港应用程序。它可以在一个忽略诸如FCRA之类事项的司法管辖区——如加勒比岛国，或者网络空间——使用不同的加密协议、Web代理和重邮器以便访问。

揭发告密是匿名重邮器的另一个日益增加的应用，多是那些害怕用重邮器公开发布罪证信息而遭到报复的人。Usenet新闻组“alt.whistleblowing”和“alt.anonymous.messages”是匿名重邮信息嘘声四起的地方。当然，告密、报复和侦查之间有一条微妙的界限。消息灵通人士的“泄露”也同样如此。“数字深喉”将成倍增加，在华盛顿、巴黎，或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安全并匿名地通过数字形式将材料泄露给媒体。威廉·吉布森在他的小说《零伯爵》（Count Zero, 1987）中预见了类似的情况，文中的高新技术企业员工同意在偏远的实验室里工作，与网络和其他泄露途径隔离。我们可能会看到，那些有安全许可的人被明令禁止使用网络，除了通过运行着监控程序的防火墙机器接入网络。

那又如何？毕竟，罪犯和阴谋家也会锁门、挂窗帘，当众说话时也会压低嗓门儿，租酒店房间密谋犯罪，使用各种方法以更好地确保隐私和保密。然而，宪法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能坚决要求不许挂窗帘、谈话要录音、钥匙要“托管”。在逮捕和审判之前，我们无法知道谁是罪犯、谁是遵纪守法的公民。这就是为什么谈论放弃保护隐私来“抓捕罪犯”愚蠢至极。

政府害怕他们的公民掌握强大且无法破译的加密。各国政府认为，这些技术削弱了它们的权力，并采取了各种措施限制强加密的使用。美国进行了几次广为人知的努力，包括Clipper芯片、数字电话窃听法规、“自愿”密钥托管的建议。卡尔·埃里森将这些计划称为“GAK”，即“政府获取密钥”。这些自愿项目不太可能维持下去。

为了了解匿名重邮器的工作原理，不妨想象一个正试图躲避跟踪的人——我们叫她爱丽丝，而跟踪者名叫鲍伯。无论爱丽丝走到哪里，鲍伯都尾随其后。爱丽丝走进一家商店，鲍伯在外面等着，看到她离开，就继续尾随。然而，假设她同许多人一起走进一家大百货商场，一段时间后又同许多人一起出现，他们身着不同的衣服，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被认出来的。鲍伯不知道哪个离开商店的人是爱丽丝，所以他要么放弃跟踪，要么尾随所有离开商店的人。她多次重复这个过程，跟他人的“混合”程度一次次加深。即便只有少数几次混合，鲍伯需要跟踪的路径数目也会变得非常庞大。就这样，爱丽丝利用百货商店的混合摆脱了跟踪。

我的一些朋友成立了一家公司，为网络开发“信息市场”，尽管这发生在万维网出现和公众广泛使用互联网之前的六年间。我很清楚匿名互动、信誉系统、数字假名、数字签名、数据避风港以及公钥加密，所有这些理念对网络空间中的市场都很重要。身居荷兰的美国密码学家大卫·乔姆提出了大部分关于数字货币和不可追踪的电子邮件的早期设想，他的研究似乎具有特殊的意义。乔姆关于不可追踪的数字货币的成果在1985年的《美国计算机协会通信》的封面故事中做了报道（1985年11月），这让人们意识到：带有匿名性、不可追踪性以及附属的无政府资本特征的数字经济可以构建，如托管代理人持有资金完成服务、信誉评级服务和工具，以及各种结构下的“持久性”。换言之，这是文奇《真名实姓》，甚至是安·兰德《阿特拉斯耸耸肩》中“高尔特峡谷”的密码学版本。

强加密会带来“坏事”吗？当然会。我举了几个例子，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例子是危险的，或者至少是不利于某些人的。当然，一切技术都有光明与黑暗两面……例如，每年在交通事故中丧生的四万美国人无疑是另一种有用技术的黑暗面。

这种基本的无政府状态比许多人认为的要普遍得多。无政府状态是没有统治者告诉人们该怎么做的状态，它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很常见：选择要读的书籍、要看的电影、要交的朋友，等等。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毕竟，人们只能阅读写完并出版的书——但它的确意味着一种不受外部强迫的自由。无政府主义并不意味着没有地方等级制度或者没有规则。当地政府机关直接控制之外的组织可能仍然有领导人、统治者、俱乐部主席、民选机构。尽管许多组织并非如此。

毋庸置疑，真正的数字现金——完全不可追踪——会为犯罪活动提供一些新的渠道。隐私有它的价值。关上门之后，人们密谋并实施犯罪的能力便暴露出来了，但是我们无法要求在家里、公寓里、旅馆房间里使用秘密摄像头。匿名系统的一些缺点以及各国政府关于限制甚至完全禁止强加密的一些提案将在后文讨论。

印刷机是一种摧毁了中世纪行会的技术，因为曾经受保护的行会知识可以被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最终，国王和王后不再把因没有皇家许可证制造皮革而获罪的人投入监狱，行会崩溃了，毫无疑问，哀叹“无政府状态”的浪潮席卷了全世界。

“数字邮资”既激励了重邮器运营者去经营营利性网站（从而增加这些网站的数量、增强其稳定性），又为一般电子邮件提供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对于电子邮件而言，目前大多数用户没有任何发送成本，这导致网络上产生了大量“垃圾邮件”。（这与本文的主题一致，我们需要的不是全球监管，而是电子邮件的市场化定价机制。）一些关于数字邮资的工作已经完成，但真正的藏书网进步需要等待数字现金系统的普及。

在这种“自由”社区中，“回避”这一历史悠久的执行机制重获新生。这些社区中没有人必须阅读他们不喜欢的信息，只需通过拒读名单或傻瓜过滤器把它们过滤掉即可。

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互动更多地依赖于这些信誉效应，而不是政府的实际执法。例如，一家“信誉良好”的邮购公司将产品运送出去，因为这是一项比坑害几个客户更重要的长期业务。几乎任何一家银行都能轻而易举地伪造简单的提款签名，并声称客户已经取回了他的钱。银行不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对自己业务的理解，而非技术或法律上的限制。

坦白地讲，加密无政府主义基本上破坏了民主：它将行为和交易从暴民的范畴中移除。一旦加密与生活和商业深深地融合在一起，再想制止它就太晚了。

人们希望偶尔进行不被追踪或识别的交谈，其中原因不胜枚举。如果电子邮件程序可以识别电子邮件的源头，数字假名显然毫无用处。人们希望匿名的原因很多：保护隐私，害怕雇主或其他团体的报复，避免自己的活动和兴趣概况被发现，在有争议的新闻组或支持小组（如“alt恢复组”或强奸乱伦恢复组）发帖、告密以及发表有争议的想法，等等。作家们长期使用笔名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最高法院于1956年裁定，作家不必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的真名实姓。）

另一位科幻作家布鲁斯·斯特林在他1988年出版的小说《网络岛》中普及了“数据避风港”的概念。他关注的是物质的数据避风港，但网络空间的数据避风港更有趣，而且可能更重要。它们分布在许多法律管辖区，甚至可能无法追溯到任何特定的司法管辖区，这是至关重要的。数据避风港是一个有形的或虚拟的地方，人们可以在这里存储或访问信息。通常暗指数据在某些司法管辖区是非法的，但在避风港则并非如此。

当然，稳定性不是来自像吉布森这样的网络空间先驱所提及的摇摆的“交感幻觉”（尽管他的“冰”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在虚拟世界中，心理和精神状态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网络上的情况已经如此明显，但真正的稳定和结构来自更基本的协议。

所谓的数字货币，不是指当前已经存在的各类电子转账、自动柜员机交易、电汇等，也不是指某些人宣称为“数字货币”，甚至“不可追踪的数字现金”（出现在一些涉及缺陷协议的臭名昭著的例子中）的各种“智能卡”系统。相反，我们关注的是在强烈意义上不可追踪的工具。重申一下，乔姆是这个领域的先驱，他的数字现金（DigiCash）公司当时正是数字货币的典范。它与几家大银行合作，合资发行数字现金。从美元、美分、马克是货币这样的意义上来讲，数字货币大概不会是“数字的货币”，相反，它更像各种金融工具，以各种货币计价，如支票、无记名债券、信用证、本票、印章，甚至借据。

我们经常向新成员推荐几本书：《真名实姓》领衔，接下来是约翰·布伦纳的《震荡波骑士》、奥森·斯科特·卡德的《安德的游戏》、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哈基姆·贝的《TAZ》，当然，还有各种密码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参考书目，特别是布鲁斯·施奈尔的《应用密码学》。事实上，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使用加密协议模拟了“真名实姓”中的一些概念。大部分关于假名、数字角色和匿名性的问题都是使用“密码朋克重邮器”以及相关技术直接进行探索的。

当然，不使用无法追踪的数字现金也有很多理由。公司通常需要显示销售总额中开支的扣除记录。最简单的例子涉及匿名支付员工薪资：即使不会被抓，也很少有公司对这种做法感兴趣，因为他们无法从毛收入中扣除人事开支（人们可以想象一下，若雇主会对这样的安排感兴趣，那么私下付款就会成为某类公司的惯例）。

在这本书中，加密就像环绕在加密条目周围的一个牢不可破的“力场”，就像弗诺·文奇《为和平而战》（The Peace War）中描述的“球形力场”一样。运行计算机所需要的能量比宇宙中所有恒星制造的能量总和还要多，更不用说这些计算机的数量和所涉及的时间！这是对于一个足够大的密钥，有着几千位的RSA模数（分解大数的因子尚未在数学上证明很有“难度”。一些快速的因子分解的突破可能会被发现，但几乎所有数学家都认为这是极不可能的。有人猜测，国家安全局知道如何快速分解大数因子，并以此来破解RSA，但这似乎同样不可能）。

一个显而易见的用途是可以远程读取的自动收费公路许可证，要么允许持有人上路，要么使用数字现金进行远程支付。将一个人在收费公路上的行程编译成记录的危险几乎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新加坡采用了这种公民单位跟踪系统！

不可追踪的数字现金的批评者通常认为，发行人会食言或潜逃，拒绝履行文书，忽略数字现金的性质。由于数字现金不可追踪，发行人永远无法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评级服务“测试”了。（或者更可怕的情况是，客户是黑手党成员！）可靠性测试和信誉评级是非常重要的。

首个密码朋克重邮器程序最初是由埃里克·休斯和哈尔·芬尼用Perl和C语言编写的。他们允许电子邮件发送到重邮器，把源头剥离，然后重邮到被他们选中的目的地，包括其他重邮器。重邮器最早部署于1992年，到了1996年已经有几十个了。它们被用来匿名发布（“解放”）以前没有发布过的密码文件，公布山达基教的秘密，揭露一些军事和安全机密，当然也毫不奇怪地用于谩骂、侮辱和匿名攻击。在理想情况下，因为没有发件人与邮件之间的映射，所以，在披露这些发件人的身份方面，法院命令和诉讼也起不到任何作用。此外，基于硬件的数字混杂，即仅存于模块内部、外人不可读的带有公钥的密封模块，意味着没有人参与该过程，连系统管理员也没有。这种混杂的长链路在高速网络上运行快速，使跟踪消息的任务更加棘手。数字混杂的一种被称为信号混合器（MixMaster）的商业实现是可利用的。用户可以在他们的互联网盒子上安装这样的“即时混杂”，变成重邮器。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说明使用PGP的简单强加密应用程序起到的作用。Perl和C代码是简短而又简单的，整个链路的安全性完全取决于加密信息的不可破解性、跳数，以及不同重邮器之间相互勾结的不可能性（如果所有的重邮器都聚在一起交流，该系统当然会被破解。但随着重邮器数量的增加，这种策略变得越来越无效。同时，你可以通过给自己重邮信息来击败大多数勾结或窃听的企图）。

第三方托管服务（传统意义上的托管，不是美国政府用于密钥托管的新说法）如何实现生存和繁荣？可以通过给发放资金的业务设置条件，条件满足时发放，否则就不发放，还可以禁止携带资金弃保潜逃。在现实世界中，第三方托管服务做得很好，因为他们良好信誉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未来收入，超过了他们可以通过“伤害”任何特定客户所得到的收益。有时这涉及建立联系——一种二级托管。

人们常说，“数字货币”不会得到广泛认可，更不用说得到政府支持了。如果数字货币被看作一种转账机制，而不是作为货币或铸币（金、银等）的竞争对手，那么政府的支持就不是重要问题，或许甚至都不是问题，因为银行在没有政府明确制裁的情况下做得相当不错。在国际领域，政府的角色已经无足轻重：银行已经制定了相互交易的机制，用于处理信誉不佳的实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际贸易表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

政府显然害怕公民掌握强大的加密术。世界各国政府都试图应对这种威胁的影响，方法是限制公民使用的密钥大小、限制可能使用的算法类型、要求公民“托管”（寄存）他们的密钥给政府或登记在册的政府代理人、禁止强加密，等等。正如菲尔·齐默尔曼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场战斗：人的想法和信息到底是放在密封的信封里，还是必须写在“明信片”上供政府阅读？美国政府多次提出的一个提案是，信息可以封在信封中，但前提是政府得有一个可以打开信封的特殊密钥。这就像允许市民挂窗帘，但前提是当地警方能触发特殊的透明模式。这些问题非常类似。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加密术使某些类型的犯罪和革命活动更加可行，但是锁门、挂窗帘、低声交谈也是如此。然而，我们并不会把锁门、挂窗帘、低声交谈视为非法行为。齐默尔曼指出：“我应该能够在你的耳边低语，即使你远在千里之外。”他指的就是电子邮件或语音加密技术（公钥密码足够快，当巧妙结合常规密码时，可以使实时音频和视频流加密）。这涉及深刻的宪法问题，至少在美国如此。各种权利法案中所列举的权利似乎使美国政府无法指定讲话的形式，无法坚持将钥匙交给警方托管，等等。许多观察家预计，基于宪法的密码学限制面临强烈挑战。事实上，法院系统中也有少数案例，挑战着美国加密政策的各种规定（特别是《军需法案》中的出口条款和相关限制）。

作为政府（或非政府）的一种形式，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和道德影响本身就需要一篇很长的文章来论述。可以这么说，许多人认为，把权力交还给人们，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是一件好事。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加密无政府主义的趋势似乎都无法阻挡。

现实中仍然有可能存在欺诈、交易不满，以及交易完成不当。加密术显然无法彻底消除此类纠纷。但是，诸如信誉评级服务、数字签名等各种措施应该可以有效地控制这些问题。贸易已经进行了几千年，政府并没有发挥核心作用。事实上，国际贸易经常被当作无政府状态的鲜活例子，很显然，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易适用。这种交易运作得如此之好，证明了：行动有结果；回头生意很重要；即使在相对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也举足轻重。想要了解这种贸易无政府状态的出色研究，请参见布鲁斯·本森的《法律事业》（The Enterprise of Law）。

每个主要恐怖分子或犯罪“事件”——俄克拉何马城、环球航空公司800号航班空难、网络上的恋童癖，等等——让我们径直跳向集权监控主义状态。然而，每一个新的匿名重邮器、每一个新的网站、每一个新的T1链路，等等，都让我们朝着加密无政府主义的方向前进。哪边会赢现在还不清楚，但我的直觉是，我们几年前就走上了不归路，现在已经不可逆转地走上了加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

数字现金和数字银行很可能成为立法行动的目标，以限制加密无政府主义和数字经济的部署。无论是通过银行监管还是税法，数字货币都不太可能轻易地发行。但是正如关于敲诈勒索的讨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无法追踪的数字货币的发行者无处不在，那么加密无政府主义会产生许多有趣的结果。

强加密的广泛使用意味着“流氓加密”（恐怖分子、加密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战士）迷失在其他大量的用途中。关闭所有的加密意味着关闭加密的商业用途以实现保密，并可能意味着数字贸易的结束，这个代价无疑太大。尽可能长时间推迟加密行动的另一个原因是：让商业中的加密通信变得越来越普遍，以至于一旦终止，金融灾难便接踵而至。

限制使用强加密的提议与“毒品战争”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公钥加密九-九-藏-书-网的发明者之一惠特·迪菲曾指出，毒品战争有效地迫使公司成了缉毒战士。如果在公司内发现毒品，公司的资产（卡车、船只、仓库）将被没收，并丧失政府的业务，公司随机搜索员工储物柜，进行尿液采样，把“拒绝毒品”的海报张贴在自助餐厅和工作区域。因此，依赖于“加密战争”的制度会迫使企业采用“密钥恢复”系统（毕竟，企业可能相互勾结，或操纵价格，或密谋违反限制他们的各种法律……因此政府希望使用这样的秘密通信）。对公司的这种压力将会对普通市民产生影响。现在在某些司法辖区有一项需求，所有公职候选人要接受药物测试。如果这些政策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那么人们就会期望毒品测试应用到其他国家授权的事项上，如驾驶执照和工作许可证。显然，这个国家已经远远超出宪法制定者所能想象的任何概念。

强权政府经常谈论“密钥恢复需要合法化”，正如一个人想将备用钥匙存放在他的律师那里或保险箱里，或公司想将关键信息加密，并且加密之后信息不会因为加密者丢失密钥、忘记密码、死亡或者离职等情况而丢失。政府声称这是对“密钥恢复”倡议的支持，其程序迫使用户允许使用密钥。但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而且存在重大缺陷。

从政治上来讲，地方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虚拟社区可能会出现执法和征税的问题。避免强制交易可能意味着避税，逃避规定谁可以出售、谁不能出售的法律，等等。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有些人使用加密技术规避旨在约束行为的法律而感到不满。

除了自己的规则和访问程序以外，虚拟社区通常还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革命或所谓的恐怖组织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牢不可破的加密通信意味着，拥有自己道德标准的群体协作活动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虚拟社区——上文已经提及——是由个人或团体构成的网络组织，而组成社区的个人和团体在地理上并不一定是紧密联系的。“虚拟”一词意味着这种联系是无形的，但并不意味着相较于传统实体社区而言，它们不像社区。

然而，作为一个概念，无政府状态已经被其他协会所污染了。这里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大众观念中的无政府状态——目无法纪、无序、混乱，也不是19世纪的“黑色集团”无政府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后者通常与俄罗斯和劳工运动有关，更不是蒲鲁东和戈尔茨坦等左翼作家笔下的黑旗无政府工团主义。相反，这里所说的无政府状态是“没有政府参与”的无政府状态（从字面上来看，“arch”即没有首领或领导）。它与“无政府资本主义”一样，是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促进自愿的经济运作。“加密无政府主义”是密码学上的双关语，含义为“隐藏”，将“加密”与政治学观点相结合使用，（正如戈尔·维达尔对威廉·P.巴克利的著名指控：“你是加密法西斯！”）正是因为加密术使得这种形式的无政府状态成为可能。这点首次出现在我于1988年写的《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中，此文是我对另一个著名宣言异想天开的模仿。

随意在世界各地移动数据及与远程站点通信的能力，意味着所谓的“监管套利”可用于规避任何国家的法律限制。例如，当信息从荷兰的一个网站重邮到美国时，应该适用哪国的法律？（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法律适用于荷兰的网站，那么伊拉克的法律在美国适用吗？）

想象一下，当你进入酒吧、夜总会或电影院的时候，你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证明你是否到了合法年龄。目前，这些“凭据”大概只是被草草扫一眼。随着计算机扫描仪、条形码和网络的出现，这些凭据极有可能被扫描、读取并输入各种数据库中。也许是出于客户分析，也许是听从审计，也许是其他原因。但其影响是，一个人的行动、习惯和喜好现在都在数据库中，甚至可能被提供给了当地警察（就像许多国家的风俗习惯）。即使收集到的数据没有明确归入档案或呈交政府的计划，但仍然留下了踪迹，这会带来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当网络和计算机变得更快的时候。

重邮器的这种用途只是使用密码学来改变体系和交互的一个具体例子。

安全性和密码学提供了本体论来支持网络空间世界，支持允许在这些空间和结构中“殖民”的持久结构。更确切地讲，一大片网络空间的“所有者”——例如，在其拥有的机器和网络中维持着一个虚拟世界的人——建立结构、持久存在、准入政策和其他规则。“我的房子，我做主。”那些不认同规则的人将被请走；那些不认同规则但希望政府改变规则的人将面临一场艰难的战斗。用户可以随时在更有利的司法管辖区重新使用他们的机器，或者选择在匿名的掩护下进行操作。网络空间的所有者会使用加密和安全措施来防止他人篡改。

收费归档服务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以确保URL（统一资源定位器）可以持续很多年。罗斯·安德森的“永恒服务”提供了一种散播出版物的方法，以挫败后来撤回所有副本的尝试。这在应对审查方面有明显的价值，但当其他类型的出版物出现时也会产生影响（例如，盗版工作不会从系统中被抽走，这样一来，便会永远放纵下去）。

强加密提供了一种技术手段，确保人们可以自由地阅读并写下自己所期望的东西（尽管或许不像《真名实姓》中的那样，国家的民主可能仍然试图通过多数人的投票来控制行为，决定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可以读什么、不可以读什么，等等）。当然，如果言论是自由的，那么许多类型的经济互动本质上都与言论自由有关。

如果强加密和这里讨论的相关概念制造了一种“加密奇点”，那么我相信这个奇点的另一边会像弗诺·文奇讨论的人工智能和纳米技术一样透明。

大多数网络和网络用户已经很少注意他们所在地区或国家的公认的法律，他们显然将自己视为各种虚拟社区，而不是当地管辖机构的成员。这一趋势正在加速。加密可以很容易甚至安全地忽略大部分规定在网络空间中可以做什么的地方法律。最重要的是，信息可以匿名购买和出售，然后在现实世界中使用。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能力不会成为至少部分转移到网络空间的主要原因。万维网正在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结合密码保护的通信和某种形式的数字现金将加速人们期待已久的网络空间的殖民化。

网络空间中会应用何种形式的法律结构尚不清楚。但是，传统法律结构的作用很可能会减弱，除非世界各国政府都能成功地消灭强加密技术。随着网络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正式法律体系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小，因为匿名或假名互动工具越来越多。制作数字签名和数字时间戳的工具将有助于建立尼克·萨博所谓的“智能合约”。托管服务——即使是匿名的或假名的——将会使网络空间活动“完成约定”成为可能。

这些想法在我写完之后已经演变了很多年，但是基本思想仍然没有改变。密码朋克小组在实现许多概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大公司和政府之间不健康的密切关系经常会导致各种交易的产生。各公司寻求成为政府认可的、密钥托管加密的首选供应商。各种“倡议”和“联盟”是达成交易的途径。经济学家称之为“寻租”。中世纪行会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

对于恐怖分子、恋童癖以及其他使用PGP、PGPhone和其他加密工具的骑士的问题，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毕竟，PGP的使用在保护隐私方面得到了广泛的推广。恋童癖、黑手党、洗钱者、巴勒斯坦的支持者、核材料走私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歹徒（或英雄，取决于一个人的价值观）当然会考虑他们的通信安全。随着通信技术使得远程组织成为可能，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活动发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强加密提供了新的个人隐私级别，在监视、控制以及要求身份证和许可证的诱惑越来越强大的时代，这一切都变得更加重要。民族国家的权力将会被削弱，税收政策将不得不改变，而经济互动将更多地基于个人计算的对与错，而非社会要求。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真正的恐怖，个人有权对是非对错做出自己的判断，然后按照他的愿望行事，加入自己所期望的社区，购买自己所期望的服务，忽视民主群众的意志。

现代密码学与传统密码学（或经典密码学）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现代密码学中的密钥是不对称的，而在传统密码学中，密码的当事人以某种方式交换了相同的密钥。与数百甚至数千名通信员交换密钥比在公共密钥目录中查找密钥，或是要求用电子邮件发送密钥要难得多。对于我们这里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只有公开密钥的方法适合在这里描述用途。例如，数字签名依赖于密钥的保密。如果使用传统密码，那么任何分享私人密钥的人都可以伪造签名，取款，肆意破坏。（数字签名利用这种不对称属性，允许任何人在不访问密钥的情况下，轻易地对签名进行身份验证，从而伪造签名。）

蒂姆·梅展示了如何在公共论坛（如Usenet）和公钥加密的基础上实现互相匿名的安全信息交易。每个信息购买者都希望在Usenet上发布推销信息和公共密钥。然后要交易的信息会附加一个公钥，以便对方可以发回帖，并用对方的公钥对整体进行加密。为了匿名，密钥不应包含链接到可识人员的信息。梅发布了一个1024位PGP密钥，据称属于Blacknet。因为梅的目的仅仅是教育，所以他很快就承认了作者身份。

加密无政府主义确保拥有枪支的人无法干扰相互商定的交易，这是在加密无政府状态下唯一可能的一种经济互动。有些人当然会大喊“不公平”，并要求政府干预，这就是为什么强加密可能会遭到民众的反对，当然，除非他们是明智的，并做了长远考虑。这可能有点精英主义的味道，但我很少相信民主。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德·托克维尔在1840年时警告说：“美国会忍耐下去，直到政治家意识到他们可以用自己的钱贿赂人民。”我们在几十年前就走到了这一步。

有报道称，美国当局已经对这个市场进行了调查，因为它存在于国防部研究实验室的网络中。当然，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而且预计会有更多这样的实体出现。这些工具对间谍活动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们的影响基本上是不可阻挡的。任何拥有家用计算机并以各种形式接入网络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些方法安全地用匿名或假名通信，几乎不用担心被监测到。“数字秘密情报传递点”可以用来获取信息，远比旧的实体秘密情报传递点安全……没有更多的信息留在偏远道路上的树根旁边的可乐罐里。付款也可以变成不可追踪的，这当然会让任何政府机构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兼职间谍。

政府批准的用于旅行的照片ID的使用日益增多，它正在变成美国现代的旅行证件。虽然我看不到公民被告知他们未经授权不得擅自旅行的情况，但是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航空公司、巴士公司、汽车租赁机构、酒店、加油站会出现“请您刷卡通过”的情况。许多酒店与几乎所有的汽车和卡车租赁机构都要求提供信用卡（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支付，但同时也是为了便于执法），这已经是事实了。因此一个实际的运动跟踪系统就产生了。对于那些试图用现金支付的人，以及那些不愿意让他们的身份证通过系统的人，就要面临更多的审查，甚至可能是既费时又麻烦的审查。自1995年以来，航空公司一直坚持按照政府的命令进行照片ID识别。

如今，网络空间的最大问题是监视下的通信安全问题，而且只要有互联网这样的场所，这个问题就会继续存在。在接下来详细而又有说服力的文章中，前英特尔物理学家以及密码朋克的创始成员之一蒂姆·梅讨论了以下几大问题——侵犯个人隐私，政府干涉个人事务，各类人、实体、组织出于各种目的通过网络转发信息……对于任何使用互联网的人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意味着无论如何，这事关每一个人。

假设市场上有“庸医”和“冒牌律师”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会涉及许多有趣的问题：不准确的信息、被指控者的回应、做出判断的依据，等等。一些人会做出恶意的或虚假的指控。从表面上来看，这就是禁止或严格监管这类数据库的原因。各国政府保留提供此类数据的权利。当然，它们也是伪造政府代理人信用记录，赋予专业行会（如美国医学会和美国律师协会）权力、阻止竞争者进入其市场的政府。

相变正在到来，这是一个“加密奇点”（借用弗诺·文奇创造的一个词语）。虚拟社区正处于优势地位，取代了传统的国家观念。自愿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拥有真正的结社自由。虚拟社区，连接着不对外透明的黑色通道，一切由他们自己的规则和行为标准来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