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对家族的倚重影响了后世对他的评价。后来的人们认为，这种权力的集中在拜占庭帝国内培育出了一种新的统治体系，由皇帝的核心亲友组成的小规模利益集团代替了有广泛基础的公共治理系统。不过，虽然这些迹象让我们很容易就认为阿莱克修斯只把自己的统治权威托付于血亲和姻亲们，但事实上他所得到的支持来自比通常设想的广泛得多的群体。
也有其他人飞黄腾达。第欧根尼谋逆之后，曼努埃尔·伯托米特斯（Manuel Boutoumites）首次出现在了历史记录中，从一个籍籍无名之辈，一跃成为掌管拜占庭帝国若干最重要职责的人。他将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尤迈西奥斯·费罗卡勒斯（Eumathios Philokales）为人粗鲁顽固，以致有位圣人曾觉得连祈祷也无法拯救他。但他却从伯罗奔尼撒的边缘地方被提拔了上来，阿莱克修斯对塞浦路斯的权威一确立，就任命他为该岛总督。还有像尼科塔斯·卡里克斯（Niketas Karykes）和尤斯塔提奥斯·基米涅阿诺斯（Eustatios Kymineianos）等人，也在这次反叛发生之后得到了提拔。而尼基弗鲁斯·比伦尼奥斯则由皇帝亲自指定，代替君士坦丁·都卡斯，成了安娜·科穆宁娜的未婚夫。
阿莱克修斯统治拜占庭的关键手段，并不是把权力集中在科穆宁家族及其支持者手中，而是皇帝个人从统治之初便开始对国家机器进行牢固的掌控。阿莱克修斯坚持亲自制定政策、任免人事、决定赏罚。他的这种对军事、民事甚至神权事务的密切掌控，与其众多前任的统治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正是这种掌控使得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拜占庭帝国。
阿莱克修斯的统治此时受到了严重威胁。他很快采取行动控制了这场阴谋实际牵涉的范围。一份流传甚广的报告称，这场阴谋是君士坦丁·都卡斯告诉皇帝的，而这根本不可能是真的。这场阴谋很有力地告诉了皇帝，他的人望已经跌到多么惨的地步，以致他要被迫依靠谎言来让大家相信他仍然拥有拜占庭内某些重要人物的支持。前任皇后玛丽亚参与的消息也被封锁，没让公众得知。《阿莱克修斯纪》表明，有许多重要人物以及军中要员都参与了这场阴谋。而此时皇帝的支持者“已经仅限于很少几个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阿莱克修斯对权力的控制仍然有些不太牢靠。1095年伊始，这种状况变得更加明显。当时有消息传来，称一个凶猛的库曼部落托戈塔克（Togortak）已经越过了多瑙河，正在进攻帝国领土。据说与库曼人一道前来的一人自称列奥·第欧根尼（Leo Diogenes），是皇帝罗曼努斯四世之子，他想趁拜占庭国中人心浮动及他“兄弟”尼基弗鲁斯·第欧根尼的叛乱刚被平息之际，寻机挑事。此人一路引领库曼人来到色雷斯的阿德里安堡（Adrianopole），将这个重要城镇重重围困了好一段时日，而库曼游牧民又在巴尔干半岛的别处制造了恐慌气氛。尽管库曼人最终回到了多瑙河对岸，但拜占庭的危机却仍然在持续发酵。
1094年的巨变使得更多的异邦人升到了高位。十年前开始为皇帝服务的诺曼人彼得·阿里法斯，此时更加受到皇帝的倚重。帝国海军则交给了兰道夫（Landulph）指挥。他的名字显示出他的伦巴第出身，而他也成为第一个指挥帝国舰队的非拜占庭人。与此同时，一向备受器重的塔提基奥斯这时已经被推到了军中顶峰，他也将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承担一项极为敏感和重要的任务。
尼基弗鲁斯如今成了皇位最强有力的争夺者。与阿莱克修斯不同，尼基弗鲁斯乃“出身帝王家”（porphyrogennetos，字面意思是“出身于紫色之中”，因为皇宫里的卧室都是紫色的，因此在位皇帝的孩子都是出生在紫色的环境之中）。他的性格也很坚毅强势：具有天然的魅力，富有吸引力，长相英俊。就连安娜·科穆宁娜也对此印象深刻：“他身体强壮，号称能与巨人抗衡；肩膀宽阔，金发碧眼，比同辈人都要高出一个头。人们要是看见他在马背上打马球、射箭或一边疾驰一边挥舞长矛，准会惊得目瞪口呆，觉得自己一定是看到了不世出的天才。”
皇帝召集自己的血亲和姻亲们——也就是安娜·科穆宁娜所说的“那些真正忠诚于他的人”——开了一次危机应对会议。为了掌控局面，阿莱克修斯铤而走险：他宣布第二天要召开一次大集会，向所有跟随自己出征的人讲话。第二天黎明时分，一行人跟随阿莱克修斯来到他的营帐前，面向集结等待的军队。气氛紧张肃穆得让人受不了。
让我们稍微回想一下阿莱克修斯登基之前十年的动荡争斗，当时，几位大权贵轮番争夺皇位，帝国被内战撕裂。对比之下，11世纪80年代统治阶层的消极无为就更加令人吃惊了。这种一潭死水的状况，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时期贵族们的财富锐减。俸金被削减甚至取消，封地的收入因为拜占庭邻人的骚扰而丧失，再加上不稳定的财政体系，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帝国精英们的经济实力。另外，贵族们之所以无法挑战阿莱克修斯的权威，也是新皇帝强化自己对帝国控制力的结果。他在登基之初就谨慎地挑出一批人，罚没了他们的财产，这个行动很明确地告诉潜在的叛乱分子，想要捣乱的话，他们付出的代价会很大。皇帝认为对自己有威胁的人物都遭到了无情的处置。正如阿莱克修斯在登基头三年里罢免两位牧首的命令所表明的那样：新任皇帝不会容忍任何叛乱或不忠的表现。
然而，到了11世纪90年代初，阿莱克修斯已经没有办法阻止自己的地位被动摇了。阿莱克修斯在让帝国倒退，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珍贵的资源已经全部枯竭，因为税收负担太沉重，像克里特和塞浦路斯这样有能力逃离君士坦丁堡掌控的地方纷纷选择了公开叛乱。授予威尼斯的特权让很多人感到愤怒，因为给予意大利商人们的财物是从私人和教堂那里夺来的，而这些受害者不但没有因此获得补偿，甚至连上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九-九-藏-书-网
1092年初，阿莱克修斯做出了一项决策，这将对东地中海的历史产生重要影响。11世纪80年代在诺曼人不断袭击期间，皇帝与威尼斯进行了密切合作：威尼斯的舰船在亚得里亚海巡行，防止诺曼人的给养从意大利南部运送给入侵者，而他们的回报则是一笔可观的预付金。1081—1085年诺曼人进攻期间，为了确保双方进一步合作，阿莱克修斯进行了一系列授权，其中包括授予一个尊贵的头衔给威尼斯总督，以及把威尼斯的主权范围从亚得里亚海延伸至达尔马提亚。
只有极少数的高层官员在这次清洗中幸免。乔治·帕莱奥罗格斯和约翰·都卡斯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前者将在与十字军的谈判中极力为皇帝争取权益，后者则与君士坦丁·达拉森诺斯一道，率军收复了小亚细亚西部。要知道将旧的一批帝国护卫全部清理掉是有风险的。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曾经支持过第欧根尼或曾表示出不满的人都清理掉，会造成真正的危险状况。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清理是分阶段进行的。比如尼基弗鲁斯·梅里森诺在这次叛逆之后的好几个月，都还活跃在1095年春对库曼草原游牧民族的征战中，只是受到了新提拔的高级将领们的监视，此后，就慢慢地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上。
阿莱克修斯之所以采取以上种种措施，实在是因为对抗各路恶邻所需的军费开支太过庞大。自1081年后的十几年间，军队几乎无休止地处于战斗状态，薪金、军备和给养的花费实在不菲。战争的成本也是高昂的，由于人力都被调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减少，造成农业产出下降，帝国税收减少，农产品价格上升。然而，付给佩切涅格人和苏丹的贡赋还需要募资，皇帝采取的其他改善自身处境的举措同样要花钱。另外，与德意志亨利四世为对抗诺曼人而搞的结盟代价更是巨大：拜占庭方面答应支付高达36万金币的巨资，而且还注明不能用新铸（纯度被大量稀释的）货币支付，而只能用纯度极高的旧币来支付。
当阿莱克修斯确切地知道了有哪些人参与过这场阴谋后，他震惊了。其中既包括前皇后玛丽亚（米哈伊尔七世和尼基弗鲁斯三世·伯塔奈亚迪斯的妻子，她曾与阿莱克修斯关系亲密），也包括他姐姐玛丽亚·科穆宁娜的丈夫米哈伊尔·塔荣尼特斯（Michael Taronites）。此外，尼基弗鲁斯还赢得了元老院中的主要人物、军中高级将领，以及有影响力的贵族们的支持。提供了关于这一时期主要相关记录的《阿莱克修斯纪》当中没有指明这场叛乱具体涉及了哪些人，为了避免直接叙述令人尴尬的叛乱情节，书中只在一份外交文书中大概勾勒了密谋者的名单。不过，我们依然能够确定这场密谋的主要支持者，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阿莱克修斯的弟弟阿德里安。
不过阿莱克修斯的赠予远比这些慷慨，他还为威尼斯商人到拜占庭投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力。例如，如果有人对他们的财产产生争议，他们享有免诉权。所有威尼斯船运和进出口货物应征收的税费全部被免去，而其他那些同样与帝国有着重要商贸往来的意大利城邦，如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并没有被给予类似的特权。事实上，皇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威尼斯拥有极大的竞争优势和动力，以便于增加他们在拜占庭的投资。这项举措幅度是如此之大，就连威尼斯的教会首领格拉多牧首（patriarch of Grado）也在1092年春亲自来到君士坦丁堡，见证了贸易特许权的签字仪式。
这位帝国的西部军事统帅对尼基弗鲁斯来说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筹码。两人有姻亲关系，阿德里安娶了尼基弗鲁斯同父异母的妹妹。而阿德里安似乎也知道前一次谋反活动的细节，说明那次谋反他可能也参与了。还有一个证据也表明他曾参与其中：密谋暴露后，他就消失了。
值得注意的是，推翻皇帝、取而代之的阴谋并不是出自那些最有动机的人之手——那些因科穆宁家族1081年的兵变而丧失身份地位的人，或财产被突厥人夺走或威胁的小亚细亚的领主们，甚至也不是来自那些因皇帝提拔外来新人而丧失高位的人。本来最后这一点是皇帝当时的一位幕僚很担心的，他曾经写道：“每一次您将一个出身贫寒（或异乡）的人提到元帅将军这样的高位，那您又能给另一个值得身处高位的罗马人什么位置呢？”事实上，对皇帝最为激烈的反对恰恰来源于他原本最强劲的支持者：他自己的家族。
让皇帝感到欣慰的是，他的演讲立刻引发了听众的激越反应。有人大呼，他们不希望任何人取代阿莱克修斯称帝。但这种反应并不是人们迎合他才说的，而是因为他们感到恐慌，害怕皇帝的卫队要对聚集起来的众人展开一场大屠杀。等阿莱克修斯说，只要人们能供出首犯们，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处置，就将宽恕和赦免在场的众人，人群中才爆发出一阵乱哄哄的声响。“声浪轰然，在场的人从未听闻过这样七嘴八舌的场面。有人赞扬皇帝，叹服于他的善意和宽容，其他人则在诅咒（谋逆的主犯们），坚称要把他们处死”。
想要量化这些授权的影响非常困难，但在做出上述授权后没多久，阿莱克修斯就对拜占庭的货币体系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革，这并非巧合。1092年夏，一种新的高纯度硬币海佩伦（hyperpyron，字面意思是“精炼的金子”）与几种纯度更低的硬币一道发行，彼此之间有固定的兑换比率。尽管一开始这种九-九-藏-书-网新硬币的流通数量有限，但重新铸币却是开展国际贸易的必要条件，因为在对外贸易中需要有稳定的中间货币。改革已经摇摇欲坠的货币体系对经济的恢复来说也至关重要，因为货币纯度的不断稀释导致人们已经搞不清楚某种货币到底有多少价值，而这不利于经济发展。那这项改革能不能振兴帝国已经衰败不堪的贵族阶层呢？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11世纪90年代初，小亚细亚的局势开始恶化，而此时的阿莱克修斯已经一筹莫展了。货币的稀释已经到了极限，而中央政府搜刮税收的范围已经覆盖到最穷的人了。更糟糕的是，1091年初前后，在克里特和塞浦路斯这两个东地中海最大也最重要的岛屿，也发生了反抗皇帝的起义，起义者宣布在事实上脱离君士坦丁堡而独立。这场背叛的原因就在于过重的税负。而西北边境地区不停顿的骚扰活动又给已经焦头烂额的皇帝增加了一重压力，拜占庭的资源也因此被分散消耗得更严重。
最终，主谋们虽然罪孽深重，却还是被免去了死刑，只是被剥夺了富贵恩宠，遭到流放。尼基弗鲁斯·第欧根尼和他的头号帮凶卡塔卡隆·恺考梅诺思（Katakalon Kekaumenos）被刺瞎。但是，此次谋逆显露出的反对力量如此之强，还是让阿莱克修斯感到震惊。据安娜·科穆宁娜所说，这场叛乱对他的身心健康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安娜称，在她父亲其后的统治期里，焦虑始终挥之不去，有时竟令他无法呼吸。
对阿莱克修斯的各种不满传到了他的侄子约翰·科穆宁耳中。约翰不久前刚接替被召回的约翰·都卡斯，继任为迪拉基翁总督。然而约翰并没有警告自己的叔叔传言正在发酵，而是开始表现出自己是继承者的可靠人选。11世纪80年代时，约翰·科穆宁骑士本来是很安于继承者这个位置的，当时阿莱克修斯正在讨论与德意志的亨利四世结盟对抗诺曼人，提出让约翰娶亨利四世的女儿为妻以巩固盟约。但是，当阿莱克修斯的长子约翰二世·科穆宁1092年被加冕为共治皇帝时，约翰明白自己的继位成了泡影。保加利亚大主教提奥菲拉科特（Theophylact）告知皇帝，他的侄子打算对他不利，于是约翰被召入宫中并立即被管束起来。虽然此事迅速得到解决，但却揭示出，连皇族内部的某些成员也开始相信，阿莱克修斯当政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在统治的最初十年里遭遇到的阻力很小。尽管拜占庭的四邻以及恶化的经济形势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但在君士坦丁堡内部，皇帝却并没有承受多大的压力。1082年，迪拉基翁陷落后，舆论对阿莱克修斯的批评，最后并没有转化成反抗他统治的实际行动，而1083年冬，虽然都城内不断有流言称有人在密谋反叛皇帝，但最后什么也没发生。几年后，对多瑙河流域的远征以灾难收场，皇帝本人也受了伤，为了防止帝国最珍贵的圣物——圣马利亚的斗篷落入佩切涅格人手中，他只好把它藏到一丛野花里。但即使情况这样狼狈，也依然没有引发叛乱。
阿德里安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既没有指挥卫队，引导十字军穿越拜占庭领土，前往君士坦丁堡，也没有在他们抵达都城时予以接待。当皇帝一方与十字军一方发生争执而暴力相向时，皇帝别无选择，只能动用军队来对付骑士们，此时也同样没见到阿德里安的踪影，受命带兵反击的是其他人。1097年，无论在尼西亚围攻战之前、之中还是之后，他都没有出现。尽管他是帝国军队中级别最高的将领，但率领帝国军队渡海前往小亚细亚，并引导十字军去安条克的人，并不是阿德里安。众多关于十字军的原始文献当中，没有一份记录过他的名字，抑或隐约提及他的存在。事实上，他此时已经失宠。这就是他之所以在修道院度过余生，帝国各种昭告文书都不再出现他的名字，12世纪时他的子孙也被排除在权力圈之外的原因。
无论是家族成员或其他人，皇帝只提升那些让自己觉得舒服的人，而其他的拜占庭贵族则发现自己被排除在有影响力的权势圈之外。被排斥而引发的问题比单纯的失去地位更加尖锐。帝国社会的基础是向在君士坦丁堡和各行省中享有地位的人分配年俸，大量的资金从中央分发到管理民事和军事的一众官员手中。所以一旦这个体系有所改变，对既得利益者造成的影响不只是失去地位，还有更加实际的经济损失。事实上，阿莱克修斯的前任尼基弗鲁斯三世·伯塔奈亚迪斯（Nikephoros III Botaneiates）就曾为了节省开支而首开削减俸金的先例。但阿莱克修斯的力度更大，为了减少支出，提振危机重重的经济，他减少或干脆就延迟支付俸金，这样的举措注定是不受欢迎的。对于被控谋反的高级官员，他们的财产被没收，这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弹。皇帝还用纯度降低的货币支付政府费用，却只收取高纯度货币作为赋税，这些政策进一步恶化了局势。
例如，在阿莱克修斯统治的前15年中，也有众多他的表兄弟、侄子、侄女和姻亲们并没有获得重用，也没有享有很高的地位或级别。
而很多新政权的获益者与皇帝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比如格里高利·帕蔻里昂诺斯（Gregory Pakourianos）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显贵家庭，1081年时被任命为帝国军队统帅。
11世纪80年代中期在军中备受重用的君士坦丁·奥博斯（Constantine Opos）也同样与科穆宁家族没什么血缘关系。
最为显著的例子当属利奥·科法拉斯（Leo Kephalas）。1083年，重镇拉里萨（Larissa）
遭诺曼人围城，战况惨烈，据说城中居民不得不相食为生。而当时拉里萨的总督就是利奥·科法拉斯。
此后，在突厥人肆虐时期，他又被任命为小亚细亚西部城镇阿拜多斯（Abydos）
的指挥官。他的能力和忠诚使得他的地位在科穆宁统治时期迅速上升。11世纪80年代，他先后获得一系列村庄和其他领土作为封地，还获得了多项免税权，并最终获准可由子孙后代继承他所积累的身家。
99lib.net“你们都知道，第欧根尼在我的手上没有遭受什么苦难，”阿莱克修斯说道，“把帝国从他父亲手中夺走的不是我，而完全是其他人。我也不是他遭遇的任何苦痛和邪恶的源头。”皇帝说，虽然他一直在照顾着尼基弗鲁斯，尼基弗鲁斯却总不知感恩，全然自私自利。阿莱克修斯继续说道，虽然自己不断原谅他们诋毁皇帝甚至阴谋推翻皇帝的行为，可第欧根尼却完全以怨报德。“然而，我这些好意却完全无法扭转他的叛逆之心。相反，他的感恩方式就是要置我于死地。”
小亚细亚日趋恶化的局势并不是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唯一必须处理的问题。就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君士坦丁堡内部炸开了锅。与突厥人的对抗毫无斩获，这导致人们开始严重质疑皇帝的判断力和行事能力。随着更严重的威胁来临（诺曼人再次攻入巴尔干半岛内陆，塞族人则在西北边境频频骚扰），阿莱克修斯的统治逐渐瘫痪。1095年，在他遣送使节向教皇求救之时，危机已经变得一触即发。皇帝面临的是一场几乎得到拜占庭所有精英支持的叛乱，高级官员、译员、贵族，乃至阿莱克修斯的一些至亲都起来反抗他，其中还包括许多曾帮他获得权力的人。一条导致阿莱克修斯向西方寻求帮助的衰亡曲线就这样要命地延续着。
得知尼基弗鲁斯的这些可疑行为之后，阿莱克修斯请自己的弟弟阿德里安（时任西部军队统帅）悄悄进行干预，以免发生公开的冲突反而威胁到自己的皇位。可是其实阿德里安对第欧根尼两兄弟的计划知道得比皇帝还多，他佯装查了一番，然后复命说在所谓的嫌疑人那里什么也没找到。皇帝此时只能采取更粗暴的手段了，他逮捕了尼基弗鲁斯，还对其用了刑，最终尼基弗鲁斯招供了一切。
一旦小亚细亚的局势开始恶化，君士坦丁堡内部给皇帝施加的压力也就随之增大。在突厥人于1090年至1091年间取得第一波进展后，阿莱克修斯就已经在都城内受到各方的猛烈抨击。在安条克牧首奥克斯特的约翰看来，皇帝已经不值得信赖了。牧首的指责基于无可辩驳的事实：11世纪90年代无休止的战争没取得任何成效，而军事上的挫败更是带来了深重的苦难。阿莱克修斯在统治之初就建立起了一个金色统治圈，被排除在外的人们早已有诸多不满。一位拜占庭人称，他总是急切地想要提升本家族的地位，还赐予他们大量财富：“对他的亲戚和为他服务的人们，（阿莱克修斯）分配的公共财富车载斗量。他们得到丰厚的年俸，拥有惊人的财富，他们的随从、仪仗根本不是普通人能享有的，而是为帝王准备的；他们的宅邸豪阔如一座城池，在奢华程度上完全不逊色于皇宫殿宇。”而对其他的贵族，他却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慷慨。
约翰的野心只是拜占庭内部涌动着的巨大暗流中的一部分，除了他，还有大量其他的候选人正跃跃欲试地要挑战皇帝。其中之一就是米哈伊尔七世之子君士坦丁·都卡斯。这个年轻人的家世虽然无懈可击，可惜人品却遭人诟病，而且还疾病缠身。阿莱克修斯掌权之后就一直密切注意着他，担心他可能会成为皇位的潜在竞争对手。为了保证他效忠自己，阿莱克修斯在长女安娜·科穆宁娜于1083年12月刚一降生时，就安排君士坦丁与其订婚。如果传遍整个帝国内外的消息可信的话，那这两人的结合是注定不会有子嗣的：早在1078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就已被尼基弗鲁斯三世·伯塔奈亚迪斯阉割了。
就连阿索斯山上的僧侣们也都逃不过这个急需资金的皇帝的算计。阿索斯山上住着好几个修道院团体，僧侣们累积了数目惊人的田地和财产，而且还很善于争取免税权。他们拥有的土地集中在帝国境内极少几个没有受到诺曼人、佩切涅格人或突厥人威胁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也是极少的几个在11世纪末生产力没有下滑的地区。1089年，阿莱克修斯开始向他们募集资金。三份文书记录了一种新税赋的引入——外包税（epibole），这对土地所有者提出了新的税收要求，不能或不愿及时支付者将受到惩罚。因此而受罚的就包括阿索斯山上的依维龙修道院（monastery of Iviron），院属的近2万英亩土地都被皇帝罚没。
这样对待帝国的贵族们，已经将阿莱克修斯的统治逼到了崩溃的边缘。1094年发现并处理了第欧根尼的谋逆事件之后，阿莱克修斯一回到君士坦丁堡，就马上开始了对统治阶层的肃清。在他统治前半期曾位居高位的那批人如今全被一批新人取代。新官员的选取标准不是家世、政治背景抑或自身的政治重要性，而是更加直接明确的标准：完全忠于阿莱克修斯。这次肃清主要的受益人就包括来自西部行省的一些人。这其实也是帝国本身的一次重塑，标志着权力分配上的决定性转移：从旧的拜占庭王朝的安纳托利亚贵族手中，转移到了一批来自色雷斯的新崛起的家族手中。
虽然11世纪90年代初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种种挫败是人们想罢黜阿莱克修斯的主要动因，但点燃帝国精英们怒意的导火索，却是阿莱克修斯皇帝做出的大规模征讨西北部边界的决定。这个决定让精英们觉得自己在帝国心脏区域的利益被有意忽视了。阿莱克修斯1081年夺取皇位后能顺利执政的核心要素，就在于他巩固了权力，创建了一个每项人事任命、每次军事行动以及每项政策都出自他自己的政治体系。而这也意味着贵族的权威和影响力被削弱，这是间接地通过强化皇帝居于中央的角色，以及直接地通过削减甚至取消俸禄而形成的。沉重的赋税、官方的利润盘剥，以及出于政治目的的财产充公，也起99lib•net到了削弱拜占庭统治阶级的作用。
阿莱克修斯急切地想要提振帝国的经济，他得出的结论是，这只能通过大量注入外来资本才能实现。于是1092年春，皇帝颁布了一项授权令，赐予威尼斯大量特权和优待。11世纪80年代，威尼斯的统治者用的是威尼斯与达尔马提亚总督的头衔，但1092年后，他的实际统治范围再次扩大到克罗地亚——这是君士坦丁堡给出的一个重要让步。更进一步的优待则是，威尼斯总督获准将这些权力和荣誉传给自己的继承人。此外，威尼斯的多所教堂都收到了赞助金，尤其是圣马可，更是得到了一大笔赞助，用于在11世纪90年代初的祝圣仪式到来之前对其进行大修。君士坦丁堡的部分码头区域，从希伯来门（Gate of the Hebrews）一直到瞭望塔（Vigla tower），都专门辟出来给威尼斯商人；帝国的其他众多港口也有类似的安排，如安条克、老底嘉（Laodikeia）、塔尔索斯、马密斯特拉（Mamistra）、安塔雷亚（Attaleia）、雅典、科林斯、底比斯、塞萨洛尼基和迪拉基翁。这使得威尼斯在东地中海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意大利城邦更大的竞争优势。
不过，最让阿莱克修斯感到鞭长莫及的还是小亚细亚，他试图阻止突厥人前进，却徒劳无功。收复沿海地区的努力完全失败了，针对尼西亚进行的尝试也以毫无效果的尴尬结局收场。阿莱克修斯的统治看起来越来越像一场灾难，人心思变自然也是无可避免的了。
皇帝对其家族成员的青睐表现在很多方面。阿莱克修斯的二姐夫尼基弗鲁斯·梅里森诺斯（Nikephoros Melissennos）享有重要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的税收作为俸金，而皇帝的弟弟阿德里安则在1084年开始拥有卡桑德拉半岛的财政收入。在这段时期里，皇族家庭的成员们建造或供养了大量修道院，比如皇太后安娜·达拉塞娜建造了救世主全见教堂（Saviour Pantepoptes Church）和修道院，阿莱克修斯之子艾萨克·科穆宁建造了圣母修道院（Kosmoteira monastery of the mother of God）。这些都表明，虽然当时经济状况非常紧张，但与皇帝亲近的人们手中却都掌握着相当庞大的可支配财富。
拜占庭帝国中许多最为重要而敏感的位置都交给了皇帝的近亲们。迪拉基翁是帝国西部领土上最为重要的城镇之一，而这个总督区先后交给了皇帝的两位姻亲，先是他的连襟乔治·帕莱奥罗格斯（George Palaiologos），然后是他的大舅子约翰·都卡斯，最后又交到了他最年长的外甥手中。皇帝的两个弟弟阿德里安·科穆宁和尼基弗鲁斯·科穆宁（Nikephoros Komnenos）分别被任命为陆军统帅和海军统帅。他们的哥哥艾萨克则成为拜占庭的主要政策推行者，并负有压制君士坦丁堡内异见分子的特别使命。皇帝母系的一个表兄弟，君士坦丁·达拉森诺斯，则在11世纪80年代被委以从突厥人手中收复锡诺普城的重任，之后又担任对抗察卡和负责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军事行动的海军总指挥。其他亲友也同样在阿莱克修斯当政时期的拜占庭帝国中拥有极高的封号和地位。
除他之外，还有一些重要人物从我们的视野当中消失了，这是因为他们也参与了谋反，其中就有尼基弗鲁斯·梅里森诺。他曾与阿莱克修斯公开争夺皇位，失败后就变成了一个满腹抱怨的人，经常挑皇帝的刺，是个公开的反动分子。这时他也同样被悄悄处理掉了。尼基弗鲁斯·科穆宁（Nikephoros Komenenos）的情况也类似。此人生平不详，我们只知道1094年之前的某段时间里，他曾是帝国海军统帅。而到十字军东征时，他已经不在那个职位上了，取而代之的是尤斯塔西奥斯·基米内阿诺斯（Eustathios Kymineianos）。所以，反对阿莱克修斯的不仅是拜占庭的精英阶层，就连他自己的家族成员也在抛弃他。９９ｌｉb•net
1094年夏天，塞族人不断攻入拜占庭境内，阿莱克修斯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征讨来巩固西北边境，就在这时，冲突爆发了。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小亚细亚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皇帝却在此时决定要集中关注一块战略意义实在有限的边远地区，这看起来实在太缺乏判断力了。这种失误为更换皇帝的迫切性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如果真的需要证据的话）。
为了增加国库收入，阿莱克修斯无所不用其极。1082年，他发誓绝不会再拿教堂的财物，因为他之前曾用这种方式来筹集军费，用以对抗攻克了迪拉基翁的诺曼人。可是三年后，他又故技重施。阿莱克修斯因为毁约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以演说家迦克墩主教为首的一批人大肆贬低他的人品，就连安娜·科穆宁娜也对自己的父亲流露出微词，说他“不能精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完全没有受过任何逻辑学的训练”。尽管阿莱克修斯成功地压下了这场争论，但11世纪90年代初，当他第三次试图从教堂榨取资金时，安条克牧首狠狠地训斥了他一番。
然而，最紧迫的问题还是重新征服小亚细亚，尤其是收复尼西亚。阿莱克修斯之前本想用计收复该城，但收买或骚扰其守军的方法都没有奏效。剩下的解决方案就只有一种了：艰难的围城战。但这需要有相当的军力，最好是有一支擅长攻坚战的军队。而阿莱克修斯需要的这种人力和技术来源，显然只有一个。
为皇帝服务而飞黄腾达的“半蛮族”（Mixobarbaroi），如莫纳斯特拉斯（Monastras）和奎扎斯（Quzas），也都得到了阿莱克修斯的信赖。一些西方人也是如此。就比如皇帝的死敌罗贝尔·吉斯卡尔的外甥君士坦丁·于贝托波洛（Constantine Humbertopoulos），还有彼得·阿里法斯（Peter Aliphas）。在诺曼人于1081年至1083年对帝国领土发动的进攻中，彼得虽然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在作战中差点儿杀了阿莱克修斯，但最后却成为备受皇帝信赖的左右手。此外，皇帝还亲自安排为他的突厥盟友受洗，并让他们进入元老院任职。
阿莱克修斯在这方面的举措又是他做的一场赌博。其实这样做存在很多问题：如果其他意大利城邦也要求获得同样的权利呢？将来要怎样去取消或者修订如此慷慨的授权呢？可1092年时，皇帝似乎根本没想过这些。更为重要的是，从短期来看，赋予威尼斯的种种特权让拜占庭的商人们压力更沉重了，因为威尼斯人如今拥有了极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对当地商人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面对国库收入与支出之间严重失衡，阿莱克修斯的弥补措施是大量增加税负。据一名拜占庭的评论家称，朝廷会任命一些官员负责收税。他们的手段是编造一些债务，再要求人们偿清。如果付不起这些莫须有的债务，那他们就有借口没收财产，然后充入国库。税负的大量增加带来了极为糟糕的后果，如死亡、饥荒、人口流失和无家可归。据安条克牧首所言，在某些情况下，这还会导致人们前往加入“谋害基督徒的野蛮人的行列，因为觉得跟野蛮人生活在一起还比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更加容易”。
因此，在科穆宁统治时期受益的不仅是皇族成员。总有人源源不断地前来君士坦丁堡，以各种方式向阿莱克修斯寻求赦免、免税权、封赏或青睐——比如曼努埃尔·斯特拉波罗马诺斯（Manuel Straboromanos）就写了好多篇天花乱坠的颂文献上，目的是拿回之前家族被罚没的土地。但是，并不是所有这些请求都会得到礼貌的对待，有时候，虔诚的皇帝甚至对来到君士坦丁堡请愿的僧侣们也会失去耐心。“我真想撕烂他们的鼻孔，”他在给牧首尼古拉三世的信中写道，“然后把他们都赶回家，这样其他的僧侣就该知道帝国是怎么看待他们那些事情的了。”
君士坦丁被证明没有谋反之意后，人们的注意力又落在了另一个男人尼基弗鲁斯·第欧根尼身上。他的出身和人品都很不错。他的父亲是罗曼努斯四世，即曾于1071年在曼齐科尔特受辱的皇帝。尼基弗鲁斯和他的弟弟一直是在阿莱克修斯的密切关注下长大的。安娜·科穆宁娜写道，这两个男孩犹如两头幼狮，而皇帝对两人视同己出，一点点将他们抚养长大。他从来不对他们说重话，总是尽可能关心爱护他们。安娜还说，虽然其他人总是带着怀疑的目光看待第欧根尼家这两兄弟，但阿莱克修斯却选择用尊重和爱护来对待他们。至少皇帝的女儿是这么认为的。
忠于阿莱克修斯的人站在他旁边，手持刀剑。瓦兰吉卫队围成一个半圆，肩扛他们的武器重斧，从后面护卫着皇帝。阿莱克修斯没有穿着帝王的长袍，而是身着普通士兵的衣服。这么做是充满了象征意义的。如果他在这场集会中被乱刀砍死，那也是作为一名战斗的士兵倒下的。皇帝的统治和拜占庭帝国的命运此时似乎都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094年，皇帝准备出征巴尔干，而尼基弗鲁斯也决定趁机起兵。他不打算假手他人，而是要亲自动手杀掉皇帝。一天傍晚时分，尼基弗鲁斯臂下藏着一把剑，接近了皇帝的营帐。但据说他并没有找到下手的时机，因为帐中有个年轻女仆在为睡着的皇帝扇扇子驱赶蚊虫，还有随同皇帝出征的皇后也在场。不久之后，尼基弗鲁斯再次失败，这一回是去洗澡的路上，一名侍卫发现他携带了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