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中以后，编辑部叔叔们大约觉得我该有超过吃花生的知识，对于我由浅入深的问题也比较看得起了，常将他们不用或用过的有趣英文稿子借给我看。有风土异闻、文化趋势等。后来，我随杂志社到防空洞去躲警报时，总编辑贾午伯伯最喜欢说，“来来，我来考考你。”他考我的那些章句，指引我读英文文章的重点，早已超出高中英文范围（南开的英文水平已比别校高）。如此日积月累，到大学联考时，英文科英翻中的题目是英军三十八师在缅甸深入丛林与我军会合的故事，对我而言是小场面，如果敢放肆的话，会当场大笑三声。

驻英特派员刘圣斌先生也教了我很多英国的事情和礼貌，他来台后做了立法委员，但不久就去世了。一位驻美特派员邓莲溪先生，从大陆来台湾时坐太平轮，失事丧生。他太太先来，行李也都运来了。他死后，太太打开行李箱，箱里有很多书，她就叫我去选，因为他是外文系的，我拿了一些他的书。赌物思人，回想他们在那间编辑室里日夜赶稿的情景，不胜烯嘘。

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时与潮》带给我的影响极为深远:既奠定我一生追求知识的基础，也打开眼界，学习从宏观角度看事情。这是我最感谢我父亲的地方，虽然我是女儿身，但他对我的教育非常认真。

《时与潮》在汉口出刊不久即建立声誉，到重庆后增加编辑人手就顺利多了。最早的工作人员多是国内名校外文系的高材生，当时已有写作经验的刘圣斌、邓莲溪等先生由东北协会推荐而来（东北与华北沦陷以后，我父亲的工作由组织地下武装抗日转为文化与教育工作），加入阵容。到了沙坪坝，因地利之便，聘请中央大学教授贾午（立南）先生为总编辑，编译人员大多数由中大、重庆大学的教授兼任。四、五年后又公开招聘了许多译写好手，其中最年轻的编辑如吴奚真、何欣、汪燊定等。他们来台后在文学教育、经济方面都很有贡献，《时与潮》是他们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后来，汪先生被中美合99lib•net作善后救济总署派来台湾，我一九四七年来台大，他常在周末借吉普车带何欣先生与我去台北近郊游访名胜。他们回忆在《时与潮》工作时的挑战、抗日生活的苦乐，以及战后国内外种种变迁，话题源源不绝，数十年后仍常聚谈，趣味无穷。

《时与潮》的业绩蒸蒸日上，除了政论半月刊，后来又增加《时与潮副刊》 （月刊，介绍生活、医药、社会等各方面新知）以及《文艺双月刊》，创刊后销路也很好。同时，又获美国驻华大使出面将《读者文摘》 （Reader'SDigeSt）中文版授权给《时与潮》出版，当然也广受欢迎。

除了出版，父亲于一九四一年初春在沙坪坝大街上最好地点祖屋设立“时与潮书店”，宽敞明亮。除了陈列自己出版的书刊，也齐备古典作品及战时能搜集到的各种书刊。因为不以营利为目的，所以欢迎学生翻阅，有的书甚至翻破再补。战时，许多学生无钱买书，坦然地去“时与潮书店”一本本翻阅，吸收知识。有些人说，那真是一座最“跟得上时势”的图书馆;也有人（如赵淑敏）回忆，说那是她的启蒙学校。

赢了辩论后的周末，我由女中的“受彤楼”经行政中心“范孙楼”出大门回家。对面的高中男生教室窗口照例站满了“看”女生的人，他们看到我走来，大声地用刘半农《本事》的歌词改唱:“记得当时年纪小，你要参战，我不要……”然后喊：“快步走…一、二，一、二……”我几乎半跑步奔出校门。以后每次经过都疾行而过，因为他们又在喊:“飞毛腿…加油！”

另外，编辑部以特约和兼任方式聘请文学界、学术界著名作者中译许多英、美、法文著作，如:以分析现势及历史为主的《法国的悲剧》、《巴黎地下二妇女》、《罗斯福传》、《拉丁美洲内幕》、《世界战中的印度》等数十种专书，风行一时。纯文学作品中，最畅销的是《高于一切》 （this AbOVe All），描写英国一位护士和军人的战争生死恋。故事动人。畅销到几乎人手一册。这本书还在翻译时，我已先睹为快。我经常去编辑部凑热闹，当他们休息时，会把原文书借我看，由于只有一本，还是从印度经“驼峰”运来的，万分珍贵，我像秃鹰一样趁他们工作的空隙抢读，有几个晚上我把书带回家，第二天清早赶快去还，因为人家要工作。

《时与潮》办公室离我家不远，大约五十公尺，中间隔着大片水田，从家里可以看到办公室的灯光。每期出刊前，父亲为了熬夜看稿干脆睡在办公室，只要是父亲在那儿，我母亲就会看那灯光，灯光没熄，母亲也不睡觉。对他们这一辈的人来讲，这表示感情吧!我记得那灯光总是到凌晨一、两点才熄。

有“时与潮书店”这样又大又新的书库，我读遍西方名著的中译本。当年敢译书出版的，多数是中文根柢深厚又研究西方文学的文学、教育界人士。在电视出现前的岁月，出版界没有生存的威胁，彼此竞争亦不大，出书是唯一能出头露面的方式，可以建立真正的社会地位。出版界的编辑者都有相当高的眼界与权威，不屑仅以销路为考虑。但是那时的白话文比较拘谨，不似今日的轻松流畅。

三个月后，十二月八日，日本海军在凌晨一点突袭夏威夷的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西方同盟国家全体对日宣战，全球局势立刻明朗化，中国不再孤独。已独力抗战五年，困顿不堪的重庆立刻成为亚洲最大盟国中心。一切有了希望，我那中学生的“论点”全都正确，年轻的心确曾沾沾自喜了许久。

战时重庆真可说是人文荟萃的中心，除了政府人员，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学生，用各种方式来到重庆，不仅为了不愿作侵略者的顺民，还要前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参加长期抗战。

有一天在饭桌上，爸爸静静地对我说，“你赢了辩论会可真不九九藏书容易，可见读书已知道重点。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能说什么，而是能想什么。”父亲一生常在我颇为自满的时刻说，“可真不容易啊，但是……”引领我进入深一层思索，虽然当时有悻悻然之感，但我一生处逆境时，多能在不服气之后，静静检讨，实得之于父亲的这种开导。

战时因为纸张质量不好、印刷困难，有一些真正令我感动的书，多翻几次就出现磨痕。高中毕业后等联考发榜那段时间，我买了当年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恭谨地抄了一本纪德（Andre gide。1869-1951）《田园交响曲》和何其芳、卡之琳、李广田的诗合集《汉园集》，至今珍存。字迹因墨水不好已渐模糊。简帧办的大雁出版社在一九八九年春季出版了仿古典线装本的何其芳《画梦录》，我也是以重逢老友之心珍藏的。

当年为争取二次大战最新资料。《时与潮》派出刘圣斌先生驻在伦敦，邓莲溪先生驻华盛顿。负责搜集、阅读每日报纸（与《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都有中译版权）和最新杂志、书刊，将重要适用的剪报、论述篇章加上大事分析寄往印度，由驻印度特派员沈旭宇交航空班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 ——战时，英美援华军用与生活物资皆由印度转往重庆，张大飞飞行初期常被派往印度将美援飞机开回中国云南和四川，大约七天可到重庆。编辑部收到后，立刻日夜赶工中译，让《时与潮》的文章一直能保持半月刊的新知要求与时效性。

每星期六下午三点半我奔出校门，走过镇上唯一的大街，右首一条小径引向那幢小小的白色房子，我总是先到编辑部看看爸爸有没有在里面。他周末两天由重庆城里回家，会先到社里看新到的资料和译稿，开会，定下一期篇目。我由沙坪坝经过时，一定会买一大包花生，到爸爸小小的社长室里，坐在他连夜看稿时睡的单人床上剥花生吃（他桌上有稿子，不许我们碰）。如果他不在，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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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出一大把最好的花生，放在一个土烧小瓦钵留给他。剥花生大约是他那时代四十岁的人，尤其是政界，绝不会主动做的。有一天，他告诉我以后再不可以坐在他床上吃东西了，因为前一晚有一只老鼠到床上咬了他的鼻子一口。

这实在是远超过我们能力的大问题，双方都动员了家长。反方：辩论美国不会参战。有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战时一家大报的主笔：我站在正方：美国会参战，有专门分析国际局势的《时与潮》作数据库。其实双方都有资料的后援。这已是同学间公开的秘密。我父亲觉得这题目对一群“毛孩子”来说太大了，只笑着对我说，“输了不要哭就好。”编辑部的叔叔们意见甚多，教我由原文资料中归纳为清楚的九项。分给同组三人掌握。整整一个月，我们三人储备了丰富的内容，而且必须保密，老师说，这才能出奇制胜。辩论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至今仍记得上礼堂讲台时的紧张和后半场答辩时的冷静自信。我一生读书记忆力甚好，能将纸上资料适时用上。当时侃侃而辩，苦战之后我们是赢方。我有生以来首次知道自己可以不做哭娃娃，也第一次明白，胜利的代价不全是快乐。

高中时，我敢于主编学校的女中墙报并且动手用毛笔挥写一部份版面（我那清晰生硬的印刷体和后来教书写黑板的英文板书使我终身写不出潇洒的字），后来在辩论会上有凭有据地驳倒对方赢得胜利，主要是我有来自《时与潮》杂志社的最新资料，甚至有许多是英文原文、世界权威的著作。

辩论的题目原是男女生的读书趋向之类，海报贴出后，有一天张校长散步看到了，说:“都什么时候了，天天跑警报，还教孩子们辩论这“没有出息”的问题。”指导老师连忙把主题改为“美国会不会参战？”

高二上学期，我被指定参加全校性的辩论社。开学不久，九月下旬即得代表高二出赛。

这题目贴出去，在文化中心之一的沙坪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么严肃、重大的问题，高中学生怎么敢去公开辩论？原选出的六个人（正、反二方九九藏书各三个人）也非常惶恐，都想退出。老师说。南开精神就是允公允能、勇敢接受挑战，不可以退出，叫大家加紧准备。

每周我由南开回家的路上必去“时与潮书店”还书，回校时再去借取新书。只要是能读的书，我很少遗漏。国共合作那几年，有不少俄文中译作品。除了屠格涅失和托尔斯泰令我敬读膜拜之外，记忆深刻的还有高尔基的《母亲》，另一本《露西亚之恋》，只记得书名很吸引我，内容、作者则忘了。当时左倾文坛捧得最厉害的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A.OStrOVSky）着，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一个工人的自述，那种强烈鲜明的政治意识是当时的我读不懂的。二00二年左右，我突然在台北书市看到这本书，如遇旧友，捧回再读。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热将我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的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约早已有理性根源，那一类的书确实成为我判断的基础。

在那个时代，那样遥远的内陆山城，《时与潮》是很受欢迎的刊物，政府与民间都很重视，几乎每次出刊立即销售一空。许多人说那是水深火热的战线后面的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美国参战前后，半月刊经常加印四、五次，机器都热得烫手。《时与潮》选材之精准，译笔流畅，立论之高，在那时很少有刊物能与之竞争的。

《时与潮》是一九三八年由京沪撤退到汉口后，困坐愁城，几位东北知识青年请我父亲担任社长并筹钱办一本专门介绍国际现况的杂志，使人民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势，出刊之后相当成功。一九三九年撤退到重庆不久，印刷厂所在的那条街被炸毁，父亲找到一部旧机器。搬到沙坪坝外成立印刷厂、编辑部，从此安定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