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英美名著方面，我自认最有价值的，一本是侯健翻译《柏拉图理想国》（一九八0年联经出版），一本是张平男翻译奥尔巴哈《模拟：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 （一九八0年幼狮文化出版）。
我记得《当代社会问题》和《开放与封闭的心理》要出版时，特别邀请杨国枢先生写篇总序，杨先生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万字的序。序文写到“现代化”是对过去旧社会的一种挑战，从清朝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因各种原因积弱到民国，现在我们开始做现代化工作，一定要用新观念克服积弱的原因。使台湾经济起飞。因为王天民馆长已经离职，换了印刷事务起家的熊先举馆长，也是原来的教科书组主任。新馆长看了之后，说杨国枢一直不是很忠党爱国，觉得这篇序文把中国旧社会说得好像一文不值。我说现在已不是反共抗俄时代。熊馆长说，“我不跟你辩论国策，我不能接受，换个人写。”我说:“他专为这两本书而写，我不能退稿。”他说:“我不能接受，反正不能印。”他非常坚持。我知道“现代化丛书”已经做不下去了。
我亲自邀集增订(updating《经济学名词》，将一九四一年国立编译馆编订公布的三千六百二十五则中文名词，增为四千一百五十六则，一九七七年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因应世界经济三十多年变迁的新时代。将近一年的工作时间，几乎每周参与编订会议的学者，有施建生、于宗先、田长模、侯家驹、陈昭南、陈超尘、华严、杨必立等经济学教授，由施建生先生担任主任委员。每次开会。认真斟酌定稿，九九藏书
却总是笑语盈盈。据年轻学者说，那是经济学界少有的盛会，留下的是珍贵成果。
离开编译馆之后，我唯一具体牵挂的是寄望甚高的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长篇小说中译本全集，当时已交稿的有四本:翁廷枢翻译《乞丐王子》 （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萧廉任翻译《古国幻游记》 （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丁贞婉翻译《密西西比河上的岁月》 （一九八0年国立编译馆出版，茂昌图书有限公司印行）、林耀褥翻译《浪迹西陆》 二九八九年国立编译馆印行）。译者和校订者都是台湾最早出国研究美国文学而最可靠翔实的译笔。多年来，我一直推动西方代表性作家作品能有完整的中译，让国人看到不同文化的真貌与深度，这方面日本的翻译成就令人佩服。我们处处看到、听到中文著作，言谈中肤浅地引用马克吐温的幽默，美国这位十九世纪的幽默大师可说是无人不晓，但有多少人知道那“幽默”里面蕴含
多深的辛酸与批评，讽劝新兴的美国文化建立自信与自己的风格。我离开之前曾一再拜托馆里承办书稿印刷的单位，把这套书交由同一家出版社，不要分散标售。但是，它们和其他的书一样，交稿之后，银货两讫，除非有人有权追踪，否则就是落入图书室某一个阴暗的角落，不见天日。例如林耀
褛精心中译的《浪迹西阵》，从未上市。它们成了我多年痛惜的，念念不忘的“马克吐温孤儿”。
侯健先生是我那一代外文系出身之中，中英文皆有深厚根柢的人，专长中西文学比较批评。《柏拉图理想国》不仅是哲学与文学批评，也是文学创造，是西方分析哲学相知识论的渊源。高友工教授在中译序称赞侯健的中译本完整而且详加注释，“文字流畅而忠实，通俗而典雅，是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化史上大事。”我与侯教授在台大同事多年。常在各种聚会听他用浓重的山东腔发言，如高序所言:“能倚马万言，文不加点，听众往往有无法完全领会的苦处了……因为他的思路敏捷，而学识过人，他的旁征博引如同天马行空。”侯教授一生辛劳，未及退休即早逝，盛年译出此书，不枉此生。
后来翻阅出版的“现代化丛书”，杨先生那篇序文果然未被采用，新馆长反对就是因为杨国枢是“自由派”。我对杨国枢说明了这件事，未定的计划等于风流云散一样，杨国枢序文事件，是我最后的防线，我不愿意再退让。这不是一篇序的问题，是我为了学术理念与尊严作去留决定的时候。我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下定决心离开国立编译馆。
我的另一个工作是征询、阅读所有相关的重要的审查意见书。那时国立编译馆的权责是编审国小、国中、高中教科书和大学丛书，委托编译馆出版的学术用书和馆内自行编纂的书也在被审查之列。基本上以“政治正确性”与“专业正确性”为原则。由此我看到了当时及往后也成为各科系权威学者的审九九藏书查意见书，几乎全是亲笔手稿。在复印机普遍使用之前，将争议性强烈的审查意见交给原著者，唯一的方式是由馆员抄写，才可以“保护”审查人，不致因同行认得手稿笔迹而引起争端。如今想象那些“落后”到原始的文书工作，颇有啼笑皆非的感觉。在阅读审查意见中，我对台湾学术界，甚至各校师资，有深一层的认识。各种领域的争论，虽颇为严苛，但大多数是认真可敬。至今我仍记得中文系几篇派系分明的审查意见，让我们难以处理。也仍记得有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审查文章，令人感动。师大英语系汤廷池教授，开会不停发言，他的审查意见往往长达十余页，用极小的字手写，读来感到他精力无穷，但他的确是真正关心，对应用语言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建议相当中肯，所以虽然态度严峻。坚持己见，仍是可敬的学者风格。另一位是台大中文系张亨教授，原是国文教科书执编小组成员，他倾全力搜集可能用上的资料，筛选读物，尽心致力，极为投入。然因对编审委员会的意见无法协调，愤而离去，是我在教科书编写工作上的一件憾事。
社会科学方面，最大的计划是编纂“现代化丛书”。我邀集中央研究院的杨国枢、文崇一、李亦园先生主持编纂“现代化丛书”，希望将世界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介绍到台湾。既要推行现代化，就得对“现代化”的意义有基本的了解，这实在是一件很困难、很重要、很庞大的工作。这个计划很大，当年也只有国立编译馆可以推行。
我在国立编译馆五年，在那个年代，使命感很强，当然有许多可记99lib•net忆的事。小学、国中、高中各科教科书都有编审委员会，聘请的学者专家至少有五百位，学术界菁英甚少遗漏。每书定稿都有许多“声音和愤怒”。常有人辩论未决时拂袖而去，馆员追到楼梯上劝回。音乐科和美术科因选取代表作而争论甚多，历史科主编王德毅教授谦虚温和，编辑委员畅所欲言，书出后没有引起政治风暴。钱穆先生推荐杜维运教授编辑高中《中国文化史》教科书，也在一九七三年由国立编译馆顺利出版，使用期间未闻有太多批评。我的本行英语教科书编写过程虽有技术辩论，却是最稳妥顺利的，那时研究英语教学的师资几乎全在师大。一九七三年八月出版的国中英语教科书，大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套自己编写的英语教材，几位有理论、有实际经验的青年学者反复讨论，慎重定稿，对台湾的英语教学有切实的影响。当时由朱立民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编辑小组有李敞、陈永昭、傅一勤、黄灿遂;直到二十多年后（一九九七年）我担任主任委员，聘请张武昌、周中天、施玉惠、黄灿遂等编审委员，都是师大最优秀的英语教学名师，与他们讨论是我最愉快的经验。
张平男先生翻译《模拟》时，是以严谨慎重、如履薄冰的态度全力以赴。正如此书副标题:“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所示，它是语言学、文体学、思想史与社会学，可说是精细学问、艺术格调、历史想象及当代意识多方面极为成功的结合。一九四六年德文本出版后，一直以各种文字译本作文学课程的必修读物。书申所用语文多达七种，译者虚心求教，得以解决，此书之出版实有www.99lib.net重大意义。
当时台湾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很少，我们拟定文化丛书的书单非常辉煌，可以帮助新思想有系统地深入扎根。但是新馆长接任后，文化丛书已无法有所作为了。所谓“三日京兆”，中国官场的新人新政意义大约就是没有延续性，没人关心扎根的未来。我辞职之后，所有建立的出书计划，都被一扫而空了。
曾经邀集许多相关学者共同拟定出书计划，可惜出版的书不多，但总是做了一些，包
括:《当代社会问题》、《开放与封闭的心理》、《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寂寞的追寻：美国文化濒临断裂边缘》、《迈向现代化》。这五本书总名为“现代化丛书”，都由国立编译馆主编，四年间陆续出版。这段时间也是我在文学界之外，与文化界最大的连系。
我在编译馆除了负责教科书，对不同领域的经典著作同时进行编译计划。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为“大学用书”出版的第一本书《西洋哲学辞典》，项退结教授带着编译计划和部份初稿来到这间屋子，坐在这张桌子前的情景。他说明根据布鲁格（W.BrUgger）"Philisopphisches WorterbUCh德文中译，删去过多的宗教辞语，凡是经过修改的条文，都注明项退结（Hang英文署名。在那个出版不易的年代，我当时确知这样的书就是一个国家出版者，一个归属教育部的国立编译馆（Nationl Institute for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值得做的事。这本重要而巨大的参考书，一九七六年出版以来仍是相当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