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最大的改革是重编大一英文课本，以增强全校学生的英文能力，扩展人文和科学方面的知识。为本系一年级学生开设“文学作品读法”，列“中国文学史”为必修课，此课前后有台静农、叶庆炳、林文月、柯庆明等中文系名师授课，不仅使学生真正认识中国文学的传统和演变，也增强中文和外文两系的师生情谊，影响学生日后进修的视野，甚为深远。

那时外文系编制已近八十人。还有许多位兼任老师。第一批开课的老师如英千里、王国华、黄琼坎、苏维熊、李本题、夏济安、黎烈文、周学普、曹钦源、曾约农等都已离开。一九七0年以后的台大外文系，有人戏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在那陈旧斑驳但敞亮可爱的回廊，来来去去的九九藏书网学生有许多是联考第一志愿分发来的，心理上也许有置身雕栏玉砌之感。而课程确实有很“现代化”的大改变。最大的推动者，恰好一位姓朱，一位姓颜。朱立民和颜元叔先生在一九六0年代后期由美国拿到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在台大校园被称为“稀有贵重金属”;不久另一位文学博士胡耀恒先生也回到台大，以最新方式讲授西洋戏剧，带领学生以比较文学方法关怀中国戏曲的发展。

很难与记忆妥协的是，外文系的办公室已经搬到楼下，现在是个热闹的地方了。进了院门楼下右转一排大屋子，只有这一间的门经常开着。迎面是一座木柜，上面放着一把当年标准办公室用的大铝茶壶，没有力气从木柜上提下那把茶壶的时候，你就该退休了。茶叶装在白色小麻袋里，由总务处分发给各系办公室。我至今记得咖啡般的茶色与苦涩的茶味，两节课之间实在太渴，也常得去喝一大杯，茶几乎永远是冷的。木柜有数十个格子，当作教师的信箱，后面桌椅相连。坐着五位助教和一位事务员，川流不息的人和事。一直到我退休，外文系没有一间真正的教员休息室。上课前后的“交谊”似乎都在回廊“举行”。我至今记得，有时从二十四教室出来等下一节课钟响，相当疲劳地靠窗台站着，会看到走廊那一端出现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免不了有“惊呼热中肠”的场面，然后匆匆忙忙在粗糙的木窗台上写下电话号码，各自奔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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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大我一直讲授英国文学史第二年课程，有一年颜元叔先生出国。由我代课，上了英国文学史第一年课程。此课我在中兴大学教过四年，有过相当研究。同一星期之内要按不同的进度调整自己的思绪，在二年级的教室讲八世纪北海英雄史诗《贝尔伍夫》，甚至还须放一两次古英文发音的唱片。第二天则在三年级班上费力地阐释十八世纪奥秘浪漫诗人威廉．布雷克《心灵旅者》，此诗描写两个反方向转动的循环，自然与人生，其中奥秘实非课堂中可以完全阐释。我在中学时曾读过一篇英国人写的文章，他说人脑里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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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隔间（compartments）储藏不同的知识。我在脑中清清楚楚区分英国文学史各阶段重要作品。各自为它的时代璀璨发光，所以自己并没有时空混淆或时代错置（anachronismn）之虞。

“英国文学史”改为两年十二个学份的课程:第一年由中古英文时期（The Middle Ages 1485）到十八世纪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二年由浪漫时期The Romantic Period,1785-1830）到二十世纪（TheTwentieth CentUry）。使用的课本以重要作品为主，不仅是背景、潮流、发展的叙述而已。我教的时候已使用全世界的标准本，诺顿版的《英国文99lib•net学史》 ，共约五千多页。

由那几步台阶走下来，穿过如今已不存在的舟山路，进入台大旧墙内的校园，穿过校警室、福利社，从行政大楼和农化馆间的小径出来，立刻面对文学院的红楼。横切过种满了杜鹃花树的椰林大道和纪念傅斯年校长的传钟，即可从气势宽阔的门廊进入回廊。对于我，似乎有一种“仪式”的意义。这敞朗、陈旧的回廊，以大半圆的弧形，稳坐在台北帝大（创立于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初建的校园中心，两端开着小小的门，中间包着一个小小的院子，和我三十年前初见时完全没有改变。在台湾漫长的夏天，隐约可以感觉到流动着一种Whispering coolness（我无法中译这种感觉），安顿我的身心。我的教书生涯由此开始，也将在此结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