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隆重嘉奖《于无声处》。就在这一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着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
然而，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日益高涨。如果华国锋仍然坚持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也将会动摇他的领袖地位。
在“天安门事件”的紧急关头，华国锋在1976年4月4日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
“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
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明确提出要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可是，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亲自定为“反革命事件”，不能平反。
把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坚决反对为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粉碎“九_九_藏_书_网四人帮”的第二十天——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中，就明确指示“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华国锋所谓的“避开不说”，就是不准平反。
11月16日，《人民日报》根据胡乔木的指示还发表了署名“特约评论员”的长篇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话剧《于无声处》在北京的演出，紧紧配合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在全国造成强烈轰动。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日高一日。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应该予以平反。陈云在讲话中，还提到了话剧《于无声处》：
胡乔木如此看重话剧《于无声处》，为的是大做政治文章，因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当时与“两个凡是派”斗争的焦点之一。
正是由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被定为九-九-藏-书-网“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消一切职务；
胡乔木指着这一标题说，这下子把话说明白了！
所以，华国锋死死守住“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道防线。华国锋深知，一旦这道防线被突破，将直接动摇他的政治根基。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这一回，陈云一呼百应，在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声势。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
《北京日报》发表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
所以，对于华国锋的政治生涯来说，“天安门事件”是重大的转折点。
由于胡乔木的大力推荐，11月14日，话剧《于无声处》剧组前往北京演出。
这样，华国锋不得不表接受党内压倒九-九-藏-书-网多数的意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然而，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也正是由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下台了，华国锋取而代之，先是担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胡乔木以高度的政治敏感，读了话剧《于无声处》剧本，给予肯定。尽管他此时的职务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却专程飞往上海，去看话剧《于无声处》。看完演出，他上台接见剧组全体人员，称赞这个话剧“写得不错”。
这样，在陈云发言后，隔了一天，即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郑重宣布：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三百三十八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978年10月九九藏书网12日，《文汇报》发表长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引起了胡乔木的注意。《于无声处听惊雷》记述了上海工人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轰动的情景。这一话剧，是生病在家休息的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宗福先花了二十多天在1978年5月完成的。《于无声处》在舞台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9月23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上演，观众反响极其强烈。剧场的容量毕竟有限，《文汇报》破天荒地连续三天用了四个版面发表《于无声处》剧本，以使广大读者可以从报纸上读到《于无声处》。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胡乔木，反反复复捉摸着中共北京市委决定，觉得“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这句话说得不明确。到底是“大秀才”，咬文嚼字，以为仅仅说“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是留了很大的余地。因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九-九-藏-书-网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这还用说吗？内中最为关键的是“天安门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事件，中共北京市委并没有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就在胡乔木非常仔细捉摸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所作的平反决定的字句时，很快地他就注意到，《人民日报》在11月16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加上了这样鲜明的标题：《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说实在的，华国锋坚持“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他打的是“两个凡是”的挡箭牌——“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实际上，“天安门事件”与华国锋本人休戚相关。
这股强大的力量，向着华国锋筑起的“不许平反”的堤坝发起了总冲击。
邓小平的复出，本来就是意味着对“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否定。然而，华国锋却硬要解释为“天安门事件”仍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的复出只是由于事实表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不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