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韦国清谈话的时间，离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只有二十五六天。看来在10月14日后不久，中央提出召开中央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举行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10月底11月初就发出了，因此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间，推算起来在10月底，即在这次讲话半个月之内。这是我对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知道的唯一可靠的材料。

从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邓小平说开这个理论务虚会可以起“索性摆出来讲，免得背后讲”这个作用。摆开来讲，当谁的面？当然是当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面，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这件事。叶帅讲的理论务虚会不是三中全会后1979年开的那一个，在1979年举行那个理论务虚会时，问题早就已经摆开，而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摆特摆过了。叶帅讲的那个理论务虚会已经实现为中央工作会议，不是1979年的那一个，这一点我还可以从邓小平回答韦国清的第二个问题时的谈话进一步得到证明。韦国清向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能否印发邓小平九月间在东北的讲话。那次讲话是很有名的，是讲真理标准问题的。邓小平的回答是“可以在机关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给部队发通知，等一下务虚会”。可见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这个务虚会是很快就要召开的，不是以后1979年开的那个。

华国锋那天讲话时我听得很清楚，他说在一次中央常委听1978年7月到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九*九*藏*书*网会情况汇报时，大家认为那个务虚会开得很成功，叶剑英听了很满意，提议在理论问题上也开那样一个务虚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这件事知道的人比较多，大家认为三中全会后1979年那个理论务虚会就是叶帅提议召开的。其实叶帅提的理论务虚会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当然后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丰富得多了，但是叶帅想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内容也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高兴地得知有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这个会议的通知。

1978年2月举行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中央全会我列席了，五届人大我是代表)。这时候国务院也得到了改组。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在国家机关中担任了领导职务。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是当时思想上受“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的还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一套。我参加了五届人大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文件的基本调子改变不了，我只能做到讲一通拨乱反正的言论，在起草组内同一些人争论一番，但改变不了他们的观点，只能做到“我讲了，我的灵魂得救了”。

我查到的那个材料是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记录，那是当时我抄来的材料。韦国清向邓小平请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总政治部准备发一指示，要求在全军干部中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九_九_藏_书_网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问小平同志的意见。邓小平答复：“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就是一个小企业，生产队也应实事求是。……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思想僵化。……叶帅说，要把这篇东西印发到全国去。”关于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的讲话中也讲到了。

但是“四人帮”的覆灭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一个大解放。人们比以前敢说的话多了，谁也恢复不了“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那种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而人民暂时无可奈何的局面。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进入1978年之后，局势有所进步，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线尚未端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在讨论中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抗。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需要开展一次讨论，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碰撞较量，才能求得一个解决。

至于揭批“四人帮”中遗留下来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天安门事件”性质问题，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要求平反，但是汪东兴、吴德、张耀祠出来反对，因此不但许多1976年清明节去天安门追悼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青年还在囚禁之中，而且又有人因ｈtｔp://www•99ｌｉb•ｎet为发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批评吴德的言论而以犯了“恶毒攻击罪”被投入监狱。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继续受到极大的压抑。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没有受到批判，而吹喇叭、抬轿子者也不乏其人。对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出现的这样的局面，广大群众干部当然极不满意。

追记这个中央工作会议，最好能够介绍这个会议的酝酿和筹备过程。但是我不能根据自己的回忆做这件事。这倒并非因为时间隔了这么久记不起来了，而是我当时就不知道有关情节。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在几位中央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最后又怎样做出了决定；不清楚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华国锋的报告是怎么起草的，在起草过程中是否征求过其他几位常委的意见；如果征求过，华国锋对自己原先提出的稿子做过一些怎样的修改；等等。这些情况我当时都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因此在这里只好不说。当然党史研究者会设法查明这些情况，我也希望弄清楚这样的史实(参见附记)。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把他们从党和国家的统治者的地位上拉了下来。除去这一群祸国殃民的邪恶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生打开了道路，这是举国上下高兴的事。但是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华国锋等人的立场、观点并没有九*九*藏*书*网立即转变过来。华国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深，并囿于自己的水平，同时也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没有也不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愿意让在政治思想水平上、在智慧上、在治党治国能力上比自己不知高明多少倍的邓小平出来领导党和国家，因而在1976年10月到1977年3月近半年的时间内，一方面提出要揭批“四人帮”，集中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路线”，一方面在“批邓”事实上已经搞不下去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依靠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升到党中央重要地位的汪东兴，作为自己最亲密的助手。汪东兴曾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立了功。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上了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还身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务。在汪东兴之下还有李鑫和郭玉峰两个小班子，一个管思想政治，一个管组织。像吴德这样的人还在使用，在十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十一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在实际活动中提出并坚持贯彻“两个凡是”的方针。后来人们知道这“两个凡是”的提法有三个大同小异的版本。最早的一个是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第二个版本是由李鑫和他领导的一个理论学藏书网习组的人起草，经过汪东兴多次提意见，做过多次修改，最后由华国锋圈定的，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那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的那个论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第三个版本。按照这个方针，邓小平也就不好出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天安门事件”和许许多多冤案错案也就得不到平反，我们还要继续执行“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那套路线方针政策。

这样一个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干部其中包括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强烈反对。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信件，局面开始有所改变。两个多月后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被撤销的所有职务，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又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十一大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期间，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回到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由于处理重大案件的大权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中，仍有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

在写这篇追记的过程中，我在故纸堆里发现一个有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材料，经过一番研究，我做出这样一些初步判断。

当然，召开这个会议的历史背景我当时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