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从中央工作会议前邓小平的言论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从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两者相距只有半年。它们可以说是有同样的历史背景。但是它们毕竟是两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后面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中，就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和展开讨论六个月的史实。具体说来，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提，这个讨论的成果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指导思想。不仅如此，经过叶剑英和邓小平的努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更促成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
我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有历史发生的事实为根据的。
在前面我说不能根据自己的记忆来写中央工作会议的酝酿和筹备，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有关的情节。我说的是实情。但是经过这个时期对历史资料——包括我保存hｔｔｐ://ｗwｗ•99ｌｉb•net的“故纸堆”的阅读和研究，使我能对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间的关联，做出可靠的判断。因而可以专门写这么一节了。
就在那篇文章发表的当月30日，邓小平有一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那个讲话是针对当时总政宣传部长对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两个提法与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提法用词不完全一致提出异议，要求在总政治部党委会和政治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而做的。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批评道：“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还有一次邓小平和我们谈话，也没有记下准确时间，可能比前面讲的那次早。邓小平说：“现在风声不小，对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就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那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常九九藏书识。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讲要解决问题，理论上就要站得高些。他对我们说：“社会科学院是个研究理论讲理论的机构。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在这次谈话中，他说自己主张这个问题中央要讨论一下，把问题讲清楚，这就是后来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由来”吧。
还有一次他和我们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谈话，谈话准确的时间我的笔记本没有写明，但肯定在五六月间。胡乔木向邓小平反映了张平化找到在北京参加高等教育工作会议的省委书记说，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两种反映，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很重要的文章需用鼻子嗅一嗅，《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不都是准的，回去议一议有什么意见，赞成、反对都可以说，不要压制争论。邓小平问，这个会是不是各省的书记都来了？胡乔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九*九*藏*书*网，接着又反映：熊复找到胡耀邦，说《红旗》有成绩，理论文章比较慎重，然后对胡耀邦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不以为然，说提理论问题要有勇气。胡乔木又反映最近召开的宣传会议，本来报告中有“文化大革命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话，宣传部长们看了之后不同意，等等。邓小平听了情况介绍后说：“这事好办得很嘛，争就是了嘛，都不要扣帽子，在理论上探讨嘛！从实际出发，不要说空话。”
第一个事实是：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引起了叶剑英的注意，且赞成文章中的观点。特别在此文发表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立即转载。可是听命于汪东兴的《红旗》杂志，采取“不介入”这一讨论的态度。他们组织了另外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说〉》的文章，文中也提到实践标准这样的问题，但是抹去棱角，不接触反“两个凡是”，因而它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就有人表示反对，提出意见。《红旗》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把这篇文章送中央审查，到了叶剑英手中。当时受到李先念主持下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的成功的启发，因此在常委会的会上，叶剑英建议中央召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别的场合，叶剑英还建议把《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印发。许多人，以前包括我在内，以为他的这个建议在1979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时得到了实现，其实他的建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实现了。
从真理标准问题在学术界、新闻界、各路诸侯和将军们的讨论，到摆上中央会议日程，经历了几个月。叶、邓摆开来讲的这个想法，我想不会事先同华国锋讲明白，但华也会明白一些。关于工作会议酝酿和筹备的具体情节，我并不知道，尤其是华国锋那里，我没有听到什么，最后这一段是我在分析后所做的判断，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就要靠更多人的回忆来解决了。
当然
９9liｂ•net，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华国锋也有他的需要，也有他的考虑。在十一大华国锋做报告，报告中的第二个部分《形势和任务》讲了八个问题，以后开了十一届二中全会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到1978年这些东西他自己感到不能用了，他感到从1979年起应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于这一点，叶剑英、邓小平和李先念都是同意的，而且在李先念的主持下又开了一个时间很长的国务院务虚会，华国锋既然有这个要求，中央工作会议很快就召开了，而叶、邓的问题，也可以摆开来。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起草过程，邓小平最初并不十分清楚。从他两次早一些同我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知道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主抓写这篇文章的事情，后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的经过，他也并不很准确地了解。他听说有南京胡福明投稿的事，但他以为投稿者是上海的工作人员。他对这篇文章估量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