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真理标准问题的交锋
第三节 一场端正思想路线的哲学辩论
目录
第一篇 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
第二篇 关于华国锋的开幕讲话
第二篇 关于华国锋的开幕讲话
第三篇 重点转移和三大议题的讨论
第三篇 重点转移和三大议题的讨论
第四篇 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
第五篇 正面较量,点名批评汪东兴
第六篇 真理标准问题的交锋
第六篇 真理标准问题的交锋
第三节 一场端正思想路线的哲学辩论
第七篇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第八篇 人事与机构调整
第八篇 人事与机构调整
第九篇 邓小平和“宣言书”的起草
第十篇 叶剑英功不可没
第十篇 叶剑英功不可没
第十一篇 闭幕与散会
第十二篇 命运之门向中国打开
第十三篇 举行三中全会的那五天
第十三篇 举行三中全会的那五天
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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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表述真理标准的语句中也没有“唯一”两字。“唯一”这样的字眼究竟是谁最早加上去的?当时我认为是写那篇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的作者加上去的。很久以后有人查到在《九评》那个系列文章中的《五评》中,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中“标准”两字前有“唯一”两个字,据看过原始文稿的人说,是毛泽东在别人写的文稿的清样上加上去的,因此1978年5月那篇文章题目中的“唯一”二字就不是最早的了。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引发那场讨论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一看到在5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中“唯一”两个字时,非常高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是这么写的:
今天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当然要联系今天的实际。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原理,今天应该排除哪些不能作为标准的东西。研究理论,重在现实,重在今天怎么看。我们要弄明白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今天究竟要抛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这个问题,现在我没有做出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慎重提出来的问题,并且认为应该对这进行一番研究思考,然后把这样的问题提到学术界面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人都是比较熟悉的,如果平铺直叙像上哲学课时那样去讲,可以说是“老生常谈”。就是像《五评》中那样地使用,也可以说仍然没有脱离“老生常谈”。但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排他性地提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就不是老生常谈,而有很强的现实性了。
“唯一”标准要排除的就是这种“两个凡是”的标准。而且除对“天安门事件”所做的指藏书网示外还有不少毛泽东的“指示”也是不应该坚决执行的。尤其是他最后几年,有些做法已经乱了套,比如他容忍把自己对理论问题的看法也作为“指示”下达。在当时,如果不用实践标准来反对“两个凡是”,中国的事就会很糟糕,就会如邓小平说的那样,亡党亡国,因此必须提出“实践标准”并开展讨论。只有这样,人们的思想才能得到大解放,中国的前途才能大放光明。
应该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成功原因之一是由于一大批干部已经被解放出来了,在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担负了领导工作。仅仅提出真理标准,而没有这批干部的积极参加,没有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斗争,三中全会是不能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的。
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就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当时我很清楚党内不同看法争论的政治背景,一看到这两个字就叫好。特别是提出这个问题后,吴冷西立即打电话给胡绩伟同志,很尖锐地反对这个标题。这更加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命题不再是老生常谈了。所以那时我说,那位打电话的同志对于这场讨论所立的“功劳”也是很大的,他的“功”也不可没。
这些年来,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很活跃,而哲学方面的讨论显得比较沉寂,似乎又有“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情况。我觉得人们有一种不喜欢讲哲学的倾向。在一个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国际会议上,我做了一个题为《“为无为”——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作用”的一个哲理》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我讲了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的“无为”,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以“无为”达到“有为”。因此我们要“为无为”。我对到会的外国学者说,我使用的语言是古代中国的,可是内容却是现代的带世界性的。我在这个发言中九*九*藏*书*网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政府需要去“为”这种“无为”,也就是需要对许多问题采取“积极的不干预”的方针。而且我还说,只有实行这种方针,才能建立既廉价又廉洁的政府。我说现在中国20个劳动力养一个官员,怎么养得起?更谈不到“以俸养廉”。我把这个发言稿寄给了北京一个经济学刊物,感谢这个刊物的编辑部发表了我的发言,但刊物编者未同我商量把我的发言题目中“为无为”三字删去。我当然不那么高兴,我看出我国经济学界中有一种轻视哲学的倾向。我希望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过去这么多年后,哲学讨论能够活跃起来。
哲学的确重要,它是指导性的学科,是能起挂帅作用的东西。我们国务院研究室,由冯兰瑞同志主要执笔,在1978年初写的那篇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是经过邓小平看过,按照邓小平意见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发表后也受到搞“两个凡是”的人的攻击,说“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没有哲学,没有真理标准讨论是不能透彻地解决按劳分配等问题的。思想上的束缚要靠这场真理标准的哲学讨论才能得到解决。当然哲学不能代替具体科学,不能代替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抓按劳分配等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也是很必要的,在当时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开展起来,更有必要去研究具体的经济问题。不过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不能忘了哲学的重要性。
当然那时提出这个标准,针对的事物的确是很尖锐的,因为它所针对的不是别的,而是毛泽东的“指示”。那时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十分严重,他讲的话“句句是真理”,都是“最高指示”。而那时的毛泽东本人却因年老体衰,已经不能与社会和群众甚至与许多干部接触,处在“四人帮”、毛远新等人的包围之中,他不了解真实情况。比如对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九_九_藏_书_网,他就几乎全然不知。他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下决心撤销邓小平党内外职务。这样的“指示”,也被有些人奉为神明,被认为必须坚决照办执行。这就是所谓“两个凡是”。
这场讨论开创的近30年改革开放的局面,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实力,改善了人民生活。这场讨论提高了广大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广大群众的觉悟,增强了他们抵制错误的思想能力。这场讨论在今天我们还可以说,它不仅在历上而且对于今天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一点,在今天的纪念中应该有明确的认识。我认为我们现在决不能为纪念而纪念,我们的纪念应该着眼于当前和今后的工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很快学术界新闻界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不过究竟是谁先加上“唯一”这个词也还不能说得很准。如果我们对我国和世界各图书馆档案馆进行普查,也许可以从某个哲学家、政治家的著作中查到有人比《五评》更早使用过“唯一”的字样。有同志告诉我,他知道我国有一位政治家在1956年就使用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样的句子。
注:我查了《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署名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揭露苏联共产党推进一条“和平主义”的路线,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打掩护,而不去贯彻“只有消灭帝国主义才能消灭战争”的原理,不去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战争,而向帝国主义投降。在这篇文章末了写有这么一百多字:“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九*九*藏*书*网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我是在有人告诉我《五评》中有“唯一”两个字后特别有意去查的。最初我翻了两遍没有查到这句话,最后从头到尾,一个一个字读全文,才在全文倒数第二个自然段找到“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14个字。在当时我读过这篇《五评》,但是对这句话却视而不见,可见它并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至于在那篇文章中运用这个命题的意义,与20多年前那场讨论的意义则更不可同日而语。
20多年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当初只有63岁的我,现在也成了91岁的老翁。今天对当年的事件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尚健在的人已经不多了。为了纪念,很有必要掌握有关的各方面的历史资料,进行认真的思考,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像我这样了解情况、参加讨论的人,更有把所知的情况和观点向人们进行介绍的责任。在这篇短文中我不可能详尽地去做这种介绍,只能简单地介绍一个轮廓。
谁都知道“真理”是一个伟大的字眼。因此,谁都想抓这面旗帜。我们立志推进社会进步的人,当然要高举真理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团结起来奋勇前进。阻碍社会前进的组织和个人,甚至像日本那个搞伪科学的、残杀无辜的邪恶组织,也用“奥姆真理教”的名称。因此“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理”——即真理标准的问题,就十分重要。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政治势力、不同的思想派别有不同的真理标准观。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有我们自己的真理标准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真理标准观,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认为原先对真理标准的表述就包含“唯一”的意思,加上“九-九-藏-书-网唯一”两个字的意义无非更加强调实践标准具有排他性、针对性,是一元的。如果坚持真理标准是“两元的”或“多元的”,那么在真理标准的问题上不是糊涂,便是有意搞折中主义的把戏。
“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我参加这场讨论主要是在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这个会议前我忙于其他方面的拨乱反正,也看到已有许多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在写文章做发言,我没有写什么文章,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对这个问题做系统的发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直接就有关真理标准的问题所做的发言就有十一次,其中有三次是同杨西光和王惠德联合发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才对这个问题透彻地充分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发言直到现在没有公开发表过。在这里应该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言是带有普遍性的,有很多同志在小组会上讲了很好、很有分量的意见,否则就不会有上面说的那种决定性的胜利的。
从那一年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这20多年中在路线、方针和重大措施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20多年前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和讨论的正确性、必要性也要接受这个检验。检验后的结论应该是,这场讨论对当时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展开之前,我致力于按劳分配问题和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问题等经济学领域内的拨乱反正。那时我就感到,由于不少人受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思想的束缚很深,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非常困难,因此我期望哲学领域来配合。因此我提出希望改变当时“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局面。因此当我看到真理标准问题提出来之后,我很高兴地说,“挂帅的东西现在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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