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把历史档案视为全民的共同财富，实行人人平等的阅览利用原则，开放的程度都很高，利用也极为方便。有些档案，目前虽不开放，但都有年限，到了年头，一定开放。那里的历史档案管理人员的职责，就是为研究者提供最大的方便。日本外交史料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都设有专人，为研究者详细地介绍馆藏状况，千方百计地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有时候，在你离馆之后，他还会写信通知你，又新增加了什么与你的研究有关的资料。我的一个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告诉我，为了保证所有的资料都及时地、充分地为读者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甚至规定，馆内人员不得利用馆藏档案写作（有别的办法奖励那些精通业务，热诚为读者服务的专家们）。我还听澳大利亚学者骆惠敏教授说过，他有一次去伦敦英国99lib.net档案馆查阅，工作人员告诉他，有关资料已被外交部借走。骆惠敏教授表示坚决要看，结果，档案馆立即通知外交部，限期交还。

历史和文学不同。文学可以虚构，表现生活中可能有、即将有或根本不可能有的事物，需要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一个想象力不发达的作家绝不会是一个好作家。历史则容不得想象。它表现已逝的过程，一切必须是曾经发生过的，而且必须是信而有征的。一事不知，一缺则事如。没有可靠的根据，历史家不能下笔叙述任何一个细节。有时，历史家也会做出某些推论，但是，推论只是史家对历史可能性的一种分析，还有待于验证，不能视之为信史。历史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史料的特殊重要性。可以说，没有史料，就不会有历史学。任何人，要写出部优秀的历史著作，都必须下大功夫，花苦力气，充分地掌握史料，单凭个人聪明，或单凭几九九藏书条食而不化的理论原则，或者什么新方法之类，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到海外访问的次数不多，每次时间也都不长。一管窥天，一勺测海，而且，还有不少带回来的资料未及利用，之所以先行出版这一部分者，一是为了引起同行的重视，共同努力，一是为了及早对盛情相邀或给予了各种帮助的海外学者们有所汇报，同时也是为了不使书太厚，好卖一点。在学术著作难销的今天，这似乎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近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不同点之一就是中国真正成了世界的中国，和世界的联系空前地增加了、复杂化了。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无不与世界声息相关，互为因果。因此，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就必须认真收集、研究海外的各种有关中国的史料，包括中国人散落、存放于海外的档案。前些年，史学界曾经讨论过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何处突破，我以为，认真收集、研究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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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各种有关史料，应是造成突破的条件之一。如果有一天，日、美、英、德、法等国的中国问题档案能充分利用，前苏联保存的中国问题档案、共产国际档案，台湾保存的蒋中正档案都能充分开放的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面貌将焕然一新，许多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将水落石出。

近十多年中，著者有几次赴海外访问的机会。所至之处，均以收集中国近代史料为事。记得第一次去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时，对那里收藏的大量日本近代名人档案发生强烈的兴趣，于是一意在其中淘筛有关中国的史料，所获颇多。其后，又去日本外交史料馆和防卫厅研究所查阅，那两处的有关史料之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古话，汗牛充栋了。我去美国访问时也有同样的感受。由于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等人多年的辛勤工作，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收藏有大量中国近代名人的99lib.net口述历史及档案。其中仅顾维钧一人，藏品就有九万余件。我原计划在哥大停留一个月，一看情况，不得不设法延期。最后停留了三个多月，尽量减少其他活动，将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都用来阅读，离去时还只能说略有涉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收藏着宋子文、张嘉璈和许多美国来华人士的档案，其价值之高，当不亚于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至于华盛顿D. C.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和美国国防部、财政部等处，其收藏有关中国史料之富，当可与日本外交史料馆相匹配。

本书是著者海外访史的初步成果。一部分曾经发表过。有些文章，如《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诛袁世凯的谋划》、《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等，因已收入作者所著《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一书，分别在大陆和台湾两地出版了，这里不再收录。

清人龚自珍词云：“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慨叹的是书生无用。历史学研究过去，似乎连“纸上苍生”也谈不到。不过，历史学自有其自身独特的功用，还是不可或缺的吧！是为序。

国民党人在离开大陆时将大批重要档案移存台湾。国民党党史会系统的藏于阳明山，原国民政府系统的藏于“国史馆”，还有若干档案分藏于“中研院”近史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处。1996年，我应邀赴台访问，有机会在上述单位阅读档案，发现那里的收藏相当丰富、完整，系统性强，史料价值也高。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学人如果不能利用那里的档案，将是很大的缺憾。近年来，台湾有关机构加强了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国民党党史会的档案已经开放到1961年，除了会议速记录之外，其他资料均可自由索阅，自己动手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