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苏俄与中国》一书里说：“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以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夏莲荫女士对陈立夫的访问是从核实这一段话的真实性开始的。

这就是陈立夫始终保存的信。它是国共关系史的重要文献。如今，哥大所藏陈立夫档案中保存着一份复印件，原件大概还收藏在陈立夫手中吧！

人的回忆有很大的局限性。陈立夫所说曾养甫和周恩来在香港会见一事，并非事实。当年6月，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回国和国民党谈判，途经香港时，陈果夫曾派张冲前去会见，约定联系办法。陈立夫所说曾养甫和周恩来在香港的会见，当系张冲和潘汉年在香港会见的误记。

“我有周这封信的手迹。我的秘书在台湾为我保存着原件。蒋先生在写作《苏俄与中国》之前，陶希圣需要这封信，我复印了一份给他。”

蒋介石在《苏俄与中国》一书里又说：“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们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商谈，而且他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他条件。”在陈立夫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后，夏莲荫女士接着核实，陈立夫回答道：

“经常。”

“蒋先生的想法是：第一，如果共产党投降，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处理日本问题。第二，如果他们采取和我们联合的姿态，日本认识到我们的抵抗是真正全民的抵抗，在制订侵略计划时就会多一点顾虑，会小心点。这样，战争的爆发就可能会推延。第三，共产党和我们联合九_九_藏_书_网这一事实会暗示日本，在苏俄和中国之间正在秘密进行着某些事情；尽管当时两国实际上并无这种联系。

“1935年秋，我派曾养甫去香港。我哥哥和我告诉他：如果共产党表示希望谈判和平，我们准备讨论。但是，只能说是我们的意见，不能说是蒋先生的主张。我们准备走一着棋，容纳共产党。

“两次。我们谈了国际形势，鼓励他们和我们联合，共同抵抗日本。周表达了对我们的诚意。我们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实际上，我们刚刚建立联系，多少有点空谈。您看，他们很焦急，我们没有理由焦急。如果我们能在军事上打败他们，就不需要和他们谈判。所以，我们将谈判拖着，事情也拖着。”

9月22日，周恩来因为得不到国民党方面的回音，再致陈果夫、陈立夫弟兄一书，批评蒋介石“迁延不决，敌对之势非但未变，且更加甚”，要求陈氏弟兄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信中，周恩来表示，为推动事情速成，特派潘汉年任联络代表，赴南京详申中共方面诚意，讨论双方负责代表会谈的时间和地点。10月8日，张子华自广州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曾养甫邀请周恩来飞广州或香港谈判。中共中央当即电复，提出国民党必须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不再进攻红军。同月17日，潘汉年抵达上海。21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子华，要他转告曾养甫、陈立夫，由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1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子华，要他转告曾、陈，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周恩来赴广州谈判是可行的。11月10日，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谈。19日，在南京再次会谈。显然，陈立夫回忆的和周恩来的两次会见是和潘汉年会见的误记。尽管如此，他所说“如果我们能在军事上打败他们，就不需9９lｉｂ•net要和他们谈判。所以，我们将谈判拖着，事情也拖着”，正是当时蒋介石等人的真实心态。

“和周恩来见过几次？”

“自然，当一个领袖写作回忆录时，他会认为，说由他发端更好些。这是不是说发端来自别处？是的。我的哥哥陈果夫和我认为，如果我们必须和日本打仗——当时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就必须解决共产党问题，和共产党联合。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获得苏俄的帮助。两个问题相互关联。自然，除了我们之外，领袖还接受了别人的建议，决定是他作出的。

“你们见过几次？”

“谌了解双方都愿意接触，经过谌，周恩来和曾养甫获得了见面的机会。共产党在上海已经失败，我们摧毁了他们的中央机关，他们发现难以继续工作。周恩来抵达香港。他们可能接到莫斯科的命令，要求他们和我们合作。”

据陈立夫回忆，其后，谈判任务交给了张道藩，就差不多搁置起来了：“张道藩只是敷衍。我们只要保持这条线不断。我们必须观察和苏俄的谈判是否有明确的结果，如果没有，我们为什么要和他们谈判呢？”

“蒋先生将和中共、苏俄谈判这两个任务委托给我。由于我是反共斗争的主要领导人，选择我作为谈判代表将突出地显示我们的真诚，说明我们的政策已经改变。因此，我是完成这两个任务的最合适的人选。”

根据谌小岑回忆，1935年10月下旬，他在杭州浙赣铁路理事会工作，曾养甫邀他到南京，嘱以“打通共产党关系”。同年12月17日，曾养甫任铁道部政务次长，谌小岑被调到部里任劳工科长。其间，谌通过左恭和上海地下党建立联系。上海地下党派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身份到南京与曾养甫九九藏书谈判。1936年5月，陈立夫向谌小岑口授国共联合抗战四项办法，其内容为：（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抗战；（二）共方武装参加对日抗战时，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同月，周恩来在陕北听取张子华的汇报后，于15日致函谌小岑。希望他继续推动各方，“迅谋联合”，“共促事成”。信中，周并表示，欢迎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商量大计。8月27日，张子华再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到南京联络的情况，带来曾养甫邀请周恩来赴南京谈判的信件及联络密码。31日，周恩来致函曾养甫，声称“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周邀请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谈判。9月1日，周恩来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函称：

“收到上述信件后，是否很快就开始了和周恩来的会谈？”夏莲荫女士问。

“是的。周恩来将潘汉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介绍给我，他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潘先生代表共产国际。周恩来不会介绍一个和共产国际没有联系的人。他们经常一起出席会议。还有，为了和共产国际通讯，潘汉年将密电码转交给了我。”

“蒋先生在《苏俄与中国》一书中说：‘民国二十五年5月5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表怀疑，但据陈立夫考验后，知道他持有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再未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情况是否如此？”夏莲荫女士接着问。

在1936年，周恩九九藏书来并未到过上海或南京，陈立夫这里是将1937年的事误记成1936年了。1937年3月、5月、7月、8月，周恩来曾多次到上海、杭州、南京、庐山等地，和国民党谈判。由于陈立夫误记，蒋介石的《苏俄与中国》一书也跟着错了。

“是的。曾养甫将信带给了我们。在这封信里，中共表达了停止内战，抵抗日本的愿望。周恩来很聪明，他写信给我们弟兄，可能是想，如果他去南京，接触处于能保证他的安全这一位置的人是必要的。

“为什么我们选择曾养甫去香港？因为他的同学谌小岑在那里。实际上，我们都是北洋大学的同学。谌是湖南人，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思想略为左倾，虽然不是共产党，但很亲共。他已经逐渐转变。五四运动后，我们一起在《北洋季刊》工作，曾经是好朋友。他在香港做什么？为报纸和杂志写文章。他有共产党朋友。

回忆必须和文献相结合，才可能有高度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9月1日，周恩来是否给果夫先生和您写过一封信，重申中共停止内战，和政府一道抗日的愿望？”夏莲荫女士继续问。

“是的。”陈立夫答。

“曾养甫和周恩来讨论得如何？”

“张冲和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代表徐恩曾。我们为周恩来的来到采取了安全措施藏书网。我想是张冲陪他旅行。”

“有别的共产党人伴随周恩来吗？”

人年纪大了，事情就可能记错记乱。1936年，周恩来并未到过南京。后来的发展是：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是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权威，他和夏莲荫（Julie Lien-ying How）女士长期合作，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现藏于哥大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的陈立夫口述历史英文打字稿，就是他们长期劳动的结晶。它记载了大量陈立夫先生亲见亲历的史实，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珍贵史料。这里首先向读者介绍并分析其中陈立夫与国共谈判部分。

“当时，共产党已经冲破了包围，离开江西，剩下残部。

“我不知道。”

“谁参加了谈判？”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