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玛凯塔投身于一种冒险——看来她已经一心一意地在体验这种冒险的情感——如果我加入进去，那么我就会达到我所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正是我几个月来梦寐以求而未可得的：现在她被一种仗义救人的狂热所推动，就像是一只有蒸汽动力的船一样开起来，她会把什么都交给我。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她舍身赎罪的使命感必须得到回报。为了达到这种满足，关键在于赎罪的对象（可叹，就是我！）要承认自己罪孽深重，十分深重。但是我不能这样做。现在目标——玛凯塔这个人已近在咫尺，然而我不能以这样的代价来得到她，我无法认罪，也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悉听别人——哪怕和我很亲密，来认可这样的错误和裁决，我不能。

我并不同意玛凯塔的做法；我回绝了她的帮助，就等于失去了她，但难道我真的觉得自己是清白的吗？当然，我仍不断地在想这整个事件多么可笑，然而同时我也开始用审查我的人的目光来看待明信片上的那三句话。这三句成问题的话使我不寒而栗：在大开玩笑的外壳下，这几句话反映了某种十分严重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以前并没有整个儿融入党的肌体之中，我从来不曾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是简单地（！）下了个决心，就“加入了革命队伍”。（可以说，我们并没有真正觉得，献身于革命不仅是一次抉择，而且是真干的问题；或者说，要么我们是革命者，和革命运动融合成一体，要么我们其实不革命，仅是想当革命者而已；但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就会因为“有异心”而心虚，有罪恶感。）

会后当晚我就乘火车回家去了，不过这样回家我的心也不能踏实，因此一连多天，我没有勇气把这祸事向母亲说穿，她还一直为我上大学而高兴。相反，第二天，我的中学老同学、当年在扬琴乐团演出时的伙伴雅洛斯拉夫就来了。他见到我在家里喜出望外：因为他两天后就要结婚，希望我当证婚人。怎么能拂一个老朋友的美意呢？我就只好以一个盛大婚礼来庆祝我的落难了。

“是的。”玛凯塔拉起我的手说。

她这时向我娓娓诉说心里的苦恼和内疚：是的，她曾经下决心不再见我，这也不对；说到底，没有一个人——哪怕他犯了极大的错误，是不可救药的。她记起苏联电影《名誉法庭》（当时在党内是极受推崇的片子）说的是苏联一个搞研究的医生，他把自己的发现首先给国外应用而不是使本国同胞先受益，这是一种世界主义（当时又一个人人皆知的贬义词），甚至是叛国。玛凯塔声音抖抖地援引电影的结论说：这个学者最后被他的同事所httｐ://ｗｗw.９9liｂ•ｎet组成的名誉审判团判刑，但是爱他的妻子却并没有扔下屈辱的丈夫，而是想尽一切方法促使他鼓起勇气来改正严重的错误。

当我今天回想到自己当年的那种处境时，就会联想起基督教那无边的威力。教会给信徒灌输了原罪是根本的、无时不在的概念。当时我也就是这样站在革命和党的面前低头认罪（我们人人如此），所以我渐渐地接受了这种思想：即我的那几句话——虽然是开玩笑，却并不因此而不算一种犯罪，我开始在心里自谴自责：我对自己说，那短短三句话并不真的是那么无缘无故冒出来的，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同志们早就（肯定是有道理的）批评过我有“个人主义的残余”；我觉得，我已自命不凡到了极点，对自己的才学、大学生的身份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前途踌躇满志。我的父亲本是工人，死于大战中的集中营，他大概不会理解我这样的狂傲。我责怪自己，父亲的工人意识在我的身上——可叹！——已丧失殆尽；我责备自己的种种劣迹，最后终于自认该当受到惩罚。从此之后，我一心只想朝这个方向努力：不被开除出党，由此不被划为党的敌人。我从少年时代起就选择了跟党走这条道路，而且一直衷心追随，而今我成了党的仇敌，这使我太痛心了。

同学们都忍着不笑，他们觉得最滑稽的并不是我那胡编乱造的荒唐话，倒是玛凯塔听得入神的那副样子，她总是随时会为某事（或反对某事）挺身而出。同学们咬住嘴唇不笑，免得败了玛凯塔大长见识的兴致。有几个（泽马内克也在内，而且特别起劲）还异口同声附和我，忙不迭证明我那关于侏儒的消息千真万确。

然而，我的日子难挨；我还和以前一样去听课，等待着。我老是被叫到各级党委，他们着力于确认我是否是某个托派的喽啰；我则竭尽所能地表示我连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还不甚了了。我拼命去捕捉那些来调查的同志的每一个眼色，恨不能从中分辨出一丝信任来。偶尔也有这样的机会，我竟至于对这样的目光念念不忘，耐心地期待着从中迸发出一丝希望。

我至今还记得，由于玛凯塔当时很想知道这些侏儒究竟是什么样子，泽马内克一本正经地肯定说，齐库拉教授——玛凯塔和同学们有幸常在学校讲台上见到的那位——就是侏儒的后裔，他的父亲或母亲，二者中有一个是侏儒血统。据说乌尔讲师曾经告诉过泽马内克，记不清在哪个暑假，他和齐库拉夫妇同在一家旅馆下榻。那两人相加不到三米高。一天早上，他不知夫妇俩仍在睡觉，撞进他们的房间，一下子呆住了：两人同在床上，但不是并排，而是头脚相连，齐库拉蜷身在床尾，妻子睡在床头。

算来算去理科系里真正的摩拉维亚人就我一个，这使我多少有些特殊地位。每当有重大场合，例如集会，节日或五一节的时候，同志们就请我亮出单簧管，再加上两三个从同学中遴选出来的爱好者，也就算可以演奏地道的摩拉维亚音乐了。于是，连着两年（靠一支单簧管、一把小提琴和一把低音大提琴），我们参加了五一游行。泽马内克是个漂亮小伙子，很爱出风头，也来加入我们的队伍。他穿着一套借来的民族服装，一只胳膊向上举着，边走边跳舞，嘴里还唱着。这个生在布拉格又长在布拉格的小伙子，从来不曾到过摩拉维亚，可扮起我们那儿的人来味道十足。我满怀友情地望着他，心里十分高兴，因为我可爱的家乡自古以来就是民间艺术的发祥地，它的音乐居然如此受人喜爱。

“我有什么办法？”玛凯塔说，“可我这边出事以后，我实在没有心思再给你写信了。我还不至于到喜欢给人当诱饵而跟人通信的份上！后来我只给你寄过一张明信片，以后就断了。我不想碰见你，因为人家不许我向你透风，再说我也怕你来问我，那样的话我就不得不硬着头皮跟你说假话了，我说假话心里不舒服。”

“可是告诉我，玛凯塔，你是不是认为我真的犯了罪呢？”

“也许是因为考虑到这个问题有点微妙，”我若有所思地说，“不好下笔。侏儒性爱能力特殊，所以属于不可多得，我们共和国把他们秘密出口换取大量外汇，向法国出口最多，那些青春已过的资本家阔太太喜欢买他们去当仆人，当然其实是为了以另一种方式去糟践他们。”

“不能，路德维克，我认为你不能做了。”

由于愁肠百结，我无法在这大喜之日一醉方休，这又使我发现，排演古代仪式本应如石间溢泻清泉一般美妙，但我在其中也闻到了异样的气味。所以，当雅洛斯拉夫要我（有感于我当年积极参加的演出）也拿起单簧管和其他演奏者坐在一起时，我谢绝了。我眼前确实浮现着最近两年的五一节时我吹奏、布拉格人泽马内克跳舞的情景：他穿着民族服装就在我的身旁，张开双臂唱着歌。我不能再把单簧管拿在手里，我觉得这种民间的吹吹打打让我多么恶心，恶心，恶心……

“那么后来你把我的信件都给他们看了？”我问玛凯塔，我记起了自己那些感情的倾吐，心里真觉难为情。

玛凯塔也承认，这个问题反反复复在她脑子里转来转去好几个星期了。其实我们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面，所以泽马内克的忠告实际是多余的。然而他的这番话反而使玛凯塔琢磨起来：一个鼓动人家因为男朋友犯了错误就和男朋友断绝关系的人是不是有些心狠，违背道德；再往下推理，她自己已经先和我分了手，这是不是也不对呢。她去找暑假培训班的一个领导同志，问他，原先不准她在明信片事件上向我http://www.99lib.net透一点风的决定是否仍然有效。得知已经没有什么可保密的时候，她才拦住我要跟我谈谈的。

于是，在相隔几个月之后，我们又一起出去散步。秋天早已来临，我们两人都缩着脖子，裹在长长的雨衣里——那个时代大家都穿这种衣服（那是一个绝对不讲美的时代）。天下着濛濛细雨，码头上的树木光秃秃地一片黑色。玛凯塔一一告诉我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她当时在假期培训班，同志们和领导忽然把她找去问她是否收到一些信件。她说是。他们问是从哪儿写来的。她说是妈妈给她写信。还有别人给她写吗？偶然也有，一个同学。她说。你能说说是谁吗？他们追问。她说了我的名字。他给你写些什么，这位扬同志？她耸耸肩膀，因为说实在的，她不想提起我明信片上的那几句话。你也给他写信吗？他们又问。写了，当然。她说。他写的什么？他们问。她躲闪地答道，谈些培训班等等的事。你喜欢培训班吗？他们问她。喜欢，很喜欢。她回答。那么你这么给他写了吗？是的，当然了。她答道。那么他呢，他说什么？他？玛凯塔躲躲闪闪地反问，你们知道，他这个人很怪，你们要是知道他就好了。我们知道他，他们说，而且我们很想知道他给你是怎么写的。你能不能给我们看看他那张明信片？

她说是因为泽马内克同志的缘故。开学后的第二天，他在系里过道上碰见她，把她带到一间小办公室，那是理科系党组织的书记处。他告诉她，他已经收到一份报告，谈到我给她寄明信片到培训班的事，明信片上写的是反党言论。他问她究竟是哪些言论。她说了。他问她的看法如何。她声明谴责这种言论。他说这样才对，而且担心她是否还会继续和我来往。她心里很慌乱，回答是支支吾吾的。他告诉她，培训班寄给系里一份报告对她十分肯定，系党组织准备找她谈话。她说为此很高兴。他又告诉她，他无意干涉她的个人生活，但他认为物以类聚，所以如果选择我，那对她就很不利了。

玛凯塔说他们读了明信片的全文，露出惊愕的神态。他们问她怎么想的。她说这太不像话了。他们问她为什么当时不直接把明信片送到他们那儿去。她耸耸肩膀。他们问她是否不知道应该提高警惕这一条原则。她低下了头。他们问她知道不知道党还有很多敌人。她对他们说是知道的，可是她不认为扬同志会是……他们问她对我是不是很了解。他们问她我这个人怎么样。她说我这个人很怪。毫无疑问，她认为我是个可靠的共产党员，但有的时候会讲一些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容许说的话。他们问她比如说是哪些话。她说具体记不起来了，不过她说我这个人拿什么都不当回事。他们说这张明信片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她对他们说在很多问题上她都和我争论藏书网。还有她对他们说我在会上发表的意见经常是和大家、和她不一样的。按她的话说，我在会上非常积极热情，但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拿什么都大开玩笑，对一切都嗤之以鼻。他们问她这样的人她是不是认为还可以做共产党员。她只是耸耸肩膀算是回答。他们问她，如果党员全在散布什么乐观主义是人民鸦片之类的言论，党还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她说党要是这样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了。他们对她说这就够了。还说，她目前什么也不要向我提起，因为他们要监视我后来写些什么。她告诉他们，她再也不想见到我了。他们批评她说这不对，相反她还应当继续给我写信，至少暂时还要写，好让我充分暴露。

最别出心裁的是，因为雅洛斯拉夫深爱摩拉维亚，执著地崇尚民俗，他要借自己婚礼之机，把在这方面的得意之想付诸实施，打算按民间的古老习惯来操办庆典：要有民族服饰、扬琴乐团，有“老长辈”来读祝颂词，要抱着新娘过门槛，咏唱歌曲等等。总而言之，这从头至尾一整天的庆祝仪式，雅洛斯拉夫并不是单凭老人的记忆，而是查阅了许多民俗学教科书才得以编排出来。然而，我还是发现了一个奇怪之处：我的老同学雅洛斯拉夫，新近当上了一个相当兴旺发达的歌舞团编导，虽然遵从了一切可能的老习俗，但是他特意和伴婚仪仗队不进教堂（显然是考虑到他的前途，服从了提倡无神论的号召）。对于一场传统的民间婚礼来说，没有神父，没有神圣的祝福，那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他让“老长辈”去读各种颂词，却小心翼翼地排除任何与《圣经》有关的内容。然而正是《圣经》中对婚姻的一些提法才是自古以来祝婚词的基本形式。

在我觉得天昏地黑的时刻，当我想起那天七嘴八舌胡诌的情景时，心头似乎闪现出一点点希望的火花。马上就要由泽马内克来处理我这个案子，而他既了解我爱逗乐的作风，又熟知玛凯塔，他会理解到我写给她的那张明信片无非是恶作剧罢了，和一个大家都挺喜欢又常和她一起闹着玩的姑娘逗逗趣儿罢了。于是，我一遇见泽马内克，就赶紧把我的麻烦告诉他。他仔细听了，皱起眉头说他会考虑的。

我问玛凯塔既然这样，今天又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是的，我认为是犯罪。”玛凯塔说。

“你不要道歉，”我对玛凯塔说，“其实他们在找你谈话以前早就知道了，不然的话，他们不可能找你去谈。”

“我一点也不是想道歉，而且我也并不因为把明信片给他们看了而感到难为情，你千万别想错了。你是个党员，党有权利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你是怎么想的。”玛凯塔反驳我说。她后来告诉我，我给她写的内容把她吓坏了，因为我们人人都知道托洛茨基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我们的一切奋斗目标和生活理想，他都反对。

九九藏书

我又能向玛凯塔怎么解释呢？我请她讲下去，说说后来的情况。

这样的引咎自责——同时又是哀告一样的辩护，我在脑海里进行了百十次，在各级党委面前进行了不下十次。而最后到了系里极其郑重的全体大会上，泽马内克首先提出了一份对我和我的错误所拟的报告（效果极佳、才气横溢，使人经久难忘），然后以组织的名义建议把我开除出党。在我作了自我批评之后开的讨论会对我很不利。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话，结果到了后来，全体（百十来人中有我最亲近的老师和学生干部），的的确确是全体，甚至一个不落都举手表示同意，不但要把我开除出党，而且还勒令我退学（我却丝毫没有料到会这样）。

再说，泽马内克认识玛凯塔，这又是一个有利因素。大学生活使我们三人常有机会碰在一起。有一天（我们一大群人的时候）我瞎编说，在捷克的山区里生活着一些侏儒部落；还有根有据地说是从一部科学著作里看来的，一本有关这个令人关注的问题的专著。玛凯塔很惊讶，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事。我说那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资产阶级的科学当然会故意闭口不谈这些侏儒的存在，因为资本家把他们像奴隶一样来贩卖。

“你可千万别怪我，”玛凯塔补上一句道，“我完全是没法子才给他们看明信片的。”

玛凯塔始终回避我。我很明白，她的那种态度和我那张明信片事件有关，所以出于自尊心，也出于懊恼，我不肯问她任何事情。不过有一天，她自己在学校走廊里把我拦住了：“我想和你谈件事。”

“是啊，”我加以证实，“既然如此，那么毫无疑问，不仅是齐库拉而且他的老伴，籍贯都是捷克山区人，出身于侏儒族，原因是，一个在另一个脚下躺着睡觉是这个山区所有侏儒的返祖习惯。再说在往昔，侏儒族从来不按圆形或方形来营造栖身之所，而总是造长条形，因为不仅夫妻如此，就是整个氏系都习惯于排成串睡觉。”

“那你看，我还能不能继续做党员呢？”

“所以，你决心不抛弃我。”我说。

泽马内克将是下届党组织主席，这对我真是个好消息。因为我的的确确认识他，而且满有把握能得到他的同情，哪怕只看在我是摩拉维亚人的面上。泽马内克实在喜欢摩拉维亚歌曲。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唱民间歌曲，唱得还要带那么一点乡土味，把双手高举过头，而且要有一副地道的、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劳动人民的模样，这往往是出现在舞蹈的某些段落之中，并由扬琴伴奏。

“那么应当好好写篇文章揭一揭！”玛凯塔大声说，“为什么没有人写呢？这是揭露资本家的一个很好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