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缥缈吗？是的，自从她在俄斯特拉发像谜一样、令人痛苦地失踪之后，起先我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来寻找她的踪迹；接着（退役后），又过去好几年，渐渐失去了寻找的希望。我对自己说，尽管我曾经那么热烈地爱过她，哪怕她是怎样地举世无双，但也和当年的境况分不开，我们是在那种境况中相识而且相爱的。在我看来，把一个所爱的女子，从和她相遇、交往时的整个环境中抽出来，朝思暮想，一心一意把她本身没有的东西理想化，也就是把和她一起生活的历史理想化，把促使爱情形成的历史理想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考。
我下楼到咖啡厅，但只见一行行令人失望的椅子，四脚朝天，放在一张张没有台布的小圆台上，其间蹒跚着一个矮老太太，身上的围裙脏腻不堪。
我去接待处，门厅服务员无精打采地躺在柜台后面一张深椅里，和那张椅子一样木然。我问他能否在这旅馆里吃早点。他纹丝不动，说咖啡厅今天不营业。我上了街。天气看来极好，小片的云彩在天空里飘游，轻风拂起人行道上的灰土。我加快脚步朝广场走去。在一家肉店门口，有人排着队，胳膊上不是挎着提包就是网兜，这些女人不急不慌地等着轮到自己。在过往行人中，我很快注意到有些人手里举着一个小火炬样的东西——蛋卷冰淇淋，他们舔着上面盖着的一个粉红色小帽。就在这个时候，我已步入中心广场。那里有一个两层的建筑——自助餐馆。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站在台墩下队列里的小男孩高声地朗诵起来。他说：春天到了，大地复苏，爸爸妈妈们欢欣鼓舞。诸如此类地说了好一会儿，然后又有一个小女孩出来接着他的话也说些差不多的内容，意思并不十分清楚，但有一些词反复出现：妈妈、爸爸，也有春天，有时还有玫瑰。又一个小家伙在这之后打断了她的朗诵，他后来又被一个小女孩接下去；不过绝不能说他们在相互争执，因为这批小人儿所用的那套词藻大体一样。例如其中一个小男孩声称：儿童就是和平；那后面的小姑娘又肯定地说儿童就是花朵；而大家则一致同意后一个提法，全体男女孩子向前跨进一步，一齐把拿着花束的胳膊伸出来。由于他们正好是八个，和坐成半圈的女人数目相符，所以她们每个人都接到一束玫瑰。孩子们回到讲台下，自此就默不作声了。
我走近洗脸池，脱去睡衣，把龙头开足；两手在水流下合拢，快捷地一捧一捧，用水大面积地洗着脖子、肩膀、身上，然后用毛巾擦干。我想刺激一下血流。忽然我着实对自己吃了一惊，发觉自己对埃莱娜即将到来竟这么无所谓；我很担心这种冷漠会弄糟一次难得的机会，这种机会很少会再有的。我决定给自己喂点儿好料，浇点儿伏特加。
几秒钟又过去了，后面那扇门里出现了一个大家刚才没有注意到的新人物，他向讲台和铺红布的长桌直走过去。这是个中年男子，头发已经稀少。他步履很有气度，身体挺得笔直，穿着黑色套装，手里拿着一个紫红色的大公文包。他在长桌子的正中停下来，转身面向观众，欠身致礼。大家看到了他臃肿的脸，身上斜披着一条宽宽的蓝白红三色绶带，上面别着一个镀金的勋章，垂在胃的高度。当他微微鞠躬的时候，勋章在讲台上空摆动了好几下。
几秒钟后，讲台后面的门里，出现一位脸色红红的少妇，一头黄色的头发烫得卷卷的，她精心化过妆，神色有些慌乱，抱着一个裹着婴儿的白色襁褓；穿栗色衣裙的女士更紧紧地贴着板壁，好让她过去，女士的微笑分明在鼓励抱婴儿的人走进屋里。这一位畏畏缩缩地向前移着，紧搂着自己的乳儿；第二个女人也抱着个白襁褓出场了，在她身后（一个跟一个的女人）形成一支小队伍。我一直端详着那个打头阵的女人九*九*藏*书*网 ：她先是把目光在天花板附近游移一阵，又落下来，大约和屋子里某人的目光相遇，又不好意思，赶快把眼睛转向别处，咧嘴笑笑，但这一丝笑意（笑的动作而已）又很快在紧闭起来一动不动的嘴唇上消失；所有表情从她脸上掠过只用了几秒钟（从门边开始走五六米所用的时间）。由于她只管一直朝前，没有很快转向排成半月形的椅子走去，那位栗色衣裙的女士从墙角猛地蹦起来（脸色沉下了些），赶紧跟上前去，用手碰了碰她，提醒她走原定的路线。少妇马上改变方向，转了个身，后面其他抱孩子的妇女也就跟着。她们总共八人。该走的路程终于走完，她们停下来，背朝着大家。每个人都站在一张椅子前。栗衣女人做了个自上到下的手势；她们一个一个慢慢都明白了（当然仍背朝着观众），落了座（抱着襁褓）。
我从雕像旁走过：基座上立着一个圣徒，圣徒的头上顶着一团云，云上现出一个天使，天使上面又是一个天使，再上面还是一个坐着的天使，这一回可是到顶了。我抬头顺着雕像往上看，圣徒、云彩和天使组成一个相当动人的金字塔，它借着这一个沉重的石堆来模拟上天和上天的高深，而现实中那蓝得苍白的上天，却依然离开这个厚蒙尘土的地球一隅有十万八千里。
当然，我可以跑去看看我小时候的那些老地方，在我出生的房子附近逗留一会儿，妈妈一直住在那里直到最后。我常思念她，但是她那瘦小的身躯忍辱受欺长眠在一块别人家的大理石下，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我一回忆起她来就不是滋味：想到当年的走投无路，升起一种难忍的苦涩，所以我不愿意去想。
我在归途上又遇见不少人手里拿着粉红帽蛋卷，这些蛋卷仍然使我不断想起火炬。蛋卷的样子或许有着某种意义。虽然火炬并不真的是火炬，只是有着火炬的模样罢了，所以它们堂而皇之顶着的，那点儿讨人喜欢的玫瑰色，也就算不上享口福，只是有着享口福的模样罢了。这样一来，在这个尘土飞扬的小镇上，什么火炬、口福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滑稽模仿意味。后来，我估计只要溯这些边舔边走的火炬手们的潮流而上，就定会有发现甜食店的运气，里面很可能有个放着桌椅板凳的角落，甚至还会有浓咖啡或小点心什么的。
人渐渐多起来，我马上就觉出自己在这个地方简直手足无措，所以我赶紧走开；瞧瞧表，发现这点儿一无所用的时间真难熬。我自己强要自己用心去想埃莱娜，把这时间占上。可是思想却不然，始终木然不动，只是勉强唤起埃莱娜的直观样子。说穿了，这种现象众所周知：当一个男子等待一位女子的时候，他很难去思考关于她的什么东西，而只能是在她定型的形象下踱来踱去。
我没有胃口在这儿吃饭。我自早上梳洗时起，就一心一意地想来一顿饱餐，有鸡蛋和熏肉什么的，外加一杯酒，好提提神。我记起一家坐落在稍远处的餐厅，那是在另一个有街心花园和一个巴罗克风格雕塑的广场。这餐馆没有什么好东西吸引人，但我只求能找到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肯为我出力的服务员就行。
也许正因为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才有可能出现：我坐在她理发店的椅子上，她就在我眼前，我却无法肯定是她。也还因为如此，今天早上，我竟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这次邂逅并不是实有的，一定是发生在传说里，是神示，是谜语。如果说昨天晚上，露茜真的出现了，使我震惊，把我一下子又掷回到那个遥远的由她主宰的时代，那么怎么可能在这个星期六的上午，我竟心如平镜，只是询问自己（经过睡眠休息之后）：我为什么会遇见她？这一巧遇意味着什么，又可以告诉我什么？
他说，人们永远也不肯让婚礼草草了之，葬礼也一样。何况，从我们的
九九藏书网观点看（他强调我们这一字眼上，似乎要我明白，他也已加入共产党），不利用这样的仪式使我们的志同道合者乃至全国人民相互接近，那将是莫大的遗憾。
我仍是躺在旅馆那张吱呀叫唤的床上，思索着又恢复了简单理念形态的露茜，一个简单问号式的露茜。床吱呀叫唤着，这个怪毛病又触动了我的意识，导致“啪”的一声（突然地，不协调地）把我的思想扭向了埃莱娜。似乎这张吱呀叫唤的床呼唤我去尽责，我叹了一口气，把两脚挪出床，坐在床沿，伸了个懒腰，把手指头插到头发里，透过玻璃望了望天，然后站起来。昨日和露茜的邂逅像海绵吸干了我对埃莱娜的兴趣，这兴趣在没几天之前是那么地炽烈；而此刻它成了记忆中的兴趣，它本身已经失却，但留下了须得对它履行责任的感觉。
我走进去。里面极宽敞，地上铺着方砖。在很高的桌子跟前许多人站着正在大啃夹馅小面包，喝着咖啡或啤酒。
当时，我是这样来设想和理解这些事情的，而且随着岁月流逝，我几乎害怕与她重逢，因为我明白，到了我们再度相逢之日，露茜也就不再是那个露茜了，我已经无意重结前缘。这并不是说，我已经断了对她的爱心，或者说我把她已抛到脑后，她的形象已经失去光彩；不是的，她日以继夜地在我心里，成为一种无声的缅怀；我向往她就像人们向往那些一去不再复返的东西。
一辆直达长途车在站台上停下，埃莱娜是最先下车者之一。她身穿一件蓝黑色风衣（高领，紧束腰带），显得年轻。像运动员。她左右顾盼，但根本没有显得惶惑，而是毫不迟疑地一扭身朝我住的旅馆走去，她的房间也已经预定在那里。
一下子我确实感到，我想象中的埃莱娜的形象是不正确的。幸运的是现实中的埃莱娜比我虚构的埃莱娜要漂亮得多，我看到她踩着高跟鞋背朝着我走在去旅馆的路上，对这一点更加深信不疑。我跟在她后面。
十五分钟就不算太久了。越过广场，我又经过理发店附近，再次透过玻璃窗朝里面瞥了一眼（虽然知道露茜下午才来，这时候不在），随后慢步朝长途车站走去，尽量回忆埃莱娜：她的面目模模糊糊的，像有一层雾遮盖着，浅红的头发显然有些褪色，她的身材虽不算苗条却也大体保持起码的比例，没有失去女人的风韵；凡我所记得的她的一切，都使我把她视为既讨人厌又讨人喜欢令人不平静的界线上，甚至她的声音也是，说悦耳又略嫌粗些，她在不知不觉中表现的动作反映出她仍然亟望人们倾倒于她。
还有几张椅子是空的；我占了一张。好久，什么动静也没有，但公众却丝毫没有不耐烦，大家转向相邻的人低声攀谈。这期间，走道里不肯离开的三五人群已经充满房间，坐上最后几个坐椅，或在周围席地而坐。
反之，原来站在讲台上的男子翻开了他紫红色的公事包大声宣读。他也大谈春天，鲜花，妈妈和爸爸，谈到爱情会带来结晶，但他的用词很快有了变化，不再说爸爸妈妈，而是父亲和母亲了，一面列举政府赋予他们（父母）的种种好处，强调说他们也应该为国家利益，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模范公民；说完这些后又提出，凡在这里的父母要签字，以庄严保证做到这些；说着他指着桌子的一头，那里果然躺着一本皮面装帧的大厚册子。
我就是这样踱着步。这时候我远远望见对面市政大楼前（如今是市人民委员会）停有十来辆婴儿车，都是空的。当时我不知道是在干什么。一个青年男子气喘吁吁跑过来把又一辆小推车排在它们旁边，他的女伴（显出有些兴奋的样子）从车里抱出一个带白花边的布包（里面肯定包着个小宝宝），接着这一对夫妇匆匆消失在市政厅里。我想反正还有一个半钟头要消磨，就跟了进去。
我对科伐里克说人民委员会对待自己的忠信者比教会还要严厉。科伐里克笑笑，说他也没有办法。后来他邀请
九九藏书网我到他办公室去待一会。我告诉他遗憾的是我没有时间，得去汽车站等人。他又问我这些年遇到过“小哥儿们”（他的意思是：中学同学）没有。我说没有，但我遇见他非常高兴，因为将来万一我有孩子要举行洗礼，一定会远道而来请他帮忙。他哈哈大笑，亲热地搂住我的肩膀。我们握了握手，我下去又回到广场上，想起离班车到达只剩一刻钟。
活动终于开始了：讲台后面，门开处，出现一位穿栗色衣裙的女士，细长的鼻子上架一副眼镜；她环顾在场的人，举起右手。我顿觉四周静悄悄的。接着这个女人转身向着她刚走出的屋子，似乎朝那里什么人发了个信号，说了句什么，但马上转身来把后背紧紧贴在板壁上，与此同时脸上现出庄重的笑容并凝滞不动。一切都是精心安排好的，因为在我的身后，在那个笑容展现的同时，风琴就奏响了起来。
个人历史除了它本身的发生之外，也还告示什么吗？尽管我抱着怀疑，但我仍然残留着一丝非理性的迷信，例如坚信落在我身上的一切事件总有它的含义，它表明某个东西；还有生活通过它本身的历史，在向我们说话，给我们渐次揭示某个秘密，它就像一幅字谜画让你去猜，我们所经历过的各种历史同时组成一部生活的神话，而这一部神话中就藏着解开奥秘和真理的钥匙。这是幻觉吗？可能甚至是真实可信的，但我无法抑制想要持续不断地解开我自己生活之谜的愿望。
我睡了很久，睡得很香。八点以后我醒了。根本记不起来做的什么梦，美梦、噩梦都记不得，脑袋也不疼，不过却不想起身；于是我仍躺着；这一觉使我感到昨晚的巧遇和我自己之间好像竖起了一道屏幕；倒并不是说今天早上，露茜就已从我的记忆中烟消云散，而是她重又变得虚无缥缈起来。
我只好去坐在广场的一张长凳上，又马上站起来，去观看橱窗，后来又到书店门前浏览书籍的封面装帧，最后在一家烟铺买了一份《红色权利报》，重新坐在长凳上，在那些味同嚼蜡的标题上溜一眼，看了两条国外花絮栏里多少还有些意思的新闻，把崭新的报纸折起来，塞进一个垃圾箱；然后，我慢慢地朝教堂走去，在大门前停下脚步，端详一番两个钟塔，再登上宽宽的台阶，钻过门洞，走进中殿，我悄悄地溜进去，省得让人家抱怨这个新来的也不划个十字，到这儿来不过是像进公园一样闲逛。
栗衣女人很快又笑容可掬，回头向讲坛后面那扇门走去。这一回，就用不着她任何示意了。又一队人整整齐齐地走进来，说实在话很可以算得上是守纪律了，他们迈着庄重的步子，毫无窘迫感地朝前走，简直具有专业人士水平；这一队由孩子组成，他们大约都是十来岁光景；鱼贯而入，男女相间；男孩子穿着海蓝裤子，白衬衫，系着红色的三角巾，其中的一角，拖到两肩之间，其余的两角在颌下打着结。女孩子穿着小小的海蓝裙子，白上衣，脖子上的三角巾和男孩一样。他们个个手持小束玫瑰。我刚才说过，他们自若而优雅地向前走，而且也不像前面那两个队列顺着椅子的半圆而是沿着讲台走，停下以后，侧过半个身子，在台墩下拉成一条长线，面对坐着的女士和整个屋子。
我吞下这顿早餐的速度简直令人心酸：刚三分钟后，我就上了街。钟敲九点，眼下我还有两个钟头：埃莱娜今天早上乘头班飞机从布拉格起飞，得在布尔诺换汽车，十一点以前能到这儿。我知道，我这两个钟头实在是无所事事。
在这几分钟内埃莱娜那捉摸不定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她皮肤已见松弛，这不仅是她年龄、生育的表现，更因为是她无所警戒的心理（情欲），无力抵制（用大量的言词掩饰也枉然）和专事充当猎艳目标的结果。那么埃莱娜的这个形象究竟与她本人符合不符合？或者它仅仅反映了我对她的看法？谁知道呢。汽车随时就到。我希望见到一个和我心里印象一致的埃莱娜。长途汽车站的周围有一个广场，我躲在广场的一个门洞下，这会儿我很希望能看她一小会儿，看到她下车后张大眼睛东寻西找的样子，看到让她突然以为自己远道而来却见不到我那惆怅的神气。
栗衣女人又笑容可掬，朝依旧开着的门走去。在门槛边停了一会儿，接着又很快倒退三四步，回到屋里，重又背靠在板壁上。这时出现一个二十来岁的男子，穿着黑色衣服，白衬衫，系一条绘着图案的领带，衬衫的领子硬邦邦地卡着脖子。他低着头，沉着步子。另外七名男子走在他后面，年岁不尽相同，但个个都穿着节日的衬衫和深色衣服。他们围着带婴儿的女士，每人站在一张椅子后面。这时候，其中有两三个人露出不安的神色，朝四周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栗衣女人（脸上立即又罩上刚才那样愠怒的阴云）跑过来，一个有些着急的男子低声对她说了几句，她点头表示同意，各位先生就此赶快调换了位置。
我问我的老同学，假定真有反对派，他会怎么对付。他对我说这些人自然是有的，因为并不是人人都接受新思想，但是如果他们不肯来，我们就一次一次地动员，直到大部分人最后在一星期或半个月之后好歹来了为止。我问到这里来参加这一类仪式的人是否被迫而来。不是的，他笑笑回答，但是人民委员会是根据这个判断公民的觉悟和他们对国家的态度；由于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还是来了。
从宽大的楼梯脚下开始，站着不少看热闹的人，我越往上走见人越多。二楼过道里挤得满满的，而通向上面的楼梯却空空如也。那么招引这么多人来的大事显然是在二楼举行，想必是在那扇对着过道洞开的大门里面。过道里一大群人留连不去，我也凑了上去；原来那间屋子并不大，里面大约已有七排椅子坐上了人，他们似乎在等着看什么。前面有一个台墩，上面搁一张蒙上红布的长桌子，在一个瓶子里插着一大束花；后面墙上彩色国旗悬垂，那些褶子迭得十分艺术；台墩下，面朝墩基（离池座前排三米远），八张座椅列成半圆形。另一边，最里面，已经放好一架小风琴；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坐在前面，脑袋俯在揭起盖子的键盘上面。
说到底，我在这女人身上所爱的，并不是她为自己的那部分，而是她对我的那部分，她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爱她，因为她是我们共同史中的一员，如果哈姆雷特没有了他的埃尔西诺城堡，没有了奥菲利娅，没有了他行动所处的种种具体环境，这个角色离开了作品，那还有什么意义呢？除开那种我也说不清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主旨，那还会留下什么呢？同样，如果不是在俄斯特拉发附近小镇，没有那些从铁丝网眼里塞进来的玫瑰花，没有那几件小小的旧衣裙，没有我那些毫无希望却期待着的漫漫岁月，露茜也就不成其为我所爱的露茜了。
他问我来这儿干什么，是不是在这些当母亲的人中有我的亲戚。我告诉他不是的，我只是因好奇而来。他很得意地笑笑，给我大谈这里市人民委员会如何竭尽全力为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安排这样隆重的仪式；他微露得意地接着说，他自己作为民政事务的主管干部，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并因此而受到上级的表扬。我问他刚才所举行的是不是洗礼仪式。他对我说这不是洗礼，而是欢迎新公民出世典礼。看来他很高兴能这样聊聊。在他看来，两大系统是针锋相对的：一边是已有千年传统的天主教及其仪式；一边是和它截然相反的民政机制，年轻的庆典应当替代古老的仪式。他说只有当我们的民事庆典十分美好隆重，足以和宗教那套祝祷膜拜抗衡的时候，人们才会放弃教堂那套庆祝受洗和婚礼的仪式。
她已经到了接待处，身体伏在柜台上，漠然的接待员正在往登记簿上写她的名字。她把自己的姓氏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出来：“泽马内克，泽-马-内-克”。我站在她的背后，听她说着。当接待员放下笔，埃莱娜问他：“扬同志住在这儿吗？”我走上前去，从她的背后，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于是，我走过街心花园，草坪和长凳（尽管如此，公园还是光秃秃的，并没有给这个灰蒙蒙的空间增添什么情趣）。我抓住餐厅的门把手。关着。我开始明白了，希望中的小小一餐美食只能是奢望，我着急起来，因为我有着像孩子一样的执拗，把这顿美餐看作是过好这一天的先决条件。我醒悟到既然在这些小城镇里，旅馆、饭店都很晚才开门营业，那么这里也不会理睬那些巴望坐下来吃早餐的怪人。所以我只得作罢，转身穿越花园，沿原路回去。
我当然没有认出来——尽管我在他滔滔不绝的时候端详过他。对于这个使我不大自在的问题，我并不想作一个否定的回答，便表示想知道他近况如何。他说不坏，我这就把他认了出来：科伐里克，一个中学同学。他的五官线条因他有点发福的样子而模糊了，现在才刚刚让我想起。而且，他在我的同学中间属于不起眼的，既不好也不坏；既不活跃也不孤僻，功课始终一般；那时候他额头中央总有一绺头发耷拉着，如今不见了——我为刚才没马上认出来抱歉了一番。
我对他说，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他也同意，还庆幸他们自己作为这方面的专职干部，总算得到了我们的艺术家的支持。他们已经懂得（咱们希望如此）必须让人民举行真正社会主义的丧葬、婚礼、洗礼（他赶紧纠正自己的口误，改称欢迎新公民出世典礼），应该以此为荣。至于今天少先队员朗诵的诗句么，他接着说，很美。我称是的，又问他，如果让人们丢掉宗教仪式习惯，想尽方法让人们有可能避免任何仪式，岂不更好吗。
露茜已经变成了一个凝固不动的往昔（这个往昔永远只能以往昔的形式存活，而在现时中已经死去）；对于我，她在慢慢地消失：先是肉身的外形，物质而又具体，后来化为遥远的传奇，记叙在羊皮纸上的神话，收藏在我生命底蕴之中的一只小金属盒里。
结果，我踏进一家牛奶店：有人排着队买巧克力或牛奶，还带羊角面包，我又看见了高脚小桌子，顾客们倚着吃喝；店堂紧里面倒确实有几张小凳、椅子，但全有人占着。无奈，我也跟在队尾小步小步向前挪，十分钟后我得到了一杯巧克力和两个羊角面包。我拿着这些东西走到一张高桌前，上面已经堆有半打空啤酒杯。我想法在这桌面上找出一片没有流汤的地方，放下我的杯子。
我以前仅见过埃莱娜三次，要说是不多的，不可能对她保持一个清晰的印象。每当我想使她在我的记忆中活跃起来的时候，她面貌上的某些特点就显得很突出，所以在我的眼前她就老是像一张漫画肖像。然而，尽管我的记忆不很精确，但我相信，正是因为过分夸张了埃莱娜身上的某些特点，才抓准她原来被表象掩盖的真实内涵。
这时候，栗衣女人站到坐在半圈首位的一个母亲后面，碰碰她的肩膀，那母亲回过身来，栗衣女人从她手里接过婴儿。然后那母亲起身走到桌子边。披着绶带的那个男人翻开册子，把笔递给当母亲的。她签字，回到座椅那里，栗衣女人把小宝宝还给她，又轮到父亲过去签字；然后栗衣女人又抱住下一个母亲的娃娃，把她领到讲台那儿，在母亲后，是她的丈夫签字；在他之后，又一个当母亲的，又一个丈夫，依次类推，直至最后一个。随后风琴传来一阵阵新的乐声，我的邻座纷纷起来去向当父母的握手道贺。我也跟着这么做（因为我也很想和人握握手）。蓦然，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就是那个披绶带的人问我是否认得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