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嵘在《诗品》卷上中评其诗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骨气奇高”是指他的诗情慷慨悲壮，气势雄强飞动，文词遒劲有力；“词采华茂”是指他才思富艳，诗语流丽精工。前人认为：“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也说：“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华辞”与“骨气”原为两个彼此排斥的美学范畴，而曹植却将它们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他的诗歌既笔力雄健，又词采华茂，在富丽的语言中显出雄浑的气象。慷慨悲壮是建安诗歌的时代风格，“诗赋欲丽”也是建安诗人的普遍共识，所以“骨气”与“华辞”并不是曹植所独有，只是他比别人更为突出而已，就骨气而言他比时人更为雄强，就词采来说他显得更为华丽，在“五色相宣，八音朗畅”这方面，仲宣、公幹无法与他抗衡（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他之所以能兼二者之长，与他个人的人生际遇和个性气质有关。锺惺对此有精当的论述：“子建柔情丽质，不减文帝，而肝肠气骨，时有磊块处，似为过之。”（《古诗归》卷七）

前期的诗歌或描写他公子生活的放纵浮华，或抒写他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诗情意气风发，诗语词采飞扬，《名都篇》和《白马篇》是他前期的代表作：

曹植诗歌中乐府诗约占一半，但他的乐府诗大部分“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范文澜先生评注说：“子建诗用入乐府者，惟《置酒》（《大曲》《野田黄雀行》）、《明月》（《楚调》《怨诗》）及《鼙舞歌》五首而已，其余皆无诏伶人。”也就是说他的乐府诗基本上都是不入乐演唱的徒诗，他的乐府诗与汉乐府相比，有雅俗之分与华质之别，这说明曹植在乃父的基础上进一步使乐府歌辞文人化。另外，他写乐府诗又使他的非乐府诗能熟练地借鉴乐府的长处，如《赠白马王彪》使用连章体，每章之间又使用顶针修辞，还有《美女篇》等诗明显吸取了乐府民歌的技巧。另外，他的诗歌语言典雅华丽而又流畅明快，兼具文人诗的气质与乐府民歌的神韵，难怪锺嵘称其“体被文质”了。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父亲曹嵩为东汉后期宦官曹腾的养子，虽然汉末官至太尉，但其出身却十分低微，当时人们就“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少时任侠放荡，“机警”而有“权数”，很早就被人视为“命世之才”，并被当世的名士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他果然在汉末的群雄角逐中击败了众多对手：伐董卓，灭袁术，斩吕布，败袁绍，建安十三年受封为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了北方事实上的统治者。

曹氏父子既是曹魏政权的中心人物，也是建安诗坛上的当然领袖，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不仅是由于他们三人都“体貌英逸”爱惜人才，更是由他们三人的创作实绩决定的。曹操固然开一代诗风，曹丕也妙善诗章，曹植更是“才高八斗”。他们的诗歌代表了建安诗歌的最高成就。

曹丕留守邺城时与文士们常相聚游宴，他在《又与吴质书》中回忆当年的生活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他的《于玄武陂作诗》《芙蓉池作诗》《夏日诗》《孟津诗》《善哉行》等诗，或写山水的秀丽，或写歌女的妍姿，或写诗酒的豪纵，都是他当年公子生活的反映。又由于他“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典论·自序》），青少年时常随父征战，即位皇帝天下仍未统一，《饮马长城窟行》《黎阳作》《至广陵于马上作》，都是记述军事征伐生涯。他的宴游诗较乃父华丽，而征战诗则不及其父沉雄。他最为人称道的是那些写游子思妇相思的诗作，这一类作品最能体现他的艺术个性，如《燕歌行二首》其一：

曹植是建安文坛上一位众体兼善的作家，也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人们甚至将他与唐代大诗人杜甫并列，“备诸体于建安者，陈王也；集大成于开元者，工部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清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卷五中也说：“《选》诗有子建，唐诗有子美，各际中集大成之诗人也。盖汉道创于苏、李，盛于曹、刘；唐制始于沈、宋，盛于李、杜耳。”其诗不仅当时好评如潮，后世同样影响深远。

他处于逆境中对人生世事有了更深的体验，后期的述志诗总笼罩着一层哀怨、愤恨、痛苦的情调，《赠白马王彪》是其中最优秀的诗章之一。该诗写于黄初四年朝京师的归藩途中，作者朝京师时先吃了曹丕拒见的闭门羹，后又遭受胞兄曹彰（任城王）暴薨的打击，他的精神受到极大震动。他在诗前的小序中说：“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愤”与“恨”是这首诗的情感“底色”，此外诗中还织进了生离死别的悲剧性体验，和对人生的依恋与对事功的执着，如诗的第五、六章：

后者的代表作有《短歌行》：

他前期受尽了父王的宠爱和众人的恭维，是在众星捧月中度过的，他与当时年轻的政治家、诗人有密切的交往和广泛的联系，因此他写了不少赠答之作和游宴之章，“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箜篌引》中开头这几句描写的就是这种宴游生活，此外这类作品还有《公宴》《斗鸡》等篇。建安诗人此类诗作很多，这说明日常生活也成为诗歌的表现题材，只是曹植这类作品词采更加华丽，笔力更加酣畅。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年轻的诗人并没有沉溺于宴游走马，他十分关注社会的战乱和人民的疾苦，如《送应氏二首》之一：wｗｗ.9９lｉb.ｎｅt

《名都篇》“无所寄托”，只是抒写“游玩之乐，骑射之巧”（参见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六，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诗中极意夸张京洛宴会的丰盛，少年骑术射技的高超，是诗人早年“斗鸡走马”“妖女美酒”浮游生活的写照。《白马篇》也是他前期的代表作之一，清朱乾在《乐府正义》卷十二中说：“此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子建《自试表》云：‘昔从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用兵之势，可谓神妙。而志在擒权馘亮，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篇中所云‘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诗中这位身手矫捷武艺高超的游侠，为了保家卫国而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是他青年时精神风貌的缩影。清沈德潜认为“《名都》《白马》二篇，敷陈藻彩，所谓修词之章也”（沈德潜《古诗源》卷五）。这两首诗无论抒情写意都酣畅淋漓，大量的排比句奔腾而下，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诗人下笔琳琅的才华、血气奔涌的激情和慷慨豪迈的气势。

此诗以美女曲高和寡盛年不嫁，喻自己壮志难酬怀才不遇。诗的前面写美女容颜服饰的美丽，接下来写她居所门第的华贵，结尾再写她求贤择偶的苦心，以及独处房室的冷况，突出表现了个体生命价值不能实现的焦虑不安。曹植最大的愿望是“名挂史笔，事列朝荣”，最害怕的是“微才弗试，没世无闻”，而他的后半辈子恰恰像他所说的“圈牢之养物”一样“禽息鸟视”，在政治上一无所为，“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发出“长叹”的不同样也是诗人自己吗？元刘履《选诗补注》卷二中说此诗：“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此诗通篇用比体，抒情写意含蓄委婉，语言华丽但不艳俗，典雅而又非常自然，清叶燮认为“《美女篇》可为汉魏压卷……意致幽眇，含蓄隽永，音节韵度皆有天然姿态，层层摇曳而出，使人不可仿佛端倪，固是空千古绝作”。

曹操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草书、音乐、围棋、方药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第一流水平，即使骂他“汉世奸贼”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多才多艺”。他的大部分光阴都在戎马生涯中度过，因此他的诗歌也大多在马背上哼成。史载“（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由于他的家世并非显贵门第，他轻视烦琐礼仪而崇尚通脱，鄙弃虚饰而注重实效，又由于他良好的音乐素养，现存的二十多首诗歌全是能“被之管弦”的乐府诗，且多属于来自民间的“相和歌”一类。这一类乐歌当时文人很少亲手写作，曹操从不受传统和偏见的束缚，他发现了这一艺术形式的真正价值，在他大力提倡和成功实践的影响下，诗人们才认识到它的艺术潜力，并使这一民间文学逐渐向文人诗歌转变。

东汉都城居然“荆棘上参天”，繁荣富庶的中原竟然“千里无人烟”，可见战争给社会造成的破坏之大，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之深。不同于其他前期诗情那样恣肆放浪，也不同于前期诗语那样逞才敷彩，这首诗写得凄凉哀伤，沉郁厚重。

此诗用乐府旧题“叙汉末时事”（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叙写了汉末兴讨董卓的关东义师的聚散过程与原因。联军将帅各有野心，人人都想称王称霸，连军阀兄弟之间也居心叵测。其弟袁术在南边称帝，其兄袁绍在北方“刻玺”，致使国家战祸连年，更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诗人以凝练的语言勾勒了一幅汉末的历史画卷，诗情沉郁，诗境阔大。

已入秋天仍然“百草丰茂”，“秋风萧瑟”中“洪波涌起”，吐纳日月，包容星汉，诗人笔下的大海既生意盎然又雄浑博大，联想到他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怀，再看看他那“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气度，谁都会明白生机勃勃而又汪洋浩瀚的大海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诗人自己就像他笔下的大海一样具有“吞吐宇宙气象”（沈德潜《古诗源》卷五）。

他这种悲壮哀伤的情感有时运用比兴的手法，寄寓于美女思妇的幽怨之中，如《美女篇》：

“人生几何”的生命焦虑与统一天下的壮志雄心交织于诗中，正因为意识到人生苦短，才有“早建王业”的急迫（张玉穀《古诗赏析》卷八），以让个人的生命在伟大的事业中成就其壮丽，让有限的人生在宏伟的功业中获得永恒。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低沉发端，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高亢结尾，诗人从忧己“年往”过渡到“忧世不治”（曹操《秋胡行》），流年易逝的生命恐惧激起了他重整乾坤的英雄主义豪情。诗人以刚健有力的语言，跌宕起伏的章法，抒写自己悲壮的情怀，展露自己雄强的气魄，沈德潜评此诗“沉雄俊爽，时露霸气”（《古诗源》卷五）。

曹操诗歌所抒写的情感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伤时悯乱，一是述志抒怀。

曹丕的诗歌从题材上大致可分为三类：纪宴游、述征战和写男女相思。

前者的代表作如《薤露行》，被清沈德潜视为“汉末实录”（沈德潜《古诗源》卷五），而《蒿里行》更是被明末锺惺誉为“诗史”（《古诗归》卷七）：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建安二十二年（217）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220）代汉自立，史称魏文帝。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没有乃父的魄力、雄心、胆略和气度，在政治上乏善可陈，但作为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又很有才华，并且有多方面的建树，刘勰称其“乐府清越，《典论》辩要”（《文心雕龙·才略》），史家称其“天资文藻，下笔成章”（《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他的《典论·论文》和其他文赋另章阐述，这里只谈谈他的诗歌。

曹操诗歌宏伟的气魄、强劲的力度、阔大的境界，在建安诗坛上无与其匹。他不仅使乐府民歌成为富于艺术个性的文人诗歌，开创了“借古乐府写时事”的先河，而且以他大气弥漫的笔力使逐渐僵化的四言古诗重现生机。清人吴乔对此曾有公允的评论：“作四字诗，多受束于《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围炉诗话》卷二）汉代诗人模仿《诗经》的四言诗，大多数是毫无生命力的赝品，只有“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

后期的诗歌主要抒发生命价值不能实现的焦虑，雄心不能施展的苦闷和对社会与人生的悲剧性体验。曹植一方面意识到流光易逝，“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赠白马王彪》），“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箜篌引》）；另一方面他又“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因而当他后期被排挤被闲置后，他心中就一直笼罩着壮志成空的阴影。《美女篇》《七哀诗》《杂诗》《赠白马王彪》《吁嗟篇》《野田黄雀行》是他后期的代表作，九-九-藏-书-网这些诗歌是他在压抑、痛苦、悲伤中的哀号，最能代表建安诗歌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也代表了他诗歌的最高成就。

这是我国现存最早最成熟的七言古诗。它以少妇在秋夜里独白的形式，表达她对“淹留他方”丈夫的深沉思念。全诗押平声韵，且句句用韵，其情掩抑低徊，其调婉转舒缓，其言清丽含蓄，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思妇缠绵悱恻的思绪。王夫之认为此诗“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古诗评选》卷一）。

他的生活和创作以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五中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汉音”与“魏响”的区别主要就在于诗风的质朴与华丽，汉乐府大部分是采自民间的歌谣，诗歌语言还带有民歌的浑朴，曹操的诗歌语言古直，所以说其诗“犹是汉音”，而曹丕则主张“诗赋欲丽”（《典论·论文》），所以他的诗歌语言也就由质朴而趋于典丽。但曹丕毕竟去汉未远，诗歌犹带民歌风味，诗语清丽但不纤巧，音调和谐而又明快。他的诗歌的确没有其父那般沉雄悲壮，但娟秀婉约，风华掩映，则是他身上“文士气”的独造之境。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同母弟。曾封陈王，死后谥“思”，世称陈思王。他和兄长曹丕一样“生乎乱，长乎军”（《陈审举表》），时代的动乱激起了他济世的雄心，年轻时就希望自己能“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绝不愿只“以翰墨为勋绩，以辞赋为君子”（《与杨德祖书》），生命的后期最使他害怕的就是“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求自试表》），并发出了“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之五）的呼喊。他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才华，文章诗赋援笔立就，一度深得曹操的赏爱，认为他是“儿中最可定大事”（曹操《临淄侯曹植犯禁令》）的一个。曹植对自己的治国才能就像对自己的文学才能一样自负，在《陈审举表》中说自己年轻时“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暗与之合”。但从其一生的言行来看，他放纵任性而行事疏阔，好发空言却缺乏实际才干，这使他后来失宠于父王，也导致他后来人生的悲剧。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代汉称帝后，他受尽了皇兄皇侄的冷遇、猜忌和监视，过着名为藩侯实为囚徒的生活。

《观沧海》也是一首借景抒情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