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太康诗人与江左诗风
目录
绪论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章 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
第二章 太康诗人与江左诗风
第一节 陆机、潘岳与太康诗歌
第三章 陶渊明的生命境界与诗歌成就
第四章 从“元嘉体”到“永明体”
第五章 南北诗风的融合与南北朝民歌的风貌
第五章 南北诗风的融合与南北朝民歌的风貌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赋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创作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赋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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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许多朝代的优秀作家好像赴宴似的,常常在某个历史阶段成群结队地涌来接着又不约而同地离去,如建安邺下诗人、南朝“元嘉三雄”、唐代“开元天宝诗人诸公”,还有我们正要阐述的太康诗人群体。西晋享国五十余年,文学创作以太康这十年最为繁荣,诗人群体也以这十年最为强盛,锺嵘《诗品序》中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中兴也。” 因此,人们以太康诗歌作为西晋诗歌的代表,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还专列有“太康体”。太康诗歌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诗人普遍追求语言的华丽,形式的对偶,描写的繁缛,只有极少数诗人能独拔于时流。
江左诗坛“溺乎玄风”,无论是写景、抒情还是言事,每种题材的诗歌都渗透了玄理。正始玄学兴盛后,从何晏、阮籍、嵇康直到陆机、潘岳,以玄理入诗已成风气,只是到了东晋更为变本加厉,出现了以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他们常以韵文的形式陈述玄学义理,“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明诗》),有些诗歌“平典似《道德论》”(锺嵘《诗品·序》)。此时为诗论家所称道的只有郭璞的《游仙诗》能跳出玄言诗的窠臼而别开蹊径,因而刘勰说它在当时“挺拔而为俊”(《文心雕龙·明诗》)。东晋末年产生了伟大诗人陶渊明,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述。

第一节 陆机、潘岳与太康诗歌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

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
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陆机(261—303)和陆云(262—303)兄弟,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为吴国名将之后,吴亡九年后一到洛阳便名动京城,陆机的才华犹为世所重。他是创作上的多面手,诗、文、赋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诗在锺嵘《诗品》中列为上品,文、赋也多为世人所称道,其中《文赋》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杰作。
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

——《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二
这二首悼亡诗感情悲切而又真挚,“望庐思其人”几句细致地抒写了妻子死后物是人非引起的哀痛,“怅恍如或存”几句微妙地通过幻觉表现了自己对妻子的怀念,“岁寒无与同”数句更真切地表现了“悲君亦自悲”的感伤,“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道出了他对亡妻“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悼亡诗》以清丽之语抒深挚之情,以曲折之笔写凄苦之境,千载之下读来仍令人凄然悲凉。
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
凝冰结重磵,积雪被长峦。
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
诗人人格的卑微导致诗歌格调的卑弱,从整体上看,太康诗人既没有建安诗人那种建功立业的慷慨豪情,也没有正始诗人那种追求理想人格的勇气,人的觉醒在建安和正始诗人那儿表现为对人生价值的肯定,对人生的意义的追寻,在太康诗人这里却变成了对人生的苟且,对名誉与财富的占有和贪婪。在西晋诗歌中难得见到壮阔的现实生活,也难得体验到崇高的人生境界,即使那些叹老伤逝的诗篇,也缺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历史深度,更没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烈情怀,此时诗人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的是儿女之间的绮丽情思,是悼亡伤逝的个人悲叹,“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诗品·晋司空张华》),锺嵘当年给张华的诗评,其实也准确地道出了西晋诗歌的创作倾向。
猛虎凭林啸,玄猿临岸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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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
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
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渴饮坚冰浆,饥待零露餐。
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
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
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
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
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
此诗属乐府《相和歌·清调曲》,原辞为曹操所作,陆机此篇是模拟曹操的《苦寒行》,但二者在艺术风貌上却大异其趣。从这首诗中我们能看到陆机诗歌艺术的某些基本特征。首先,此诗虽是模拟乐府民歌,但它尽可能不用口语、俗语和常用语,而大量选用书面词汇,因而诗歌语言越来越华丽典雅;同时还将虚词剔出诗外,尽可能以实词代替它,这样诗歌意象越来越密集。其次,曹操诗歌中的散行单句在这里变成了大量的偶句,譬如“俯入”与“仰陟”、“凝冰”与“积雪”、“阴云”与“悲风”、“不睹”与“但闻”、“猛虎”与“玄猿”等等。不过,这些偶句在整体上对偶,在字与字之间却不过分拘泥,因而此诗的骈偶句并不很呆板滞涩,尽管少了曹操同题诗那份疏宕之气。最后,此诗运用了赋铺陈排比的手法,描写“苦寒”可谓穷形尽相,“凝冰”加上“积雪”,“阴云”又伴“悲风”,饮“坚冰”而餐“零露”,“俯入”之所见,“仰陟”之所闻,无一而非“苦寒”。这种罗列铺叙的结果的确给人以“繁缛”的艺术感受,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
他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缘情”强调诗歌必须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感,不只是美刺讽谏政治教化的工具;“绮靡”是指诗歌应当辞藻华丽优美动人。锺嵘认为陆机诗歌“其源出于陈思”,曹植是使汉乐府由质变丽的关键诗人,陆机更在曹植的基础上踵事增华,比起曹植来他的诗歌更加“辞藻宏丽”,诗语句式也更趋于骈偶。如《苦寒行》:
他的《赴洛道中作二首》更是人们广为传诵的作品:
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
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www•99lib.net
太康诗歌在艺术上的主要特征是繁缛绮丽,这基本上是南朝人的共同看法,锺嵘对西晋诗人的评论几乎都要用到“华美”“华艳”“繁富”或“绮靡”等字眼,说陆机诗“才高辞赡,举体华美”,潘岳诗“烂若舒锦”,张协诗“词采葱篟”,张华诗“其体华艳”“务为妍冶”,张载诗“繁富可嘉”。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总论西晋诗风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同为梁人的沈约也以“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品其诗。繁缛绮丽在艺术上主要表现为:辞藻的华丽、句式的排偶和描写的繁复。
夕宿乔木下,惨怆恒鲜欢。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
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悼亡诗》其一
晋立国后十六年灭吴(280),结束了近六十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可晋王朝并没有呈现出任何威加海内的盛世气象,统治者既没有什么远略宏图,士人也没有任何理想抱负。这个时代没有激情也没有冲动,此时的士人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政无所谓准的,士无所谓操行。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
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

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陆机诗歌另一个致命弱点是缺乏力度,诗情没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诗风也缺乏刚健遒劲的笔力,因而他的诗歌读后“未能感人”(《古诗源》卷七)。清陈祚明认为这是由于陆诗“造情既浅,抒响不高”,他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原因说:“夫破亡之余,辞家远宦,若以流离为感,则悲有千条;倘怀甄录之欣,亦幸逢一旦。哀乐两柄,易得淋漓,乃敷旨浅庸,性情不出……大较衷情本浅,乏于激昂者矣。”(《采菽堂古诗选》卷十)
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
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
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

离思固已久,寤寐莫与言。http://www.99lib.net
此二诗抒写诗人初离故乡的凄切心情和赴洛途中的孤独感受,“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通过“伫立”“顾影”“抚枕”“振衣”这一连串的动作,写出了他满腹愁绪和一腔哀怨,抒情写意细腻而又含蓄。语言虽不像《苦寒行》那么刻炼,但仍然装点了许多华美工稳的偶句,如“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山泽纷纡余,林薄沓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
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这种时代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呢?
潘陆二人在当世就齐名并称,锺嵘在《诗品》中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二人下笔喜欢逞才敷藻,孙绰称潘岳诗文“烂若披锦”(《世说新语·文学篇》),《晋书·陆机传》称陆机诗歌“辞藻宏丽”,所以前人论潘陆有“江海”之喻。如果说二人有什么差异的话,潘岳则稍显“浅净”,而陆机更要“深芜”。潘陆诗歌在南朝锺嵘《诗品》中列为上品,到唐以后地位就逐渐下降,清沈德潜甚至很不客气地说“潘陆诗如剪彩为花,绝少生韵”(《古诗源》卷七),话虽说得有些尖刻,但并非全无道理,潘陆的诗歌辞藻艳丽者多,而生气贯注者少。
不睹白日景,但闻寒鸟喧。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省中牟县)人。岳少年即以才华颖异被乡邑“号为神童”,弱冠一走上仕途便入贾充府中为掾,由于“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很长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后历任河阳令、长安令、著作郎、散骑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等职。史载潘岳“妙有姿容”(《世说新语·容止》),为人“性轻躁,趋世利”(《晋书·潘岳传》),曾与石崇等人谄事权贵贾谧,每候贾谧车出便望尘而拜。晋惠帝时赵王伦辅政,岳被赵王伦的亲信孙秀害死。
潘岳的诗歌今存十余首,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述志抒怀的诗歌,如《河阳县作诗二首》《在怀县作诗二首》,这类作品写自己政治上的志向、追求和欲望,以及志向不能实现或欲望不得满足的痛苦与愤怒,当然也是他在诗艺上的精心结撰之作,很能体现潘诗“辞藻绝艳”的艺术特征。第二类是交游、赠答酬唱诗,如《金谷集作诗》《金谷会诗》《于贾谧坐讲〈汉书〉诗》《鲁公诗》等,此类诗除极少数诗作外,从诗情到诗艺都不足称,有些篇章甚至是逢迎拍马之作,流露了诗人庸俗的市侩气。第三类是他表现夫妻恩爱的诗歌,这一类诗最为人传颂,尤其是他的《悼亡诗》三首,如:
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
——《悼亡诗》其二99lib.net
阴云兴岩侧,悲风鸣树端。
上渐东门吴,下愧蒙庄子。
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
抚衿长叹息,不觉涕沾胸。
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盘。
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
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
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
陆机和潘岳的诗歌体现了太康一代诗人的审美趣味,是太康一代诗风的典型代表,时人和后人都将他们并称为“潘陆”。
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
北游幽朔城,凉野多险难。
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
元康以后朝政日非,诸王以及各政治势力之间争权日趋激烈,士人们为了自己“身名俱泰”,不得不在权臣中寻找自己的靠山和保护伞,而随着各派政治势力的起伏消长,他们又得见风使舵以改变依附的对象。如当贾谧“权侔人主”的时候,文人们“莫不尽礼事之”,还将他肉麻地吹捧为当世的贾谊,在他周围形成了重要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攀附者中几乎包括当时文坛上所有第一流的作家:潘岳、陆机、陆云、欧阳建、石崇、挚虞,甚至还有左思、刘琨。这些人巴结贾谧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飞黄腾达。《晋书·潘岳传》载:“岳性轻躁,趋势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趋势利”而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潘岳和石崇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二十四友”这一文学集团也可以说是西晋文坛的缩影。诸王之间争权并无政治上的是非,文人们投靠谁也没有什么道德标准,完全是根据个人利益来依违取舍,如陆机原本身预“二十四友”之列,贾谧失势又帮助赵王伦诛贾谧而赐爵关中侯,很快他又参与赵王伦篡位,赵王伦被诛后又转身投靠成都王颖,作为颖的都督攻打长沙王乂,这种朝秦暮楚的行为除了诱于官爵利禄外,实在找不出任何道义上的理由。《晋书·陆机传》在肯定“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的同时,又说“然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
——《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一藏书网
陆机在太康诗坛上不失为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只是他太看重辞藻的绮靡华丽,在诗中大量使用骈偶句,诗歌语言因雕炼太过,有些地方难免拙涩冗累,南朝人就已有“缀辞尤繁”之叹,唐宋以后招致更多的讥评,其中清沈德潜的批评较有代表性:“士衡诗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降自梁、陈,专攻队仗,边幅复狭,令阅者白日欲卧,未必非士衡为之滥觞也。”(《古诗源》卷七)沈氏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只是有些话说过了头。应该说陆机绝非毫无灵气的诗人,对社会、人生和自然的感受都相当敏锐,对诗歌的创作心理和艺术技巧,既有独到的体会也有深刻的认识,但他有意造排偶句使语言失去灵动,而拟古之作又抑制了他的艺术个性,好像他的诗情诗境诗句都是在模拟甚至蹈袭前人(参见清贺贻孙《诗筏》)。
统一了全国的司马氏集团虽然造就过短暂的繁荣与平静,但并没有在全国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也未能在士人中确立自己的道德权威。司马炎看到魏因宗室孤弱而失去政权,便派同姓诸侯领重兵镇守要地,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诸王的内乱埋下了祸根。司马炎死后的宫廷争权导致诸王之间的混战,酿成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东汉末年内迁的少数民族首领趁势纷纷拥兵自立,内乱外患加速了西晋政权的崩溃。司马氏集团提倡“名教”,可当朝权臣的种种丑行又践踏了名教本身,司马氏祖孙欺君篡位更是对名教准则的嘲弄。尽管统治者用杀戮恐吓压制了反对派和批评者,用威逼利诱笼络收买了许多士人,尽管司马炎名正言顺地取得了政权,并且事实上已经统辖了四境,开国后还不断显示“宽弘”“仁恕”,可靠武力和阴谋登上皇位的统治者不可能树立起自己的道德形象。这时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嵇康被杀后向秀到洛阳就范,吴亡后陆机兄弟入洛称臣,几乎所有士人都接受晋王朝这一已成的事实,但整个社会没有昂扬向上的活力,朝野士人也缺乏刚直不阿的正气,反而到处弥漫着苟且、贪婪和奢侈之风。礼法之士司马氏的爪牙何曾生活之奢华令人咋舌,石崇敛财斗富更是人所共知,王戎、和峤等人嗜财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士人们生活上以玉食锦衣相夸,以奢侈豪华为荣,在政治上却毫无操守可言,立身处世以保家自全为其准则,连史家也感叹朝臣“无忠蹇之操”。石崇所谓“士当身名俱泰”(《晋书·石崇传》)道出了一代士人的心声。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
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

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行行遂以远,野途旷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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