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存有《兰亭诗》二首，一为四言，一为五言，其中五言诗凡五章，而以第二章在艺术上最为出色：

真正笼罩东晋诗坛的是玄言诗，南朝人对此多有论述，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锺嵘对这一时期诗歌的批评更为尖锐：“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写玄言诗的当然不只孙绰和许询，东晋中期的诗歌要么为玄言诗，要么受到玄言的深刻影响，如晋穆帝永和九年（353）诗人们在会稽的兰亭唱和，这次唱和诗歌后结集为《兰亭集》，王羲之还为此写了著名的《兰亭集序》。诗集不管是写山水之乐，还是写诗酒风流，表现手法或许有高低之分，但渗透玄理却别无二致。如庾友的《兰亭诗》：“驰心域表，寥寥远迈。理感则一，冥然玄会。”王凝之的《兰亭诗》：“庄浪濠津，巢步颍湄。冥心真寄，千载同归。”谢安的《兰亭诗》也说：“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

江左“玄风独振”自然与江左士人的心态息息相关，渡江之初晋元帝也有“寄人国土”的惭愧（《世说新语·言语》），过江士族更黯然神伤，《世说新语·言语》载：“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东晋前期政坛的中流砥柱王导，开始口头上还鼓励大家“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同上），但实际上并不见他有任何光复失地的举措。“离黍之悲”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到了第二代士大夫就基本上“还把他乡认故乡”了，如王羲之因会稽山水风物绝佳而“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晋书·王羲之传》）玄学清虚恬淡的旨趣恰好迎合了士大夫偏安苟且的心态与闲适风雅的情调，一时名士都对玄学清谈乐此不疲。

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锺嵘在《诗品》卷下说：“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载：“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璞博学多才，通经术，善辞赋，喜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卜筮，因此有许多关于他卜筮神妙的离奇传说。永嘉末中原板荡，他来江南后深得王导器重，被引为参军；元帝时为著作郎、迁尚书郎；明帝初王敦起为记室参军，后因劝阻敦谋反为敦所害，及王敦平追赠弘农太守。有辑本《郭弘农集》。曾遍注《尔雅》 《方言》 《山海经》 《穆天子传》《楚辞》《水经》等书，过江之初的大赋《江赋》雄奇壮丽，与木华《海赋》同为文学史上写江海的名篇。当然，郭璞最为人传诵的是《游仙诗》。

当然他并不是首首诗都像这样艰涩枯燥。《秋日诗》虽

九九藏书

然仍受玄学的影响，但它所表现的却是清虚冲淡的情怀，而且这种冲淡的情怀与萧瑟的秋景融为一体：

东晋玄言诗的兴盛当然主要是“玄风独振”的结果，但江左的玄风不同于正始的玄学，进行深刻哲学运思的理论兴趣逐渐淡化，玄学此时已成为一种思辨的游戏，士大夫之所以热衷于谈玄，是因为他们能在清谈中表现自己的机智和辞锋，能在谈玄中展示自己的气质和风度。《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无论是谈者还是听者，倒不在乎到底谈了些什么，而更注重对方是怎么谈的。“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文学》）“理之所在”人们并不怎么关心，清谈时“精丽”的“才藻”和“自得”的气韵才能博得大家“嗟咏”。这样谈玄中的“思”就转向了“诗”，江左那些清谈高手同时也是玄言诗人，如当时著名的清谈家许询、孙绰“并为一时文宗”（《文学》引《续晋阳秋》），“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文学》）

游仙诗并非始于郭璞，在《楚辞》中就多有游仙的内容，如屈原的《远游》《招魂》。汉魏诗歌中更有许多游仙之作，连俯视八极的曹操也有《秋胡行》。屈原“游仙”是由于他保留了楚地原始宗教的某些特征，保留了神话的想象与传说，也是由于时代的污浊和黑暗使他希望“轻举而远游”。汉魏的游仙诗多抒写对生命的依恋，对长生的企盼。郭璞的《游仙诗》则既不同于屈原，也有别于汉魏游仙之作。锺嵘《诗品·晋弘农太守郭璞》说：“《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游仙诗》现存完篇十首，另有九首残篇。这些诗篇中虽有部分是抒写“列仙之趣”，描写自己登天神游的“经历”和九天阊阖的神奇境界，表现自己超凡入仙、长生不老的愿望，而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现实“令人哀”才幻想“飘飖戏九垓”，如第九首：

刘勰称西晋诗坛“人才实盛”（《文心雕龙·时序》），但到了后期由于诸王及诸胡之乱，太康诗坛上的精英大部分都在乱中丧命，如张华、潘岳、陆机、陆云、石崇、欧阳建、刘琨等无一幸免，挚虞等人甚至活活饿死乱中。西晋后期人才凋零，诗坛沉寂。晋室南渡之际，刘琨留守在北方并州浴血苦战，郭璞则携家避地江南。刘琨壮烈殉国以后，只有郭璞在勉强支撑诗坛的残局。

稍晚于郭璞的庾阐也写了一些游仙诗，现存这类作品十首，其中五言诗四首，六言诗六首。如六言诗：

他的大多数游仙之作不过是“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刘熙载《艺概·诗概》），表现了诗人的匡国之志和忧世之情，也流露了志不获骋的苦闷和高蹈出世的向往。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对此曾有精当的评论：“盖自伤坎壈，不成匡济，寓旨怀生，用以写郁。”我们来看其中两首代表作：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高度评价了郭璞《游仙诗》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游仙诗》能在诗语、诗情和诗境上独拔时流，跳出玄言诗的窠臼，所以它在同时代的诗歌中显得挺拔出群。同时《游仙诗》也突破了历史上游仙诗的某些传统，它并非单纯写飘飘游仙的乐趣，而主要是通过这一题材表现自己对时代、社会、人生的体验，抒写自己的人生苦闷与社会理想。《晋书·郭璞传》称璞“词赋为中兴之冠”，锺嵘也认为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诗品》卷中），永嘉南渡以后郭璞为东晋第一位重要诗人，他不仅是西晋和东晋之间一位过渡性的诗人，也是这时期一位成就最高的诗人，“中兴之冠”的盛誉当之无愧。

庾阐的游仙诗在“辞趣”上不同于郭璞，他没有郭璞游仙之作中那种“零泪缘缨流”的悲伤，也没有他那种“不成匡济”的忧虑，庾阐不过是借游仙来“寄言上德，托意玄珠”，抒写“灵化”于“自然”的逍遥之境。庾阐游仙诗的语言虽不像郭璞那样“文藻粲丽”，但他也十分注重琢字炼句，如第四首“白龙腾子明，朱鳞运琴高。轻举观沧海，眇邈去瀛洲”，色彩鲜明而又对偶工整。

玄言诗的另一位代表诗人许询（生卒年不详）字玄度，高阳新城（今河北省新城县）人。《续晋阳秋》称“询有才藻”，交游都是当世名流如谢安、王羲之、支遁辈，与孙绰并称“孙许”。简文帝说他的五言诗“妙绝时人”，遗憾的是他的诗歌全部亡佚，现仅存的三首残篇难窥全豹，如《农里诗》断句“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抒写的是老庄超然洒脱的韵致，全然见不到“农里”的风物风情；断句“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从其语言的整饬和音调的和谐来看，许询有较强的文字表现能力。《晋书·孙绰传》说“绰与询一时名流，或爱询高迈，则鄙于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于许”。看来许询为人可能比孙绰超然高旷，孙绰可能比许询更有文学才华。对此孙绰也有同感，当“沙门支遁试问绰‘君何如许’”时，孙绰的回答是：“高情远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同上）。

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省平遥县）人，寓居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其父孙楚为西晋诗人，以名句“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见称诗家，锺嵘《诗品》将其列入中品。绰少时游放会稽山水十余年，后历任参军、太学博士、尚书郎、永嘉太守、散骑常侍等职。孙绰自称“少慕老庄之道”（《遂初赋·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在其名文《喻道论》中就有兼综释道的倾向。在文学创作方面孙绰是位多面手，碑文尤为时人所推许，其时名公重臣死后的碑文皆出其手，史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晋书·孙绰传》）。尽管他对自己的文赋十分得意，扬言《天台赋》掷地可“作金石声”，但他的玄言诗最为有名。他各种题材的诗歌都渗透了玄理，所谓“寄言上德，托意玄珠”。即使悼念母亲的《表哀诗》也以这样的句子开头：“茫茫太极，赋授理殊。”与友人酬唱的《赠温峤诗》一起笔就说：“大朴无像，钻之者鲜。玄风虽存，微言靡演。”《答许询诗》九章就更是毫无形象的韵文了：

诗人通过对春光春色的喜爱，表达了自己开朗乐观的人生态度，从“仰观碧天际，俯磐绿水滨”两句，不难想象诗人当时“游目骋怀”的萧散风神，从“群赖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更展示了诗人对自然与人生的全新体验。但从“寓目理自陈”和“大矣造化功”看，全诗仍然有玄言意味，诗人还是在山水中体认玄理。

东晋中期玄释合流，名僧与名士过从甚密，如支遁援释入玄对《逍遥游》别出新解，在向秀、郭象之外标新立异，赢得不少士人的赞许和尊敬。《世说新语·文学》载：“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俊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有的名士认真研读佛经，佛理也常是清谈的话题，孙绰还著有《道贤论》《喻道论》等佛学论著。不过其时玄言诗中所表现的仍然是玄理，还看不出佛学影响的痕迹，即便支遁的玄言诗也是以韵文谈“玄”而不是以诗说“空”。

此诗虽还有玄言诗的余韵，但主要是在写景抒怀而非体认玄理，所以《文选》收入“游览”诗类。诗的结构、韵味、语言已透出其侄辈灵运的气息，如“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就大类灵运的诗句。

锺嵘说这一时期的诗歌“平典似《道德论》”，刘勰对此时诗歌的评价也基本是否定性的，以谈玄入诗难免堕入理障，许多诗歌的确“淡乎寡味”。不过，我们从《兰亭集》中的诗歌也可以看到，玄言诗与山水有很密切的关系。《世说新语·容止》篇注引孙绰《庾亮碑文》说：“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东晋后期便由目击山水而体悟玄思，进而因山水获得审美陶醉。义熙年间玄风渐替，谢混开始在诗坛起衰救弊，上摧孙、许而下开颜、谢，成为山水诗的开路人。如他的《游西池》：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的出尘之想，是由于“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的用世之志不能实现，“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的隐逸之思，正来于“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的痛苦绝望。隐逸也好，游仙也罢，都是诗人“不成匡济”而“自伤坎壈”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