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他的书信更让人觉得亲切随便，这是由于曹丕基本能做到仁以接物，恕以及下，诚以待友，他在与朋友、臣子书札往返时从不摆太子的架子或皇帝的尊严，如《又与吴质书》：

全文倾吐自己归隐田园找到精神归宿后的巨大喜悦，字里行间洋溢着洒脱达观的情调，一气呵成的语言流荡奔走，叙事、抒情和写景似乎率尔而成，细读则无处不臻妙境。

在魏晋作家中可能要数嵇康最能持论，刘师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文中说：“嵇叔夜文，今有专集传世。集中虽亦有赋、箴等体，而以论为最多，亦以论为最胜，诚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研究嵇文者自当专攻乎此。观其《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篇，持论连贯，条理秩然，非特文自彼作，意亦由其自创。其独到之处一在条理分明，二在用心细密，三在首尾相应。果能得其胎息，则文无往而不达，理虽深而可显。”嵇康议论文的成就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两汉之际，一方面由于天下一统而思无二途，另一方面由于师弟相传不贵立异，所以汉世很少有人能在学术上自立门户，在立论时别出机杼，敷旨大多依据六经，立说更不敢稍离师训，汉末传统价值的失范及王纲解纽，使人们从禁锢中解放出来，思维既非常活跃，立论更异常新颖，此时的论说文不仅“师心独见，锋颖精密”（《文心雕龙·论说》），而且个性鲜明，语言优美，前人称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章太炎《国故论衡·论式》）。嵇康的议论文就是“师心独见”的典范，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旧说在他眼中却“不以为然”。如《礼记·乐记》说：“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嵇康一反成说，认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音乐以自身的美妙与否为主，而无关于人的哀乐之情，哀乐之情源于人的情感变化，而与音乐是否美妙没有关系。《声无哀乐论》体物研几，衡铢剖粒，实为魏晋南北朝一篇结构宏伟、逻辑谨严的大文。其时有一位礼法之士引申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写了一篇《自然好学论》，认为学习礼教与人的本性和谐一致，嵇康《难自然好学论》针锋相对地反驳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则鸟不毁以求训，兽不群而求畜；则人之真性，无为不当，自然耽此礼学矣。”由此可见他的理论勇气和胆量，也可见他思维的敏锐与深刻。

他的表章最能体现他的盛气雄才，代表作是《求通亲亲表》和《求自试表》。前者写于魏明帝太和五年（231）。魏文帝曾有过诸王不得来京朝觐、诸王之间也不许相互往来的诏令。曾经几乎取代曹丕被立为太子的曹植更是后来登基的兄侄藏书网要疏阂的对象。表中对朝廷迫使诸王之间“婚媾不通，兄弟永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这一不人道的政策表示不满，对自己长期备受猜忌压抑提出了抗议：“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唯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文章不仅写得十分动情，而且常常引经据典地正面陈述自己的意见，笔墨淋漓酣畅，论事有理有节，兼有抒情文的韵味与政论文的气势。后者写于魏明帝太和二年，由于他过着名为藩王实为囚徒的生活，怀抱利器而无所施展，才在无奈中向明帝呈上了这封表。表中对自己过着“圈牢养物”的牲口般生活委婉地表示了不满，常恐坟土未干而身名俱灭，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奋力疆场，“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自己无忝于禄位，有益于国家。它充分表达了作者报国立功的志愿，反映了政治上受到压抑的苦闷。众多典故的运用无损于语言的畅达遒劲，感情哀婉凄切却不失其激昂悲壮，是一篇很有个性的章奏，如：

绘形美丽动人，写情含蓄深婉，遣词典雅华丽，使它成为建安辞赋的代表作。

建安诸子中文章值得称道的有孔融、王粲和陈琳。孔融是孔夫子二十世孙，张溥曾说孔融文章“豪气直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刘勰也说他“气盛于为笔”（《文心雕龙·才略》），他的文章的确体现了建安的文风：气势很盛，神采飞扬。现存的《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汝颍优劣论》是其代表作。他的另一类专门嘲讽曹操的文章，如《与曹公论禁酒书》《又与曹公论禁酒书》等，在痛快淋漓中见出幽默和机智。我们来看看他的代表作之一《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信的开头与曹操叙年齿，由老来朋友零落的孤独，说到“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并介绍他目前“命不期于旦夕”的危险处境，引出救友的本意，从感情上打动对方；接着从交友之道说明救盛孝章是曹操不容推迟的责任，而且曹操只要举手之劳就可以弘扬友道；最后分析救盛孝章对曹操统一大业的意义。先动之以情，次晓之以义，后陈之以利，在从容的谈吐中显示出他所特有九-九-藏-书-网的“盛气”。

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创作领域较宽，但最擅长的还是表章书记，像代表作《为袁绍檄豫州》，以大量的史实和排比句增加文章的气势，写得夸饰雄辩，强劲有力。曹操捉到他后尽管责怪他对自己的辱骂，但更激赏他在文章中所显露出的才华，依曹操后文章照样写得“壮有骨鲠”，张溥为此曾慨叹“文人何常，唯所用之”（《陈记室集题辞》）。现存的《武军赋》和《神武赋》，前者颂扬袁绍灭公孙瓒的武功，后者赞美曹操北征乌桓的壮举，两篇都音情激越，雄放壮伟。

比起父亲的雄才霸气，曹丕显得更近情、更儒雅，前人早就说子桓有“文士气”，《三国志·文帝纪评》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刘勰也认为“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文心雕龙·才略》）。他的文赋和他的诗歌一样鲜明地表现了他这一气质个性，而且可能比他的诗歌取得了更高的艺术成就。他的散文中写得最好的是自叙、书札、论文三类。

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子桓虑详而力缓”，他不仅善于纵意抒写自己细腻亲切的情感，也长于作理性深刻的思辨，可惜他的学术专著《典论》已经亡佚，书中完整保留的论文只有《论文》一篇。该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文学专论，它探讨了作家的精神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阐述了不同体裁应遵循的文体风格；阐明了文学批评的正确态度，批评了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陋习；还重估了文学在社会和个人事业中的价值与作用：“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文中不少命题和论断对后世的创作和批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谈对昔日快乐的留恋，谈对“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的感伤，谈对已入黄泉故人的思念，谈自己“已成老翁”而功业未立的惶恐，向知己毫无保留地剖肝露胆，他的思想、情感、个性和顾虑都坦露无遗。

东晋出现了一些优美的辞赋，如袁宏的《东征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等。此时有些作家的文章偶用散体，其中书法家王羲之的文笔省净，如《兰亭集序》便是一篇难得的散体妙文，序中记述了宴集的盛况和兰亭环境的清幽，并由人事的聚散无常想到了个体存在的短暂，发出了“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的深沉喟叹，表现了魏晋士人对个体存在的极度重视与深切依恋。行文全无两晋风行的骈骊气息，清新自然，风神散朗。王羲之的札帖简约隽永，显示了作者高雅的审美趣味和深湛的艺术修养。

和阮籍以诗名家不同，嵇康的文学成就主要是散文。作为当时的精神领袖，他的散文表现了一代士人的人生理想。由于他的济世之志不得施展，他只能到老庄那里寻求解脱，在养生服食之道中寻求慰藉。他不仅公开声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还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释私论》），对虚伪的名教表示厌恶和反叛。在现存的文赋中，他的《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做了细腻动人的铺陈描写，《与山巨源绝交书》更是他人格的写真：

王粲是建安“文多兼善”的作家，他的辞赋散文能较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抒写自己渴望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建功立业的雄心。他的论文如《安身论》《务本论》等，既逻辑严谨又感情充沛，可惜未留下完篇。现存的书信多是代人捉笔，很难表现个人真实的情怀。他的辞赋完全摆脱了汉赋那种僵硬无味的铺陈，代表作《登楼赋》《初征赋》抒情味很浓，尤其是前者有点像抒情诗：“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清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此赋抒写久客他乡和蹉跎岁月的幽愤心情，表现了年华虚掷而事业无成的苦闷，“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 ，点出了他怀乡的真正原因，使怀乡之情具有特定的历史内容。融情入景，以景写情，全赋充满了悲壮苍凉之气。

曹植一生都希望自己能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可他偏偏在政治上一败涂地郁郁以终；他并不像兄长那样将文学看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反九*九*藏*书*网而认为文学创作是壮夫不为的“小道”，并对自己“徒以翰墨为勋绩”的生涯大为不满（《与杨德祖书》），但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一生的主要业绩恰恰是文学创作，而且是唐以前的典范作家。张溥称他“集备众体”（《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其文也代表了建安文赋的最高成就。生当天下分崩的岁月，又正值“人之觉醒”的时候，他青少年起就希望能完满实现自我价值，立下建不世之功的大志，敢于蔑视和挑战世俗礼教，这种拯世济物的理想和恃才傲物的性格构成了他散文的基调。他现存的散文体裁主要有四类：辞赋、表章、书札和议论文。

他的书札不像其兄那样平易近人，但写得文采斐然、意气风发，如《与吴季重书》：“季重足下：前日虽因常调，得为密坐。虽燕饮弥日，其于别远会稀，犹不尽其劳积也。若夫觞酌陵波于前，箫笳发音于后，足下鹰扬其体，凤观虎视，谓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眄，谓若无人，岂非君子壮志哉！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当斯之时，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如上言，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然日不我与，曜灵急节，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蒙泛之谷。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如何如何！”一连串的排比句、对偶句奔泻而下，以极度夸张的语言表现自己激昂的气势，真实地显露了作者的个性与锋芒。

建安时期年长一辈作家的文章还比较质朴，曹操的文风清峻通脱，孔融的文章气势很盛但不尚华丽，曹丕、曹植兄弟一变乃父古直之风，华靡之习便日益滋长，陈琳和阮瑀的章奏檄文喜欢征引史事和点缀辞藻，不过建安文赋不管是质朴还是华丽，都鲜明地表现出了慷慨多气的时代风格。

阐述魏晋文章得从曹操说起，这位汉魏政坛上的霸主也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东汉作家拘束于礼教，不可能在文章中充分展露自己的个性，摛文结藻又日趋典雅骈丽，所以明人张溥说“东汉词章拘密”（《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地位，加之他那自负、强悍、狡诈而又率直的性格，只有他才可以在政坛上翻云覆雨，招揽贤才时敢招不仁不孝之徒，打击政敌时又可以不仁不孝治罪，也只有他才可以为文时“想说甚么便说甚么”，披露胸襟既无须遮藏掩饰，行文结句也不必雕琢对偶，他的文章纵意自如、了无窒碍，这便形成了鲁迅先生所说那种“清峻通脱”的文风。“清”则不冗杂，“峻”则不平弱，“通脱”则无所拘忌。《让县自明本志令》是其代表作：

他的史论和政论逻辑不及其兄的缜密，但比其兄更有激情，也比其兄更无顾忌，以公子之豪纵论古人之优劣，常能言人所不敢言或不能言，如《汉二祖优劣论》比较刘邦与刘秀的优劣说：“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长，身自亡徒，招集英雄，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诚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继德，行不纯道，直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惑秦宫而不出，窘项坐而不起，计失乎郦生，忿过乎韩信，太公是诰，于孝违矣！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而“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通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通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光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用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神光前驱，威风先逝。军未出于南京，莽已毙于西都……故曰光武其近优也”。文章称功量力比德计行，“光武近优”的结论也就有理有据。

就其感情之充沛、笔调之恣肆、气势之磅礴、文体之多样和语言之华靡而言，曹植文章在建安文坛上无与其匹。

《典论·自叙》是他自述平生的代表作，他向人们述说自己的爱好与追求，讲自己的骑马之术，射箭之艺，讲自己的弹棋之巧，学业之专：“会黄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句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 张溥称曹孟德“多材多艺”，又说曹丕的才艺“不减若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在曹丕这娓娓而谈的叙述中有自负，有自信，但没有狂傲，没有矜夸，读来如听老朋友诉说从前的乐事和现在的心境，觉得亲切随便而又委婉动人。

西晋文章虽较建安和正始更加华丽，但缺乏前两者文章中的思辨深度和情感力度，此时语言骈偶化越来越明显，骈文在这时已基本趋于定型，但失去了前期文章中那种萧散疏宕的文气。潘岳的诔文“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文心雕龙·诔碑》），《夏侯常侍诔》《杨仲武诔》等是其代表作。《西征赋》是潘岳最用力的作品，它开了在赋中大发议论的先河。《闲居赋》《秋兴赋》也是他的得意之作，它们像两首恬淡优美的抒情诗。陆机的《文赋》是一篇杰出的赋体论文，将创作心理和创作过程描摹得生动逼真，对许多理论问题展开了细致的分析。他的《辨亡论》较贾谊的《过秦论》气势不及而文采过之，是当时总结历史经验的鸿篇巨制。《吊魏武文》感情充沛，《豪士赋》《叹逝赋》也堪称佳作。

陶渊明是晋宋之交最杰出的散文家，贯穿于他散文辞赋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探询并展露真淳的精神境界，表现一种率性任真的存在方式。《五柳先生传》中无论是读书时的“欣然忘食”，还是饮酒时的“期在必醉”；也无论是“环堵萧然”时仍神态“晏如”，还是“常著文章自娱”时的自得其乐，都表现出他对人生“忘怀得失”的超脱，平淡自然的语言与恬淡洒脱的境界构成了高度的和谐。《桃花源记》以洗练清新的文笔描绘了一幅美丽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图画，这里没有皇帝的威严，没有豪强的盘剥，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欺诈，一切都是那么淳朴、那么安宁，“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此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作者在这幅图画中寄寓了对现实社会强烈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无限憧憬。文章丝毫没有充斥当时文坛堆红叠翠的脂粉气，完全出之以天然白描，反而更见生动、形象和逼真，对语言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归去来兮辞》更令无数人倾倒，欧阳修曾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引自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如：

正始散文中建功立业的热情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对理想人格的追寻，对世俗的愤激、厌恶和逃避，文中玄学的色彩不断加浓。当时的文赋作家可分为两派：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前者的文风简约清峻，多为哲学论文，从文学的角度看，嵇、阮之文成就更大。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对迂腐虚伪的儒家说教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抒写了自己“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的人生理想，以及以“天地为家”“与道俱成”“与造化为友”的生活态度。文章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闳放的气魄。现存的《东平赋》《首阳山赋》《鸠赋》《猕猴赋》等，大都文境恢奇而又词采华艳。他的论说文虽然在抽象思辨上不如嵇康，但它们不是冷峻的逻辑演绎，而往往迸发为心灵的洞见，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也具有明心见性的特点，刘师培曾评之曰“词必九九藏书网对偶，以气骋词”（《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其文亦如其诗，实为建安时代的积极进取精神遭到黑暗势力无情压抑后的产物，它的主导风格是“才藻艳逸”和“托体高健”（同上）。

表明自己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的政治立场，目空一切以至于无所顾忌，嬉笑怒骂而又严肃刚正，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刚烈峻急的为人。

不管是哪一种题材、哪一种体裁，曹丕文章的语言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在风格上都活泼生动，在形式上都骈散相间，因而他的文风委婉但不平弱，句式整饬而又气韵流动。

在诸体散文中他最看重自己的辞赋，他在《前录自序》中说：“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皜皜，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仅他生前编辑的《前录》中就收赋七十八篇，现在他的文集中存赋四十七篇，其中最能体现他“文才富艳”的是《洛神赋》（《三国志》本传评语）。被封为鄄城王的曹植在魏黄初三年（222）到京师朝见魏文帝曹丕，回封地途经洛水时，想到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中，与楚襄王对答梦遇巫山神女的故事，因而仿其体例写了这篇名赋。赋由歇驾洛水忽遇洛神写起，进而描写洛神的仪态风度和柔情绰态，还铺陈了她优雅的神态和轻盈的举止，再由洛神之美写到对洛神之爱，最后表现两情相通却不得相聚的痛苦，最初的邂逅翻成最终的永诀，给全文笼罩上了一层忧伤的色彩。关于此赋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本赋是作者感甄后而作，有的认为只是赞美一个美丽的女神，有的认为隐寓了“君臣大义”。从赋的后文“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来看，似乎是感叹君臣义隔，曲折地表现作者效忠君王的赤诚和有志莫骋的苦闷。当然此赋最让人惊叹的还是它那铺陈的技巧和富丽的辞藻，尤其是对洛神体态神韵的描写令人叹为观止：

本文作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赤壁之败后新定的北方人心浮动，政敌乘机攻击他有“不逊之志”，他为了反击政敌和安定人心，发布了这一道“自明本志令”。令文叙述了自己大半生奋斗的经历，剖析了自己的心志，并从当时形势说明自己行藏出处的原因。“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些话只有他敢说，也只有他能说，语言直率、坦荡而又极有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