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体文的典范作家是徐陵和庾信，而庾信的骈文创作可以说是南北朝骈文的集大成者。徐陵的骈文在梁陈文坛中占有重要位置。现存的作品不少是为人代笔的公文，完全以隶事工巧、藻饰华美为能事。由于他不得不依违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少数应用文的内容前后扞格，无疑有些是违背自己意愿写就的。不过他并非一味仰人鼻息、承颜欢笑的文学侍从，有时他也敢于冒犯虎威强谏弹劾。他抒写个人情感的作品是羁留北方时的一些书信。《在北齐与宗室书》抒发了自己对故园的思念和羁留异国的忧愁心情。《在北齐与杨仆射书》更是慷慨激昂之作，后人有的将它与庾信的《哀江南赋》并提。他最能代表梁陈文风的文章是《玉台新咏序》。该序的主要内容是写后宫佳丽的玉貌和才情，间接说明《玉台新咏》中情诗的由来，最后顺便交代了一下编书的宗旨。它之所以成为骈文中的名篇，完全是因为它出色的表现技巧。用事繁多，对偶工巧，但语言仍然活泼流畅，摇曳多姿，如：

萧统编的《文选》在唐代已是家弦户诵的文章奥府，对于该书的研究代有其人，以至后世形成了“选学”。他的学问、见识和鉴赏力尽见于《文选》中。《文选序》中划分文与非文的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很长时期内一直是文论家论文的准绳。可惜他自己为文殊苦庸懦，才华上不及其父，下不及二弟。唯《陶渊明集序》《陶渊明传》值得称道。前篇为陶的创作评论，后篇为陶的人物传记，二者相得益彰，使人能完整了解这位伟大的诗人，行文也不像其他篇章那样冗钝。萧纲在世人心目中成了纵情声色的代表，他那“文章且须放荡”的名言自然也被曲解，但就其文章而言，写得淫荡狎邪的并不多见，立意行文谨重者倒是不少，如《答徐摛书》：“山涛有言，东宫养德而已。但今与古殊，时有监抚之务，竟不能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以此惭惶，无忘夕惕。驱驰五岭，在戎十年，险阻艰难，备更之矣。观夫全躯具臣，刀笔小吏，未尝识山川之形势，介胄之勤劳，细民之疾苦，风俗之嗜好。高阁之间可来，高门之地徒重。”从内容到形式都大异宫体。其他如《秋兴赋》《序愁赋》无不疏淡省净，看不出史书所说的“伤于轻艳”，即使辞藻较为绮丽的《晚春赋》也不像同时代有些作品那样艳俗，表现了他语言上的敏感与才华，句句都轻倩可诵：“待余春于北阁，借高宴于南陂。水筛空而照底，风入树而香枝。嗟时序之回斡，叹物候之推移。望初篁之傍岭，爱新荷之发池。石凭波而倒植，林隐日而横垂……”他的书信或写常人的亲情友情，或抒雅士的艺术情趣，许多短简令人爱不释手。梁元帝萧绎对于梁朝的社稷江山可以说是千古罪人，但作为一个作家和学者，他既富于才气，也饱于学问。他精通佛典，勤于著述，其《金楼子·立言篇》对文体的辨析、对文学特征的思考都比前人深入。他认为文学作品应须有文采、音律和情感，不再满足于以有韵无韵区分“文”与“笔”了。他有一部分文赋体现了齐、梁婉丽绮美的时尚，如《采莲赋》：“于时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鹢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以秀丽之语写媛女的妩媚之态，曲传贵族少男少女嬉戏调笑的情景，洋溢着浓郁的江南水乡气息。《荡妇秋思赋》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叙写与夫远离的少妇秋天孤寂落寞、哀怨幽伤的情怀。它将荡妇的孤绪融入寂寥的秋景中，使文章特别含蓄蕴藉：“荡子之别十年，倡妇之居自怜。登楼一望，惟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天与水兮相逼，山与云兮共色。山则苍苍入汉，水则涓涓不测。谁复堪见鸟飞，悲鸣只翼！”赋体情微妙细腻，出语浅近清丽，如“鬓飘蓬而渐乱，心怀愁而转叹。愁萦翠眉敛，啼多红粉漫”，读其文似乎能闻到脂粉香，确能令人“性情摇荡”，但艳丽而不低俗。

尽管《文心雕龙·时序》说“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但齐代只产生了优秀的诗人，却没有涌现出非凡的文赋作家，唯张融的《海赋》和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可以名世。晋人木华的《海赋》十分著名，张融对自己的文学才华十分自负，特取同样的题材和题目，其用意在超越前贤，他在赋前的自序中说“木生之作，君自君矣”，言下之意是绝不跟在木华后面亦步亦趋，他有他的高明，我有我的妙法。张赋和木赋一样传出了大海波澜壮阔的气势，但构思和造句又于木赋之外别出新意，如写海风海云说：“浮微云之如梦，落轻雨之依依”“风何本而自生，云无从而空灭”。拟云如梦张前少有。又如形容海啸时说：“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而星河如覆。”不仅比喻新颖生动，出语也奇崛不凡，处处显示出作者戛戛独造的本领。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被收入《文选》四十三卷，六臣注《文选》中吕向说，周颙一度隐居北山（今南京紫金山），后应诏出为海盐令，赴县就职时打算路过此山，孔乃借山灵之意来声讨他。但吕说与史实不符，文中所写也与史实不尽相合，张溥因此认为是朋友之间的“调笑之言”（《孔詹事集题辞》）。文章借山灵的口吻嘲讽了那些“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的名利之徒，当他们在山中沽名钓誉时是如此潇洒出尘，一旦得到朝廷一纸诏书，马上便“形驰魄散，志变神动”。文章之所以为历代读者所喜爱，在于风物刻画之工，兼以人事讥嘲之切，山水清音与滑稽调侃相得益彰：

何承天（370—447）五岁丧父，幼承母训，博通古今，尤精历数，为时论所重，与傅亮同为朝廷大手笔。最能代表文风的是长篇议论文《安边论》。当时北魏南侵，文帝咨群臣防边之策，此文就是他向皇帝呈上的奏议。文中清晰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政藏书网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历史上武力征伐与和亲靖边两种策略的利弊得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个人的安边之策。从中可以看出他远不是只懂骈偶、隶事礼仪天文的儒生，而且还颇具政治家的头脑和战略家的眼光，该文用自然朴质的语言写实实在在的内容，绝去对偶浮夸与用典藻饰。《达性论》和《报应问》二文都批驳因果报应，但不是通过抽象的哲学玄思，而是从现实中找出有理有据的事实加以反驳。自然、实在、质朴，他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如此。

尽管南朝骈文比魏晋更注重辞藻修饰，但却缺乏魏晋文章那种高雅飘逸的气派，它们的华丽显得“讹而新”（《文心雕龙·通变》），有时甚至显得非常艳俗刺眼，文中辞藻的华艳浓丽与思想情感的苍白往往适成反比。当然，南朝文章也自有它艺术上的优点，它虽不那么超尘绝俗，但它对日常生活美感的把握却比前人更细腻，抹去了魏晋文中的贵族气，它的文风更亲切可人，给人的愉悦更易于领略和感受。这时的散文家通常都追求语言的富艳，“雹碎春红，霜雕夏绿”（刘令娴《祭夫徐悱文》），就是哀悼亡夫也忘不了涂脂抹粉，把祭文中的颜色涂抹得这般浓丽，可是，其中也有许多笔致轻倩灵动、风格流利自然之作，如“零雨送秋，轻寒迎节，江枫晓落，林叶初黄”（萧纲《与萧临川书》），造语实在是秀美清丽之至。骈文在这个时期最为成熟也最为繁荣，作家隶事用典的技巧相比从前更加圆熟，常能够做到活而能化；对偶比前代作家更加精密，不少优秀骈文既属对工巧又流动自然，唐以后盛行的四六文在南朝已导其风，徐陵等作家的大量骈文喜欢以四六相间成文；音调比前代作品更加和谐，作家对平仄的运用更加自觉，增加了文章“八音协畅”（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音乐美。当然把文章语言程式化、固定化，有时严重妨碍了作家思想情感的表达，也是造成南朝骈文矫揉造作的病根。

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也是以清丽的语言描写清幽秀丽的山水，抒写潇洒出尘的情怀：“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晖。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写于两军对阵的时刻招降叛将，一方面用梁朝对其家室的礼遇来感化他：“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另一方面又向他指明去就的利害，更用江南春色来激发他思乡怀旧之情：“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态度恳切真挚，语言也秀美可人。

铺排而不繁冗，用典而不艰涩，文风清澈明净，前人许为“清空澈骨，穆然可怀” （许梿《六朝文絜笺注》）。

与何承天一样，傅亮也是一位御用文人，并且同样博涉经史，长于文笔。他是宋代的开国元勋之一，也是宋武帝不豫时受诏的顾命大臣。他在晋宋易代之际风光无限，“晋宋禅受，成于傅季友，表策文诰，诵言满堂”（《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傅光禄集》）。不过，他深知身居要津同时也就是身处险境，《感物赋》抒写了自己的忧惧之心，《演慎论》阐明为人的诫慎之德，二文都表现了他在政治旋涡中如履薄冰的心境。傅亮被《文选》所收之文，全是他为刘裕写的表章：《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其中《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写于义熙十二年（416）刘裕收复晋朝旧都洛阳晋谒西晋皇帝陵寝时，为旧时章奏中的典范之作：

沈约与任昉在生前就有“沈诗任笔”之称，二人都是梁朝文坛的重镇，朝廷的不少典章策诰都出自他们的手笔。沈约大量的赋、论写得渊博儒雅。《郊居赋》虽是一篇皇皇大赋，但情感内容虚伪矫饰，犹似其《忏悔文》忏小而讳大，倒是《丽人赋》写丽人顾盼生姿风情万种，《与徐勉书》自述衰老之状形象而又亲切，《宋书》中的有些传论情韵俱佳。至于他那些佛教的论文，多是投合梁武帝的胃口，迎合政治的需要，有人批评他说“逢时之意多，则觉性之辞少”（张溥《沈隐侯集题辞》）。任昉现存的文章大多数是为人代笔的表章文诰，虽然能见出他的学识、机智与才华，但难以见到他真实的性情与人格。《王文宪集序》《吊刘文范》等文才不像上述文章那样只揣摩别人的意图，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情感，以大手笔来抒写真情，自然会情辞相映成趣。任昉的文章能显贵于当时，正像张溥所说的那样，在于他的文风既不违于流俗又不同于流俗，完全违时矫俗就难以饮誉生前，完全媚世顺俗又不能卓然自立。齐梁文风一味柔靡艳丽，任昉的不少文章正好丽而能逸，腴而能健。

眼见旧都“坟茔幽沦，百年荒翳”，看到晋军后“故老掩涕，三军凄感”，此文“以深婉之思，写悲凉之态”（许梿《六朝文絜笺注》），难怪它在时人和后人中一直享有九_九_藏_书_网盛誉了。

梁代以骈体写论文的另一名家是刘勰。他不仅是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精通佛学和儒学的学者，而且也是罕见的骈文妙手。《文心雕龙》的主要任务不用说是从理论上剖析文理，但将它作为文学创作来看也是十分出色的佳作。全书五十篇都以精工优美的骈体成文，如此缜密繁富的论点，文章仍然能举重若轻、意无不达，摛文吐藻无不婉转自如，像《情采》《物色》《风骨》《时序》《明诗》等篇都是典丽精彩的骈文上品。如《风骨》论风骨的内涵与特征：“《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这里对风骨内涵的定义要言不烦，简洁准确，使用不少比喻来说明抽象的命题，又使他的论述形象生动。《物色》更以辞藻文采见称，篇后的“赞”语被纪昀许为“诸赞之中”“第一”（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它简直像一首美妙的四言诗。

梁代是南朝文赋创作的又一个高峰，名家辈出，名作如林。梁武帝萧衍父子都善属文，沈约、任昉都是一时物论所推的文章高手，江淹、刘峻文赋的创作实绩更足以俯视群雄，而吴均、陶弘景等的山水小品百代传诵，就是文论家和诗论家的论文论诗之作也成了后世的典范骈文。

《梁书·武帝纪》赞梁武帝说：“历观古昔帝王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这虽然把话说过了头，但萧衍不失为一位有学问、有才华、能克己也能容人的开国皇帝，连不喜欢他的张溥也说他“负龙虎之相，兼文武之才”（《梁武帝集题辞》）。他的敕、令、书都自成风格，而最能代表他思想与文风的大概要算他的《净业赋序》了。《净业赋》本身都是讲佛家的老套，冠在赋前的长序则语非虚设，大可买椟而还珠。序的上半部分言自己取天下并没有违背儒家的纲常，“汤、武是圣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汤、武。但汤、武君臣义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不仅没有违背儒家纲常，自己取天下还拯救了天下！下半部分说自己治天下未破释家戒律，“因尔蔬食，不啖鱼肉……复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屋而处”云云。张溥在《梁武帝集题辞》中说：“梁武帝《净业赋序》，即曹孟德之《述志令》也。孟德奸雄善文，自许西伯；梁帝亦谬比汤、武，大言不怍。”二者的确在用意行文上有近似之处，张溥也不得不承认将梁武帝文章“置帝王集中，则魏晋风烈，间有存者”。在文风绮靡艳丽的当时，难得此文如此朴素自然、平易流畅。

钱锺书在《管锥编》卷四中说：“梁文之有江淹、刘峻，犹宋文之有鲍照，皆俯视一代。顾当时物论所推，乃在沈约、任昉；观《颜氏家训·文章》篇记邢邵服沈而魏收慕任，‘邺下纷纭，各为朋党’，则盛名远布，敌国景崇。及夫世迁论定，沈、任遗文中求如《恨》《别》两赋、《绝交》广论之传诵勿衰者，一篇不可得。”江淹创作中最成功的是辞赋，这类作品常表现人生失意与羁旅乡思的主题，如《哀千里赋》说“徒望悲其何极，铭此恨于黄埃”，《青苔赋》说“视青蘪之杳杳，痛百代兮恨多”，另外从其赋的标题就可看出赋的内容，如《待罪江南思北归赋》《去故乡赋》《伤友人赋》《泣赋》等。代表作当然是《恨赋》和《别赋》。《恨赋》叙写各种人生之恨，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凄惨悲切的人生图景。不仅壮年被杀的高人雅士嵇康、离汉适胡的绝代美人明妃，对人生含辛茹叹、泣下沾襟，也不仅名辱身冤的李陵、罢归田里的冯衍，终身赍志没地、吊影惭魂，就连削平天下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也照样伏恨而死。“恨”是人这种存在物的存在本身，是人生存在过程的展开与归宿。作为一个早年长期俯首侍人的御用文人，江淹不可能领略到什么壮丽的人生，但他能感受到每一阶层的成员不可避免的人九-九-藏-书-网生悲剧，并用优美的文字把这种悲剧体验表现得深切逼真，这比那种对人生毫无体验的浅薄乐观要更有价值，也更能打动人心。他利用赋传统的铺陈手法，将不同阶层和不同类型的“恨”集中在一起，并通过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突出地表现了人生之“恨”的普遍性，视野开阔而又笔墨集中，如赋的开头和结尾两段：“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陇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别赋》通过豪富之别、剑客之别、从军之别、夫妇之别、情人之别，刻画了各种人物不同的离情别绪，以及各自离别时不同的心态，如剑客之别以肝胆相酬，富于悲壮慷慨的情调，情人之别又别具一种如泣如诉的幽怨气氛。总之，作者笔下的任何离别都令人“黯然销魂”。它把在朝代频繁更迭、兵火连年和人民流离失所的岁月里，朋友或亲人之间害怕生离死别、珍重个体生命的情感表现得委婉细腻，感伤的情与凄迷的景融为一体，摹情写意，言简而赅，味深而永：

骈体文是南北朝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文体，这时的辞赋也完全骈体化了，所以这里用“南北朝骈文”来统括这一历史时期的文赋创作。

虽然“北朝文人舍文尚质”（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但北朝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为南朝所同化。北魏前期没有产生什么出色的散文作品，甚至那时的公文也显得质木干枯。北朝中后期各朝代文人写作散文都用骈体，文风也接近齐梁。北朝虽偶有统治者不满绮丽的文风，如宇文泰命苏绰仿《尚书》作《大诰》，希望以此矫趋尚而树楷模，但没有多少人对这种艰涩聱牙的文章感兴趣。庾信、王褒等南朝著名作家一到长安，北朝文人就争相仿效。当然北方重实用的传统在散文创作中并没有完全中断，较之齐梁，说是“北学南而未至”也好（钱锺书《管锥编》卷四），说是“北方文体固与南方文体不同”也罢（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北朝的骈文终归显得质朴清劲些。北朝作家中，只有庾信由于独特的经历，成为集南北之大成的骈文作家。

此文以其“造语精缛”和属对工巧，使它“与徐孝穆《玉台新咏序》并为唐人轨范”（许梿《六朝文絜笺注》）。

它基本概括了赋的主要内容，在形式上四六句中间以散句，奇偶相生，错综和谐。

当然鲍照最为人称道的是《芜城赋》和《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指荒芜后的广陵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三年竟陵王刘诞反叛，孝武帝平定叛乱后屠杀城中无辜百姓三千余人，兵燹后的广陵城残破不堪。此赋没有正面指斥昏君滥杀无辜，也没有交代广陵城被毁的始末，入手就将广陵昔日的繁华与眼前的破败进行对比，当年借此“图修世以休命”的统治者，无一不落得“委骨穷尘”的下场，这样此赋就不限于揭露某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给社会造成的破坏，而具有更广阔的现实内容和历史深度。无论是写兴盛还是写凋残，形象都鲜明竦动，感情既波澜起伏，语言也遒劲有力，如赋的最后一段：“若夫藻扃黼帐，歌堂舞阁之基；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皆薰歇烬灭，光沉响绝。东都妙姬，南国丽人，蕙心纨质，玉貌绛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岂忆同辇之愉乐，离宫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为《芜城之歌》。歌曰：‘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陇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收笔感慨淋漓，上下古今，俯仰苍茫。《登大雷岸与妹书》当作于元嘉十六年，时作者为江州临川王刘义庆的佐吏，在这篇给令晖妹的家书中，叙述了离家后旅途的劳顿、沿途所见的景物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种种复杂情感。文中的自然景色常因作者情感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神韵：当他激荡着“长图大念”时，山似乎也在“负气争高”“参差代雄”，当乡愁占据了他的心田时，江河好像也“思尽波涛，悲满潭壑”，因情敷景，景中含情。尤其是描写庐山一节“烟云变灭，尽态极妍，即使李思训数月之功，亦恐画所难到”（许梿《六朝文絜笺注》）：“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连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文字精工丰缛而又奇峭幽洁，今人钱锺书称之为“鲍文第一，即标为宋文第一，亦无不可也”（《管锥编》卷四）。

元嘉三大家中谢灵运文赋不逮其诗，倾心之作《山居赋》稍嫌冗滞，《诣阙自理表》语意显豁急切，他文都无可称述。颜延之对诗的贡献远不如谢，但文章的成就却在谢之上。收于《文选》的《赭白马赋》写马行之速，如“旦刷幽燕，昼秣荆越”，文思新巧，不落俗套，连李白、杜甫也从中受到启发。《庭诰》类似嵇康的《家诫》，他自己为人偏激疏狂，却告诉后代要“立长多术，晦明为懿”，要世故老练，外圆内方，外暗内明，言辞真挚恳切，但他本人就不能行其所知，怎么可能保证子会遵其父命呢？《又释何衡阳〈达性论〉》《重释〈达性论〉》等文，可以见出作者善于持论的辩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和《陶征士诔》是他的两篇力作，前者倾力显露文才，后者真切流露情感。

梁代骈文的另一成就是山水小品。吴均最擅长描山绘水。史称其“文体清拔有古气”，并在当时就形成一种所谓“吴均体”。他现存文集中传世的文章多为短小的书简，如《与顾章书》《与施从事书》《与朱元思书》都是写景名作。三文在写法上互不重复。《与顾章书》主旨在于突出环境的清幽，却偏从喧闹处着笔，“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这样不仅获得了“鸟鸣山更幽”的艺术效果，还使境界幽深而不枯寂。《与施从事书》则着重渲染山势的雄峻连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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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青川蜿蜒回旋，山中景物随时序不同而不断变换，不管是“秋露为霜”的澄静，还是“春萝被径”的绚丽，山中总是那样美丽而富于生机。以清秀之笔写阔大之境，咫尺之幅中卷万里之势。《与朱元思书》是写从富阳至桐庐乘舟飘荡时的所闻所见，山水像电影中的蒙太奇不断推移，读者也像坐在舟中一样，美景使人应接不暇，给人一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的流动感，笔致轻倩而生气贯注：

妃红俪白，纤丽旖旎，铺锦裂绣，雕缋满眼，在句式上“缉裁巧密”（《南史·徐陵传》），很能代表梁陈的时代风格。

刘峻为人喜欢“率性而动”表里如一，不像沈约等文坛显贵那般老于世故，所以他仕途多蹇，声名寂寞。由于他的坎坷遭遇和率直天性，其文章在内容上愤世嫉俗，在文风上则真率冷峻。《辩命论》和《广绝交论》是他的代表作，狙击世道人心犀利有力，是千百年来传诵不衰的名篇。《自序》《山栖志》《追答刘沼书》都写得十分真诚，不同于一般文人说话半藏半吐、瞻前顾后。另外还值得提起的是，他注《世说新语》引文详博，成为历史上的名注，可见他见闻之博和读书之多。现在专论他的《辩命论》和《广绝交论》。《辩命论》收入《文选》卷五十四，李善注说，作者对自己的才华很自负，以为可以坐致青云，想不到仕进无阶、山栖竟老，他对自己和与自己相似者的遭遇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只好把人生的升降沉浮归结为冥冥中的天命，“士之穷通无非命也”“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命运的安排任何人都不能抗拒，“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有人作恶而得福，有人为善却致祸，“为善一，为恶均，而祸福异其流，废兴殊其迹”。最后只好听从天命的摆布了：“逝而不召，来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戚。”本文反映了不得志的士人对不合理社会现象的迷惘和怨恨。文章援古论今，议论风发，既愤慨有情，又逻辑严谨。《广绝交论》更有锋芒。刘峻曾以文章见赏于任昉。他亲眼见过任生前“冠盖辐凑，衣裳云合”的显盛，也目睹了任死后诸孤“朝不谋夕，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的凄凉，看到任昔日那些“把臂之英，金兰之友”却撒手不管的冷漠，由此他深知人情的冷淡和世态的炎凉，本文就是为此而发的。东汉朱穆有《绝交论》，刘文就是对朱文的进一步推衍，所以他将此文称为《广绝交论》。文中将交友分为五类：势交、贿交、谈交、穷交、量交。这五种形式的交友无一不是“义同贾鬻”，高尚的交友等同于贪婪的交易，还对每种交友类型作了惟妙惟肖的刻画，如“贿交”者当“富埒陶、白，赀巨程、罗，山擅铜陵，家藏金穴”时，大家想到的是如何“分雁鹜之稻粱，沾玉斝之余沥”，于是彼此“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衡量与人结交与否的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可图。文章所抨击的已超出了一人一事的狭隘范围，是对整个封建士人道德状况的揭露，也是士人对自身人生价值的反省。李兆洛在《骈体文钞》中评此文说：“以刻酷抒其愤懥，真足以状难状之情。”全文愤慨激昂，言辞犀利。

鲍照散文辞赋的成就不只宋代无人可及，清人甚至认为“明远骈体高视六代”（许梿《六朝文絜笺注》）。他的赋多为状物抒情小赋，《舞鹤赋》《野鹅赋》《伤逝赋》《观漏赋》，嗟生伤时则情无不达，摹物写景则景无不显，如以“烟交雾凝，若无毛质”描写鹤优美的舞姿（《舞鹤赋》），直探舞艺的最高境界——将体质融化在艺术造型中，此句不仅是描绘新切而已；“草忌霜而逼秋，人恶老而逼衰。诚衰耄之可忌，或甘愿而志违”（《伤逝赋》），以浅切的语言写出了人生的无奈。《河清颂》虽为歌功颂德的应酬之作，但以其语言的雍容典重和雅洁瑰丽为人所称。《瓜步山楬文》由自然现象联想到社会现象，发出“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的慨叹，使全文立意高远。

论者常以为庾信的骈文和赋集南北之长，清纪昀许他“屹然为四六宗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前期的文赋并没有超越他同时代的作家，只是行文结句比他人更灵巧而已。如他早期的代表作《对烛赋》《春赋》《荡子赋》等，内容上以描写贵妇生活为主，笔致固然细腻入微，但体格仍和齐梁的文赋一样浓艳卑弱。《春赋》是早期最好的一篇小赋，生动地描绘了江南的春景和贵族的春游、歌舞、骑射等活动，是一帧形象的贵族春游画。江南的春天“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影来池里，花落衫中”，公子佳人在春天竞相嬉戏，有的拂尘看马埒，分朋入射堂；有的调管鸣弦，回鸾舞凤，人与大自然都洋溢着浓郁的春意。虽然为歌舞升平之作，但语言华艳而不失其清新，秀句怡人，妩媚可爱。出使西魏后他的文赋成就才有了质的飞跃。《伤心赋》《枯树赋》《竹杖赋》《小园赋》都是传诵不衰的佳构，或借物咏怀，或直抒胸臆，遣词既非常工巧，情调又十分悲凉。如《枯树赋》写千年古树有些被虫穿鸟剥，有些被霜雪压得低垂欲倒，他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也有如枯树，老来还飘零异乡，就像树被拔离本根枯萎殆尽。羁旅无归的生涯使他悲伤摇落，因而借枯树来抒发一切希望都已幻灭的感叹。其文字老辣苍劲，在南北朝赋中可谓绝类离伦。《小园赋》是他后期一篇重要的作品，“此赋前半俱从小园落想，后半以乡关之思为哀怨之词”（许梿《六朝文絜笺注》）。作者先极意写“小园”之“小”，“有棠梨而无馆，足酸枣而非台。犹得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枣酸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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酢，桃榹李薁。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意在表白自己“不求朝夕之利，且适闲居之乐”，“非有意于轮轩，本无情于钟鼓”，贪恋家居之乐就不屑于北朝厚禄高官，眷恋故国之思蔼然言外。后半部写对梁朝覆亡的沉哀剧痛，对屈身仕敌的负罪感：“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用笔深婉含蓄，遣词极意修饰而又不伤柔弱，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和模仿。《哀江南赋》既哀故国又伤身世，先写梁立国之初的繁荣昌盛，接着总结梁亡国的原因，最难得的是对百姓所遭受苦难的描写：“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随后写自己身世的悲苦：“提挈老幼，关河累年。死生契阔，不可问天。”最后归结到对故国的思念：“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该赋是作者的自传，更是反映梁代兴亡的史诗，纵意挥洒，波澜壮阔，实属南北朝辞赋中少有的境界。《哀江南赋序》是庾信写得最好的骈文之一，是六朝骈文的典范之作：

三文在语言上都简洁省净，殆无长语，辞虽骈丽，绝不冗繁，读之使人心醉。

谢惠连的《雪赋》和谢庄的《月赋》都是南朝赋中名篇。前者写下雪之状及雪后之景可谓穷形尽相：“其为状也，散漫交错，氛氲萧索，蔼蔼浮浮，瀌瀌弈弈。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始缘甍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初便娟于墀庑，末萦盈于帷席。既因方而为圭，亦遇圆而成璧。眄隰则万顷同缟，瞻山则千岩俱白。于是台如重璧，逵似连璐。庭列瑶阶，林挺琼树。皓鹤夺鲜，白鹇失素。纨袖惭冶，玉颜掩姱。”《雪赋》明显受惠于宋玉的《风赋》，谢庄的《月赋》又模仿《雪赋》，但谢庄能后出转精，写法上对月遗貌取神，较《雪赋》的正面描写更空灵隽永，许梿在《六朝文絜笺注》中评说：“数语无一字说月，却无一字非月。”命意上不限于写景而别有寄托，以假设主客对语发端，描绘了一幅清幽素洁的月夜图，再通过羁旅孤客对秋夜明月的感受，抒写自己怨遥伤远的情怀，把读者带进凄清索寞的意境：

南朝散文虽然是魏晋散文的继承和发展，但二者之间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貌都大异其趣。刘宋以来魏晋阀阅世家的地位日渐下降，最高统治权落入出身寒门的新贵手中，各朝真正的统治基础是伴随着世族衰落而起的新贵。这一时期的散文主要是新贵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的反映。清谈余风在南朝虽未消歇，但魏晋玄学中普遍关切的主题已不是社会注目的中心，因而南朝散文中表现的已不是个体的精神超越，也不是将自己提升到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它表现的是对现实的充分占有和享受。从最高统治者到一般士人，都羡慕“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帘以玳瑁为匣”（徐陵《玉台新咏序》）的奢侈，更迷恋“妖童媛女”（萧绎《采莲赋》）的色相，连“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吴均《与宋元思书》）的山水迷恋，也是仅满足于现实的感官享受和精神乐趣，缺乏“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所表现的对解脱世事的深沉追求。哪怕是愤世嫉俗之作，也很少表现出对现实的超越精神，而更多的是没有分得一杯羹的牢骚怨恨。

宋代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文赋作家，《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宋代逸才，辞翰鳞萃。”何承天、傅亮、颜延之、谢灵运、鲍照、谢庄、谢惠连皆为一时之选，其中以鲍照的文章成就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