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雷颐说的从“文化中国”转化到“市场中国”的现象，而他所熟悉的当前学术的困境，难免又要“蹒跚经济政治间”了。前一阵子，有一位大陆的新闻工作者也跟我谈起中国面临重组价值观的问题，说到知识界担忧和企盼的複杂心情，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那天下午谈得很纵横，他甚至认为香港的特区政府很幸运，不必面对这样辣手的问题。我说他们要面对的是另一套价值观的重组问题：洋为中用的问题。他问我说：“你最担忧的是什么？”我99lib•net说我最怕的是看到特区政府高官的两种表情：一脸茫然和一脸狡黠；茫然，怕的是他们真的看不清利害；狡黠，怕的是他们低估了利害。他笑弯了腰。

羨慕雷颐工作的地方那么充满“历史”。收到他寄来的新书《取静集》先读《自序》。我看书总爱先读序文。序文难写，写得好，书一定不差。我向来怕写序，正是担心坏了全书几万字的功德。雷颐这本书充满学者聊天的清幽境界，都袅袅薰到《自序》里去了。我猜想那跟99lｉｂ•nｅt他一九八五年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是分不开的。他说，位於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研究所，明代是特务机构“东厂”的所在，清代是慈禧宠臣荣禄的府邸，后来荣禄将之送给袁世凯，袁世凯民国初年又送给了黎元洪，成了黎元洪的总统府。再后来，那地方又成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罗常培、汤用彤、郑天挺、贺麟、向达、唐兰、梁思永等一大批鸿儒硕学都在那里工作过、居住过。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也住在面。雷颐说，在这样的地方研究历史是深具象徵意味的：“曾经在这九*九*藏*书*网里进进出出的忠臣孽子、豪傑奸雄、武夫文人，曾经在这里酝酿发动理想与阴谋、正义与邪恶、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似乎又全都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幽幽地浮现出来。”可是，在他的周围，古意盎然的四合院渐渐变成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大杂院一夜之间彷彿又变成了高档大厦。毗邻的中科院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正在准备离开中心，迁往边缘，原址将由开发商建成商厦写字楼。

我并不是在开玩笑。我们谈的那许多担忧和企盼乃至那些担忧和企盼衍生出来的现象，《取静集》里的好多篇文章谈得透彻千倍。雷颐是副教授，是中科院《近代史研究》的副主编，深沉的学术训练虽然束缚了他灵动的文采，所议所论却不是象牙塔里的幻象，现实之处沉痛得教人沮丧。他不忍心责备要用菲薄的薪金吃饭、住房、养家的学者，知道他们必须靠稿费和职称谋求一点宽裕，很难不顾人情建立一套客观、科学、公正的学术评价系统。“为公平计，只得以铅字的多少、码字儿的高低作为评定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因此，“‘着书不立说’成为新的人文景观，‘着作等身’一词正在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而渐渐成为物理意义上单纯的物体对比”。认识了这样的人文景观，看到了开发商逼走中科院图书馆的珍本善本古籍，雷颐自然不觉得惊讶，却有权表示他的感伤甚至是愤慨。他欣赏温文尔雅的朱自清先生偶然发作的脾气，一言不合命令一个来访的学生滚蛋；宴会上不耐烦大家互相让座，径自坐上首席，有了这样的另一面，朱自清才真正称得上是“最完整的人格”，雷颐说。我常想，中国也许真需要朱生先这样宁静的噪音。九九藏书九九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