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认为，评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一针见血地讽刺道：“什么是天堂？天堂就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就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
辜鸿铭到北大任教。当梳着小辫的辜走进教室时，学生们发出一片哄堂大笑。辜却平静地说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学生们一片静默。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九_九_藏_书_网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辜鸿铭还将中国人与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他说，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但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也没有英国人的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1915年9月初，辜鸿铭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发言藏书网，大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更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日本人安冈正笃将自己的作品送给辜鸿铭，辜问了他的年龄后说道：“四十岁之前不可著书。”萨摩雄次问何故，辜回答：“一个人无论他具有多么伟大渊博的知识，在四十岁之前都不可能悟出值得流传后世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往往会发现自己的著述中有许多地方令其懊悔不已。”并举了许多例证。多年后，萨摩得知安冈因其年轻时问世的著作而受到批驳和攻击时，更感到辜所言极是。
辜鸿铭鄙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的读wｗｗ.9９lib.ｎｅt书人。他说：“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他更厌恶读书人的“傲”与“浮”：“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则其学不化；浮则其学不固。其学不化则色庄，其学不固则无恒。色庄之至，则必为伪君子；无恒之至，则必为小人！”
“五四”运动的两大口号是“科学”和“民主”。辜鸿铭相信科学，因此从来不骂科学，但对民主却是深恶痛绝。他曾在文章中将民主的英文单词“Democracy”改成了“Demoncrazy”，“Demon”意为“魔鬼”，而“crazy”则是疯狂。因此辜鸿铭认为，民主就是“魔鬼”＋“疯狂”。
萨摩雄次看书报甚久，辜鸿铭对他说：“你读得太多了，应该减少读书的时间，而增加一些冥想和思考。”
20世纪初，辜鸿铭曾与外国友人逛上海的十里洋场。友人见沿街娼馆林立，惊异
９９ｌｉｂ•neｔ上海的妓女竟如此之多。辜解释道：“Prostitude者，Destitude也（卖淫者，穷也）。”
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
肯定，当我们中国人西化成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曾这样评价张之洞、端方这两任湖广总督：“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
辜鸿铭主张纳妾，日籍夫人吉田蓉子去世后，辜又99liｂ•ｎｅｔ纳了年轻美貌的小脚女人碧云霞（辜为其从妓院中赎身）。他为纳妾辩护道：“许多西方人在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句话成了讽刺银行家的名言，被收进《英国谚语》。
辜鸿铭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说：“古文是高雅的语言，比口语更优美，正如莎士比亚的英语比现代英语口语更优美一样，而改革者带来的那种使人变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死文学’。”
辜鸿铭讽刺道：“二十世纪数学已经改良了，以前三三得九，现在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得九变作三三得七；等我还洋款时，三三得九则变作三三得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