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独秀
狷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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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辜鸿铭
一、辜鸿铭
一、辜鸿铭
二、陈独秀
二、陈独秀
二、陈独秀
二、陈独秀
狷忿
二、陈独秀
三、苏曼殊
三、苏曼殊
三、苏曼殊
三、苏曼殊
四、蒋梦麟
四、蒋梦麟
四、蒋梦麟
四、蒋梦麟
五、闻一多
五、闻一多
五、闻一多
五、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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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回忆:“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
郑超麟说:“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份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去。”
1918年,为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刘半农化名王敬轩,直斥《新青年》之非,再由钱玄同加以辩驳。不想刘的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对这些新的质疑,陈独秀说:“吾不屑与辩,惟痛骂而已。”
中国四个托派组织协商统一时,彭述之表示反对,宣称是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陈独秀:“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你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像了。”统一大会召开前,彭因未当上代表,给陈写了一封长信,斥责这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他“誓死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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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陈读信后十分气愤。后来彭又被补选上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在选举时当上“候补中委”。所以,5月5日举行托派中央第一次会议时,陈当场拿出彭的信给大家看,并当面责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吗?”彭述之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梁漱溟晚年说起陈独秀:“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
濮清泉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说学术讨论应心平气和,不应发火,又随口诌打油诗一首嘲讽他们道:“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www.99lib.net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程先生笑了,陈独秀则骂道:“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你的脑壳。”濮忙说:“我岂只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是无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南京城里彻夜不停的爆竹声传进狱中,大家谈起此事,陈独秀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同狱的其他人并不赞同,认为陈独秀是“凭感情分析”,“这种幼稚的分析……会走上机会主义的老路”。谁知陈听到“机会主义”一词后,就条件反射地发起火来,大骂濮清泉等人无知、幼稚、没有进步、不堪造就。
在狱中,陈独秀与濮清泉等人谈及民主问题时,坚持己见,于是经常发生争论,陈几次拍桌子打板凳,斥濮等人无知。一次典狱长将濮清泉提去询问:“我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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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陈先生年老多病,让你们去照应他一下,怎么你们和他吵起来了?”濮答道:“我们劝他吃药,他坚决不吃,所以吵起来了。”典狱长说:“啊!原来如此,往后你们好好劝他,不许大吵大闹了。”这才掩盖了一场风波。
陈独秀在狱中,某次胡适过南京而未至,事后写信道歉:“此次回国,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届时当来奉看。”陈独秀怒而给汪原放写信说要与胡适绝交:“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老胡之事,望勿告他人,即令叔亦不令知之,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去一个,如此而已。”下次胡适到南京,先去看望陈独秀,陈又待之如初。
江苏南通有一位姓www.99lib.net程的老先生也治小学,因慕陈独秀之名,到南京老虎桥监狱里看望陈。二人一见如故,交换著作,互相称赞对方有卓见,谁知最后却争论起来,闹到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拍桌对骂,幸而没有动武。原因只为了一个“父”字,陈独秀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而程先生却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说你不通,程说你不通,陈说你浅薄,程也说你浅薄。
李立三回忆,1927年6且30日,中共中央开会时,任弼时代表团中央提出议案,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问题,陈独秀大发雷霆,将提案碎之于地。
张国焘回忆陈独秀:“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www•99lib.net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陈独秀自陈:“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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