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独秀
婚恋
目录
一、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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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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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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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独秀
婚恋
三、苏曼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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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曼殊
四、蒋梦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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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蒋梦麟
五、闻一多
五、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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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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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岁暮,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到安庆姐姐家玩,遇到了姐夫陈独秀。
1909年底,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与高君曼宣布结婚。时陈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历史、地理教习,佳人新得,意气风发。陈独秀广结文朋诗友,在西子湖畔,与刘季平、沈尹默、马一浮、谢无量等江南文人雅士,诗酒相娱,互相观摩,逸情满怀。而高君曼赢得了友人们的交口称赞,汪孟邹曾夸赞她是“女中豪杰”。陈在《灵隐寺前》一诗中写道:“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一天,二人发生了一场口角,满腹委屈的潘兰珍赌气回了浦东娘家。就在这期间,陈独秀被捕,一时成为社会上的重大新闻,潘兰珍与娘家人也整日谈论不休。她甚至说:“陈独秀太自傲了,这回免不了杀头!”这日,潘兰珍的父亲从街上买回一张报纸,上有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的消息,下面是陈独秀的照片。潘兰珍见到照片,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陈独秀就是我老公!”
1910年,陈独秀给远在南洋的苏曼殊写信,问他:“有奇遇否?有丽句否?”他得意地对曼殊述及自己的生活:“‘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1922年,高君曼患上肺结核,经常咯血,无力承担家务,常埋怨陈独秀对她照顾不周。他们发生口角,总是让汪孟邹去调停。一次,汪孟邹对侄儿汪原放说:“仲翁脾气真不好,暴躁、性急。君曼总是哭、号。其实,陈仲翁是黄茅火性,发起来,不可收拾,过一下,又好了,没事了。君曼也很强,不肯让。(陈独秀)昨夜回来实在太迟,睡不好,今天非睡中觉不行,头昏脑闷的,不能做事啊。”
潘兰珍,1908年出于江苏省南通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陈独秀29岁。七八岁时,为了减轻家中负担,潘兰珍去一家九*九*藏*书*网纺织厂做了包身工。几年后,父亲又把她介绍到自己卖苦力的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
到北大任教后,陈独秀常逛八大胡同、拈花惹草,高君曼为此和陈独秀吵过,闹过,但无济于事。陈性情暴躁,生活散漫,而高自小就娇生惯养,经常发生口舌之争,甚至发展到相互扑打。高君曼斥陈为无耻之徒,陈独秀则说高是“资本主义”。
1934秋,潘兰珍正式迁居南京。刚开始,她住在段锡朋家中。但因距离监狱较远,为了能更好地照顾陈独秀,她便在老虎桥监狱附近租了间破房子,每天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在狱中照料陈独秀的生活。晚年的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山村,其境遇着实凄凉,常常是无米下锅。但潘兰珍毫无怨言,体贴入微。实在揭不开锅了,潘兰珍就把陈独秀的一件皮袍托人进城送去当铺。潘兰珍还在住地的院子边上开垦了一块地,种上各类时鲜蔬菜,以解决没钱买菜的困难。陈见潘如此劳累,也去帮点小忙,但潘说什么也不要陈独秀动手。
1929年下半年,陈独秀搬到了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在这里,陈独秀遇到了他的第三任妻子潘兰珍。
陈独秀到南京参加乡试,未中,回家后即与高晓岚完婚。高晓岚懂三从四德,晓得《烈女传》与德言功容的古训,有着封建传统的教养,婚后的夫妇二人受到乡邻“夫贵妻贤”的赞誉。
1930年,高晓岚在安庆老家病故。高君曼带着儿女回乡奔丧,身体更加恶化,又发现患了子宫癌。第二年,她在南京病逝,年仅45岁。高君曼逝世时,仅子女随侍在侧,陈独秀老友潘赞化为之料理丧事,尽朋友之责,草草葬于南京清凉山向阳的高坡上。
高晓岚嫁到陈家的33年中,生育了三子三女,自出嫁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除了1927年去武汉探望患重病的儿子乔年,从没有出过陈家的大门。高晓岚于1930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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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她得知二子一女噩耗的第二年,郁闷于胸,后来病例,在安庆病逝,终年55岁。临终前,她对三子松年要求,希望将来和陈独秀合葬。
陈独秀因政治活动,在外屡遭通缉追捕,回家得不到妻子的理解与安慰,常常遭到妻子的数落与怪罪,使他对这个旧式的女子更加嫌恶。1910年,新年伊始,陈独秀便携高君曼离开安庆,此时高晓岚正怀着三子陈松年。
因为二人争吵对陈独秀的工作有影响,又加上陈之前两度被捕,中共中央决定让陈一人隐蔽起来,地址不告诉任何人,包括高君曼。至此,二人分居,很少相见。陈让汪孟邹从《独秀文存》的版税中支付给高君曼生活费,需见面时,则通过汪约见在亚东图书馆。
由于上海物价上涨,高君曼母子的生活日益困难,与陈见面时经常吵架,汪多次劝解无效。1925年10月,为节省生活费,高君曼带着儿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离开上海,住在南京东厂街两座破草屋里。
1992年,高君曼的长孙女陈祯祥按照父亲的描述,到南京找到了祖母的墓地,并于次年挖开坟墓,请江苏省公安厅的法医进行鉴定,证实确为高君曼之墓。之后,陈将祖母遗骸迁葬雨花台附近的黄金山墓园。
陈独秀与高君曼的恋情遭到陈、高两家的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甚至以“退继”相威胁;岳父高登科则怒火冲天,悔恨择错女婿,对高君曼施加暴力,逼其另嫁。但二人我行我素,毫无畏惧。
陈独秀一直未次真实身份告诉潘兰珍,他谎称自己姓李,南京人,与妻子离异。潘兰珍忠厚朴实,并不怀疑。她十分敬重陈独秀,常称其为“李老先生”。她也从不询问陈独秀的往来去向,尽心照料陈的饮食起居。陈几乎没有收入,潘兰珍也不计较,以自菲薄的薪金维持生计。九九藏书网
陈独秀考中秀才后,安庆城中的名门望族和富户人家纷纷托媒上门,打听陈的生辰八字。安庆副将高登科也慕名托媒人上门,有意将长女高晓岚许配给陈。
十七八岁时,潘兰珍己出落得亭亭玉立,工厂里的一个工头生活垂涎她的美貌,对她威逼利诱,胁迫潘与其同居并生下一子,不久夭折。
到南京仅半年余,高君曼手头的钱便用完了,只好求助于安徽同乡会,被介绍到水西门内柳叶街上机坊同业行会当办事员。虽然她工作勤恳负责,兢兢业业,但仍受排挤。年余后,高君曼经东南大学汪东介绍,去珠宝廊省赈灾委员会当抄写员。她写得一笔蝇头小楷,工整娟秀,工作又负责,收入虽低但较稳定,得以供养儿女读书。几年后,她积劳成疾,又缺钱治病,只得回家休养。
潘赞化说,高晓岚与陈独秀思想相隔距离不止一世纪。陈去日本留学,欲借高的十两金镯作为游资,高坚决不肯,常为此争吵。
新婚燕尔之际,陈独秀当时正受康梁学说影响,他将自己写的《扬子江形势记略》饶有兴致地读给妻子听,以征求意见,寻得共鸣。不料高晓岚听完,轻声柔语地说:“夫君之言,为妻懂之甚少,不必再难为妻子,我会伴君安分度日,上待父母尽心尽力,下做贤妻生儿育女。”陈顿时如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
濮清泉回忆潘兰珍:“这个女工,年仅二十余岁,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看来十分摩登。他俩走在一道,人们必以为是父女。我们非常诧异,为何此女愿嫁老倌,更惊叹陈猎艳技术之高明。”
许多年后,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深情地回忆说:“她(指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她平时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她和父亲相伴终身。”
陈独秀常常劝妻子多识些字,多猎文化与时政,而高晓岚对丈夫的劝告却不屑一顾,总以“夫主外,妻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对。有一次,陈拿了一本《三字经》欲教高晓岚念读,她却火冒三丈,一把夺过去撕得粉碎。九*九*藏*书*网
高君曼比较向往稳定宁谧的家庭生活,但陈独秀天生就是一个看轻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家人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
孩子夭亡后,工头常常无端暴打潘兰珍,潘无法忍受,逃了出来,租住在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房子后楼的亭子间里,成了陈独秀的邻居。二人慢慢熟悉起来,潘兰珍经常帮陈独秀烧饭、冼衣服。陈空闲时便教潘兰珍识字读书。不久,二人便开始同居。
陈独秀被捕后,委托老友高语罕解决潘兰珍之事,他决定就此和潘兰珍分手,以让潘过上安定的生活。之后,陈独秀又写信叮嘱高语罕,要他“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但潘兰珍毅然放弃了工作,将养女寄养在娘家,到南京寻夫。她还到寄押陈独秀的军法司求见陈独秀,最初自称是陈的女儿,监狱中人说陈的女儿我见过,转而又谎称是学生,对方又说怎么以前没见过你,最后只好据实以告。
高君曼时正双十年华,身材高挑,时装新潮,一头短发,处处显示着新式女性特质。她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思想进步,见识广博,并热爱文学,特别爱读陈独秀发表在各报刊上的作品,对姐夫很是崇拜。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高登科是霍邱人(今安徽六安),出身贫寒,小时受继母虐待。13岁那年放鹅丢了两只,夜宿麦田,不敢回家,正巧一支官兵路过,就随军而去,后升任副将,为二品武官,因有军功被清廷赏赐穿黄马褂,且赐以世爵,置有4000多亩土地。他娶了三位夫人,女儿高晓岚是续弦詹氏所生。詹氏死后,高晓岚受到继母的虐待,高登科便带她到安九*九*藏*书*网庆,亲自教养。
高晓岚时年19岁,长陈独秀3岁,出落得眉清目秀,身材修长。她穿着朴素大方,性情柔顺孤僻,刺绣缝补,料理家务样样能干,丝毫没有富家小姐的贵族骄横之气。陈独秀的母亲查氏很满意,于是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下了。
1898年,陈独秀与高晓岚的第一个儿子陈延年出生了。儿子出生后不久,陈独秀跟随嗣父陈衍庶去了东北。次年年底,陈母去世才回到安庆。此后,陈独秀的长女玉莹(筱秀)出生。1901年,陈独秀去日本留学,此后,陈独秀与高晓岚便聚少离多了。
11月13日,陈独秀、高君曼先后来到亚东,但彼此错过。高君曼对汪孟邹说:“我到南京去,为的要省一点。……南京生活程度低,……哪里知道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吗?……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汪孟邹和汪原放叔侄只好宽慰她:“仲甫太忙,也没有办法。党里事务繁多,他哪有工夫问家。”此次离别,成为二人永诀。
陈独秀留给夫人潘兰珍的遗言是:“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陈逝世后,潘遵嘱除用北大同学会转来的钱给陈办葬仪外,凡各方赠赐概行谢绝。然后,她进入陈的友人朱蕴山、光明甫等在重庆附近办的农场工作,自食其力。不久,她与国民党一个下级军官结婚,但没多时丈夫又病故。抗战胜利后她回上海,在浦东一所小学校找到一份烧饭的工作。1949年11月,她因不幸身患子宫癌,病死于上海医院,享年41岁。
汪原放反对包办婚姻,与其叔汪孟邹大起冲突。在苏联的陈独秀听说后,写信劝慰叔侄二人道:“弟以为孟邹先生应承认原放兄婚姻之自由。原放兄应觉悟,不可以恋爱妨碍了立身建业。男女之事,不过在生活上和吃饭、穿衣、饮酒、吸烟同样的需要与消遣而已,顽固老辈看做伦理、道德大问题,幻想青年看做神圣事业,都是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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