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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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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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空虚的日子,单调得就像一股细流似的流过去了。母亲订婚后就到什么地方去了,屋子里静寂得令人难受。
于是我就从嘴里吐出来一块,再用叉子叉上它,递给她:
那种被称为“爱”的感情,就像是生动的颤动的彩虹,在我的心中褪色了。那种恼恨一切的带煤气味的蓝色火苗越来越经常地迸发出来;那种沉重的不满的感情,那种在灰色的毫无生气的种种琐事中感到孤独的意识,在我心中又死灰复燃了。
“你们会着凉的,傻瓜蛋,会生病的,不然就会中风。小偷来了,会把你们掐死……”
我不喜欢她捂着嘴,我离开她跑了出去,爬到房顶上,在烟囱后面坐了很久。是的,我非常想胡闹一番,对所有的人都说恶毒的话,而且很难克制这种愿望,可是又不能不克制。有一次我在后父和新祖母的椅子上抹上了樱树胶,他们俩都给粘住了,这非常可笑。外祖父把我揍了一顿后,母亲到阁楼上来,把我叫到身边,用双膝紧紧夹住我,说:
他抬起了手,把袖筒提到肩膀上,宽宽地挥起胳膊,向大家画十字,祝福说:
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把面包和香肠都分给孩子们吃了,我们开始读一篇奇妙的童话《夜莺》,它立即抓住了所有人的心。
在学校里我没有能把《夜莺》读完,时间不够,我回到家时,母亲站在炉口的平台上,手里拿着煎锅把,正在煎鸡蛋,她用一种奇怪的压抑的声音问道:
“你弄这个白费力了!白费力了,小家伙。房子就要卖掉了,大约秋天就要卖掉,需要钱用,给你母亲办嫁妆。就是这样,但愿她能过得好,上帝保佑她……”
“你——撒谎,”她小声地说,“谁也不知道你拿了一个卢布。”
我踌躇起来,只好说——“是的”。教师及神父也说了许多,证实我承认的是实话。他低下眼睛听着,然后叹口气说:
或者指给我看:
她用煎锅的把儿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把安徒生的书没收了,藏在我永远找不到的地方,这比打我更令人伤心。
我不想听她的话,甚至看见大人我就不高兴。
“啊哟,老头子,当心,你这样做可不吉利啊!”她严肃地警告说。外祖父勃然大怒。他不许她把家神请过去。
“别了……”
主教往椅子背上一靠,把我搂了过去,并惊奇地说了下面的话,使所有的人乃至教师及神父都笑起来。
“你去问问。”
“呜——呜——呜……”
有一天他跺着脚大吼了一声:
我很珍重他的话。他有时躺在我用草根铺的宝座上,不慌不忙地教导我,仿佛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这些话掏出来似的。
“蠢——话!”
“你干吗老噘着嘴?”有时是外祖母有时是母亲问我。她们这样问我,使我很尴尬,其实我并不是生她们的气,只是家里的一切我都感到陌生。绿色老太婆经常来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她就像旧篱笆中的一根朽木桩子。她的眼睛是用看不见的线缝在脸上的,很容易地从瘦骨嶙峋的眼窝里滚出来,非常灵活地转动着,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都注意,在谈到上帝时,就向天花板上翻腾,谈论家常事时,则垂在两颊上。她的眉毛很像是用麦麸子做的,又像是贴上去的东西;她那宽大的裸牙无声地咀嚼着她送到嘴里去的一切,她滑稽地一只手弯着,翘着小指头,她耳朵旁边滚动着两个圆骨头,耳朵在颤动,黑痣上的绿毛也在那又黄又皱、干净得令人讨厌的皮肤上爬动。她全身也像她儿子一样干净,碰碰他们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很不好受。最初,她曾把她那像死人一样的手伸到我的嘴边,手上散发出一种黄色的喀山肥皂的气味和神香味,我转身就跑了。她经常对她儿子说:
“我会来,会来!我给你们带书来!”
把我放到床上后,她一头栽到枕头里,全身抽搐着,哭了起来,她的肩膀颤动得特别厉害,哭泣着说:
“好事,土耳其人该打……”
“别什科夫,书带来没有?对,书?”
他沉思起来,显得憔悴了,一动不动,像个哑巴,真叫人有点儿害怕。
“用马林果酒灌他,把他的头包起来……”
他们坐上敞篷马车。母亲的连衣裙的下摆挂在了什么地方,半天解不开,她很生气。
他们俩好像跑步跑了很长时间,跑得精疲力竭了,衣服全被揉皱,全磨破了,他们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只想躺下来休息。
他闻了闻空气又说:
“那么说,全都烧光了?”
她就像在阁楼上回答我时那样回答说:
还有几个小孩也读过鲁滨逊,他们都夸奖这本书,我很生气,他们对外祖母的童话不感兴趣。于是我决定也要读读鲁滨逊,为的是也能对他们说一句:这是狗屁!
我坐在人行道上的防栅柱上,望着敞篷马车颠簸着驶出去,瞧,它们已转到拐角处了,我的心中就像有种东西严严实实地合上了,关闭了。
“我们是穷人家,我们的每一个戈比,每一个戈比……”
花园里小草已经露出了淡绿色的针头,苹果树的幼芽已经膨胀,就要冒出来了,彼得罗夫娜小屋顶上的青苔愉快地发出了绿光;到处都是很多的鸟、快乐的声音、清新芬芳的空气,使人感到一种愉快的晕眩;在彼得伯伯自杀的那个小坑里,胡乱地堆放着一些被雪压着的黄色的杂草。看着这个坑感到很不好受,那儿一点儿春意都没有,几块黑炭头现出悲凉的亮光。整个坑都是多余的,令人恼恨,我生气地想拔掉、清除这些杂草,把碎砖头、炭头搬开,除去一切肮脏的、无用的东西,在坑里给自己建造一所干净的住所,夏天我一个人住在这里,不要大人。我马上就动起手来。这使我很快地、长久地而且很好地躲开了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虽然我仍旧很生气,但一天天地再也不去关心了。
我在学校里的事刚顺过来,家里却又闹出了一件可恶的事:我偷了母亲一个卢布,但这并不是预谋的犯罪。
“我可是听说,叶夫盖尼·瓦西里耶夫阁下,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火,只是你赌博输光了……”
后来就有点儿记不清了,我已经住在索莫夫镇的一个房子里。那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墙上没有糊壁纸,木头缝里塞着碎麻绳,里面有许多蟑螂;母亲和后父住在两个窗户朝大街的房间里,我和外祖母住在有天窗的厨房里。房顶后面是工厂的烟囱,它就像大拇指从食指和中指里伸出来似的,直立在空中,冒着卷曲的浓烟,冬天的风把烟雾吹到整个村庄里,在我们的冰冷的房间里经常闻到一种浓烈的煳味儿。一清早汽笛就像狼一样号叫:
外祖母很久都睡不着,把手枕在脑袋下,躺在那儿,稍带激动地讲些什么,看来,她并不关心我是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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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她总是善于选择那种能使夜变得更有意味更美的童话故事。
我回答说:
整个夏天,当然除了坏天气,我都是在花园里过的,暖和的夜晚,我甚至睡在那儿,就睡在外祖母送给我的毡子上,有时候外祖母也在花园里过夜,她抱一把干草,把它撒在我的床边,躺下来便长久地给我讲种种事情,有时插进一些别的事而打断自己的话。
“对。”
有时,太阳落山的时候,天空中便倾泻出火红的河流——火河烧尽了,金黄色的灰烬散落在花园的天鹅绒般的绿茵上,然后可以感觉到周围的一切都在变黑变宽,膨胀,沐浴在温暖的昏暗中,汲饱了阳光的树叶低垂了,青草趴在地上,一切都变得更柔和更松软了,静静地释放着亲切得像音乐一般的各种气息,这音乐也是从远方从田野飘过来的:军营里正在吹点名号。夜来了。一种有力的、清新的、像母亲慈爱的抚慰那样的东西与夜色一起注入胸怀;静寂用温暖的毛茸茸的手轻柔地抚摩着心房,拭去记忆中应当忘掉的一切,拭去白天一切带有刺激性的微小的灰尘。仰面朝天地躺在那儿,注视着星星一个个地燃烧起来,无止境地使天空变得更深邃,那是多么令人神往啊!深邃的天空越升越高,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星星,它轻轻地把你从地面上举起来——多么奇怪,不知是整个地球缩小到和你一样呢,还是你自己神奇地长高、扩大,与周围的一切融化了。一切都变得更黑更静了,但敏感的琴弦到处都无形地紧绷着,每一个声音——不论是鸟在睡梦中歌唱,刺猬跑过去,或者什么地方轻轻地响起的人的声音——都很特别,都比白天的响亮,这是一种被敏感得令人感到亲切的寂静衬托出来的声音。
回忆起俄罗斯野蛮生活中这种铅一般沉重的丑事时,我时时刻刻地问自己:值得去讲这些吗?每次我都重新怀着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这是一种能长久存在的丑恶的真实,它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这样一种真实,如果想从人的记忆、从灵魂、从我们一切沉重的可耻的生活中连根儿拔掉,就必须从根儿认识它。
“今后你还应该上我的课,对,应该上,但要安分守己地坐好!对,要安分守己。”
点了点高筒帽子,他说道:
“请您等一等……好,你来讲一讲神人阿列克谢……”
“对了,对了,”她小声地说,“不必淘气了,很快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然后我们就到莫斯科去,然后我们再回来,你将和我住一起。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是一个很好很聪明的人,你和他能够处得好的。你将来要上中学,然后做大学生——就和他现在一样,然后就当医生,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学问的人做什么都可以。好吧,玩去吧……”
大家沉闷地喝了茶。外祖父一面望着外面的雨打湿窗玻璃,一面问道:
“我不会。”
“你为什么要这样淘气?”
“家神,家神,我送你一辆雪橇,跟我们一起到新的地方去吧,去寻找新的幸福……”
听着她那有节奏的话语,我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第二天便与鸟儿一块儿醒来,太阳直照在我脸上,暖烘烘的;早晨的空气静静地流淌着,露水从苹果树的叶子上抖落下来,潮湿的青草越来越光亮,像水晶般的透明,青草上面升起薄薄一层蒸气;阳光的辐射在淡紫色的天空中不断地增长,天色变蓝了,云雀在看不见的高空中啼啭,一切鲜花和音响都像露水一样沁人心脾,产生一种宁静的喜悦,唤起人们快快起床去干点事情,去和周围一切生物友好生活的意愿。
“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祝你们的善良劳动美满顺利!再见。”
“我们可不是老爷,没有人教我们,啥事我们都得自己去弄明白。书是为别人写的,学校是为别人盖的,我们一点儿份都没有,我们一切都得自己动手……”
“你,得了吧,住嘴!……”
我有几天没去上学。在这段时间里,后父大概已向他的同事讲过我的“功绩”,那些同事又讲给他们的孩子听,其中一个孩子把这件事情传到了学校里。我去上学时,同学们用“小偷”这个新外号来迎接我。简单、明白——但是不正确,因为我并没有隐瞒我拿了一个卢布。我试图解释这件事,可是他们不相信。我回到家里对母亲说,我再不去上学了。
每到星期六便有几十个工人到后父这里来卖购物卡,这种购物卡是用来在工厂开设的铺子里购买食物的,是工厂主代替工资支付给工人的,而后父用半价收购这些购物卡。他在厨房里接待这些工人,坐在桌子旁边,沉着脸,神气十足地拿着购物卡说:
后来,我们坐在地板上,萨沙躺在母亲的双膝上,抓住她衣服的扣子,点点头说: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会的……”
我们的神父来了,红红的脸,气喘吁吁,主教祝福了他,但当神父要谈及我时,主教扬扬手说:
简单的话语现在有了特殊的意义,在这些话的后面隐藏着一种巨大的使人忧郁的、无须说出而又人人皆知的事情。
他扔掉铁铲,一挥手,就到澡堂后面花园拐角上去了,那边有他的温室。我开始自己掘土,可是我的脚趾立即就被铁铲碰伤了。
大家也喊起来:
“你瞧,又升起一颗星,多么耀眼啊!啊哟,好美的天空啊,你是上帝的明亮的法衣……”
这妨碍了我送妈妈去教堂举行婚礼,我只能走到大门口,看见她握着马克西莫夫的手,低着头,小心地走在砖铺的人行道上,踏着砖缝里长出来的绿色的小草,就好像是走在尖尖的钉子上。
“是一些最好的诗篇,小弟弟,是吗?”当我忘记了一段,稍稍停顿的时候,他说,“还会什么?……大卫王的故事会吗?我很想听一听!”
“我们喝茶去,”外祖父抓住我的肩膀说,“看来,你命中注定要跟我住一起,你就当我是一块划火柴的砖头,在我身上划吧!”
“我出了点汗!你瞧,有好多蚯蚓!”
“这就是你的父亲……”
神学教师是一位漂亮、年轻、头发稠密的神父,他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没有《新旧约使徒传》,还因为我模仿他的样子说话。他走进教室,第一件事就是问我:
外祖父说:
“看,一颗星星坠落了!这不知是谁的纯洁的灵魂思念大地母亲了!这表示现在什么地方有个好人降生了!”
“你好,小弟弟,你怎么样,啊?”
“在中国,所有的居民都是中国人,连皇帝也是中国人。”我记得,这句话由于它的纯朴及其欢快而又含有笑意的音乐,还由于它有一种异常美好的东西,使我产生一种愉快的惊奇。
“你学着尽量给自己安排得好些,这非常有好处。”
外祖父从院子里朝窗户里看一下,大声喊道:
过了很长空闲的日子,我又搬到母亲那里,住在一间石砌的地下室里。母亲立即把我送进学校。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学校就引起我的反感。九*九*藏*书*网
在两三天的时间里,他就把家具和各种旧物卖给了收破烂的鞑靼人,他激越地讨价还价,互相咒骂,外祖母从窗子里朝外看,一时哭一时笑,声音不大地喊道:
烤热的油腻的抹布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我躺在那里再也忍不住了,便起来走到院子里,但母亲喝了一声:
“测量学……”
但救星来了:突然,赫里桑夫主教(我记得他有点儿驼背,像一位巫师)来到了学校里。
“什么‘对’?”
他震颤了一下,用手掌抹了一下脸,模糊不清地看了我一眼。
我听见,他在打她,我冲进房间里,看见母亲跪着,背和胳膊肘靠在椅子上,挺着胸,仰着头,声音沙哑,眼睛闪着可怕的光芒;而他,打扮得干干净净,穿着新制服,用他那长长的腿踢她的胸脯。我从桌子上抓起带骨把镶银的刀子——这是我父亲死后母亲保留下的唯一的东西,是用来切面包的——抓起它并对准后父的腰部,用尽全力刺去。
不过,这话我没有说出来。母亲总是引起我对她非常多的亲切的思念,但这些思念我从未下决心把它们说出来。
母亲把我从桌子上拉下来,屈辱地被赶到阁楼上。外祖母来了,她捂着嘴大笑起来,说:
“好吧,那我就寄别的东西给你。”
“你今年几岁?才这么大?小弟弟,你长得多么高啊?你常常被雨淋吧,是吗?”
“这孩子一定要很好管教,你懂吗,燕尼亚?”
幸而,母亲及时把马克西莫夫推开了,刀子从腰边滑过去,制服被割开一个宽宽的口子,只划破了一点皮肉。后父啊哟一声,捂着腰,从房间里跑出去了,母亲抓住我,把我举起来,怒吼一声,将我摔在地板上。后父从院子里回来,把我拉开。
有几天,我坐在第一班的第一排,几乎紧挨着老师的桌子,这真使人无法忍受,好像他除了我,谁也看不见,老是用难听的鼻音说话:
“别斯(什)科夫,换件衬衣!别斯科夫,脚别老颤动!别斯科夫,从你鞋里流出一洼水了!”
她全身都是绿的:连衣裙、帽子,眼皮下长着痣的脸都是绿的,甚至那颗痣上长的一小撮毛也像一丛绿草。她的下唇耷拉下来,上唇翻了上去,满嘴绿牙齿,用戴着黑花边无指手套的手罩着眼睛瞪着我。
家里人很少让我到街上去,每次上街都被街上的顽皮孩子打得遍体鳞伤——打架是我唯一喜欢的乐趣,是我的嗜好。母亲用皮带鞭打我,但是惩罚使我更生气,下一次我跟孩子们打架打得更激烈了,母亲对我的惩罚也更厉害。有一次我警告她,如果她再打我,我就咬她的手,我就跑到野外去冻死。她惊讶地把我推开,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气喘吁吁地说:
母亲靠着外祖母的肩膀,在她的耳边说了些什么,外祖母的眼睛眯缝着,好像害怕光线刺激似的,变得更沉闷了。
“童话,狗屁,鲁滨逊才是真正的故事呢!”
“我到花园里去。”
他顺从地低下头,皱皱眉头,不说话。大家对这个绿色的老太婆都皱眉头。
“你也哭吧,哭吧……”
我懒得去问这是什么学问。家里充满一片无聊的静寂和某种毛织物的沙沙声。我希望夜晚快些到来。外祖父背靠炕炉站着,眯缝着眼睛朝窗外看;外祖母从中午就喝醉了,家里人觉得难为情,便把她送到阁楼上去,并把门锁上。
“把草根扔出去!以后我给你在这里栽上向日葵和锦葵——会很好看的!很好看……”
“我看你敢送他去,异教徒!你想再丢我的脸……”
“一定!”
“那么,好吧,既然要这样,那就这样好了……”
“告诉他要听我的话。”外祖父望着玫瑰色的天空,阴郁地说。
“上帝啊,你长得太快了!”母亲对我说,用滚烫的手掌紧贴着我的双颊。她打扮得不漂亮,穿着宽大的红黄色的、肚子上鼓出来的连衣裙。
“想得真妙!”有一次外祖父仔细地观看了我的工程后说,“只是杂草还是会把你盖上的,因为你留下了它们的根!让我来用铁铲把土再刨一遍,去把铁铲拿来!”
“要听外祖父的话。”母亲给我画个十字,说道。我本来期待她能说点别的什么,所以我很生外祖父的气,是他妨碍了她。
由于惊讶,由于极度的屈辱,我在吊床上跃起来,脑袋碰到了天花板,我使劲地把自己的舌头都咬出了血。
我不想哭,阁楼上又黑又冷,我在颤抖,床摇晃着,吱吱作响,绿色老太婆就站在我的眼前。我假装睡着了,于是外祖母走了。
“什么怎么样?”
后父伸给我一只手。
“可是我知道——你是到她那儿去!”
“怎么样,老婆子?”
他叫了许多人之后才把我叫到桌子跟前,严肃地问我:
他开始教训起来。
我靠在母亲身边坐着,她搂住我说:
有时在夜间,忽然从野外,从街上传来醉汉的叫喊声,有人踏着沉重的步子跑过去——这一切都已习以为常,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她还是没有把话说完,而是用滚烫的手搂着我。
“来,你给我说说,《圣经》里你喜欢什么?”
外祖父嘟囔道:
“啊哟,阿廖什卡,你干吗这样狼吞虎咽,大块大块地吞吃?你会噎着的,亲爱的!”
“是你自己乱说的吧。你说,是你自己说的吗?你瞧着,我明天就去打听,是谁把这事传到学校里去的!”
当我告诉他我没有书,我没有学习《圣经》时,他扶正他的高筒帽,问道: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母亲咳嗽起来,她说:
她又怀孕了,坐在窗户旁边,脸色苍白,眼睛无神而痛苦。她喂小弟弟萨沙吃饭,又看看我,像鱼一样张着嘴。
我看得出,他真的在听,而且他很喜欢这些诗;他问了我很久,然后忽然停下来,很快地向我打听说:
母亲做了她所承诺的事;在学校里我又过得很好。不过我又被送回外祖父那儿去了。
“爸爸……”
“都是因为你这个大肚婆傻瓜,我才无法邀请人来做客。你这条母牛!”
“无聊?小弟弟,这有点不对头吧!如果你觉得学习无聊,你就会学习不好,可是教师证明你学得很好。就是说,还有别的原因。”
我们的生活是令人惊叹的,这不仅因为在这种生活中这层充满各种畜生般肮脏的土壤是如此富饶和肥沃,而且还因为从这层土壤里仍然胜利地生长出明亮、健康和富有创造力的东西,生长着善良——人性的善良,唤起一种不可摧毁的希望,希望我们光明的、人道的生活复兴。
“去看看,老头子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你听着——你为什么老淘气?你可知道,这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动身走了九-九-藏-书-网,她告别时拥抱了我,轻轻地把我从地上抱起来,用一种陌生人的眼神看着我,边吻边说:
“学习很无聊。”
“这是谁?”我胆怯地问。外祖父用不愉快的语调回答说:
顿时,像地窖里一样寂静。茶炊在沸腾,雨水打着窗玻璃。这时母亲开口说:
我很高兴,他们像跟大人一样地跟我谈话。但是听到长胡子的人还要去上学,我感到有点奇怪,我问道:
虽然我的学习还过得去,可是不久便通知我说,由于我的不体面行为,要将我开除出学校。这使我十分沮丧,这使我面临一次巨大的令人不快的威胁:母亲的脾气会变得越来越坏,会越来越频繁地打我。
“要把你冻坏的,你瞧那暴风雪!”
我已记不得,我当时是怎样来到母亲房间里的。我坐在外祖母的双膝上,她的面前站着几个生人,一个干瘦的穿绿色衣服的老太太严厉地说着话,她的话压倒了所有人的声音:
“既然你心疼,就拿去吧……”
有时他到我的窝棚里来,舒舒服服地坐在草坪上,久久地、默不作声地打量着我,然后突然问道:
“你们都是骗子……”
“是的,大火不留情。”
我们用两辆大车搬家。我坐在一辆车的旧家私中间,车颠簸得很厉害,仿佛要把我抛下去似的。
“拉走吧,毁掉吧……”
“真是怪事,我的小弟弟们,我在你们这样的年纪时,也是一个大大的淘气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小兄弟们?”
我还没来得及细看看这新的地方,外祖母和母亲就带着孩子来了。后父因为勒索工人而被赶出了工厂,但他不知到什么地方跑了一趟,立即又被聘为车站的售票员。
他把散发着檀香味的手放在我头上,问道:
萨沙也学着说:
“你不喜欢画画吗?”
“足——够了……”
“是你的祖母……”
很晚了,当他依旧从家里走出去时,母亲到炕炉后面来找我,小心地搂着我,吻我,并哭着说:
“没有。”
“那么,你就回家去吧!对,回家去,因为我不想教你……对,我不想教。”这并没有使我感到特别的不快。我离开后直到下课的时间都在镇上肮脏的街道上游逛,仔细观看了那里的喧闹的生活。
这个神父有一副仪表优雅的基督式的面孔,亲热的女人似的眼睛和一双对所触到的一切同样亲热的小手,每一样东西——书、尺子、笔——他都拿得异常之好,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活的,很柔软的,神父都十分爱惜它们,生怕一不小心就碰坏了它们。他对学生却不那么亲热,不过他们还是爱他。
忽然他拄着铁铲,弯下腰,一声不响,愣住了,我仔细地打量着他:从他那小小的、聪明的、像狗一样的眼睛里落下了几滴眼泪。
“叶夫盖尼,我求你了,求求你……”
“你是一个多么凶恶的坏蛋……”
“小野兽!”
这是我一生中最安静、观察最多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夏天,在我心中形成并巩固了对自己力量的自信感。我变粗野了,成了一个孤僻的人。我听见奥夫相尼科夫的孩子们的喊叫声,但这已不能把我吸引过去了,表兄弟来了也丝毫不能使我高兴,只会使我感到惊慌,怕他们把我在花园里的建筑物破坏了——那是我第一项独创的事业。
我在花园里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拔掉了和用镰刀割掉了杂草,在坑的边缘上凡是掉土的地方我都围上了,砌上碎砖头,又用砖头铺了一个宽大的座位,甚至可以躺在上面睡觉。我收集了许多彩色玻璃和碗碟碎片,用黏土把它们粘在砖缝里,当太阳照到坑里的时候,这些碎片就会发出五颜六色的彩虹,像教堂里一样。
我是完全真诚和十分明白地说下面的话的。我对她说,我要杀死后父,也杀死自己。我认为,我能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也要尝试一下。甚至现在我好像还看见那条沿裤管有一道鲜亮边饰的长腿,看见那条腿在空中来回挥动,用脚尖踢女人的胸脯。
他们走了。母亲几次回过头来,挥着手帕。外祖母一只手扶着房墙,一只手在空中挥动着,满脸泪水;外祖父也用手指从眼睛里挤出一点泪水,断断续续地唠叨着:
“喂,老婆子,过去我养活你,现在养够了,你就自己挣饭吃去吧。”
他把一只干瘦的留着又大又尖的指甲的手放在桌子上,另一只手的手指捏着稀疏的胡须,一双慈祥的眼睛凝视着我的脸,建议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必须学的!也许你知道一些,听见过一些吧?圣诗会吗?这是很好的!祈祷词会吗?好,你瞧!《使徒传》也会?《诗篇》也会?原来你什么都知道。”
“我送你彩色颜料。”
外祖父在山脚下一所旧房子的地下室租了两间很黑的房子,搬家的时候,外祖母拿一只带有很长绳子的旧草鞋,放在炕炉底下,她蹲下来,开始招呼家神:
“你们自己也有一点淘气吧?”
然后他又继续挖土,忽然说道:
“咳,你就住嘴吧……”
她一连串的“后来”,我似乎觉得是一架梯子,它离开她深深地往下面什么地方延伸着,一直到黑暗的地方,到孤独的地方。这样的梯子不使我高兴,我很想对母亲说:
“跑一趟,给我,拿来……”
我并没有昏厥,只是闭上了眼睛。当她抱着我上楼时,我问她:
“请你不要嫁人,我来养活你!”
“那里的地还没有干,过几天再去吧!”
孩子们微笑着回答道:
“一定,一定……”
“我们干吗住在这儿呢?”我问道。她回答说:
“你高兴吗?”
她的眼睛充满晶莹的泪水,她把我的头贴近她的腮帮子。这真使我难过,还不如让她打我一顿好受一些。我对她说,我以后永远不再得罪马克西莫夫家的人了,永久不了——只是她也别哭了。
“那又怎么样?”
“你怎么不说话?”
另一次,我把鼻烟撒在他桌子的抽屉里,他接连地打喷嚏,只好离开教室,派他的军官女婿来代课,这位军官强令全班同学唱《愿上帝保佑沙皇》和《啊,自由呀,我的自由》,谁唱得不对,他就用尺子敲谁的脑袋,不知怎么的,敲起来好像特别响,而且很可笑,但不疼。
我去上学时穿的是母亲的鞋,外衣是由外祖母的外套改的,还有黄色衬衣和“散腿”裤。这一身打扮立即就受到嘲笑。因为我穿的是黄衬衣,同学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方块王牌”。我和孩子们很快就处得很好,可是老师和神父不喜欢我。
有一天早晨,外祖父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凿子,走到窗户跟前,开始剔除冬天窗框上抹的油灰;外祖母端来一盆水,拿着抹布。外祖父小声地问她:
许多声音高兴地回答说:
“她这是第二次酗酒了,米哈依尔该去服兵役藏书网的时候,她就酗过酒。这个老傻瓜劝我替儿子买个免役证。其实他当时要是去当了兵,也许会变成另一个人……唉,你们这号人啊……我快要死了,那么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自顾自——孑然一身,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明白吗?所以你要学会独立工作,不要听别人摆布!要静静地稳当地生活,但必须倔强!大家的话可以听,但你要选你认为最好的去做……”
“你怎么啦?”
忽然,外祖父挖苦似的平静地说,声音很高:
第二天,我带着《圣徒传》和两本安徒生的童话,三普特白面包和一普特香肠到学校去,在符拉季米尔教堂菜园子旁边一间又黑又小的铺子里就有鲁滨逊,一本薄薄的黄色封皮的小书,在第一页上画着一个头上戴着毛皮圆帽子、肩上披着兽皮、留着大胡子的人。这使我不喜欢;而童话,哪怕书破烂了,其外观也是很可爱的。
外祖母听见这话十分平静,好像她早就知道,并且正等着他说这话似的,她不慌不忙地掏出鼻烟壶,用她那海绵似的鼻子吸了吸,说:
在另一辆敞篷马车上坐着绿色老太婆的大儿子——一位军官。老太婆像一张画似的坐在那儿,她的儿子则用军刀柄梳理着自己的胡子,不停地打哈欠。
母亲苦笑着把叶夫盖尼·马克西莫夫推到我的跟前,说:
我也想哭一场,我舍不得花园、窝棚。
外祖父小心地取下窗框,把它带走了;外祖母打开了窗户——花园里椋鸟高声大叫,麻雀叽叽喳喳地喧闹;融雪的大地散发出的醉人气息涌进了屋里,炕炉上的蓝色瓷砖难堪地发白了,看着它使人感到一种寒意。我从炕炉上爬下来。
“不,也很淘气,很淘气!”
四个人都叫喊起来,喊得最响的是后父。我走进过道里,坐在柴火堆上,我惊讶得全身都僵住了。母亲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完全不是从前的那个。在房间里还没有那么明显,而在这里,在昏暗中,我却清清楚楚地想起了她从前的样子。
我说出了那学生的名字。她的脸可怜巴巴地皱了一下,两眼含着泪水。
“放他们回家吧!”
天还早,家家户户都还紧闭着窗扉,街道上空空荡荡,我还从没见过街道如此死一般的空虚。远处,牧人在没完没了地吹笛子。
“一个半卢布。”
有一天,我在傍晚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觉得我的双腿也苏醒了。我把两条腿放到床下,它们却又失去了知觉,不过我已经相信我的腿是完整的,将来我可以走路。这太好了,我高兴得大叫起来,我把整个身子压在腿上要站起来,又瘫倒了,可是我立即向门口爬去,顺着楼梯往下爬,我生动地想象着,楼下的人看见我会多么惊讶。
傍晚,在工厂上空就有一种浑浊的红色余晖在晃动,照亮烟囱的顶端,好像这些烟囱不是从地上升到天空,而是从这层烟云降落到地下,一面降落,一面吐出红光,哀号着,长鸣着。看着这一切,使人感到难耐的恶心,可恶的烦闷咀嚼着人的心。外祖母干厨房里的活,做饭、洗地板、劈柴、挑水,她从早忙到晚,躺下睡觉时已经精疲力竭了,哼呀,唧呀,不停地叹气。有时她做晚饭后,穿上短棉袄,把裙子掖得很高,进城去了。
“爸爸什么?”外祖父震耳欲聋地叫起来,“还要怎么样?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三十岁的人不要嫁给二十岁的?可你呢,偏要找一个稚嫩的!贵族少爷嘛,啊,怎么样,小女儿?”
“我的天啊!你真是淘气鬼,基督保佑你……”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你父亲考完试,毕了业,我们就回来……”
我把铁铲拿来了。他吐口唾沫在手上,清了清嗓子,用脚把铁铲深深地扎进肥沃的土里。
“原谅我,我有错!哎呀,亲爱的,你怎么能这样?动起刀子来呢?”
“怎么样,孩子们,让我们谈谈吧!”教室里马上就变得暖和、欢快,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气氛。
秋天他把房子卖了。卖房前不久,喝早茶的时候,他忽然向外祖母阴郁地、坚决地宣布:
他拉着我的手走进过道里,在那儿他俯下身,悄悄地对我说:
她很快地说了一些话,我听不懂;马克西莫夫眯缝着眼睛,向我弯下身说:
有一天晚上,母亲出去了,把我留在家里照料孩子,无聊中我翻开后父的一本书——大仲马的《医生的札记》,书里面我看见有两张钞票,一张是十卢布的,一张是一卢布的。书我看不懂,就合上了,忽然想起来,一卢布不仅可以买《使徒传》,大概还可以买一本关于鲁滨逊的书。我是不久前在学校里知道这本书的。在严寒的一天,课间休息时,我给孩子们讲童话,忽然其中一个小孩鄙薄地说:
外祖父搬到地下室后不久,母亲回来了,她脸色苍白,消瘦了,眼睛很大,眼睛里闪着一种热炽的奇怪的亮光,她好像对一切都要仔细看看,好像是头一次看见父亲、母亲和我似的,就这样一声不响地注视着;后父则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轻轻地吹着口哨,咳嗽,双手抄在背后,玩弄着手指。
“这个坏蛋……坏蛋!”她突然说出这句我以前也听她说过的话。
“扣扣。”意思是指“小扣子”。
“全烧光了,”后父坚决肯定地说,“我们自己也差一点没有逃出来……”
马克西莫夫耐着性子把两条穿着窄裤腿蓝裤子的长腿在马车里摆好。外祖母往他手里塞了几包东西,他把这些东西放在膝头上,用下巴顶住。胆怯地皱了皱苍白的脸,拉长声音说:
有一天,喝晚茶的时候,我正从院子走进厨房里,听见母亲声嘶力竭地叫喊:
“你学什么?”
“你得了吧,住嘴!”
“和你们在一起真好,淘气鬼们,我该走了!”
“我答应过送你彩色颜料,可是在这个城里买不到好的,我不能把自己的送给你,只好以后从莫斯科把彩色颜料给你寄来……”
我走进厨房里,在炕炉后面木箱上铺的床上躺下,听见母亲在房间里哭泣。
“彼什科夫·阿列克谢。那么,你还要克制一点,小弟弟,不要太淘气了!有一点淘气——是可以的;太淘气,人家就会生气!我说得对吗,孩子们?”
“你到哪儿去?哪儿去?到我这边来!……”
孩子们都笑了。他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巧妙地把他们搅乱,使他们相互争论起来。大家的心情越来越愉快。最后他站起来说道:
母亲走了过来。
“你就克制自己一点,好吗?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恶作剧!好,再见了,小弟弟!”
如果站在板凳上,从窗户的上层玻璃往外看,越过房顶,便可以看见挂着灯笼的工厂的大门,它像一个老乞丐张开无牙的黑嘴,一大群小人拥挤地向那儿爬去。中午又鸣汽笛,大门的黑喙唇张开了,露出一个深洞,工厂呕吐出被反复咀嚼过的人们,他们像一股黑水流到街上;白色的毛茸99lib•net茸的风沿着大街刮过去,追赶着人们,把他们分别地赶进自己的家里。很难看到村镇上面的天空。每天在屋顶上面,在雪堆上面,都悬着另一种蒙着一层烟黑的灰色平淡的顶盖,它挤压着人们的想象力,它用令人烦闷的单调,使人们失去视力。
“一个半卢布。”
“别光着脚在地板上走。”
他个子不高,穿着肥大的黑衣裳,头上戴着可笑的小桶似的帽子,在桌子后面坐下后,两只手从袖筒里抽出来,说道:
他沉默了很久,好像在留心谛听什么,接着又不大乐意地说了一些沉重的话。
我对外祖父的话也已不感兴趣,他的话越来越枯燥、啰唆,唉声叹气,他经常跟外祖母吵架,把她赶出家门;她有时到雅科夫舅舅家去,有时到米哈依尔舅舅家去,她常常一连几天都不回家。外祖父自己动手做饭,烫伤自己的手便发怒、骂人、摔食具,并且明显地变得贪婪了。
从早到晚,我都和他一起在花园里忙碌。他挖了几个畦,把马林果苗扎起来,把苹果树上的苔藓刮掉,拍死那些毛虫,我则还是建造和装饰我的小屋。外祖父砍掉了那根烧焦了的木头的尖端,把一些木棍子插在地里;我把装着鸟的笼子挂在上面,用干草编织了一张稠密的草席子,在长凳子上做一个遮太阳和露水的顶盖。我们这儿弄得好极了。
有人拉了几下手风琴,传来一阵女人的笑声,军刀碰在人行道砖上的声音,狗的尖叫声——所有这一切都是多余的,是凋谢了的白天的最后的落叶。
这种荒谬的黑暗的生活维持的时间不长,母亲生产前,我被送到外祖父家里。他这时已经住在库纳维诺了,这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坐落在从山坡通到纳波尔教堂墓地围墙的沙土街上。他租了一间带有俄罗斯式的大炕炉的小房子,房间有两个窗户朝着院子。
后来所过的两年时间,直至母亲去世,我都处在这种一个劲地要把我抛到什么地方去的颠簸的感觉中。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小书,提了字,说道: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怎么样?”他来接我时说,并尖声地笑起来,“俗话说,没有比亲娘更可爱的朋友,而现在,看来应该说:不是亲娘,而是老鬼外祖父了!啊哈,你们这号人啊……”
于是她就要在盖满了雪看不清路的田野里走七俄里。母亲怀着孕,面黄肌瘦,瑟瑟缩缩地裹着一条带穗子的灰色破披肩。我恨这条披肩,它把母亲又高又大又匀称的身子变丑了;我要撕掉这些穗子,我也恨这房子、工厂和村镇。母亲穿着破旧的毡靴,咳嗽时,震颤着那大得难看的肚子,她那灰绿色的眼睛枯燥而生气地闪着亮光,常常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光秃的墙壁,仿佛那目光已经粘在那上面了;有时她整个钟头都冲着窗户朝大街上看,大街就像是人的颚骨,部分牙齿已老得发黑了,偏斜了,部分已脱落,难看地镶上了新的与颚骨不相称的大牙齿。
“蛋!”
“拿了,这不是买的书吗……”
“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憎恨这个老太婆和他的儿子,刻骨铭心地恨。这一沉重的憎恶感让我挨了不少打。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她可怕地瞪着眼睛说:
我没有去帮忙,忧伤把我紧紧地捆住了。
婚礼是平静的。从教堂回来后,大家闷闷不乐地喝了茶,母亲马上换了衣服,到自己的卧室去收拾箱子。后父坐到我的跟前说:
“没有,没有带,对。”
屋子里很亮,在前室一个角落里,桌子上点着五枝插在银烛台上的蜡烛,蜡烛的中间是外祖父心爱的圣像——“勿哭我圣母”,法衣上的珍珠在烛光下一亮一灭地闪烁着;在金色光轮上深红色的宝石光芒四射。有几张煎饼似的模糊的圆脸从大街那边默默地紧压在黑色的窗玻璃上,还贴着几个压扁了的鼻子。周围的一切都在朝什么地方漂流。那个绿色的老太婆用冰凉的手指摸了摸我的耳朵后面,说:
“叶夫盖尼·瓦西里耶夫,你就不怕上帝……”
“昏厥了。”外祖母说,把我抱到门口去。
“你拿了一个卢布?”
“你知道吗,你们这里很潮湿!”
后父对我很严厉。他不理睬母亲,老是吹口哨,咳嗽,饭后便站在镜子面前用火柴杆细心地长久地剔他那不平整的牙齿;他越来越经常地与母亲吵架,生气地用“您”称呼她,这个“您”字使我极度恼火。吵架时他总是把厨房门严严实实地关上,显然他是不愿意我听见他的话,可是我仍然细心地倾听着他那闷声闷气的男低音。
“你现在是离开了母亲的人,她还会再生孩子,她跟他们比你更亲近。你外祖母又喝起酒来了。”
“你倒去帮帮忙呀,没有看见吗?”外祖父对我说。
“带我去吧!”
他飘然地走出教室时对教师说:
“再见,大主教!下次再来!”
“就是说,您要去打仗喽?”外祖父问道。
为了这,我用一种狠狠的恶作剧回敬了他。有一次我弄到半块冻西瓜,刳出瓜瓤,用线把它系在半明半暗的过道门的滑轮上,门一开,西瓜就升上去,当教师关门时,西瓜皮就像帽子一样直接扣在他的秃顶上。后来学校看门人拿着教师的字条领着我回到家里,我便用自己的皮肉偿付了这次淘气。
迫使我写这些丑事的,还有另一个更正面的原因:虽然这些丑事令人憎恶,虽然它们要窒息我们,把无数美好的灵魂压扁,而俄罗斯人在灵魂上却依然是那么健康、年轻,足以克服而且一定能克服它们。
这个小孩很古怪:笨拙,脑袋却很大,他用美丽的蓝眼睛望着周围的一切,安详地微笑着,好像在期待什么似的,他非常早就学会了说话,从来不哭,生活在怡然自乐的停顿状态之中。他身体很弱,勉强会爬,一看见我就很高兴,要我抱他,喜欢用他柔软的不知为什么散发着紫罗兰味的小指头揉我的耳朵。他没有生病就突然死了。那天上午还跟平时一样怡然自乐,而傍晚,敲晚祷钟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桌子上了。这是在第二个孩子尼古拉出生后不久发生的。
“你听见人家怎么说你了吗?好,你过来!”
神父穿着皮大衣,亲切而沉厚地说:
她很少跟我谈话,总是命令我:
老师黄脸,秃头,他的鼻子经常出血。他来到教室,用棉花塞住鼻孔,坐在桌子后面,带着难听的鼻音问功课,说了半截话便突然停下来,把棉花从鼻孔取出,摇着头,仔细地观察它。他的脸是扁平的,古铜色,给人一种酸溜溜的感觉,皱纹里带着铜绿,那对完全是多余的锡样的眼睛使他变得特别难看,这对眼睛讨厌地死盯着我的脸,使得我老想用手掌去拭擦一下脸颊。
我心情非常激动,胸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沸腾,甚至当教师放走了全班同学,只留下我一人,对我说,我现在应该比水还要安静,比草还要服帖时,我都认真地、乐意地听。
“我要这东西干什么?”
“不说话又怎么啦?”
“圣诗你学过?是谁教的?是慈祥的外祖父?很凶?是真的吗?而你也很淘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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