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吃不多……”

拿这些钱满可以饱吃一天了。但是维亚希尔要是不给母亲买上几两或者半瓶白酒，就会挨打；科斯特洛马要攒钱买鸽子；丘尔卡的母亲生病，他得尽量多挣一点钱；哈比也在攒钱，打算回到他出生和他舅舅（他舅舅到尼日尼后不久就淹死了）从那儿把他带来的城市去。哈比忘记了这个城市的名字，只记得它在卡马河岸上，离伏尔加河不远。

“饱了吗？要不要再喂一点呢？”

维亚希尔对他说：

“母亲死了……”

维亚希尔轻轻地用手掌拍打着自己的膝盖，尖着嗓子学他母亲唱歌：

他称自己的母亲为“我的莫尔多瓦女人”，这我们并不觉得可笑。

“咳，上帝保佑我别睡不着觉，你干吗这样呢，嗯？死了就死了呗……我说得对吗，外婆？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反正都得进坟墓，是不是呢，外婆？”

他知道很多这种充满热情的歌子，而且唱得非常好。

过了不久，维亚希尔竟昂着头读起招牌来了：

有一次，我偷偷地看她，她把我给她的五戈比捏在手里，瞅着它，默默地哭了，在她那多孔的、像海泡石似的鼻子上，挂着一滴浑浊的泪珠。

她一只手扶着墙壁，从床上欠起身来坐着，补充说：

母亲坐在墙角里的床上，声音沙哑地叹了口气，说：

我抱起科利亚——他哼哼着，身子探向桌子。母亲迎着我站起来，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声音，伸出没有肉的、干瘦的双手，她那又长又细的身体就像被砍光了树枝的一棵松树。

他走到炕炉前，把馅饼取出来，把炉子的挡板和烤盘弄得很响。我知道母亲已经死了，我看着他，等他也明白过来。

“去找叶夫盖尼·瓦西里耶维奇，你对他说，是我请他来！”

“拾起来！给我……”

“你们听着，孩子们，等一等！三天前埋了一个女人，我知道她的故事。她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

春天，莫尔多瓦女人和一个募集修建寺院基金的老头一起，还有一瓶伏特加酒，被压在倒塌了的劈柴堆的下面，这个女人被送进了医院。而死认真的丘尔卡对维亚希尔说：

有一回，他缶子里的什么东西煮干了，慌忙地用炉叉子抓住缶子猛地一拉，打坏了窗框的横木和两块玻璃，碰翻了架子上的缶子并打碎了。这使老头子非常恼火，他坐在地板上哭起来。

“啊哈，你们怎么不死呢，你们好像不是小孩子了，是吗？嘿，小偷们，上帝保佑我可别睡不着觉！”

“别急，等一下，你放了多少茶叶？”

“你们干吗要破坏啊？真见鬼。”

“给我水……”

外祖父关心地摸摸他，说：

“你看，你看，他在干什么！”可是，当他看到这一切，并没能使我高兴时，他便严厉地说：“算了，你醒醒吧！大家都是要死的，连小鸟也要死。听我说，我去给你母亲坟上铺上一层草皮——好吗？我们现在就到外面去，你，维亚希尔和我，我的山卡也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去铲草皮，就把坟墓装饰起来——再好没有了！”

“要知道，你们自己也是要死的，在污水坑里是活不了多久的！”

我也认为，我们生活得并不苦，我现在很喜欢这种独立自在的街头生活，也喜欢这些伙伴，他们唤起我一种伟大的感情，我总是不安地想为他们做一些好事情。

“怎么啦？难道你要生伙伴们的气吗？”

于是他又往科利亚嘴里送嚼烂的食物。看他这样喂孩子，我羞愧得要命，感到喉咙下面要窒息，感到恶心。

她从椅子上起来，慢慢地走到自己的角落，躺在床上，拿手帕擦出汗的脸，但她的手已不听使唤，两次从脸旁边落在枕头上，用手帕擦了枕头。

“呜……”

“您看见没有，他探着手还想吃！”

每当这个人谈到哪家有病人、镇子上哪个人快死了的时候，我和维亚希尔就很不愉快。他谈这些事情时，总是津津有味，毫无怜悯心。他看到我们对他的话不感兴趣，便故意逗弄我们，刺激我们：

在我们的伙伴中识字的只有两人——丘尔卡和我。维亚希尔非常羡慕我们，他揪住自己尖尖的老鼠似的耳朵，像鸭子叫似的说：

他挥一下手，对我说：

后父回来了，他穿着帆布上衣，戴着白制帽。他不声不响地拿起一把椅子，搬到母亲的床边，突然，把椅子往地板上一扔，像铜喇叭似的大叫一声：

外祖母洗干净后，用头巾包上又肿又青的脸，并叫我回家去。我知道他们在追悼会上要喝酒，并且一定会吵架，所以我不肯回去。米哈依尔舅舅还在教堂里就叹着气对雅科夫说：

“你好一些了吗？”我问道，不知为什么心里有点畏缩。

“你看，”他说，递给我一只折断了的马刺，“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和维亚希尔送给你的！你瞧上面的小轮子，怎么样？准是哥萨克戴的，后来丢了……我想向维亚希尔买下这玩意儿，给他两戈比……”

“该死的小鬼头，应该用锯子锯，用锯子！锯下来的可以做擀面杖，可以拿它们去卖！鬼东西！”

“要好好地喂他，可是我的饲料不够喂你们所有的人……”

“好吧，我们就死吧，”维亚希尔说，“天使会收留我们……”

维亚希尔竭力要逗我笑：他把马刺挂在下巴上，并用舌头去够马刺的星形轮，雅兹父亲则故意地高声哈哈大笑，叫道：

“这是你的，别再向我要什么了！”

鞑靼人的狂热不比我们差。战斗结束后我们经常和他们一起到行会里去，在那里他们请我们吃甜马肉，喝一种特别的蔬菜汤，晚饭后喝很浓的砖茶和奶油核桃甜点心。我们很喜欢这些身材高大的人，他们都是精选出来的大力士，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童稚般的很容易了解的东西。特别使我惊讶的是他们那种没有恶意的坚定不移的善良性格和彼此之间关心的严肃态度。

离开了学校之后，我又开始过街头生活。现在更好了——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能挣到更多的钱。每逢星期天，我们一伙人打一清早就到野外去，到松林里去，回到村镇上时已经很晚了，我们感到有一种愉快的疲倦，彼此之间也更亲近了。

“食品货杂店……”

他在场的时候，大家都不好意思去折断一枝白柳，弄断正在开花的接骨木或者砍下奥卡河岸上的一根柳条。他总是耸起肩膀，摊开双手，吃惊地说：

于是他们把草鞋还给我们一半，接着我们的战斗就开始了。通常是他们在空地上摆好架势，我们尖叫着在他们周围奔跑，投掷草鞋，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跑动时被扔到脚下的草鞋绊倒了，脑袋栽在沙土里，他们就会大哄大叫，发出震耳的笑声。游戏激烈地进行了许久，有时直到天黑，聚集了许多市民，他们在角落里观看，为体面起见，也抱怨几句。灰色的、满是灰尘的草鞋乌鸦似的满天飞。有时我们中间有人遭到很厉害的打击，不过还是满足多于疼痛和委屈。

“怎么样，小强盗？”他一只手敲着桌子迎着我说，“如今我不养你了，让你外祖母养你吧！”

小孩抽出两只手，摇晃着白色的小脑袋，向我探过身来；他的头发很稀少，呈白色，小脸则显得老气而聪明。

我又来到了外祖父家。

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便聚集在雅兹家里，在墓地上他父亲的看守室里。他父亲是个骨架歪扭的人，手臂很长，全身很脏，在他的小脑袋上和黑脸上长着浓密的肮脏的毛发，他的脑袋像一朵干枯的牛蒡花，又长又细的脖子是花茎；他甜蜜地眯缝着有些发黄的眼睛，快言快语地嘟囔道：

我用口袋背来一些洁净、干燥的沙子，把它堆在窗户底下有太阳的地方，按照外祖父的指示，把弟弟埋到齐脖子高。小孩喜欢坐在沙子里，他那双不同寻常的眼睛对我甜蜜地眯缝着，闪着亮光——这眼睛没有眼白，只有蓝色的瞳孔，瞳孔的周围是一圈发亮的圆圈。

“你就养吧！”外祖父喊了一声，不过立即就平静下来，对我解释说：

中午，外祖父把脑袋伸出窗口，喊道：

甚至圣像前长明灯的火油也各买各的。这是他们共同劳动了五十年之后发生的事！

雅兹总是默不作声，留心地用悲伤的眼睛观察着大家，他把自己的玩具——从垃圾坑里捡来的木头兵、拐腿马、破钢片、扣子等拿给大家看，仍是一声不吭。

“怎么样，来最后一杯？”茶快要倒完时她问他。

“你们？去当天使？”

“你的茶叶比我的碎，所以我得少放一些，我的茶叶大，能多出茶。”

“我——要回家，不然我妈妈会害怕的。谁跟我走？”

“咱们每人凑一戈比给维亚希尔的母亲买酒吧，不然，她会打他的。”

“喂，这有什么必要啊？”他问道。于是我们就清楚地知道——是没有必要！

“字母活蹦乱跳的，有人念它们，它们高兴着呢！”

“别胡说了，糟老汉！”

母亲不停地咳嗽……

我手里端着碗在母亲床边不知站了多长时间，看着她的脸变凉，变黑了。

“那就是贼娃子……”

“维亚希尔，嗯，很严肃！对，不是我，是他送给你的，是他……”

我们买了三钱茶叶，几两糖，一些面包，当然还要给雅兹父亲买几两伏特加酒。丘尔卡严厉命令他：

科斯特洛马也厌恶偷东西，小偷这个字眼他说得特别重，每当看见别的孩子去洗劫醉汉的时候，他就前去赶跑他们，如果被他捉住了，就狠狠地揍一顿。这个大眼睛的不快活的孩子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大人，他走路步态特别，像装卸工人似的一扭一歪的，他特别用又粗又低的声音说话，他整个人有点儿迟钝、装模作样和老气横秋的样子。维亚希尔相信，偷窃是一种罪恶。

沉默、干瘦的母亲几乎抬不起腿走路了，用一种可怕的眼神看着一切。小弟弟生瘰疬病，踝骨上有伤口，身体弱得连大声哭都不能，要是饿了，就哆嗦着呻吟，饱了就打瞌睡，瞌睡中还奇怪地叹气，像小猫似的轻轻打呼噜。

她很可怕地看着我，说：

他手一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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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到过道里去了。母亲说：

我在学校里又变得困难了。同学们嘲笑我，叫我“捡破烂的”、乞丐。有一次，吵架后他们告诉老师，说我身上有一股污水坑的气味，不能坐在我的旁边。我记得，这种告状曾使我受到多大的侮辱，这之后我上学又是多么的困难。这种控告是恶意的捏造：每天早晨我都非常仔细地把身子洗干净，从来没有穿着捡破烂时穿的衣服到学校去。

“瞧，你在什么地方！天上！”

我拾起刀子，把它扔在桌子上，母亲推了我一下，我坐在炕炉台阶上，吃惊地看着她。

“瞧，死期到了，有什么脸去见上帝呢？对他说什么好呢？忙碌了一辈子，也做过一点事……可到头来是什么下场呢？……”

“她死了，你们看……”

“怎么不可怜呢？”维亚希尔惊讶说，“要知道，他是我的妈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莫尔多瓦女人动不动就把维亚希尔打一顿，但还是相信她是好人，甚至在不走运的时候，丘尔卡也提议说：

然后，他把她所有的衣服、物品、狐皮大衣全都拿去，总共卖了七百卢布，而这些钱全部借给了教子——一个做水果买卖的犹太人去生利息。他彻底生了吝啬病，丧失了羞耻心：他去拜访所有的老相识——以前手工业行会的同事和富商，诉苦说，孩子们弄得他破了产，向他们哭穷要钱。他利用别人对他的尊敬，获得了大把大把的钱。外祖父拿着这些钱在外祖母的鼻子底下晃来晃去，向她吹牛，并像逗弄小孩子似的逗弄她。

外祖父往茶壶里看了看，说道：

“糟老汉，把茶炊放上去！”

“这——算不得游戏！”

不过，这个人有时又忽然像潺潺流水似的用一种沮丧的声音讲些古怪的事：

我也开始挣钱了：每逢假日我很早起来，拿一个大口袋，走遍各家各院、大街小巷，去拾牛骨头、破布、碎纸、钉子。每普特破布、碎纸卖给收破烂的人可得二十戈比，废铁也一样，而一普特的骨头值十戈比或八戈比。平时放了学也干这件事，每逢星期六去卖这些东西可得到三十至五十戈比，碰到好运气时还能得到更多一些。外祖母接到我的钱，急忙塞进裙子里的兜里，低下眼睛，称赞我：

他们偷木匠的工具，偷马车夫的扳手，偷货车车夫的肩轴、大车的补轴。我们这伙人却不干这种事。有一天，丘尔卡坚决地宣布：

“今天我们喝一杯怎么样？”

维亚希尔一边望着窗外的墓地，一边幻想着说：

“你就算了吧！”她安慰我说，“怎么回事？老头子老了，就变糊涂了！他已经八十岁了，也就倒退了八十年！就让他糊涂去吧！谁倒霉呢？我去挣我的和你的面包，不用害怕！”

他把茶叶倒在手心里，仔细地数了数，说道：

“你们把我喝光啃光了，只剩下骨头了，啊哟，你们这号人啊……”

糟老汉笑着把铁茶炊放上去。我们便等着喝茶，谈论着自己的事情，他给我们出好主意说：

“你胡说什么？”

他几乎知道每个被他埋葬在那片荒凉、光秃坟地沙土里的村民的生活史；他好像在我们面前打开了各家各户的大门，我们走进里面，看见了人们的生活，感受到某种严肃的、重要的东西；看来，他能讲上一个晚上，直到天明。可是看守室的窗户刚刚变黑，黄昏刚刚来临时，丘尔卡就从桌子后面站起来：

“好吧，来最后一杯！”

我睡在炕炉和窗户之间的地板上，地方不够长，我就把两只脚伸进炉子下面的空地里，蟑螂在脚上爬，弄得痒痒的。这个角落让我看到不少幸灾乐祸的事情——外祖父做饭时炉叉子和通条的把儿经常打破窗玻璃。他这样聪明的人竟想不到可以把炉叉子去掉一段。

“我认得，只是把母字念颠倒了。”

他对树木青草的爱护，也使我们大家感到好笑和奇怪。

他们都笑得非常好，直笑得流眼泪。他们中有个卡西莫夫人，歪鼻子，一个有着神话般的力量的庄稼汉；有一次他把一个二十七普特重的大钟从货船上搬到岸上很远的地方，边笑边号，大声喊道：“呜，呜！空话——莠草，空话——零钱，金币，空话！”

外祖父睁大眼睛，手里拿着炉挡板，像瞎子一样跌跌撞撞地悄悄离开了炉子。

“啊哈，你们害怕了，小鬼们？就是嘛，有一个胖子快要死了——嘿，他要很久才能腐烂！”

外祖父进来了，我告诉他：

“看见了吗，傻瓜，就是百分之一也不会给你！”

她完全变哑了。很少用激动的嗓子说一句话，她整天默默地躺在那个角落里，慢慢地死去。她快要死了，这我当然也感觉到了，知道了，而且外祖父也过于频繁地、令人厌恶地谈到死，特别是在晚上，当院子里已经黑了，那熟羊皮一样暖和的浓烈的霉味钻进窗户里来的时候，他喜欢谈到死。

但是这种生活没有持续很久。后父被解雇了，他再次消失了。母亲和小弟弟尼古拉搬到了外祖父家，要我担负保姆的职责。外祖母到城里去了；在一位富商家里绣棺罩。

春天，在集市的最热闹的季节来临九-九-藏-书-网之前，每天晚上，镇子的街头到处是喝醉了的工匠、车夫和各种各样的工人。镇上的孩子经常去搜他们的腰包。这是一种合法的行业，就在大人的眼前无所顾忌地干这种勾当。

“这个吃一点，那个吃一点，加起来就多了……”

“我和她完全分开过了，如今我们的一切都是分开的……”

“你来我家住吧，我将好好教你认字……”

“这要多谢你，我的心肝宝贝！我们俩不能养活自己吗，我们俩？有啥了不得的！”

外祖母坐在窗户下面，快速地编织着花边，线轴欢快地咔嚓咔嚓地响着，密密地插满铜针的垫板在春天的阳光下，像金刺猬似的闪着亮光，外祖母本人也像铜铸的一样——毫无变化！外祖父则更干瘦了，满脸皱纹，他的红黄色的头发变成了灰白色，安然傲慢的动作变为急躁和忙碌，绿色的眼睛疑心重重地张望着。外祖母嘲讽地对我讲了她和外祖父分家的情形，他把所有的瓦盆、碗碟、盆盆缶缶都分给她，说：

“是字母！”

于是我就到人间去了。

当雅兹的父亲使我们感到厌烦时，丘尔卡就生气地吆喝他：

从门边黑暗的角落里传来母亲的声音：

“吃午饭喽！”

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分开：一天由外祖母出钱买食品，准备午饭，第二天就由外祖父买食品和面包；而他准备的午饭总是要差一些，外祖母的就好一些。外祖母买的是好肉，而外祖父总是买些大肠、肝、肺、肚等。茶叶和糖也各自保存，不过在一个茶壶里煮茶；外祖父惊慌地说：

丘尔卡认真地证实说：

母亲去世的那天早晨，她小声地对我说，声音比平时更清晰更轻：

他哈哈大笑，又讲了死人的各种丑事来逗弄我们。

“你们注意，后天特鲁索夫家有四旬祭，要举行大宴。你们可以到他们那儿拾骨头去！”

“小孩不懂事！他还不知道他该吃多少……”

“天老爷啊，天老爷……”

我把这些书拿到小店里去卖了五十五个戈比，把钱交给了外祖母，奖状由于我在上面题了几个字弄脏了，便交给了外祖父，他很珍惜地把它收藏起来，因为他没有打开看，所以没有发现我的胡闹行为。

“你可怜她吗？”我问道。

“你少管闲事……”

我们的和事佬是维亚希尔，他总是善于及时地对我们说些特殊的话，话很简单，却使我们感到吃惊和难为情。他自己也是吃惊地说这些话。雅兹的恶作剧没有使他生气，也没有吓倒他，一切不好的行为他都认为是不必要的，他会平静而又令人信服地加以制止。

当我回到外祖父家时，母亲坐在桌子旁边，她穿着干净的淡紫色的连衣裙，头梳得很漂亮，像从前那样傲慢的样子。

“是的，”他继续讲道，“她就这样坐在门槛上睡着了，屋子里冷得要命，我浑身打哆嗦，差点儿没冻死，拖她吧——又拖不动。今天早晨我对她说：‘你怎么醉得那么厉害？’她却说：‘没关系，再忍耐一下吧，我很快就要死了！’”

这个鞑靼孩子有些不好意思了，于是自己也唱起关于卡马河岸上这座城的歌儿来。

“我不去偷东西，妈妈不让我干。”

丘尔卡纠正他说：

白天，他出去的时候，我用面包刀把炉叉子截去了大约四分之三，可是外祖父看见我这桩活儿后，却骂我：

不过我终于通过了三年级的考试，获奖得到一本福音书、带封皮的克雷洛夫寓言，还有一本没有书皮，其书名我看不懂的小书《法塔·莫尔加耶》，还发给了我一张奖状。当我把这些奖品带回家时，外祖父非常高兴和感动，宣布这些东西需要保存起来，他要把这些书锁在箱子里。外祖母生病已经躺了好几天，她没有钱，外祖父唉声叹气，尖声叫道：

“再见！”

“我们很快就可以到森林里去了，啊哈！”

他把小孩放在自己膝盖上，亲自喂他——把土豆和面包嚼烂，用弯曲的手指送进科利亚的小嘴里，弄得他嘴巴和下巴都很脏。外祖父喂了一会儿后，便掀起小孩的小衬衣，用手指按一按隆起的小肚子，自言自语地说：

旁边是一家小牲口屠宰场，每天早晨那里几乎都听得见小牛的哞哞叫声和绵羊的咩咩叫声，血腥味如此浓重，有时使我觉得，这种气味就像是一张透明的血红的网在多尘的空气中晃动……

如果有鸡、猫走近我们，科利亚就会长久地注视着它们，然后看看我，并露出一丝微笑，这微笑使我感到不安：是不是小弟弟已经觉察出我跟他在一起觉得很寂寞，想丢开他跑到街上去呢？

坐落在沙地上的村镇，植物生长很少，仅在某些地方、某些院子里，孤单单地长着几棵苍白的柳树，歪歪斜斜的接骨木，还有就是胆怯地躲藏在围墙后面的几根灰色、干枯的小草，如果我们有谁坐在这些小草上，维亚希尔就会生气地嘟囔道：

“快跑去！”

他朝床上瞥了一眼。

“等埋葬了我的莫尔多瓦女人后，我也去上学，我向老师鞠躬下跪，请他hｔtｐ://ｗww•９9ｌib•ｎｅt收留我；学成之后，我去求主教或者求沙皇本人收我当园丁！”

“人家问她：‘是谁放的火？’她说：‘我放的。’——‘怎么会这样呢，傻瓜？那天夜里你不在家，你躺在医院里啊！’——‘是我放的火！’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嘿，上帝保佑，别让我睡不着觉……”

“食品杂货店，怪人！”

这使我感到高兴。于是我们就到野外去了。

“雅兹过得比我们都苦。”丘尔卡常常说，维亚希尔则总反对说：

“特鲁索夫家的骨头有厨娘收集。”百事通丘尔卡说道。

当人们在母亲的棺材上撒干沙土时，外祖母像瞎子似的走进坟堆里，她撞在一个十字架上，把脸碰破了。雅兹的父亲把她领到看守室里。在外祖母洗脸的时候，他悄悄地对我说了些安慰的话：

有一次，他把维亚希尔放在他的手掌上，把他举得很高，并说道：

“喂，列克谢，你——不是一枚奖章，我脖子上不是挂你的地方，你到人间谋生去吧……”

我们也大声对他说：“再见！”每次把他留在墓地上时我们都觉得怪不好的。有一次，科斯特洛马回头看了看，说：

做什么都很认真的丘尔卡问道：

比捡破烂更有出息的行当，是到奥卡河岸上的木材厂或到彼斯基岛（到赶集的季节，人们便在这岛上临时搭棚做铁器买卖）偷木材和木板。集市过后，棚子拆除了，那些柱子和木板都堆在彼斯岛的码头上，几乎一直放到春汛到来的时候。一块好木板卖给小市民业主能得十戈比，一天能拖上两三块，不过必须是在坏天气里，当暴风雪或大雨把看守人赶跑，迫使他们躲起来的时候，才能成功。

我们制止他说，他却偏不停地说：

大家都走了。雅兹把我们送到围墙边，锁上了大门，他把瘦削的黑脸贴在栅栏上，哑着嗓门说：

开始时哈比生我们的气，但是有一次维亚希尔用一种像鸽子叫的声音（这表示他认可了自己的外号）对他说：

安葬母亲几天后，外祖父便对我说：

“上帝保佑我可别睡不着觉！咳！”

“好了！”外祖父最后说道，“去，抱给他母亲吧。”

“喂，干吗要践踏小草？坐在旁边的沙地上不是一样吗？”

我从桶里舀了一碗水，她困难地抬起头来，喝了一点水，便用冰凉的手把我推开，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朝圣像那个角落看了一眼，把眼睛转向我，嘴巴微微动了动，好像苦笑了一下，长长的睫毛慢慢地垂在眼睛上，胳膊肘紧紧地贴着两肋，两只手的手指衰弱地动了动，移到胸口，靠近喉咙，她的脸上浮现着暗影，慢慢扩散到全脸，蜡黄的皮肤发紧了，鼻子变尖了，她的嘴奇怪地张开，但已经没有呼吸了。

他经常谈论女人，而且总是说得很肮脏。不过在他的讲述中却有一种问罪式的抱怨式的东西。他好像是要我们跟他一起去思考，所以我们都很认真地听。他不善于讲话，没有条理，常常提一些问题，自己打断自己的话。可是听他讲了之后，记忆里会留下一些令人不安的片断和碎片。

“我可不敢去偷！”哈比说。

不知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城市很可笑，我们逗弄这个斜眼的鞑靼小孩，唱道：

当牲口的头（两角之间）被斧背打昏而吼叫时，科利亚便眯缝着眼睛，噘着嘴，大概是想学这种声音，但只是吹吹气：

“我们明天醒来时，他——也许已经死了。”

但是从彼斯基岛拖走木板和木柱子却不认为是犯罪，我们谁也不怕做这件事。我们拟定了多种能使我们十分顺利地完成这件事的措施。在黑天或者阴雨天的晚上，维亚希尔和雅兹便沿着膨胀的潮湿的冰面穿过河湾来到彼斯基岛上，大摇大摆走过去，竭力吸引看守人的注意，而我们四个人便分头偷偷地摸过去。被维亚希尔和雅兹惊动了的看守人只顾注意他们，我们则在预定好的木材堆旁边集合，挑选所要的东西。趁那两个快腿的伙伴逗得看守人去驱赶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往回跑。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绳子，绳头上系一个很大的钉钩子，用钉钩子钩住木板或木柱子，在雪地和冰上拖着走。看守人几乎从未发现过我们。即使发现了，也追不上我们。我们把东西卖了后，把钱分成六份，每人能得到五戈比，有时还能得到七戈比。

我很快就对小弟弟喜欢得难分难舍了，我觉得，他明白我所想的一切，我和他并排地躺在窗下的沙子里。外祖父的尖声叫喊从窗口传到我们这里：“死倒是容易，可你应该学会活下去！”

他非常注意外祖母倒给自己和倒给他的茶是否同样浓；倒在茶杯里的分量也要一样。

由于他的惊奇，大家都感到惭愧。

他朝窗户外看了一眼，忽然从看守室走了出去，但马上又和维亚希尔一同回来了，他满面春风，十分高兴。

院子又小又窄，而且很脏，从大门起是一排用毛板搭成的板棚、柴舍和冰窖，拐个弯，最后是几间澡堂，房顶上堆满木船的破片、劈柴、木板、湿木屑九九藏书网，这一切都是小市民在流冰和春汛时从奥卡河里打捞上来的，而且整个院子都堆满了各种木材，这些湿透了的木材在阳光下冒气，散发出一股霉味。

我还来不及回答，她便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拿起一把用锯子改做的又长又软的刀，用刀的平面打了我几下，刀便从她手里脱落了。

外祖父的床放在入口的地方。几乎就在圣像的下面，他睡觉时头冲着圣像和小窗户。他在黑暗中躺着，长久地唠唠叨叨地说：

“要把尼古拉抱到外面去晒晒太阳，在沙土里……”

“昨天我的莫尔多瓦女人回家的时候又喝醉了！”他高兴地讲道，一双金色的圆眼睛闪着亮光，“她把门推开，就坐在门槛上，唱啊，唱啊，像只老母鸡！”

“我们根本不是小偷！”

在镇子里，偷窃不算是犯罪，它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对于半饥半饱的市民来说，几乎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一个半月的集市挣不到全年的生活费用，连很多有头有脸的业主都“到河上去捞外快”——打捞春汛冲走的木柴和木材，用木筏子转运小件货物。不过主要还是偷货船上的东西，一般地说他们都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上“施展本领”，捞走所有那些放得不稳妥的东西。每逢节假日大人夸耀自己的成功，小孩则听着，学着做。

“唱什么歌？”

我仿佛觉得她在微笑，而且在她的眼睛里闪现出某种新的东西。后父正在做弥撒。外祖母吩咐我到一个犹太女人——小铺老板那里去买烟，可是当时没有现成的烟，只好等女老板把烟搓好后，再把烟带给外祖母。

看到外祖父的这些怪念头，我觉得既可笑又恶心，而外祖母，我只觉得可笑。

“你胡说什么？”维亚希尔小声地但生气地说。而雅兹的父亲却在我面前跳来跳去，向他使眼色，说道：

“过来！你到哪儿闲逛去了，啊？”

“我们过得不算坏……”

“她是快要死了，已经全身肿了。”

“收留你们？”雅兹父亲惊讶得喘不过气来。

比起偷木板来，我们还是更喜欢捡破布和骨头。在春天化了雪或下了雨之后，荒凉的集市的石铺的街道被冲洗得干干净净，这时候去捡破烂特别有趣，在集市的沟渠里总是可以捡到许多钉子、破铁，有时我们还会捡到钱，铜币和银币。但为了不让商场上的看守人赶我们走或夺我们的口袋，就得或者给他们两戈比，或者打躬作揖半天。总之，我们的钱挣来不容易，但是我们过得很友好，虽然有时也有点小争吵，不过，我记得，我们之间从未打过一次架。

一些要好的人结伴成伙：莫尔多瓦女乞丐的儿子，十岁的山卡·维亚希尔是一个可爱、温柔、总是安详快活的孩子；没有双亲的科斯特洛马，卷发、瘦削，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后来，十三岁的时候由于偷了一对鸽子而被关进了少年罪犯管教所，在那里上吊自杀了）；鞑靼小孩哈比是一个十二岁的大力士，天真而又善良；看坟和掘墓人的儿子扁鼻子雅兹是一个八岁小孩，患羊痫风病，像鱼一样不说话；年龄最大的是女裁缝、寡妇的儿子格里沙·丘尔卡，他是一个通情达理、公正的人，酷爱拳斗。他们都是同一条街的孩子。

八月份的一个星期天大约中午时分母亲死了。后父刚刚从外面回来，又在什么地方找到了工作；外祖母和科利亚都搬到他那儿去了，住在车站附近一个洁净的住所里。本来过两天母亲也要搬过去的。

他父亲把各种各样的茶杯和茶缸摆在桌上，再把茶炊送上来，科斯特洛马坐下来倒茶。他父亲喝完那盅酒后，便爬到炕炉上，从那儿伸出长长的脖子，用猫头鹰似的眼睛打量着我们，嘟囔道：

“我养就我养，”外祖母说，“你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吗！”

他把收集来的这些钱拿去生利息，借给他的新朋友——一个高个子的秃头，镇子里的人管他叫“马鞭子”的毛皮匠，及这个人的妹妹，一个小铺子的老板娘，这是一个红脸蛋，褐眼睛，又娇慵又甜蜜得像糖浆一样的大胖婆。

每逢周末，我们都举办快乐的游戏。整个星期都在做准备：我们把街道上的破草鞋收集起来，堆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星期六的晚上，当一群鞑靼搬运工人从西伯利亚码头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在十字街上站好位置，开始向这些鞑靼人扔草鞋。起初他们被激怒了，追赶我们，骂我们，但很快他们自己也迷上了这种游戏。当他们知道将有一场战斗等待着他们时，便也准备了许多草鞋来到战场上，不仅如此，他们还窥伺了我们的藏军火的地方，不止一次地把我们的军火偷光了。我们抱怨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