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就是主教死了……”

我觉得裁缝妻子的那几本书是非常珍贵的，生怕它们被老太婆扔进炉子里烧毁了。我极力不去想这些书，每天早晨去买早茶面包时，就在小铺里租借一些五颜六色的小书回来。

我没有出声，但觉得奇怪：难道可以问人家在想什么吗？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一个人往往一下子会想到许多问题：眼前所有的事情，昨天乃至去年见到过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交错在一起的，捉摸不着的，不断运动、变化着的。

院子里关于这个女人的谈论更难听了，对她的讥笑也更恶毒了。听到这些肮脏的、显然是荒谬的闲言碎语，我非常生气，背地里我同情这个女人，为她担心，可是在她面前，当我看见她那双锐利的小眼睛、猫一样灵巧的小身体和那张总是快乐的脸时，我的同情和担心便烟消云散了。

“妈，你就别嚷嚷了！没法活了！他当然要点蜡烛的，因为他要看书。书是从小铺里租来的，我知道。你到他阁楼里去瞧瞧吧……”

这让他突兀，便沉下了脸。

“呸，真是的！”老板应了一声。他穿着棉衣，戴着帽子，提了提领子，并迟疑不决地把脚伸进套鞋里去。

“一个老头子，还作诗呢！”

现在，我每天晚上，从喝茶到吃晚饭这段时间里，都给老板一家人朗读《莫斯科小报》，朗读瓦什科夫、罗克沙宁、卢德尼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和一些为那些无聊得要命的人助消化的文学作品。

“不。”

现在我决定要去偷了，想起了这些话和他那信赖人的微笑，才觉得难于下手。有好几次，我从老板的衣袋里掏出了银币，数了数，还是没能下决心偷走。为此我苦恼了三天。而这一切却突然非常快速而简单地得到了解决。老板忽然问我：

“没有火光呀。”

在大刺绣架后面的一边坐着老板，他在一张粗麻布上用十字纹在绣一面台布。在他的手指下面，逐渐地显现出红色大虾、青色鱼、黄色蝴蝶和金色的秋叶。这幅刺绣的图案是他自己绘制的，他干这个活已经是第二个冬天了，现在已经十分厌烦这项工作。我白天有空闲的时候，他常对我说：

老板派我到阁楼上去看看有没有火光。我跑上去了，通过天窗爬到屋顶上，没有看见火光。在静寂的寒冷的空中，钟声在不急不慢地接连不断地鸣响着，城市昏昏欲睡地躺在大地上，一些看不见的人在黑暗中踏着脚下的积雪跑了过去，发出吱吱的响声，雪橇的滑板吱嘎吱嘎地叫，钟声依然不祥地鸣响。我回到了房间里。

他妻子劝他：

我觉得步兵团的神父索洛维约夫应当知道匈奴是什么。于是我在院子里碰到他时，就拉住他问。

“我还以为要打仗呢！”

每看一本新书，俄罗斯生活与外国生活的这种不同之处就愈加明显，使我产生一种莫名的苦恼，加深了我对这些边角肮脏、纸页发黄的旧书的真实性的怀疑。

回到家，他们像对待寿星一样接待我。两个女人硬要我详细地讲一讲医生是怎么给我治伤的，都说了些什么。她们听着、惊叹着，津津有味地咂咂嘴，皱皱眉。她们对病痛和一切不愉块的事竟有如此强烈的兴趣，我感到很奇怪！

葛朗台老头使我鲜明地想到外祖父。很遗憾，这本书的篇幅太小了，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里面却有那么多的真实。这是我生活中熟悉并且讨厌的真实。这本书把这种真实用全新的、温和的、心平气和的笔触表达了出来。所有我以前读过的书，除龚古尔的书之外，其人物都跟我老板一家人那样是些严厉地指责别人的人。

她皱了皱眉头，发出甜蜜的笑声。

我挑选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去问老板。

医生低声地哈哈笑起来。

我看得出来，由于我没有控告他们，他们感到很满意。利用这一点，我请求他们允许我去向裁缝太太借书看，他们不敢拒绝我。只有老太婆吃惊地感叹说：

“只有丑角们和戏子们才用诗来说话。”

“我不能。这不行。”

“彼什科夫，我也挨过打——有什么办法呢？老弟，人家也打过我！不管怎样，还有我同情你，可是谁同情过我呢？没有任何人同情过我！人到处都有，多得很，可同情的人呢，连一条狗也没有！唉，都是禽兽……”

“匈奴吗？”他奇怪地重复一句，“鬼知道是什么东西呀？也许是无稽之谈吧……”

到了春天，她突然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几天，她的丈夫也搬走了。

“你说的是什么书？”

劈柴的时候我就躲到柴棚里或阁楼上去看书。这些地方也同样不方便，很冷。如果碰到有感兴趣的书，或者需要赶快读完的书，我就夜里起来点上蜡烛看。可是老太婆发现晚上蜡烛短了后，便用小木片把它测定，然后把小木片藏在一个地方，如果早晨起来发现蜡烛少了一点，或者我虽然找到了木片，却没有把木片折短到她测定的长度，那么厨房里就定会嚷起来了。有一天维克多在板床上不满地大声喊叫起来：

“一切会好起来的，朋友，会好的！”

我很难过，想再见一见这个矮小的裁缝太太，告诉她，我是多么感谢她……

有一个礼拜天，老板一家人都早祷去了。我把茶炊生上火，便打扫房间去了。这时最大的那个小孩爬进了厨房里，把茶炊上的活栓拔了下来，拿到桌子下面去玩。茶炊里的炭火很旺；要是茶炊里的水漏完了，茶炊上的焊缝就会裂开。我在房间里就听见茶炊反常的凶猛的尖叫声，跑进厨房一看，啊，坏了，整个茶炊都变青了，并且在颤动，好像立刻就要从地板上腾起来了。插活栓的那个套筒的焊口已裂开，颓丧地耷拉下来，茶炊盖也已歪在一旁，把手下面熔化的锡液在滴落——这个紫里带青的茶炊好像已成了酩酊http://www.99lib.net大醉的醉汉。我拿水去浇它，它发出咝咝的响声，悲戚地瘫倒在地板上。

“这本书很枯燥，等一等，我要给你找另一本更有趣的书……”

老板脸红了，两脚在地上蹭得沙沙响，对医生小声地说了什么话，医生越过他的头看着对面，简单地回答说：

“你还真够顽强，鬼东西！没有什么，这样很好。不过那些书就别看了！从明年起，我要订一份好报纸，那时你再看吧……”

“喂，彼什科夫，你来绣这张台布，动手吧！”

“别废话！”

老板两兄弟上街以后，两个女人便吩咐我去烧茶炊并向窗口奔去。可是几乎就在同时，老板却回来了，他按了门铃，默默地沿着楼梯跑过来，打开通向过厅的门，沉郁地说：

可以听见，其他住宅里也同样忙乱起来，门户砰砰响，有人在院子里牵着套好了的马在跑。老太婆大声嚷着，说教堂里失窃了。老板阻止她说：

“你说什——么？”

她喜欢马里亚特、维尔纳的长篇小说。我却觉得这些作品枯燥无味。施皮尔哈根我也没兴趣。但我很喜欢奥尔巴赫的短篇小说，苏和雨果的作品也不大吸引我了，我宁愿读瓦特·司各特的东西。我想读像奇妙的巴尔扎克写的那些使人激动、令人高兴的书。瓷女人一类的东西我也越来越不喜欢了。

“他们把你的皮肤点缀得很好，朋友，现在你要成为一个不漏水的人了……”

“您干吗不搬家呢，要知道，那些军官仍在给您写字条，取笑您呢……”

《射手》《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神秘的修道士》《鞑靼骑士亚潘恰》等作品我较为喜欢——它们给我留下了一些余味。不过最能吸引我的是《圣徒传》。在这些书里有一种严肃的使人相信的东西，我常常深受感动。不知为什么，所有这些大的殉道者都使我联想起那个“好事情”，而所有大的女殉道者使我联想起外祖母，而那些圣徒则使我想起心情好时候的外祖父。

“彼什科夫，你怎么啦？怎么变得无精打采呢？有哪儿不舒服吗？”

“咳，他的记性多好呀！”

这个人懂得所有难词的简明含义，他有一把能启开一切秘密的钥匙。他用两只手指扶正了眼镜，并通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就像用许多小钉子钉着我的脑门似的对我说：

“取出四十二根刺，朋友，记着，你可以吹吹牛皮了！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换纱布，你经常挨打吗？”

“别摇桌子！真没法子，这些钉子-王牌，咬耗子的狗！……”

维克多鲁什卡也穿上衣服，挑逗大家说：

过了几天她给了我一本格林武德的《一个小浪人的真实故事》，这本书的书名有点儿刺痛我，可是第一页书就引起我狂喜的微笑，并带着这种微笑读完了全书，有些书页我还读了两三遍。

我听了后很难过，很懊丧。倒不是由于匈奴人死绝了而难过，而是因为折磨了我这么久的这个词的意义，原来竟是如此简单，让我觉得一无所获。

原来在外国也有过这种苦难生活的孩子！看来，我过得还不那么坏，也就是说——不必垂头丧气。

“朋友，词，这就好比树上的一片叶子，要想知道叶子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就需要知道树木是如何生长的，就需要学习！书呀，朋友，就好像一座很好的花园，里面什么都有：既有使人欢愉的东西，也有对人有益的东西……”

房子空着，新房客尚未入住的时候，我去看了看：墙壁是光秃秃的，过去挂过画的地方，留下了四方形的旧迹，还留着一些弯曲的钉子和钉过钉子的孔。在油过漆的地板上，乱扔着各种五颜六色的碎布片、纸片、破药盒、空香水瓶，一枚大铜针在闪闪发亮。

于是我决定，关于匈奴的问题去九九藏书网药房里问药剂师，他平时看见我都很和气。他有一张聪慧的脸，大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我记得，我读过这样一首奇怪的诗：

就在这时，龚古尔的长篇小说《泽姆加诺兄弟》忽然落到了我的手里。我立即在一个晚上读完了这本书。我感到奇怪的是，这本书有一种我从未感受过的东西，于是我又从头把这个平凡而又悲伤的故事重读了一遍。里面既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也没有表面逗趣的东西，开头几页像圣徒传一样，严肃，枯燥，语言也很准确，没有夸张，开始时让我有点不愉快的奇异感，但是朴质的、结构严谨的句子却美好地留在了我的心里，卖艺人兄弟的悲剧描述得如此感人，以致我的双手都愉快得战栗起来了。当我读到那不幸的艺人拖着两条断腿爬上阁楼，而他的兄弟却正在那里偷偷练习其心爱的技术时，我禁不住放声大哭了。

“被杀了！”老太婆喊了一声。

“怎么，要我把你交给法庭吗？让我把你查抄后，送你去教养院吗？”

“什么，你要干啥？你要干啥？我这是开个玩笑！”

“瞧，这都是胡编的。”为了表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女主人这么说。

格林武德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这本书之后我很快就得到了一本“正经”的书——《欧也妮·葛朗台》。

不管是好是坏，我只想知道它。

我非常讨厌他。显然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用各种威胁来折磨我，并且津津乐道。每当我走进铺子时，他那污渍斑斑的脸就笑逐颜开，和蔼地说：

“那是为什么呢？”

我把这本书还给裁缝太太时，求她再借一本同样好的书给我。

“当心，不要对我妻子或我母亲透露口风，不然她们又会大闹一番的！”

不过我还是很感激匈奴。自从我碰到这个词之后，对别的词就不会那么感到不安了；也多亏了阿提拉，我才结识了药剂师甘利德贝格。

为这迅速迸发出来的读书热情，我经受了多少侮辱、委屈和惊吓啊！回想起来，真是可悲又可笑。

“那将是什么结果呢？”他嘲讽地问我。

老太婆立即跑到阁楼上去，发现了一本书，便把它撕成了碎片。

“描写爱情的……”

“不，这是有趣的笑料！”

图片的解说词明白易懂地讲述了别的一些国家和人们的情况，讲述了过去和现在各种不同的事件，其中有许多是我们不懂的东西。这使我很苦恼，常常有些奇怪的词扎进我的脑子里，如“形而上学”“人间千年天国说”“宪章运动者”等。这些词实在使我头痛，我觉得它们就像一种不断长大的巨型怪物，把一切都遮挡住了。如果我不能弄懂这些词的含义的话，就永远什么也不会明白。正是这些词像卫士一样守卫着一切秘密的门槛。许多句子常常像扎进我手指里的刺一样，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妨碍我去想别的事情。

这一切很快就被忘记了，日常琐事让你无法脱身，而且不久我又遇到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

我不喜欢朗读。这会妨碍我理解所读的书。但是老板一家人都听得很认真，表现出一种虔诚的渴望，对书中人物的恶行表示惊讶，发出“啊哟、啊哟”的叹息，并相互自豪地说：

但老板却笑着对我说：

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我决定去偷钱来还清他的债。每天早晨，在替老板擦衣服时，从他的裤袋里都发出硬币的叮铃声，有时还从口袋里掉出来，在地板上滚动。有一次，一个硬币掉到楼梯下面的缝隙里，滚进柴堆里去了。这事我忘了告诉老板，几天之后在柴堆里发现了这个二十戈比的银币。我把它还给老板时，老板娘对他说：

《莫斯科小报》上的小品文还不够念一个晚上，我提出把放在床下面的杂志拿出来念一念。年轻的女主人不信任地说：

“关于这种事是禁止说的……”

过了一天，我去了裁缝太太那里。她亲切地说：

我真想问问她：

我常到他药房去为害“烧心”病的大人买苏打和氧化镁，为小孩买月桂软膏和泻药。药剂师给我的筒短的教导，使我对书籍的态度越来越严肃了，不知不觉地书籍已成了我的必不可少的东西，就像酒鬼离不开酒一样了。

“欠的钱带来了吗？”

医生把我领到老板那里，对他说：

“当心，书呆子，眼珠子会爆的，你会成瞎子的！”

“可我知道……”

“你别去！喂，千万别去……”

但后来他又问我：

维克多鲁什卡从板床上爬下来，边穿衣服边嘟哝道：

记得就是在这些空虚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有一天晚上，大家都躺下睡觉的时候，大教堂的钟突然响了一声，房里的所有人都被惊醒了，半裸的人们扑向窗口，相互问道：

“嗨，所有的书都写爱情呀！”

“看完啦？喜欢吗？”

他们常常把事件搞混，把有名的江洋大盗丘尔金所干的事安在马车夫福马·克鲁钦纳的头上，名字也弄错。我纠正他们的错误，他们感到很吃惊。

“你问这个干什么，啊？”

特别明显的是，书中虽然讲的是恶人、吝啬鬼和无耻之徒，却没有表现出我们所熟悉和常见的那种不可解释的残忍和捉弄人的意图。书本里的恶人的残酷是有其道理的；他为什么残酷，几乎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这里所见到的凶恶行为，却是无目的性的，毫无意义的，不过是为了发泄一下自己，并不是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我九九藏书被带到另一个房间里，躺在手术台上。医生用一个凉冰冰的、碰在皮肤上很舒服的钳子，把刺挑出来，并开玩笑地说：

在龚古尔、格林武德、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里没有恶人，也没有善人，有的只是一些奇迹般活生生的人。他们是不容怀疑的，他们所说和所做的正是他们所应该这么说这么做的，而不可能有另一种做法……

“瞧见没有？把钱放进衣袋里时，要数一数。”

“没有。”

“这种书我已经看过了。”

在《莫斯科小报》上经常登有列昂尼德·格拉韦的诗。我很喜欢这些诗。其中有几首诗我抄在本子里，但老板一家人谈到诗人时却说：

维克多鲁什卡也按了门回来了，他满不在乎地脱下衣服，生气地说：

然后他又善意地笑笑说：

“那些东西有什么好念的？那里只有一些画……”

“你满脑子是无聊的东西，这很不好，彼什科夫！”

“嚷够了，妈妈，不是都听见了吗？那不是警钟！”

我现在又在看大厚本的书了，大仲马、庞松·德·泰尔莱利、蒙特潘、札孔纳、加博里奥、埃马尔、巴戈贝等作家的作品，我很快地一本接着一本吞下去，非常高兴。我觉得我已经是那种非凡生活中的一员了，这种生活甜蜜地激励着我，使我振奋。我那盏自制的油灯重又放光冒烟了。我通宵看书，看得眼睛出毛病了。老太婆殷勤地说：

“不，快点给我治吧！”

“你吻吻我这只手，我就再缓一缓！”

他是个脸色苍白的病号，脾气不好，一双红眼睛没有眉毛，胡须发黄。他把拐杖往地下一戳，对我说：

“你在想什么呢？”他的妻子问道。

“以前，挨打更多……”

“可是咱们的日子却过得很安稳、平和，什么事也没有。感谢上帝！”

不过在这一切的后面，我也看到一种活生生的、对我来说有重大意义的真理，看到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关系的特点。我明白，在巴黎无论是马车夫、工人、士兵和所有“干粗活的老百姓”，都不同于尼日尼、喀山和彼尔姆等地的人。巴黎的老百姓能更大胆地跟老爷们说话，对他们的态度也更随便和更独立一些。就拿士兵来说吧，他们可不像我所知道的那些人，既不像西多罗夫，也不像轮船上的那个维亚特省的兵，更不像叶尔莫兴。巴黎的兵比上述这些人更像一个人，在他身上有某种类似斯穆雷的东西，但又不像斯穆雷那样凶狠和粗暴。又如那里有位小铺老板，他同样也比我所认识的小铺老板要好一些。还有，书中的神父也不像我所知道的神父那样，而是更亲切一些，对人更具有同情心。总之，正如书里所说的，外国的生活要比我所知道的生活更有趣更轻松和更好一些。在外国没有那么经常和野蛮的打架，没有人像捉弄维亚特省的士兵那样地捉弄人，也没有人像老太婆那样狂暴地祈祷上帝。

经常是只要看了前面的头几页书，你就能推测到后面谁胜谁败了，而且事件的结扣一旦弄明白，你就会竭力用自己的想象去解开这个结扣，放下书，你就会琢磨起来，像做教科书中的算术题那样，越来越能够断定，哪个主人公能进入幸运的天堂，哪个人物将被打入地狱。

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在所有这些有趣的情节复杂的书中，尽管发生的事件各有不同，国家和城市也不一样，说的却都是同一回事：好人不幸，受坏人欺侮；坏人总是比好人运气好，也比好人聪明，但最后总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战胜坏人，好人一定获得胜利。那些男男女女用千篇一律的语言谈情说爱的所谓“爱情”，我也很讨厌。这种单调的东西不仅令人生厌，而且让人有点怀疑。

“匈奴，”药剂师巴威尔·甘利德贝格对我说，“是类似吉尔吉斯那样的游牧民族，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民族了，已绝种了。”

我很走运。老太婆搬到育婴室睡去了，因为保姆老要喝酒。维克多鲁什卡也不打扰我——他总是当全家人睡着之后悄悄地起来，穿上衣服溜出去，直到早晨才回来。他们不让我点灯，把蜡烛移到房间里去了。我没有钱买蜡烛，于是就悄悄地把蜡烛台的蜡油收集起来，装在一个沙丁鱼罐头盒子里，再倒进一些长明灯里的灯油，并用棉线搓成一根灯芯，晚上就可以在炉灶上点一盏烟雾腾腾的小灯。

他给了我五十戈比并严厉地忠告我说：

这些图片在我面前把地球扩展得越来越宽广了，用神话般的城市把它装饰起来，让我看到高山峻岭和美丽的海岸；生活美妙地展现开来，大地变得更有魅力，人越来越多，城市更加密集，一切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现在我眺望伏尔加河的远方时，已知道那里不是荒漠，可是在以前，我望着伏尔加河却是特别的郁99lib•net闷：前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地，周围是一块块补丁般的黑色灌木丛，草地的尽头是参差不齐的荫蔽的树林，草地的上空则是一片灰蒙蒙的寒冷的蓝天，地面上更是荒凉而孤寂。我的心也是空荡荡的，撩拨着它的只有一种淡淡的哀愁。我失去了一切希望，万念俱灰，只想闭上眼睛。这种令人沮丧的空虚不会给人带来任何东西，只会把我心中所有的一切吸吮干净。

可是我没有勇气对她说。于是我拿了一本描写“爱情”的厚本书，心里带着愁闷的失落走了。

书籍让我看见了另一种生活——一种具有伟大感情和愿望的生活。这种感情和愿望引导人们去建立功勋或者犯罪。我看见我周围的人则既不会建功也不会犯罪，他们躲在一旁生活，好像跟书中所写的情况完全不同。我很难理解，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可不愿意过这种生活……这一点我很清楚——就是不愿意……

他把这种痒得叫人难受的手术做完之后，说：

因此我很明白，“好的正经的”书，能给人带来多大的欢乐。但是如何才能找到这种书呢？裁缝太太这方面帮不了我的忙。

两个女人坐在桌子的一头，在缝衣服或织袜子，另一头是维克多鲁什卡，弯着腰，不大乐意地在绘图，他不时地喊道：

“这是一本好书啊！”她一边说，一边给我推荐阿尔森·古塞的《沾满玫瑰、黄金和鲜血的双手》和贝洛、波尔·德·科克、波尔·菲瓦尔的几部长篇小说。可是这些作品读起来使我心情紧张。

然后他们都坐下来喝茶，平静地交谈起来，不过声音很小，很小心。街上已经安静下来了，钟也不响了。这两天他们都神秘地窃窃私语，有时到一些什么地方去，也有一些客人到这里来，详细地谈论些什么。我极力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老板一家人把报纸藏了起来，不让我看。于是我便去问西多罗夫，为什么他们要杀死沙皇。他小声地回答说：

一个高个子瘦得有点可笑的医生看了我的伤之后，平静地用低沉的声音说：

可是当我从柜台上抓起一个秤砣朝他举起时，他却蹲在地下，喊道：

“我知道，他不会偷东西！”

那些书往往是引起人们对罪犯的同情，而对善良人们的气恼。我们常常可以遗憾地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尽管费了许多脑筋，有很大的意志，却总是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虽然这些善良的人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像石柱子一样牢牢地站在他的面前，虽然所有的罪恶奸计都不可避免地要在石柱子上碰得粉碎，然而石柱子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要知道，一道墙，不论它有多么美丽，多么坚固，一旦你想要到这道墙后面的苹果树上去摘苹果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去欣赏这道墙了。所以我总觉得，最可贵、最生动的东西是藏在善行后面的什么地方的……

我坐下来，并拿一根粗针绣起来。我很同情老板，常想在各方面尽力帮助他。我觉得，总有一天，他会把绘图、绣花、玩纸牌等统统扔掉，去做另一种有趣的、他经常想干的工作。他常常把手头的活扔下，用一种呆滞的诧异的眼神望着它，好像那是一件他不认识的东西。他的长头发披在脑门上和双颊上，像一个修道士的徒弟。

这句话我大概是在慌张害怕中顺口而出的，却被认为是嘲笑她，从而加重了对我的惩罚：我被痛打了一顿。老太婆扎了一捆松明打我，虽然不大痛，但背脊皮下却深深地扎进了许多松叶的针刺，到了晚上我的背肿得像枕头一样，而到第二天中午，老板不得不把我送进医院去。

这一笑使我感到很尴尬，说不清楚我要的是什么书。她却说：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

小铺老板是一个极其讨厌的青年：肥厚的嘴唇，一张汗渍渍的、苍白颓丧的脸，布满了瘰疬的疤痕和污斑，一双眼睛也是白色的，手指又短又不灵活。他的小铺是街上青少年和轻浮少女夜间聚集的地方。我们老板的弟弟几乎每天晚上都到他这里来喝啤酒和玩纸牌。老板常常派我来叫他回家吃晚饭。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在小铺后面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那位有点傻气的红脸的老板娘坐在维克多或者其他小伙子的膝头上。显然老板对此并不生气。还有那位在铺子里帮他做买卖的妹妹，当歌手们、士兵们和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紧紧地搂抱她时，他也满不在乎。铺子里的商品并不多，他解释说，这是新开张，他还来不及把货物配齐，其实这铺子早在秋天就营业了。他拿一些淫秽的画片给顾客们和买主看，拿一些秽亵的诗给爱好者抄录，从中牟利。

冬天的晚上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跟老板一家人面对面地坐着是很难受的。窗外是死寂的黑夜，偶尔听见树木被严寒冻裂的哔剥声；人们像冻鱼一样默默地坐在桌子旁边，暴风雪击打着玻璃和墙壁，刮得烟囱嗡嗡叫，吹得炉门当当响，孩子在婴儿室里啼哭——真想坐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去九_九_藏_书_网，蜷缩起来，像狼一样号叫。

但是床底下除了《绘画评论》外，还有《星火》杂志，因此我们便念起萨里阿斯的《佳京-巴尔季斯基伯爵》来了。老板非常喜欢这部中篇小说里那个有点傻气的主人公，而对小公子的悲惨冒险行为则加以无情的嘲笑，笑得流出眼泪。他喊道：

“怎么会有同样的书呢？”她笑着说道。

床底下的文学作品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争得了把杂志拿到厨房里去的权利，并得到了在晚上看书的允许。

我喜欢斯特鲁日金、梅明托-莫里伯爵的诗。可是这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却认定，诗歌是粗俗的玩意儿：

“请你领回去吧，包扎好了！明天再送他来，换纱布。你运气好——幸好他是个乐天派……”

他一路都在骂人，我对他有点儿怜惜，也很感激他，因为他像对待人那样跟我说话。

我虽然感到很痛，但还是说：

“你瞧，这些小书把你弄成什么样子了！这些书早晚会让你倒霉的……”

“他们告诉我，说你生病了，被送进了医院。你瞧，他们说得不对吧？”

从图片的说明中我知道，在布拉格、伦敦、巴黎等地方，城市中没有沟谷和肮脏的垃圾堆，那里的街道宽大笔直，房子和教堂也不一样；那里也没有把人们关在屋子里六个月之久的冬季，也没有只准吃酸白菜、腌蘑菇、燕麦面、马铃薯和讨厌的麻子油的大斋日。大斋日是不许看书的，我们的《绘画评论》也被收走了。这种空虚的斋戒生活又来临了。现在把这种生活与书上知道的生活作一比较，就更觉得它多么贫乏和丑陋。有书读时我觉得自己健康有力，工作起来更起劲，因为我有了目标：工作越是早结束，留给我看书的时间就越多。把我的书收走了，我就变得全身发软，懒洋洋的，就会害上一种过去所不知道的病态健忘症。

她稍稍抬起细细的眉毛望着我，叹了口气，用熟悉的声音说：

“你要上告吗？”

我坦白地把我的伤心事全都对他说了。他皱了皱眉头说：

“沙皇被暗杀了！”

每当我翻动大厚本书的书页时，灯芯的红色火舌就会摇晃不定，好像就要熄灭了；这灯芯随时都可能滑进燃得很难闻的灯油里；油烟刺激眼睛。可是这一切不便都在我看画报和说明的乐趣中消失了。

她坐在一把很大的圈椅里，两只脚不停地在毛皮便鞋里晃动，不时地打个哈欠，用一件天蓝色的罩衫裹住身体，伸出玫瑰色的手指，敲打着放在膝头上的书皮。

涅斯捷罗夫中尉对我的问题回答得更粗暴：

“没有什么。”他一边回答一边又工作起来。

“被杀了，是一个军官告诉我的……现在怎么办呢？”

去见她的时候，我都穿上干净的衬衫，梳理了头发，尽量把模样儿打扮得好一些。要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不过我还是期待着她会发现这个模样，跟我说话更随便更友好一些，在她那洁净的永远欢快的脸上不要出现呆板的无神的微笑，可是她微笑着，用困乏的甜甜的声音问我：

坐车回去时，老板对我说：

“这是一种残酷虐待，我得开张验伤报告。”

我想尽一切巧妙办法继续看书。老太婆好几次毁了我的书。这样我一下子便欠小铺老板一大笔钱：四十七戈比！他要求我还钱，并威胁说，等我去小铺买东西时就扣下我主人的钱抵我的债。

罗马是座城市，这我已经知道，可是匈奴是什么人呢？我必须弄明白。

我没有说话，不好意思把真情告诉她。干吗要对她说这种粗野而又可悲的事呢？她跟其他人不一样，这很好。

“真是魔鬼！”

大门台阶的门铃响了，我去开了门；老太婆问茶炊烧好了没有时，我简短地回答说：

“是个酒鬼，神经病，对他来说，一切都无所谓。”

“烧好了。”

接着便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这当然使我很伤心，不过读书的愿望也更强烈了。我知道，哪怕是一位圣人到这个家庭来，我们老板一家人也定要教训他，把他改造成跟自己一样的人；他们是因为无聊而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不去责难别人，不大声喊叫，不去嘲弄别人，他们就会失去说话能力，变成哑巴，也就看不见自己的存在了。人为了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就必须用某种方式去对待人。我们的老板一家人除了教训和责难人之外，就不知道如何去对待身边的人。即便是跟他们一样地生活，一样地思考和感受了，他们还会因为这个来责难你。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没地方去借钱。我的工资全都交给了外祖父。我慌了神，不知怎么办。我请求小铺老板缓一缓再还债，他却伸出其油渍渍的像油炸饼一样的胖手，说：

我每本花一戈比的租钱，向他租了米夏·叶夫斯季格涅夫的无聊小书来看。租钱很贵，可是这些书并没给我带来任何乐趣。《古阿克，或称不可战胜的忠诚》《威尼斯人法兰齐尔》《俄罗斯人与卡巴尔达人之战，或称一个死在丈夫坟上的美女伊斯兰教徒》，以及所有这一类的文学作品，都没有让我感到满意，常常引起我极度的烦恼：好像这些书把我当傻瓜地嘲弄，用难懂的词句在说些难以置信的事情。

“失火了吗？是火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