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娘也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因此她平时总是很和善很快乐，并总是吓唬我们，用胖胖的手敲着桌子大声说：

他死亡的日子拖得太长了，连他自己也感到厌烦。他真的懊丧地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读书，甚至还读圣经，却干出这种胡闹的事情，为啥？你可要当心，老弟！”

我在作坊里的职责不复杂：早晨，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得给工匠们准备好茶炊；工匠们喝茶时，我和巴维尔便去收拾作坊，把调配颜色用的蛋黄和蛋清分开，然后我就到铺子里去了。晚上我必须磨颜料和“观摩”手艺。刚开始时，我对“观摩”有很大的兴趣，但很快我就明白了，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分工很细的技术活都不喜欢，而且感到腻烦乏味。

我记得，从读《恶魔》的前几行起，西塔诺夫就望着这本书，然后又看着我的脸，把画笔放在桌上，把长长的两条胳膊掖在双膝中间，摇晃着身体笑着，椅子在他的身下轧轧直响。

接着他就激动地给我讲了悲惨的《雅科夫列夫演员的一生》。

“你怎么啦？”

他们走了之后，我便在门边地板上躺下来，巴维尔·奥金佐夫也跟我在一起。他翻来覆去许久，呼哧着，突然轻轻地哭了。

“丢开一切，你学戏去吧！”

“小甲虫库兹卡”是作坊里的人给掌柜起的绰号。

“他就要死了！真的，你瞧着吧！”巴维尔激动地说。

这个又脏又臭、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儿笃信上帝达到令人讨厌的地步。他无恶不作，常把作坊的事情向掌柜告密。由于老板娘有意招掌柜为女婿，所以掌柜就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作坊和所有人的主人了。全作坊的人都恨他，但又怕他，因此也怕戈果列夫。

每逢星期天，青年们都到彼得巴甫洛夫墓地的林场上去斗拳，他们聚集在那里，跟清道夫们及附近农村的村民进行比赛。清道夫里派出与城里人对抗赛的是一位著名的拳击手，他是莫尔多瓦人，身材魁梧，但脑袋很小，眼睛有病，老流眼泪，他用短上衣的脏袖子擦了擦眼泪，叉开双腿站在自己人面前，善意地向人挑战：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那里，你得睁大眼睛，小心点！”

“老兄，把你们家里的事拿到赛场上来解决，那是违规的！”

有人建议说：

“我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年纪轻，可不傻！”

我问道：

阴郁的拉里昂内奇亲和地说：

“唉，他干吗要生下来呢？还不到二十岁，却要死了……”

“我一句也记不得了，”日哈列夫说，在刺骨的寒冷中，他全身哆嗦着，“什么也记不得，却能看见他。居然强迫人去可怜魔鬼——这可真是奇怪。他可怜，是吗？”

“瞧，竟有这种事！”

西塔诺夫越过我的肩膀，探过身来，念了几句，笑着说：

巴维尔狂热地千方百计地捉弄这个模压工，不让他有一分钟的安静，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方面我也全力支持他。作坊里的人看见我们几乎总是用无情而粗野的方式对待他，也都挺快乐，但也警告我们说：

不论是我们还是对方都感到很不愉快，并且很奇怪。有一位公证人生气地对西塔诺夫说：

“啊哈，两个小丑！”他们对我们叫喊，“啊哈，两个强盗！”

他沉默了许久，终于对这位公证人说：

“天哪，他们居然还自己承认哩！该死的东西……应该尊重老人！”

他本人身上也有某些“西班牙贵族”的气质。有一次在瞭望台前的广场上有三个消防队员在殴打一个农民取乐，有四十多个人在围观这场殴打，为消防队员喝彩。西塔诺夫冲了过去，挥起长胳膊猛击三个消防队员，扶起那个农民，把他推进人群里，大声喊道：

巴维尔·奥金佐夫也有西塔诺夫的这种思想。他学着成年人的姿势抽卷烟，抽象地议论上帝啦，酗酒啦，女人啦，还说任何工作都毫无意义，因为虽然一些人在劳作，而另一些人却在破坏人家的劳动成果，不珍惜它，不理解它。

“我去找我的女人。”西塔诺夫小声答道。

“只是，老叔，请你不要声张出去！”

“那我们就要感谢你了！”

我真高兴。原来这就是神父在忏悔时问我的那种书。

要不就说：

可是，越往后便越令人烦恼地觉得，悲哀比欢乐更接近这些人的心灵。

“我不跟你比，你走开！”

他是个不苟言笑的幽默家，老想开点小玩笑来驱散作坊里的可怕的烦闷。他常常沉下又瘦又黑的脸，用吹口哨似的声音说：

“读书可以免除吵架和喧闹，这很好。”

“算了，反正快要死了！”

卡宾久兴不相信他的话。但比赛开始的时候，西塔诺夫忽然对莫尔多瓦人说：

在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有一本破旧的戈利钦斯基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布尔加林的《伊万·魏日金》和勃拉姆别乌斯男爵的一卷作品，我把这些书九九藏书网全都念给大家听了，他们都很喜欢。拉里昂内奇说：

“使不得，不然我要在比赛前说出来！”

“你真是个快活人，愿上帝保佑你！”

我努力去找书，不停地找，并且几乎每天晚上都读。这是一些美好的夜晚。作坊里安静得像深夜一样。桌子上面挂着玻璃球，就像是白色的寒星，它们的光线照着伏在桌上的那些头发蓬乱的和光秃的脑袋上。我看到一张张平静的若有所思的脸，有时也听到一些赞扬书的作者或主人公的声音。大家都是那么专注，那么温顺，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这时我非常喜欢他们，他们对我也很好。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了。

有几个人默默地从床上爬下来，走到桌子旁边，没有穿好衣服，便缩着脚围坐下来。

“大家就听一听高悬在高板床上的人的声音吧……”

“这本书要再念一遍，你明天再念，书我藏着。”

晚饭大家吃得没精打采，没了平时那种吵闹声和说话声，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必须加以认真考虑的事情。晚饭后，当大家要躺下来睡觉的时候，日哈列夫把书拿出来对我说：

西塔诺夫叹口气说：

“不及时制止叶夫盖尼，他会把人打死的，他连自己也不怜惜。”他们说。

有人耐不住这种紧张气氛，焦急地抱怨起来：

她不胖，但全身松弛得软绵绵的，像一只已不能捕鼠的老猫，由于保养得好，身体有点笨重，只会哼哼着，甜蜜地回忆自己往日的成功和快乐。

大家从澡堂回来，便躺在肮脏的满是灰尘的床上。这些肮脏和臭味一般不会使任何人感到不安。妨碍人们生活的恶劣琐事有很多，这些东西本来是很容易除掉的，但是谁也没有去做。

很难弄到书，也没想到图书馆去借书，但我想尽办法，像叫花子似的到处求人，终于还是借到了一些书。有一天消防队队长借给了我一卷莱蒙托夫的作品。从此我开始感受到了诗歌的力量和它对人们的强大影响。

“我们活得像一头瞎了眼的小狗，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无论是上帝还是恶魔都不需要我们！我们算是上帝的什么奴仆？约伯是仆人，上帝还亲自跟他说过话，跟摩西也一样！他甚至还给摩西取了名字：摩西——意思就是‘我们的’，即上帝的人。可我们是谁呢？……”

四周寂静。日哈列夫画了个十字，裹着被子说：

巴维尔把这些漫画拿给工匠们看，他们都没有生气。不过给戈果列夫画的漫画却让大家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于是大家都严肃地忠告画家说：

而西塔诺夫却仍在睡觉，没有醒来。

“我甚至可以把恶魔画出来：漆黑的身子，长着很多毛，一对火红色的翅膀（用红铅画），而它的脸、手和脚都是白里透蓝，打个比方，就像月光下的雪。”

有人醒了，有几个人影从床上起来，有人生气地提出反问。

“这才是人生，上帝的奴仆们……是的！”

“不论上帝还是自己，谁都不同情人……”

“我们有了书就像到了春天一样，诚如去掉防冻窗框，窗户即可自由开放了。”有一天西塔诺夫说。

“这才是人生！啊哈，恶魔呀，恶魔……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老兄，啊？”

“你是想不出这样的诗句的！”

他耸起双肩，把脑袋藏起来，继续说：

“你听！”

他在过厅里警告我说：

“我觉得他们可怜极了，”他说，“我和他们一起生活四年了，我了解他们……”

有时我和巴维尔来到他身边，他就强打精神地说点笑话：

这位公证人马上就明白了，甚至摘下了帽子说：

“不，还是自己抄得好！”

“还有呢？”

老板娘是个单身女人，很是可怜。她常常喝着甜酒，坐在窗前吟唱：

清醒的时候，卡宾久兴也不停地捉弄西塔诺夫，嘲笑他对诗歌的爱好及他的不幸的爱情，并且说得很肮脏，想激起他的妒忌心。西塔诺夫默默地听着哥萨克的挖苦话，也不生气，甚至还与卡宾久兴一起笑了笑。

“你可别睡，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睡！”

巴维尔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痛哭起来。

观众哈哈笑了，而我却觉得奇怪，怎么这么容易就能逗他们笑了呢。因为太容易，反而使我觉得不高兴。

他自己也说：

在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巴维尔把我叫醒，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我说：

可是西塔诺夫后来还是痛打了醉汉一顿，打得非常厉害，连那些平时把打架当作热闹看的工匠们，都不得不出来干预，把两人拉开。

几个人手拉着手，用背脊顶住后面拥来的人群，组成了一个宽大的圈子。

白天我整天都在清除院子里的雪，把它搬到外面去，已经很累了，就想睡个觉，但巴维尔却央求说：

“你怎么啦，魔鬼？你要到哪里去？”

“这个圣像画师气力虽然不大，但很机灵，以后会成为一个好拳击手。我这是当着大家的面说的。”

“我活不了几天了！”

他一直到吃晚饭时都心情不安，坐在凳子上反常地转动着身体，玩弄着手指，嘴里莫名其妙地说着关于恶魔、女人、夏娃、天堂和圣徒如何作恶等事情。

“你要比！”西塔诺夫说着便朝他走去，用逼人的目光直盯着哥萨克的脸。卡宾久兴在原地跺脚，把手套脱下来，塞进怀里，立即离开了比赛场。

他们议论得很多，很喜欢议论，老是责备别人，忏悔，自我吹嘘，往往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凶狠地吵闹，互相狠狠地侮辱。他们还试图猜测他们死后会怎么样。作坊大门口放污水桶的地板腐朽了，形成一个潮湿腐烂的窟窿。从那里吹来一股冷风和泥土的酸臭气，大家的脚都冻坏了。我和巴维尔曾拿稻草和破布去堵住这个窟窿，大家也说要换一块地板，可是窟窿反而变得越来越大了。在暴风雪肆虐的日子里，这个窟窿就像大烟囱一样，风雪直往里面吹，冻得大家都感冒了，咳嗽了。气窗上的洋铁皮片发出烦人的吱嘎声，大家都用脏话骂它。我去给它抹上一点油。日哈列夫留心听了听之后说：

卡宾久兴爬到高板床上去，吃惊地说：

“马克西梅奇，你要是发了财，你会怎么办？”

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西塔诺夫竟邀请莫尔多瓦人进行单独斗拳。对手摆好了阵势，高兴地挥动着拳头，俏皮地说：

“把他领走！”

从圣诞节到大斋期达维多夫都一直躺在高板床上，难受地咳嗽着，吐出一口口难闻的血痰，他吐不进污水桶里，血痰都落在地板上；每天晚上他都说梦话，把大家吵醒。

卡宾久兴从床上爬下来，朝窗口望了望。

“我怎么还不能死去呢？真倒霉！”

晚上我有空闲时间，便给大家讲我过去在轮船上的生活，讲书里读到的各种故事，不知不觉中我便在作坊里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成了一个说书人和朗诵者。

“你真会让人开心，”日哈列夫也附和着他说，“马克西梅奇，你到杂剧团或剧院去吧，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丑角。”

“快来呀！”

“该把他抬到过厅里去……”

“唉——哟——哟……”

这种因外力推动的强作的欢乐使我愤慨，当我愤慨得忘乎所以时，便把突发编造出来的幻想故事讲给大家听，演给大家看。我很想在人们的心中引起真正的、自由的、轻松的快乐！我作出了一点成绩，他们称赞了我，对我表示惊喜。但是似乎被我动摇了的苦闷又慢慢地显露出来，并变得愈加严重了，把大家压倒了。

他们俩并排睡觉，每天晚上都窃窃私语地交谈很长时间。

大家没完没了痛快地骂了他许久。

这时候，他那张尖削的可爱的脸就会皱起来，像一个老人。他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床位里，双手抱着膝，久久地望着蔚蓝色四方形的窗口，望着堆满积雪的房顶，望着冬日天空中的星星。

西塔诺夫则严厉地警告他：

西塔诺夫对待卡宾久兴的态度我感到很奇怪。哥萨克喝醉了酒，老要找他的伙伴打架。西塔诺夫总是久久地劝他：

当我和巴维尔替受污秽和虫咬之苦快要死去的达维多夫洗了个澡时，他们却嘲笑我们。他们脱下自己身上的衬衣，要我们替他们捉虱子，并管我们叫澡堂服务员。总之尽量捉弄我们，好像我们干了什么可耻和可笑的事情似的。

“气窗不叫了，反倒有些寂寞！”

“让我们先斗一斗，热热身子……”

我和巴维尔·奥金佐夫很友好。后来他成了一名优秀的工匠，不过时间坚持得不长，快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凶狠地喝酒。后来我在莫斯科的希特罗夫市场上碰到他，这时他已经成了流浪汉。不久前听说他已经得伤寒病死了。想到我这一生中有多少好人毫无意义地死去，我感到十分寒心！当然，所有的人都会变得年老体衰，最后死去，这是自然现象，然而无论哪里都没有像在我们俄国那样，人们老死得如此迅速可怕，如此没有意义……

“别纠缠我！别惹事……”

我念完了，他把书夺过去，看了看书名，把它挟在腋下宣布说：

他们的话语使我不得安宁。我很想知道，这两个不相同的人到底谈些什么谈得如此亲热。但是当我靠近他们时，哥萨克就不满意地说：

其他所有的人都只到过舒雅、弗拉基米尔。谈到喀山的时候他们都问我：

有一次，我看见她手里提着一壶煮开了的牛奶走到楼梯边，突然脚一歪跌倒了，笨重地沿着楼梯一级一级滚下去，可是手里仍然没有扔掉牛奶壶，牛奶泼在她的衣服上，她却伸直两只手，生气地对奶壶嚷道：

“誓死也要把这个莫尔多瓦人打败！”

大家常说：

四面八方的人都注视着西塔诺夫，骂他。

我们这里从来就不存在欢乐，也不珍惜欢乐；人们故意地把它从弃置中抬出来，只是当作一种消除死气沉沉的烦闷的工具罢了，这种欢乐的内在力量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它不是自身的存在，也不是为着要生存而存在，而是受悲哀的招引而出现的。

高板床上达维多夫吁吁地喘着气，急促而又清楚地说：

接着她便呜咽地拉长其衰老的颤音：

西塔诺夫静静地一语不发，专心一意地干活，或是把莱蒙托夫的诗抄在小本子上。他把自己全部空闲时间都用在这种抄写工作上了。我曾劝他说：“你不是有钱吗，去买一本好了！”他回答说：

日哈列夫站起来，把书拿到自己桌上去，但又停了下来，突然用发颤的声音生气地说：

“人就是这样！”日哈列夫令人难忘地喊道。

“为啥呢？卡宾久兴是一位少有的拳击师，不过一个人输了，会发狠，这我们能理解！以后比赛前，得先检查他的手套。”

“马克西梅奇，他好像死了……他真要是在夜里死了，而我们却还躺在他下面呢，哎哟，上帝！我怕死人……”

他走了，把莱蒙托夫这本书锁在自己桌子的抽屉里马上就干起活来了。作坊里一片静寂，大家都小心地回自己的工作台上去。西塔诺夫走到窗前，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站着发愣。日哈列夫放下画笔，严肃地说：

接着他便慢条斯理地吟唱一首忧郁的打油诗：

“你鬼迷心窍，多什么嘴呀！让哥萨克揍他去好了，如今我们又输定了……”

他把书锁起来，穿好衣服，问西塔诺夫：

他用美丽、娟秀的笔法，带一种花笔道抄完一页，等着墨水干的时候，轻声念道：

西塔诺夫右手挥起来，莫尔多瓦人稍稍提起左手护着，他心口直接挨了西塔诺夫左手的一拳后，哼了一声，后退了几步，满意地说：

“瓦西里·伊万内奇，你退下，我先跟卡宾久兴比一场！”

这种俄国式的欢乐往往很快地转变为残酷的悲剧，快得出人意料和不可捉摸。一个人正在跳舞，好像要挣脱束缚着他的羁绊，可是却突然发泄出内心的残酷兽性，在兽性的苦闷中向一切人扑过去，撕毁一切，咬断一切，破坏一切……

警告并没有吓住我们。趁模压工睡着的时候，我们在他脸上抹上颜料。有一回他喝醉睡着了，我们把他的鼻子涂成了金色。他一连三天都没能把鼻孔里的金屑去掉。每次当我们成功地把老头儿激怒之后，我就想起了轮船，想起那个矮小的维亚特省的士兵，心里便感到不安。戈果列夫尽管年纪大了，但力气还很大，他常常出其不意地抓住我们，将我们痛打一顿，打了我们后还要去向老板娘告状。

“瞧，”西塔诺夫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说，“过去是家大业大，一个很好的作坊，操持这个家业的是聪明人，可现在一切都不行了，一切都落到库兹卡手里了！我们干活呀，干活，全都是替别人卖力！想到这一点，脑子里的发条便突然断了，什么也不想干了，真想对这一工作啐一口唾沫，然后爬到屋顶上去，在那里望着天空，躺他一个夏天……”

接着他眯起眼睛说：

她把我们赶开。晚上她告诉了掌柜。掌柜生气地对我说：

“把他们拉开吧，不分胜负！”立即响起了几个声音。大家把围观群众的圈子冲开，把两个拳击手拉开了。

大家几乎天天都说：

“我会买许多书。”

大家默默地听着他说话。也许大家也跟我一样，不想说话，一边看着钟，一边懒懒散散地干活，等敲了九点钟，大家便一齐放下工作。

“孩子们，你们会吃亏的！‘小甲虫库兹卡’会把你赶走的！”

我总是很贪婪地听这些谈话，为这些话所激动。我感到高兴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同样的话：生活不好，应该生活得好些！但同时我也看到，虽有想生活得好的愿望，却没有对人提出什么要求，所以在作坊的生活中，在工匠们的相互关系中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这些话虽然照亮了我眼前的生活，却也暴露了这种生活后面的某种令人沮丧的空虚。人们在这种空虚中，就像微尘在动荡的池水中一样，胡乱地焦躁地游动着。也正是这些人自己说：这种忙乱是毫无意义的，令人气愤的。

西塔诺夫和日哈列夫走到院子里，我也跟他们走在一起。

我也可怜他们。我们很久都睡不着，小声地谈论着他们。我们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美好品格，而且他们身上还有着某种更使孩子们同情他们的东西。

但是，开始时是因为达维多夫的身份证过了期，后来又因为他的病好了些，终于决定：

“小鬼们，你们又淘气了？他年岁大了，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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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他！是谁往他杯子里倒煤油来着？”

他们以为彼尔姆在西伯利亚，他们也不相信西伯利亚是在乌拉尔那边。

他喜欢讲述斯图亚特王朝玛丽娅女王的故事，称她是“骗子手”，而特别赞赏的是《西班牙贵族》这本书。

“好像真的死了……不过身体还有点儿温……”

不过有一次他们把我叫去，哥萨克问道。

“快点儿开始吧……”

“来，给你书，再念一遍，念慢一点，别着急……”

“我拿什么来招待你们呢，尊敬的客人？这里有一只新鲜的小蜘蛛，你们谁愿意……”

然后就打起嗝来了。

“这全都是真的！”他肯定地说，“既然圣徒们可以和不良的女人干犯罪的事，那么魔鬼去与圣洁的人干坏事当然也就可以引以为荣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所有这些人都没有我那么多的见闻和知识，他们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从童年起就被关进了作坊这个狭小的笼子里，从那时起就一直待在里面。整个作坊的人，只有日哈列夫到过莫斯科。一谈到莫斯科，他就深有感触地皱起眉头说：

后来我仔细听了他们的谈话后才知道，他们每天晚上谈的都是大家在白天爱谈的那些事：上帝、真理、幸福、女人的愚笨和狡猾、富人们的贪婪，以及整个生活都杂乱和不可理解，等等。

“不知道。”

总之，他做得很诚实，很正直，而且他认为他应该这样做。但放浪的卡宾久兴却巧妙地嘲讽他：

两位斗士机警地相互对视着，两只脚不断地倒换着，右手伸向前方，左手护在胸前。有经验的人一下子就看出来，西塔诺夫的胳膊比莫尔多瓦人的长。四周肃静，只听见斗士们脚下的雪吱吱作响。

“是我们……”

“他并没有泄气！”大家夸他说。

他们开始交手，相互扑打起来，挥起重拳朝对方的胸口抡去。几分钟后，双方的人都兴奋地喊叫：

“你们在谈什么呀？”

他忽然跳起来跪着，发疯似的嚷道：

在这样的夜晚，书也帮不上忙了。于是我和巴维尔便竭力用自己的办法来让大家高兴，我们把烟煤、颜料涂在自己脸上，带上亚麻做的假胡须，演出我们自己编造的各种喜剧，英勇地与烦闷作斗争，强使大家开颜。我想起了《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这本书，便把它改编成对话，爬到达维多夫的高板床上，在那里进行即兴表演，开心地把假想中的瑞典人的脑袋砍下来。观众们都乐得哈哈大笑。

“唉，就让他升天吧！”

“圣像画师，机灵一点！给他画上一笔，涂上去！”

“马克西梅奇，唐·谢扎尔·德·巴赞是一个最高尚的人，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人！”

莫尔多瓦人的气力比西塔诺夫大得多，但身体比较笨重，下手不快，人家打他三拳，他才打别人一拳。不过他身体结实，挨几拳打并不在乎，只是哼一哼，笑一笑。突然他从下往向朝西塔诺夫的腋下重击一拳，结果把对方的右手打脱臼了。

“要把他送到医院去！”

这就更使我惊讶了。因为我已经极其尖锐地感受到了生活与书本之间的矛盾。斯穆雷、司炉工雅科夫、逃遁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以及日哈列夫和洗衣妇娜塔利娅等，这些活生生的人就在我的面前，而在书本里却没有这样的人……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在嘲笑我，因为他们硬说英国是在大洋的彼岸，说波拿巴是卡卢加省的贵族出身。当我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他们时，他们还是不大相信我。他们全都喜欢听恐怖的童话，情节复杂的故事，甚至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也明显地宁肯听虚构的故事，而不喜欢真实。我看得很清楚，越是不可思议的事件，故事中的幻想越多，他们就越发听得认真。总之，现实生活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空想地巴望着未来，而不愿意看到贫困和畸形的现在。

“咳，燕尼亚，你活着是为了做样子给人家看的。你把灵魂洗刷得像过节的茶炊，然后就夸口说：多么光亮呀！可是你灵魂是铜做的，跟你在一起真无聊……”

我比他大两岁，当时他还是一个圆脑袋的孩子，活泼，聪明，诚实；他天资很高，善于画各种鸟、猫和狗，他还给工匠们画漫画，常把他们画成长羽毛的鸟类：把西塔诺夫画成一只悲凄的单脚鹬鸟；日哈列夫则成了断了鸡冠、头上没了羽毛的公鸡；有病的达维多夫变成一只可怕的凤头麦鸡。不过他画得最成功的还是老模压工戈果列夫，把他画成一只大耳朵的蝙蝠，长着一个滑稽的鼻子和一双六爪的细腿，圆圆的黑脸上，两只眼睛边上都有一道白圈，瞳九_九_藏_书_网孔则像扁豆，横在眼睛里，这使他的脸显出一种生动却又丑陋的表情。

观众最喜欢的是一个关于中国鬼秦友东的传说。巴维尔扮演那个突然想做善事的倒霉鬼，其他角色一切由我扮演，既扮男的，也扮女的，还扮各种景物，扮善鬼，也扮石头，中国鬼每次想做善事都做不成而垂头丧气的时候，就坐在这块石头上休息。

哥萨克顿时面红耳赤，大声嚷道：

“你们快起来吧，达维多夫死了！”

“这一次，莫尔多瓦人可要完蛋了！”

莫尔多瓦人温和地说：

“那里有很多俄罗斯人吗，也有教堂吗？”

“静一点，兄弟们！”拉里昂内奇说着，也丢下了工作，走到西塔诺夫的桌子跟前——我正在这张桌子旁边朗读这本书。这首长诗使我很激动，让我感到既痛苦又甜蜜。我的声音断断续续，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已看不清诗行了；但使我更激动的是作坊里那种哑然无声、小心翼翼的氛围，整个作坊都在沉重地翻腾起来，像一块磁铁似的把人们都吸引到我的周围来了。我念完第一章时，几乎所有的人全都围在桌子四周，相互紧紧地挨着、拥抱着，皱着眉头笑着。

作坊里在谢肉节和圣诞节去看过戏的只有两个人：卡宾久兴和西塔诺夫。年长的师傅们郑重地劝他们在洗礼节时到约旦的冰窖里去洗掉这个罪恶。西塔诺夫经常地劝导我：

这种对人的怜惜，越来越让我感到不安。前面我已经说过，我们两人都认为，所有的工匠都是好人，生活却过得不好，枯燥苦闷得受不了，他们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房屋、树木、大地上的一切都在摇晃、哀号、哭泣，大斋日的钟声在悲鸣，寂寞像波浪似的涌进了作坊，铅一样沉重地打压着人们，把他们身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压死，然后把他们赶进酒馆里去，赶到女人那里去，因为女人也跟酒一样，成了他们忘却一切的手段。

“可怜。”西塔诺夫同意地说。

“马克西梅奇，你在铺子里别对任何人提起这本书，它当然是一本禁书。”

“要是我说我制止了一场凶杀呢？”

“那就是你们的事了！”公证人走了之后，我们这边的人便骂西塔诺夫：

他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使巴维尔很害怕。他常在夜里叫醒我，小声地说：

工匠们有的在打鼾，有的像牛一样发出哞哞的叫声，有的在含混不清地说梦话。达维多夫躺在高板床上不停地咳嗽，快要结束他的余生了。那些被睡眠和醉酒捆住了的所谓“上帝的奴仆们”卡宾久兴、索罗金和彼尔申，身体挨着身体，横七竖八地躺卧在屋角里；而那些没有脸，没有手脚的圣像则从墙上望着大家。屋子里散发着一股浓浊的干性油、臭鸡蛋和地板缝里冒出来的腐臭味。

他自己却留了下来，一人对三人。消防队的驻所就在十步开外的地方。那些消防队员尽可以叫来援兵，把西塔诺夫痛打一顿。幸运的是，那几个消防队员当时吓坏了，躲到院子里去了。

老板娘惊讶地说：

“上帝啊！我多么怜惜大家呀！”巴维尔小声地说。

“不想睡，我们就说说话呗。”哥萨克回答说。

“就让他躺到天亮再说吧！他活着的时候，也没有妨碍过任何人……”

“你要干什么？”

“你们出来呀，不然，我要冻坏了！”我们这一边出来跟他们对阵的是卡宾久兴，可是他老是败在莫尔多瓦人的手下。不过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哥萨克卡宾久兴还是气喘吁吁地说：

“这是真理！嘿，他对真理了解得多么透彻！”

“上酒馆去吗？”

西塔诺夫则好像没有看见我一样。

“唉，你们都是一批恶棍……”

我念完之后，日哈列夫再一次用手指敲着桌子说：

“一群狗东西！”他在他们身后骂了一声。

半大孩子们的普通比赛开始了。我带西塔诺夫去看骨科大夫。他的作为更提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增加了我对他的同情和尊敬。

“乌拉尔的鲈鱼和鲟鱼不都是从那边、从里海运来的吗？那就是说，乌拉尔是在海上！”

“念下去，念下去。”日哈列夫把我的脑袋按在书上说。

“唉！”卡宾久兴恼恨地把脸转了过去，西塔诺夫则平静地说：“你瞧，谁也不知道，不论老人还是小孩！我跟你说吧，财富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一切取决于附加条件……”

这决心终于成了他生活的目的。他甚至为此而戒了烟，睡觉前用冰雪擦身，大量吃肉；为了让肌肉发达，他每天晚上用两普特重的秤砣画许多次十字。然而这一切也无济于事，于是他把铅块缝在手套里，对西塔诺夫吹嘘说：

“你最好把它撕了，老头儿看到了会要你的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