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俄国伟大小说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等，每个人都有而且都得有众多的身份，不光光是我们今天职业分工概念里的小说家一项而已；他们也都得做诸多的事，写诸多种类和意图的文字，而不仅仅只是小说一种而已——这是彼时俄罗斯祖国苦难的召唤和严酷要求，也是小说家自身的决志而行，外来的和内在的驱力两者都有。
在他们中间，屠格涅夫原来是比较“纯粹文学”的一位，也是最情非得已的一位。屠格涅夫是彼时俄国小说家中最欧化的一个，有一个相当纯粹的西欧灵魂不当窝居在一个老俄罗斯的躯体之中，他的小说“气质”，毋宁更接近当时已不再参与革命、并开始向袖手旁观的自然主义倾斜的法国小说，事实上，屠格涅夫日后大半辈子也就住在巴黎（表面上为了追逐一段近乎荒唐的爱情，但不只如此），交游的也是巴黎一干自然主义的小说家如左拉、莫泊桑等等。
如此的“错置”，是屠格涅夫终身痛苦纠缠的原因，问题是，他又真的是一个温和到绝对可称之为软弱的人，当他那异于常人的聪明、敏锐和纤细感受，撞上野蛮反智的强大力量时，他总选择屈服，宛如宿命。从他生下来就有、那位不止一次活活打死奴仆的沙皇似贵族母亲，到他生前就有的、古老专制的俄国沙皇体制，到最后俄国年轻一代崛起、预告了日后布尔什维克的民粹主流——在这每一种斗力不斗智的历史现场，屠格涅夫总不战而溃。逃避，遂成了他一生最体面的应对策略。
还好他是一位天生的小说家——半开玩笑来说，小说家在这方面有点像殡葬业者，基本上，他们都是在苦难中才方便找到工作机会的人（如此，我们就知道格雷厄姆·格林在他《喜剧演员》中最终让叙述者布朗流亡成为殡葬业者，是多么有趣而且自嘲的隐喻选择了），惟一不同的是，小说家得利的苦难还包括自己，他还可以收自己的尸，当他输掉人生全部时，只要一支笔还在，他还是有机会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战场讨回来，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都是如此，只是输法的狂暴优雅程度不同而已。
屠格涅夫的错置和人生现实溃败，于是给了他一个，我们事后清楚知道，绝佳的小说书写位置，一种糅合了旁观者清的冷静理性位置和狂暴扯入的痛苦感性位置，由此，屠格涅夫不至于真如他人格特质地成为昏昏欲睡的自然主义小说家。他有自然流般和风细雨缓缓而来的作品如《猎人手记》、
《烟》、
《贵族之家》云云，但也有像
《罗亭》这样结实而强悍的作品，更有趣的是，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家最狂暴、最引发如火燎原议论攻讦的
《父与子》，也居然出自于这位软弱如苇草的小说家之手。事实上，即便是
《猎人笔记》这样貌似柔美的田园牧歌小说，我们仍不难察觉出其间自然主义小说所没有的俄罗斯老风雷，就滚动在那些无知无识仿佛认命了千年以上的老农民老农奴生活底层。
也因此，在彼时议论横飞各成派别人人刚硬似铁的俄国知识圈中，屠格涅夫“柔软如蜡”（他的诗人朋友波隆斯基说的）的流体特质，使他的思维得以真实渗透了森严且彼此愈来愈难对话、愈不屑于相互了解的分明壁垒，成为一个最纵观全局的人——根本上，屠格涅夫颇坚守他欧化自由主义者的位置，但多少视之为自己难以更替的人格特质甚或不由自主的“命运”。他解释自己，带着几近是示弱的深彻反省，而不是自我护卫；他也积极理解对手，不是为着逮住对手的议论缝隙予以迎头痛击，而是寻求和解乃至于可能的对话融合之机，于是，他不只了解自己的长处，更深入自己的弱点；不只知道对手的空门所在，更不吝于注视并真诚肯定对手的最坚强部分。只是，这从不会是个愉悦的发现，而是包含着痛苦拉扯的寻求过程，和终极性的永恒撕裂。
这里，我们先来看屠格涅夫的一篇议论文字《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其实是一八六〇年他的一篇演讲稿——文中，屠格涅夫把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这两位不朽的文学人物对比为两种极端的典型，让我们想到稍前赫尔岑的著名譬喻，赫尔岑曾以罗马的双面门神杰努斯和俄罗斯的标志双头鹰来说明彼时俄国的西化派和斯拉夫主义派，“他们眼睛看向不同的方向，但胸膛里跳动的却是同一颗心。”
差别只在于赫尔岑的话说得稍早，在两造尚能维持风度彼此对话争议的美好时日里。
堂·吉诃德是纯洁无邪的理想主义者，他有永恒的、天塌下来也分毫不动摇的自我信念，并慷慨用整个生命赋予实践，不嫌恶衣恶食，不惧牺牲，不掺私利，更不在意任何人的讪笑侮辱，“奋斗目标始终不变使他的思想有点单一，想法有点片面；他的知识不多，再说他也不需要什么太多知识，只要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活在这世上，这便是最重要的知识了。”
如此简单的知识和坚毅不容变动的目标，屠格涅夫进一步指出，“堂·吉诃德有时完全像个疯子，因为最确凿无疑的东西也会在他的眼前消失，好像蜡一般在他的热情之火面前融化，”就像他真的把木偶看成活生生的莫尔人，把羊群看成骑士一样。
相对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则是个洞悉现实复杂世界的绝顶聪明之人，他分析一切，包括眼前万事万物，包括他自己的每一处弱点，包括他的每一个可能行动的结果，这不仅是“谁若在做出牺牲时认为先得核计和权衡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和获利的可能，那他就未必肯牺牲自己了”；更致命的是，如此的透明性等于提前为哈姆雷特的年轻生命带来终点，意义和价值在宿命性的乏味空虚中彻底瓦解，因此，哈姆雷特能做的就是“想”，一种极度发展到已是病态的思索不休，诉诸本能的行动早被取消，而仰赖意义的行动又提前被戳穿。
哈姆雷特便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者，但屠格涅夫精彩无匹地指出，哈姆雷特却是个诚实的怀疑主义者，这是他痛苦的根源。哈姆雷特用否定的眼睛看整个世界，但“他的否定并不是邪恶——其本身便是反对邪恶的。哈姆雷特的否定固然怀疑善，但并不怀疑恶，而且同它进行激烈的斗争。它怀疑善，是怀疑它是否真实和诚恳，而且它抨击的不是善，而是伪善，在伪善的幌子下隐藏的依然是邪恶和虚假——它的宿敌。”而如此诚实且细腻的分辨，所带来的终极行动困境便成了，“当应该加以破坏的东西和应该加以保护的东西往往混在一起、紧密相连时，又怎么把这种力量控制到一定的程度，怎么为它指明该在什么地方止步呢？……决心的赤热光彩，被审慎的思维蒙上灰色……”
由此，在一边是洞悉一切却注定无所事事的哈姆雷特们，另一边是半疯癫的堂·吉诃德们，屠格涅夫问了这么一个哀伤的问题——难道为了相信真理就得当一个疯子吗？难道一个能够自制的聪明人倒为此而变得一无所能吗？
七年长夜之后
至此，俄国的进步力量掉过头来了，浮上主流地位的是年轻一代的民粹主义者，他们轻视议论，强调行动，并对上一代的这批人展开严酷的批判，让他们真成了“多余的人”。
其中，我们尤其要说的是巴枯宁，这位最华丽也最空言的俄国革命过动儿于一八四九年在撒克逊一地被捕，一八五一年解送回到俄国，系狱期间，他甚没骨气地写了一篇忏悔告饶的自白书上呈沙皇——巴枯宁正是罗亭。
《罗亭》是一部结构严谨、宛如一出戏的小说，清晰到几近肖像画般绘制出一种典型人物来，小说中他名叫罗亭，但却是彼时俄国上流社会和智识界遍在的人物，也就是所谓“多余的人”。
问题是，他们要做的事、要拯救的人还
www.99lib.net不止这些。这是一批胸怀广阔如山如海的人，民族、国家的疆界限制不了他们，他们同时同情并串联整个欧陆各地的革命者，关心着全体人类的生活和未来命运。
多余的人，说真的，事情倒没有字面上所显示的那么不堪，而是同时包含了几分自嘲的幽深意味。这类人，我们应该说，其实是古老沉睡如万古长夜的老俄罗斯帝国中第一批醒过来的人，负责叫醒他们的闹钟是彼时领先发展、领先自省也领先革命的西欧。但几无例外的是，由于当时阶级分割森严如死水的俄国现况，真正有机会在此第一时间听见西欧革命召唤的人，只限于拥有贵族身份、有食租者财富才可能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大学读书、没事持续思考、阅读舶来文字乃至于出国旅游赴西欧实地朝圣之人，而且通常他们的年纪不会太大，在沙皇大致呈同心圆的权力结构中不杵于太接近中心的位置，因此他们有充足的道德热情，有够用的时间、金钱和未竟野心，又没牵制着脚步的各式包袱，包括得用力护卫的既得权位、烦人的经验细节，以及要求舒适轻暖的不中用身体云云。
如此的年龄状态和恰恰好的社会位置构成了这样一批人觉醒的动人优势，但也不得不预言了他们的脆弱。毕竟，年纪和社会地位皆是在时间的四季变换中最流转凋落的稍纵即逝东西；除此而外，这一批人还有另一个近乎宿命的死角，那就是，在他们看向新世界沧海之阔轮船之奇、兴高采烈议论滔滔的同时，他们原本就四体不勤的贵族身份又让他们隔离于祖国广大的贫穷黑暗农村实况，也就是说，他们要拯救九九藏书网的是他们背对着的那些人，要解决的是他们并不了解的问题，而且人数之众多如星砂，问题之难不下于登天，那样蒙昧、反动、罪恶盘根错节的可怖实况，先不说真正对付起来何等绝望耗时，光是正视它就足以吓跑所有不解世事的热情。
在这整整七年之久的永夜中，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眼睛西望欧陆的这批人，死状最惨的当然也是跟着西欧滔滔议论的这批人——这里，我们简单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描述，“一八四八年革命既败，为法律和秩序势力所轻易压平的欧洲革命知识阶层信誉扫地，随后便是一片深刻幻灭的气氛，时人不复信任进步观念，也不复相信可借说服或具有自由信念者所能利用的一切文明手段来和平获致自由与平等。”“卡特科夫转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向正数，克鲁鲍特金九-九-藏-书-网离弃激进主义，巴枯宁签署一份言不由衷的‘自由’。”
当然，“多余的人”这个贬辞是稍后才被看破手脚流行起来的，一开始，这一批人都是英雄、是先知、是清醒的声音、是上流人舞宴沙龙的宠儿、是俄国稍有知识稍有良心的人希望之所系，包括一部分沙皇的实际行政官员都这么看待他们。然而，除了时光流逝、社会实况暗转这样持续的剥蚀力量之外，更致命的一击出现在一八四八年。一八四八年是怎么样一个年头？这是西欧革命风起云涌的最高峰一年（就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也发表于这一年，虽然这事于当时的西欧半点也不重要，至于马克思对俄国产生影响那更是一八七〇年以后的事了），也是西欧革命整体溃败且一切到此为止的终结一年，反动势力全面回头掌控整个欧洲秩序，而僻于东方一隅的沙九九藏书皇也担心这场革命瘟疫蔓延过来跟着行动，除了断然出兵荡平匈牙利革命之外，更重要的是，沙皇开始展开俄国全境的镇压肃清工作，抓人入狱或送到西伯利亚，检查所有的言论和文字，并大量裁减大学生数额（革命者最大最直接的补充货源）以厉行“净化”，这就是整个十九世纪俄国最黑暗的蒙昧时刻，从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五，历史上称之为“七年长夜”，赫尔岑并下过如此注解，“活过当时的人，都以为这条黑暗隧道注定是没有尽头的。”
《罗亭》这部小说发表于再四年之前的一八五六年，大体上正是这个人生大疑正式叩问的开端。
一八六〇年这篇文章中，屠格涅夫之于哈姆雷特的解析和追问尤其精准，因为那等于是他为自己发问的，终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