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乌托邦”一词，便来自托马斯·莫尔的这本书，但乌托邦这个概念不是，莫尔这部据说完成于一五二八年的历史名著其实只是普世性乌托邦概念的一个版本而已，只是乌托邦概念长河的中途一站而已，只因为人对更好或甚至完美世界的渴望是遍在的，久到几乎和人的存在等长，广到几乎等同于人在地球之上散居分布的实况。

现实有苦难，人有希望，这是乌托邦想像的真实基础——毕竟，凡有井水之处，总是就免不了就会有苦难有挫折，并由此催生出来相应的希望，而当苦难和挫折巨大到某个临界点（至于临界点何在，则因人的忍耐力、敏感程度和未来预期的不同而异），人的希望便跟着膨胀到产生质变：它或者更接近绝望，不再眷恋并彻底挣脱苦难的现实而去，冥想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美好世界来，这是某种宗教救赎的、或说某种心理治疗意义的乌托邦概念，这种乌托邦的建构者比较自由比较轻松，他只要穷一切想像可及的尽可能美好就行了，不去考量其实践的可行性，更遑论拿回到现实世界来使用，因此，他所揭示的与其说是一个世界，倒不如讲是某种境界，比方说《阿弥陀佛经》中释迦对他的大弟子舍利子的乐土描绘便是这样，美到极点，同时但凡还有一点理智的人也都晓得不可能到极点。而另一种乌托邦的建构者，则选择在彻底绝望之前一步硬生生煞住脚步，他们还愿意最后一搏，某种又像预留遗书又像终极社会工程蓝图的最后一搏，因为苦难已巨大到一种地步，说明问题的纠结盘缠已不是任何局部性的纠正改良所能解决了，事情必须彻底地重新来过，这于是成为某种社会总体工程的，乃至于召唤着革命的乌托邦概念，建构者不能只凭愉悦的想像力，他还得面对可行性的难题，从政治、经济、家庭结构、道德、法律乃至于人的日常三餐、衣着和行为举止云云，柏拉图的《理想国》便是这样子，我们晓得，这个历史上人气排名第一的乌托邦便开启于一场有关“正义”定义的辩论，而正方主辩的哲人苏格拉底很快发现，在眼前这个问题丛生的粗陋现实世界中，完满的正义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世界得重新打造，从最基础处开始一步也不能省。

所以说，以空想为名的乌托邦当然都是有当下现实基础的，不论它是文学性的愉悦想像或者是社会工程的沉重蓝图，一定残留了建构者身处特殊时空的特殊现实成分，由那个特殊时空的特殊重大难题所指引、所刺激出来的某一特殊解答方式。这不是要不要、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人的思维和想像必然受限于他自身特殊的存在。如此历史时空的特殊着色，一方面使得任何乌托邦版本皆饶富历史的趣味，可供我们看出当时困扰人的焦点难题所在，并因解答的不完备（不可能完备）暴露出当时的思维水平和经验水平；另一方面，它也预告了任何乌托邦版本的宿命脆弱，不管它谦逊隐藏了或大言宣称着超越一切时空的终极完美，它都不可能真正挣脱和完美不共容的历史时间，因此，乌托邦永远是一时一地的，像不同的花，开放在不同的土地不同的季节一样，比方说生长于湿热印度半岛的佛家乐土必要的“清凉”（大陆五台山清凉寺寺名便是由此不假思索套用过来的），对北极圈住冰屋的爱斯基摩人不仅毫无意义，毋宁像是惩罚。

事实上，“乌托邦”一辞和“空想”等同起来，是稍后的事，是有人意图实践之后的历史经验判决，并非建构者原来的意思（我想，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是空想家，正如很少人会直接承认自己就是骗子一样），托马斯·莫尔以Utopia这个意为“不存在的地方”的字作为书名，原来只是某种语带几分幽默的叙事技巧，像讲个远方珍稀故事般方便事情细说从头。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假托，借用一个非实存的人讲一个非实存的国家种种，给予他现实所不宽容的言论空间，让他有机会畅所欲言英国的种种不义之事，逃开从国王到教会可能的不满和报复。

至少，莫尔这个乌托邦版本是很激烈的，我们很容易看出来，他写书时脑中想的主要是英国的事，是富丽堂皇都铎王朝的幽黯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