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小孩子只用玩耍嬉戏，但我们也必须面对大环境的不景气和父亲失业的事实。为了养家，只要能挣钱，我父亲什么都做。工作日他在一家杂货店的储藏室里堆面粉袋，星期六他在男装店卖袜子和内衣，可是他从不抱怨。父亲是个很乐观的人，他相信积极思考的力量，并会宣扬这种力量，尽管他自己的人生并不如他期望的那样成功。他喜欢的那些书籍作者和我现在所推荐的一样：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和戴尔·卡内基（Dale Carnegie）。他的受教育程度只到八年级，但他会通过这些积极思考的书来学习。他总是告诉我：“你会成就大事业，你会比我更了不起，你会看到我从未看到的。”

我们的社区紧密联结，不仅是因为我们都有荷兰血统，许多大家庭住在一起，更因为房屋外观的相似性。房子又高又窄，多为两层楼，在小小的空地上一户挨着一户，只隔着窄小的车道。狭窄巷弄上的房屋鳞次栉比，大家甚至不必踏出家门就可以向邻居借东西，他们只需把身体探出去，就可以从窗口递东西。

这份工作也使我对自由和行动力有了新的体会，更别说赚小钱的方法了。虽然我会送报给附近的富裕家庭，可是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富裕”世界里的“穷人”，也从不憎恨或嫉妒这些客户。我知道他们过得比我们家好，但我不羡慕他们，而是下定决心：有一天我也会拥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我相信凭着努力工作，有朝一日我也会像他们一样。

失业之后，父亲鼓励我自行创业。他感觉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职业命运，他的命运掌握在雇主的手里。更重要的是，他让我相信创业并非不可能的梦想，总是让我相信个人奋斗的无限潜能。每当我说“我做不到”时，他就会打断我，说：“没什么是做不到的。”他向我强调，“我做不到”是一种自己认输的说法，而“我做得到”是充满信心与力量的说法。父亲总是提醒我：“你做得到！”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脑海中，终身指引着我。

所有商家在星期日几乎都会打烊。饮酒不受赞同，跳舞甚至看电影都被一些教友视为浪费时间。我们社区有两大教派，一个是美国归正会（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是殖民时期由荷兰移民引进的；还有一个归正福音教会，是从美国归正会中分离出来的，缘由已不可考。我们家参加的教会是更正教会（Protestant Reformed Church），是从归正福音教会中分离出来的，是这3个教派中最严格、最传统的支派。教友通常会参加在红砖大教堂中举行的星期日早晚两场礼拜。

在我们这个荷裔美国人社区，星期日几乎等同于上教堂及主日学。教堂是必须要去的。我们是加尔文教徒（Calvinist），隶属荷兰归正会（Dutch Reformed）。我们遵守一套明确的教条：荣耀你的父母，为神的工作捐款，为他人奉献，诚实，勤奋，追求心灵成长。我们三餐前都要祷告，用餐结束后还要再读一段《圣经》。

我的父亲西蒙失业后，我们和母亲埃塞尔、妹妹伯尼斯只好全家搬回海伦街祖父家楼上的房间，我记得我睡在阁楼梁下。父亲把瓦林伍德街的房子出租，一个月租金25美元。尽管父母对于搬家感到很难过，但我记得我把睡在阁楼当成一种有趣的冒险，而且，能跟祖父母共度更多时光也是珍贵的记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种体验给了我一种信念，并让我在日后功成名就、能为家人提供相当舒适的生活时更具感恩之心。

在电视、计算机和电子游戏等令人分心的现代产品得以发明之前，我们必须自己想办法找乐子。我记得最快乐的活动之一就是为妹妹和玩伴们想一些游戏来玩。我的小妹珍仍然记得我很会做牛奶软糖，还可以做出许多不同口味。我甚至发明了一套绳索装置，能将软糖从家里的厨房窗口送到邻居家的窗口。

通过打零工赚钱回到大急流市基督教中学（Grand Rapids Christian High School）后，我变成了好学生。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比起别人给你的，你会更加珍惜自己赚来的。我还学到，做出决策便要自负后果。我在学校混日子会带来不良后果，而我决定重读基督教中学，则为我这一生带来了正面效果。

父母的以身作则让我把工作视为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家庭和谐的关键。妹妹伯尼斯长大后或许记得，她小时候讨厌为全部餐椅扶手掸灰尘，但她从未抱怨或拒绝身为家庭一分子该做的工作。

在大急流市基督教中学，我开始学习并培养领导技巧，为日后在商业上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虽然打工让我没法去打球，但我找到了另一个发泄渠道。学校的篮球赛没有啦啦队，我便决定要带头加油。我就站在场边大喊加油，沿着球场做侧手翻来带动观众。从那时起，我开始穿我打工的店里的衣服，所以有时我会穿西装打领带来加油。我的动作显然给衣服的缝线造成了压力，有一次，在所有学生面前，我做了一个侧手翻，裤裆裂开了。我面红耳赤地离开九_九_藏_书_网了球场。可是，我没有因为那次的难堪就此怯场。

在最早期的记忆里，我就已熟悉了教会木头长凳的感觉。对一个喜欢运动、喜欢和朋友在户外玩耍的调皮小男孩来说，端坐在教会硬板凳上试着听懂牧师漫长的祷告和严肃的宣讲并不容易。等我大到可以坐朋友的车一同去教会时，我们偶而会从教堂后面拿一份公告，不参加礼拜就离开，回家后会把公告拿给父母看，证明当天早上我们去过教堂。

我出生在“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可是对于当时美国急速进步直至无比繁荣的那个动荡年代已没有印象。我的童年记忆属于那个被称为“大萧条”的年代。在我10岁时，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获取连任，他在就职演说里提醒美国人：仍有1/3的同胞没有住好、穿好、吃好。当时有1/4的美国人失业，大部分家庭都仰赖一个人挣钱。我的父亲也失业了，丢掉了电工的饭碗，有3年时间都靠打零工维持一家人生计。我们没能保住他亲手建造的房屋，我在那里度过了几年美好的童年时光。

在“大萧条”最艰难的5年中，我们都住在那里。我们很穷，但多数邻居比我们更穷。当时，邻居在自家的一间卧室里摆了一张理发椅，我们并不觉得在邻居家里理发有什么奇怪的。那时候，10美分都算一笔大数目。我记得有一个少年在我家门口兜售杂志，哭着说要是他没有全部卖掉的话就不能回家。父亲诚恳地告诉他，我们家里没有10美分。不过，对我这个孩子来说，那些日子并不坏。在我们那个关系紧密的社区里，我很有安全感。我们住在一个荷裔美国人社区中，因此，我还有一种归属感。我在城东一个名为“砖厂”（the Brickyard）的社区内长大，那儿的3座砖厂就盖在一片黏土山丘的边上。工厂雇用这些勤奋的荷兰新移民，虽然他们大多还不会说英语，却在“砖厂”找到了欢迎他们的、有亲切感的社区。

正是在这条路上，外祖父给了我完成第一笔销售的机会。虽然我只赚到了几分钱，但那股难以忘怀的成就感，决定了那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可惜的是，我在课堂上的成绩不如在球场上的表现。鼓舞他人、结交朋友和社交而不是坐在教室里更符合我的天性。尽管我的成绩有所进步，却还是不够好，而且我没有目标。我的脑海里仍存有自己当老板的想法，可我不知道何时、如何当老板。

我很幸运能在合适的环境中成长。我拥有一个亲密大家庭的爱与鼓励，有父亲的积极态度做基础，两位祖父的销售经营为模范。我承袭了荷兰人的最佳特质：拥有信仰、节俭务实、遵守职业道德，以及追求自由和机会。我在担任学生会主席时锻炼了演讲和领导能力；我在教堂和教会中培养并坚定了信仰；我在送报和打工赚学费时懂得了工作的价值。即便是在大萧条最艰难的时期，我的身边都围绕着充满毅力和希望的人们。有慈爱的老师鼓励我，我还做了啦啦队长，这是我直到今日仍在担任的乐观进取的角色。

外祖父会让我坐上他的福特T型车，哐啷作响地开过我家邻近的街道，车上载满了他一大清早从农民那里买来的新鲜蔬菜、水果，我们开着车挨家挨户兜售。外祖父很受欢迎，家庭主妇一听到他的汽车喇叭声，便会暂停烹饪和打扫，用围裙或抹布擦干手，走出屋子。除了他新鲜好看的蔬果之外，她们同样喜欢他的幽默、随和以及闲话家常的轻松氛围。

我很幸运，我的母亲也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好的影响。她是个家庭主妇，无时无刻不在照顾我和妹妹们。不像父亲，母亲说，她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可没有那么乐观。然而，她有一股安定人心的力量，把家里整理得井然有序，准备三餐，以务实和节俭的精神让全家安然度过了不景气的年代。她是个亲切慈爱乐于助人的人。是她教会我如何做牛奶软糖，灌输我和工作相关的道理，坚持每个孩子都要分摊家务事。摆餐桌、清理餐桌或洗碗，你必须选一样做。通常，我会帮母亲把碗盘擦干，这个例行工作让我和母亲每晚都有时间在一起聊天，我想，这是现代文化所缺少的。

我喜欢为观众和球队带动气氛，加油打气成了我终身的工作。如今我依然自称为“啦啦队长”，因为我不断鼓励别人要有信心，要发挥自己的才华去实现梦想。这是我成功以及帮助别人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把毕业致辞的题目设定为“1944年的毕业生未来将面对什么”（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for the Class of 1944）。父亲帮我在镜子前练习，指导我的措辞、手势、停顿的地方和需要强调的字眼。我十分努力地准备致辞，希望能激励那些和我一同迎接新生活的同学——他们中许多人要去欧洲和南太平洋加入捍卫自由的队伍。我在大急流市的冷溪归正福音教会发表了致辞。我已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否紧张，却记得自认为讲得很好，听众们都在鼓掌。致辞结束后，听众里有一名母亲甚至告诉我：“你讲得比牧师好太多了。”这在我们基督教社区里可是极高的赞美，因为大家唯一听过的演讲，就是每星期日的布道。

和大急流市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一家也是荷兰后裔。在我家附近，现在仍可以听到浓重的荷兰口音：第一代移民依然会提及留在“锄国”（原文为olt country，指祖国）的家人；还会把英文字母“j”念成“y”，把“s”念成“z”。这些荷兰人最早移民到密歇根州霍兰德（Holland），然后到附近的较大城九*九*藏*书*网市，如大急流市寻找机会，他们胼手胝足，节俭务实，笃信新教。他们来到美国的主要原因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是希望可以自由地实现梦想。在一些至今仍留存的荷兰移民写给老家的信件中，移民们吹嘘着他们在美国享受的自由，而那是当时的荷兰人无法想象的。在荷兰，如果你出生时是面包师的儿子，那么你很可能一辈子都要当面包师。

我的家和朋友们的家、大街和游乐场、教室和一排排教堂长凳、我的父母和祖父母、老师和牧师，所有这一切奠定了我的基础。从送报纸开始，我学习着该如何经营自己的事业。从外祖父登门兜售蔬果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第一笔销售带来的成就感。在高中担任高年级学生代表时，我撰写并发表了我的第一次演讲。我的基督教信仰启蒙源自家庭的奉献和主日学播下的种子。恩爱的父母让我得以相信恒久的关系与成功的合作。父亲的持续鼓励使我自信、乐观，同时，在一位睿智、体贴的老师的仁慈指导下，我开始思考自己能否成为一位领导者。

父亲对于营养的兴趣，可说是走在时代尖端。在大家都不知道何谓有机园艺之前，他便开始倡导健康饮食的好处。我们的餐桌上只有全麦面包，即使我的妹妹们都很不爱吃。他在营养领域的独到见解及身体力行，对日后我跟未来的事业伙伴杰·温安洛愿意成为纽崔莱（Nutrilite）营销人员有着直接影响。

她极富巧思，总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例如，她每年都会重新布置家具，因为我们买不起新家具，而重摆一遍家具至少可以让起居室焕然一新。她对我对金钱的态度也极有帮助。她给了我第一个存钱罐，把我帮邻居打零工赚来的硬币存起来。我把攒下的硬币全都投入了那个铁制的存钱罐，每个月母亲会带我去一趟银行，把这些硬币存进我自己的账户。

我就是这样在12月7日知道了开战的消息。当然，从那天起，我们会通过听广播和看报来了解战事的进展。这方面的消息总是当天的头条新闻。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能成为知名记者，就是因为他每天晚上在电台播报15分钟新闻，并为电影院放的新闻影片担任旁白。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那独特而美妙的嗓音为每一则报道增添了紧迫和激动的气氛，也为许多美国人在“二战”前从未听说过的遥远地方带去了一丝浪漫。在我们因大萧条所经历的苦难过后，“二战”又造成了新的物资短缺情况。福特在1941年的车款出厂之后，就再也没有新汽车上市了。纸张、橡胶、金属和食品等物资全部供给短缺，在战争中消耗了太多。我们开辟了“胜利菜园”（Victory Gardens），将农产品送到前线，购买日用杂货和汽油都要用配给券。大家把自家菜园栽种的蔬果制成大量罐头。我还记得帮母亲做罐头的经历，一罐又一罐的西红柿、酸黄瓜和其他罐头食品摆放在我们蔬果窖的木头架上。我们社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战争，是邻居一位医生在前线担任海军机枪手的儿子为国捐躯的事。

我的外祖父德克是位老式的“货郎”（huckster），这个词源于一个古老的荷兰词语，意思是“叫卖”。他每天早上都开着T型车去公共市场买菜，然后沿着居民区附近的路线挨家挨户兜售。每到一家，他会按门铃、按喇叭或大喊：“马铃薯、蕃茄、洋葱、胡萝卜……”家庭主妇们便会从家里出来向他买菜。

我喜欢运动，却没有什么资源，为了运动，我还得花心思。我自己做了个篮球架；冬天时我在一块空地上浇水，做出一个结冰的池塘用来溜冰；我教妹妹在地下室旧煤炉旁边的墙上打球，乒乓球在混凝土地板和砖墙上弹跳发出的回音还隐约可闻。珍还记得我那讨厌的左手旋球。

他说：“谁来出学费呢？”

每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必须去每一位客户家收取报费。收到钱以后，我就在他们家的大门上用钉子挂着的一张小卡片上打个洞。我的第一份工作教会了我所有的基础事务，让我明白必须出门去争取业务，好好服务客户，以及如何收钱和找零。

“什么？”

我还保有与表亲在街上打棒球的温馨回忆。在不景气的年头，马路上没什么汽车。我们的球被打得破烂不堪，甚至必须用纱布包起来，在里面塞满破布，因为在那个贫苦年代，我们筹不出买一个新球的钱。在街上打球难免会砸破邻居的窗户，我们可能打破过一两次。我确实记得曾有一个怒气冲冲的女人挥舞着一把切肉刀从家里冲出来，大声让我们滚出她的草坪。我们当时一定玩得太过火了。

青少年时，我还在放学后到男装店打过工，当售货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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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在做成年人的工作，但我很珍惜在比较专业的环境下与客户交流的机会，我发现自己十分擅长销售。当然，我也希望跟朋友一样在放学后去运动，可是我需要赚钱贴补家用，每个家庭成员都需要帮忙维持家庭生计。我在中学的棒球教练有一次对我说：“我看你是个左撇子。你想来打球吗？”我说：“我很想，可是不行。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去打工，所以没办法练球。”

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听广播节目，比如《青蜂侠》（The Green Hornet）和《独行侠》（The Lone Ranger）。星期天的午后，我们一家人会一边玩拼图一边收听电台的一个神秘节目。完成一幅拼图后，我们就去跟亲戚交换。我记得自己曾拎着5盒拼图走了两条街，到一个亲戚家去换新拼图。我的祖父母家里有一张牌桌，上面总是摆着正在拼的拼图。屋里的人路过这张桌子时会停下来，拼一片上去，直到拼好全幅拼图。我也读书，可是由于新书太贵、数量又不多，所以家里书架上有什么我就读什么。书架上通常都是旧书，所以我读的都是《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其他一些经典文学作品。我最喜欢的事还是每个星期六得到的一分零花钱，我大多会拿去买糖果吃。

我的第一个家在海伦街上，我是在家里出生的，当时的大多数家庭都负担不起到医院生产的费用。我的第二个家在瓦林伍德大道上，我记得当时给地板打蜡是件令人高兴的差事，因为我们对用上实木地板而不是普通地板感到很骄傲。楼上有3间卧室，唯一的浴室在楼下，当时，附近的房子都是这种格局。

后来我受到倚重，老板必须出城办事的时候便会让我管理加油站，即使我才不过十几岁。知道有人如此信任我，让我倍感振奋。我在年轻时便体会到了对一项事业负责的意义，这一重要心得让我终身受用无穷。

在我成为知名的励志演讲人之后，我的经典演说之一就是《行动、态度和氛围》（The Three A's: Action, Attitude, and Atmosphere）。很多人无法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被恐惧和怀疑包围了。可是，我们若不采取行动，终将一事无成。行动源于积极的态度，而积极的态度是在合适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我的环境就是我的亲密家庭与充满爱的社区，大家通过信仰的力量和辛勤工作在大萧条中获得幸福，并紧紧怀揣拥抱美好明天的希望。不论是对我自己的孩子、我的奥兰多魔术队的球员还是数百万的安利营销人员，我都在不断强调要有合适的环境。如果你身旁都是态度消极的朋友，那就离开他们去寻找态度积极的新朋友。远离一切可能造成负面行为及意外的地方与状况。如果你生活或工作的地方充斥着消极的氛围，那就去别的地方，寻找拥有积极态度，和你有着共同目标和利益的朋友、事业合作人及导师。

开始读高中是我的另一个转折点，它让我学会勤奋学习、尽职尽责和正确决策。当我还是个15岁的高中新生时，父母送我去念本市一所小型的教会高中。和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我不知道私立中学要花很多钱，也不感激父母为交学费付出的辛劳。我每天混日子、谈恋爱，不写作业也不管成绩。不过，第一年我设法通过了所有考试。我的拉丁语老师让我勉强及格，为的是不想让我重修她的课！学年结束时，父亲说：“如果你再鬼混下去，我不会再花一毛钱让你上私立学校。你可以去公立学校混，不会花我一分钱。”

外祖父的销售本领，在我眼中犹如魔法一般。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天生的推销员，但我从小便对外祖父和附近的小贩感到着迷。在那个艰难的年代，他们的生计全维系于自己销售的本事。

回想我的童年生活，我真心认为，它从许多方面来看对我都颇为有益，环境迫使我动脑筋找乐子，并在这一过程中学会了与他人互动。它塑造了我创造性思考的能力，培养了我的社交技巧。现在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在电子产品上花了太多时间而缺乏人际互动。

1941年12月初一个异常暖和的星期日下午，我的人生出现了急转弯。我正骑着我的施文牌单车，一个邻居男孩在街上叫住了我：“你听说了吗？”

领我踏进商业世界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我的外祖父，他让我感受到了完成第一笔买卖的兴奋。祖父和外祖父都住在我们家附近，两人都是商人。

我不能否认我的出身，我在“大萧条”年代成长于密歇根州大急流市，是一个平凡的中西部小镇上的孩子。若从金钱和拥有物质的角度来看，我们几乎是一无所有，但是，我记忆中的童年却是充满丰富体验的快乐时光。那时的生活充满友善氛围，舒适又怡人。甚至连那种困难年代必需的辛苦工作和牺牲都让我受益匪浅，使我变得更加坚强，教会了我重要的人生课程。我很幸运能够成长在合适的氛围之中。

“开战了！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

因此，来年他送我去了戴维斯职高（Davis Tech），学习电工技术。在这所职业学校，我被贴上了“上不了大学”的标签。那一整年我过得糟透了。一切宛如一记警钟，让我明白了在学校混日子所损失的一切。我告诉父亲，我想回去读教会高中。

我成长在还没发明电视机的年代，父母晚上会读书或看报，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散九*九*藏*书*网步，孩子们则在街灯下玩耍。在后院的露台流行之前，人们会花更多时间在前院与路过的邻居聊天。在发明空调之前，邻居们讲话的声音和他们收音机的声音都会随着夏日微风从窗口飘出来。那个年代，你依然可以听见马车在街上发出的哒哒的马蹄声、福特T型车的轰鸣声、小贩的叫卖声、送牛奶及送冰块的哐当声，还有煤炭从管道掉落煤仓的啪嗒声。

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被提名的，但我参加了高三学生会主席竞选。读过一年戴维斯职高后，我以为大家都不记得我了，不过，或许靠着我当啦啦队长的名气以及擅长交友的性格，我的人气直线上升。有些老师甚至还帮我拉票。有一天，我的老师离开教室几分钟后回来对我说：“你当选了！我太兴奋了！我很希望这是真的，所以一定要自己去确认一下。”

身为学生会主席，我将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当时，美国刚脱离大萧条，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将向数千人赞扬美国的伟大，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即使当时那么年轻，我依然充满希望与乐观。我将毕业致辞的重点放在美国这一国家的力量和乐观的未来上。

虽然我一直到成年以后才成为教会的一分子，但我确实体会到为何信仰及参与教会是荷兰文化的重要一环，应受到重视。即便在还是个小孩子时，我也从未怀疑过信仰的重要性。我从未有过一刻不相信上帝。中学时，我渐渐感受到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异：基督徒之间有这样一种氛围——更加温馨，有更强烈的使命感，拥有共同信仰的教友之间联系更紧密。我下定决心，认为基督教会才是我心之所属的地方。

1926年3月4日，我出生在大急流市，当时的大急流市是个毫不起眼的城市。因为城内有数不清的家具制造公司，我们也被称为“家具市”（Furniture City）。我记得小时候见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欢迎来到大急流市，世界家具之都。”流经大急流市的格兰德河（Grand River）两岸林立着家具工厂，烟囱上写着每家公司的名称：威帝康（Widdicomb）、帝国（Imperial）、美国座垫（American Seating）、贝克（Baker），等等。那时候，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蒙洛大道和富顿街等市区主要街道，马路上还是T型车的天下，火车则依然会驶过河上的大桥。沿着富顿街由城区往东几千米，你就会来到我住的地方：宁静的林荫大道两旁竖立着双层带3间卧室的住房，零星散布着传统的杂货店，林木蓊郁的阿奎纳斯学院（Aquinas College）近在咫尺，还有许多可供玩耍的公园。

艾伯塔斯·范拉尔德（Albertus Van Raalte）牧师在18世纪中叶成立了霍兰德市，当地居民至今仍会庆祝他们的荷兰传统，在一年一度的郁金香节时穿上传统服饰和木鞋。范拉尔德牧师在一封写给荷兰同胞的信里提到，到大急流市找工作的荷兰人大多缺乏技能，也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幸好，多数男人可以学着成为家具工厂的熟练工匠，而年轻妇女则可以到富裕家庭帮佣。可是，还有许多荷兰人展现了另一项荷兰特质：创业精神。美国三家大型宗教出版公司都是由大急流市的荷兰后裔所创办的。荷兰人在大急流市设立了归正福音教会（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的总部，并创办了加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贺克曼饼干公司（The Hekman Biscuit Company）是在大急流市创立的，后来成为奇宝公司（Keebler Company）。你或许听说过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名叫梅杰（Meijer）的连锁超市，以及我们的国际直销公司安利（Amway），这两家公司都是由荷裔美国人在大急流市创立的。因此，我非常感激自己的荷兰血统：热爱自由，踏实工作，拥有创业精神和坚定信仰。

除了祖父母，我的表亲也住在附近。我记得家人们经常围着餐桌讨论事情，而我们这些孩子则在后院里玩耍。如今，很少有祖父母和他们的子女、孙儿住在一起了，但我对祖辈的爱和智慧充满了温馨的回忆。虽然当时生活艰辛，可我的回忆里爱多过忧虑。我相信家庭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一股力量。后来，我成为4个孩子的父亲，当我回溯自己在家里的成长和父母的影响时，我感到责任巨大。成年以后，当你终于了解到创造一个适宜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需要多少努力时，在看待那些儿时觉得自然轻松的事时就有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

我的祖父狄维士经营一间小店铺，卖一些杂货和干货，还替客人代购邮购目录上的生活用品与服饰。店铺柜台上还有零卖的糖果，而店铺正对面就是学校操场。我记得那些学生进来后会专注地盯着玻璃后面一整排五颜六色的糖果，最后才决定掏出他们的一两分硬币。

在那个时代，为了赚钱，我开始送报，回想起来，这可算是我的第一份事业。为《大急流报》（Grand Rapids Press）送报让我学会了负责任，懂得了尽职和努力工作以获得报酬等各种原则。每天早上，会有一大捆报纸被扔在我家附近，让这个地区的报童去送。我计算好我的路线和要送的份数，然后和其他报童坐在街边把报纸一一折好，塞进斜背在肩上的大布袋里。我有三四十个客户，而且将他们服务得很好。一开始，我走路送了好几个月，没多久，我便立下目标要存钱买一辆二手自行车，一辆黑色的施文（Schwinn），好让我的工作更加轻松、更有效率。我至今还记得用自己赚来的钱实现目标、买下自行车时的快感，这是我终身铭记的另一个与工九*九*藏*书*网作有关的宝贵心得。我从自行车上帅气地将报纸扔上门廊，有时也必须下车把失手扔进草丛的报纸捡回来。我的贴心服务在每年的圣诞节都会获得回报，许多客户会额外给我25或50美分，偶而甚至能拿到1美元。

那袋外祖父跑完路线后剩下来的洋葱，是我第一次贩卖的物品，当然，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之后，外祖父每次剩下的青菜，就由我拿去卖。这需要销售技巧和毅力，可是我乐此不疲。我从送报和分担家庭杂务中获得的经验和心得，在我幼小时便奠定了根基，使我最终成长为一名勤奋、有责任感、注意细节并懂得取悦客人的工作者。14岁时，我在家附近的加油站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时候的车主依赖附近的小型加油站，它们大多是由懂得修车技术的邻居们开设的。这些加油站大多在前面有两部加油机，还有一个修车棚。许多工作人员都穿制服，戴着很像警官的帽子，衬衫领口还系着蝴蝶结。除了加油，洗挡风玻璃和检查油箱、水箱之外，这些加油站还提供其他保养服务，而这些我全部做过。

或许因为我是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父亲对我十分关爱，会陪我运动，读书给我听，外出时总爱带上我。他在许多方面感染着我，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极大影响。父亲喜欢动手修理东西，我曾见过他在地下室修理各类器械。他也是位有远见的冒险家，热爱创意，梦想着去远方。因为旅行费用的关系，他去不了那些在地图上看过的地方，不过，我倒是记得有一次，全家挤进一辆车里去了黄石国家公园，那可是我们家的一次大冒险。

高中时经历的另一件事永远改变了我的一生以及我对自己的认定。毕业时，文质彬彬、具有学者风范的圣经老师伦纳德·格林韦博士（Dr. Leonard Greenway）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了一句让我铭记在心的话，那只是一句简单的鼓励话语：“做一个在神的国度有领导才能的正直年轻人。”他的话语虽然简单，但对一个不是好学生，而且被说成“不是上大学的料”的年轻人来说，却是无比珍贵、令人感动的。我钦慕的老师视我为领导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做得到。

回想起来，在我童年的艰难年代，父亲必然承受着许多压力，然而他从不表露。如今回想起他当年如何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领导我们全家，树立起杰出的典范，我多希望自己在年幼时便表达出对他的仰慕和敬佩。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子女的好榜样。我们不该试图永远陪伴在子女及孙辈左右，但在有生之年，我都会努力协助我的子女及孙辈去过成功、有意义的生活。如今，我真切体会到父亲当年对我有着相同的期许。

祖父就住在店铺楼上，如果客人在他吃午饭或者忙别的事时进来了，他会听见门铃声。如果他在做餐前祷告时有客人上门，他会停一下，喊一声“等一下”，在念完祷词后才下楼去招呼客人。他还会驾着马车在附近收取订单及送货。

我回答：“我来。”

积极的环境能培养出积极的态度，而这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获取。正是我的环境使我在还是个高中生时便获得了帮助，并相信自己有一天会达成目标。童年经验对于塑造我的未来而言的确影响力巨大，更具影响力的莫过于我在高中毕业前认识的一个人，他用我未曾梦想过的方式改变了我的人生，而这一切源起于坐车上学途中。

父母在我早年时便灌输给我坚定的职业道德。我在家中负责的一项杂务是每天早晚为火炉加煤。送煤的人会把煤堆在我们的车道上，所以我先要把又重又脏的煤一趟趟搬进地下室，打开已经裂缝的铸铁炉门，把煤铲进火炉里，堆在犹有余温的余烬上。这项差事让我们在寒冷的密歇根冬天不至于挨冻，当然，以今日的标准来看，我家还是很冷。我妹妹伯尼斯还记得，由于当时屋子里实在太冷，我们在准备上学时都得站在火炉通风口前取暖。暖气依赖煤，冷藏则需要冰块。邻居们都会在自家窗口贴上字条，写明他们需要多少冰块。我还记得有一回我和朋友一起去送冰，要把23公斤和46公斤重的冰块搬上楼，在冰柜里腾出空间，放进冰块。这些冰柜都有一个滴水托盘，用来收集融化的冰水，我记得有好多次我和妹妹被叫去擦被水淹的厨房地板，因为我们忘记清空滴水托盘了。

星期六一整天我都在洗车。那时还没有洗车机，修车厂也没有空调，客人在冬天时都依赖加油站帮他们洗车。洗车的费用是1美元，我每洗一辆车可以拿到50美分，所以即使是在冬天，每个星期六早晨我还是会穿得厚厚的，尽量多洗几辆车。由于当时许多道路都没有铺路面，车的车窗和门框上往往积满了尘土，而我都会仔细擦拭干净，并因洗车细心而获得好评。我还会利用从父亲那儿学到的知识帮技工找找汽车零件，偶尔做一些简单的维修，比如更换发电机。

多年后，我在高中同学聚会上遇到了格林韦老师。作为那次同学会的主持人，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他，他是否还记得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了些什么。他站起身，在事隔多年后一字不差地背出了那句话，令我感动不已。他当年就在我身上看到了我自己还没看出的特质。他极富智慧，了解一句肯定的话语具有塑造年轻人未来的力量。直到今日，我都记得他的亲切面容。为了纪念他以及他对我的帮助，我不断用正面话语的力量去鼓励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