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创建安利帝国
12 家族传承,安利长盛不衰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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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传奇,从平凡起步
第二部分 创建安利帝国
第二部分 创建安利帝国
12 家族传承,安利长盛不衰的秘密
第二部分 创建安利帝国
第三部分 丰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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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冒险乐趣

我会说:“这很正常,亲爱的,不要担心;没错,他们本来就会偶尔打打架。”
杰的4名子女和我的4名子女到了上高中的年纪之后,我们心想,他们中至少有几个将来会为家族事业工作,所以他们必须到不同部门工作,以了解安利各部门的运营方式。我和杰的每个孩子都要在安利各部门工作6个月,累计取得5年的经验。他们在仓库、工厂、研发实验室和办公室等处工作,日班与夜班都要上。有些人是在高中时以暑期工读的方式开始这项训练的,就像其他孩子去打扫地板或修剪草坪一样。我的长子有一段时间担任的工作是导览员。他向来宾自我介绍的名字是“狄克·马文”(Dick Marvin),马文是他的中间名,这样来宾就不会知道他是我的儿子了。狄克和其他人一样从基层做起,学习在流水线上工作。当然,每个孩子在5年训练期间所做的工作,后期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很幸运的是,海伦和我在教育孩子上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和家庭背景相近、信仰相同的人结婚的好处。如果父母来自不同背景,必须找到共同立场才能向孩子教授道理时,就会面临考验。可是,如果你的婚姻和我一样,你与配偶来自相同的背景,你在结婚前就会明白,两个人在哪些地方会意见一致。海伦与我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是独生女,所以有时,当她为4个孩子让家里闹哄哄而烦恼时,我就得帮她。

狄维士的感悟

所有人都是有价值的、重要的。如果你不尊重他人,他人要如何尊重你?好的领导者要先尊重他人才能赢得尊重,同时要做个诚实、值得信任的人,言出必行。人们应该始终善待尊重他们的人,绝不能因为他们没有上过好学校或者不曾拥有和你一样的机会就轻视他们,因为那并不会让他们失去价值、变得无足轻重或缺乏能力。我们的子女在安利的工作中明白,所有人都能拥有能力。在安利的大家庭中成长是一种莫大的积极经历。

我的女儿雪莉(Cheri)也参与了安利事业,担任全球化妆品事业副总裁,在数年内替我们管理着魔术队,在那段时间里还生育了5个孩子。她也加入了安达高(Alticor)及安利董事会,而且是她的母校霍普学院(Hope College)的董事。她的确是个领导者。我的儿媳们也有着很强的领导力:贝茜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内都展现了政治领导力,推动了美国各地教育管道的扩大;帕梅拉(Pamella)在时尚产业中拥有一项成功的事业;玛丽亚(Maria)积极主持着多个造福西密歇根的社区计划。
那个年代还不流行找牧师或是其他专业人士进行婚姻咨询,但海伦和我明白,我俩在最重要的价值观方面十分相配:除了彼此相爱以外,我们还有着共同九_九_藏_书_网的宗教信仰、相似的家庭背景和价值观。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我们还欣赏彼此的能力、个性和人生计划,海伦和我的婚姻已经持续了60多年,我们一直很恩爱。我们有4个孩子,我们深爱他们并以他们为荣;孩子们结婚后又给我们添了16个孙子孙女,现在还有两个宝贝曾孙女。这些年来有人问我,为何我们可以把子女教育得这么优秀,我只能说,上帝祝福身为父母的我们俩。我还要说,海伦的功劳最大,她是个全职母亲,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创业、在夜里加班和出差上。对于子女们在长大后都成了能干、努力工作且慷慨的人,我非常感恩。

航行哲学

领导力是可以通过教育获得的吗?我的孩子们见过领袖,但成为一名领袖却不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边做边学。我认为领导能力必须通过实践来发掘。企业家们往往会发现自己身上有着自己从没想过的领导力。我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子女后来都成了优秀的领导者,我想,那是耳濡目染的结果,毕竟,他们一直在看和听知名领导者们谈论该如何应对不同的局势。看到领导者如何展现领导能力,可促进、培养领导力。我的儿子丹(Dan)在安利工作了13年,专门负责营销人员关系,他在任期的最后13个月里和家人住在东京,当时负责管理8个亚洲市场。回到美国以后,他决定跨出大胆的一步,自行创业,后来在西密歇根开设了20多家汽车与福斯赛车店(Fox Powersports)。他拥有一支小联盟的曲棍球队,还拥有其他事业,最近更运用其商业才能来为我们的家族管理奥兰多魔术队。
家族事业!这个名词始终被美好的光环包围。“家庭”是安利事业的四大基础之一。事实上,大多数安利营销人员都是夫妻一起合作,甚至子女也参与其中。我和杰总是骄傲地对营销人员说,安利是一项家族事业。营销人员们可以相信,我和杰身为这项事业的主人,对于安利该如何经营有着最终决定权,这项权力与股东无关。因为安利是我们自己的事业,安利短期与长期的成功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我们也向营销人员做出保证,我们会根据自己曾经成功创业的经验,做出稳健的事业决策;我和杰会根据我们的基督教背景和原则,善待员工和所有的合作伙伴。
我们“家族协会”的成员包括祖孙三代——海伦和我,我们的子女、配偶以及孙辈,每年集会一次,所有家族成员都要出席。孙辈在年满16岁以后将在一个正式仪式中加入“家族协会”,所有成员都会出席观礼。叔叔或阿姨会介绍他们的成就,提醒他们未来将担负的责任,并确认他们成为“家族协会”的一分子。他们有资格受邀参加集会,讨论重要的家族事务。等到年满25岁,符合更多资格、可以承担更多责任之后,他们便能在开会时投票。
如果湖面平静、可以巡航的话,我就会利用那段时间指导http://www.99lib.net孩子们打磨扶手并准备上漆。船上有很多扶手需要清理,他们总是愿意帮忙。等抵达目的地,我们会在港口停靠,上岸去玩球或在镇上散步,吃冰淇淋或牛奶软糖。他们对此有着愉快的回忆,还有那些小镇也刻在他们的回忆中——潘特瓦特(Pentwater)、白湖(White Lake)、拉丁顿(Ludington)、勒兰(Leland)、法兰克福(Frankfort)、夏洛瓦(Charlevoix)、佩托斯基(Petoskey)、哈伯斯普林斯(Harbor Springs)和北角(Points North)。
狄克在接任总裁时说:“我给自己6年时间来做这份工作,然后我打算改变。”他的话没错,不过他做了10年才打算离开。那时,我的小儿子德已完成培训,先后被派驻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英国担任地区总经理,接着升任亚太和全球营销人员关系资深副总裁以及安利的首席运营官,他已经准备好接棒了。
那项决定带来了意外的结果,但都是积极的,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虽然算是重新开始,但航行对我们家来说意外地成了一项很好的运动,因为可以共同分享一种感觉。航行自然而然地教导孩子们要负责任。因为船上的起居空间有限,一定要收好衣服才不会害别人被绊倒;需要马上整理好睡铺,大家才有地方坐。孩子们很快就学到,打扫是船的主人必须做的事情之一,包括清洁船舱以外的地方。每天早上,都要擦干甲板,擦拭扶手,船只需要被整理一番,以为当天出航作准备。狗要被带出去遛——没错,我们把狗也列入了旅客名单。
这艘船让我们有机会用特别的方式旅行。在很多年里,一到夏天,我们就会花上3个星期在密歇根湖旅行,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直到西岸。我们通常一天只会航行80千米。我们学到的另一个道理是,不可能驾船由A点直接到达B点,所以路上要花很多时间。拥有帆船真是件苦差事!我试着一大早就出航,因为孩子们会不耐烦,到了差不多下午两点,他们就想下船去玩了。
今日,我依然为安利是一份家族事业而感到骄傲。我最小的儿子德(Doug)担任总裁,而杰的长子史蒂夫(Steve)担任董事长。他们两人合作的模式正如我和杰一样,这让我很感动,而且他们遵循着稳健的原则来经营一家规模高达数十亿美元,比我和杰经营时更大、更复杂的国际企业。
回想起来,我明白我和杰一直不愿意做出裁员决策的原因。我和杰不想去面对这个决定,我们想,下个月或明年情况就会好转,公司就会没事了。狄克和史提夫不但做出了艰难的决策,还用了正确的方法去处理,很快就让安利公司恢复盈利。
狄克和史蒂夫接替了我和杰之后,快马加鞭地处理了一些棘手的挑战。例如,他们要引导公司渡过20世纪90年代后期销售下滑的危机。由于销售额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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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克和史蒂夫还必须做出艰难的决策,裁减员工人数、调整管理层以及改变公司结构。当时狄克告诉我,公司需要贷款以支付裁员费用,因为销售收入不够负担这笔金额。
我认为,如果一些孙辈有在安利工作的认真意愿,必须取得四年制大学学位并到其他公司工作数年后才有资格回来应征安利的工作。
多年前我在撰写《相信》这本书时,在其中一章里谈到了我的家庭观。从当时到今日,我依然相信:“美国制度的活力……是在数百万平凡的美国家庭的客厅、餐厅、房间和后院里酝酿的。”回想我自己童年时的家庭,我相信这句话是对的,我想起了舒适的家、家人在餐桌上的谈话和祈祷、父亲鼓励的话语、饭后洗碗时和母亲的闲聊,还有和小妹珍一起打台球的经历。我真切地对孩子们接受了海伦和我灌输给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而满怀感激。我认为,我们家族的未来充满希望,因为我看到我的每个孙儿都开始成长、展现出领导力,并为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狄克已准备好迎接新挑战,迫不及待想重回他自己创立的公司。现在,他和妻子贝茜(Betsy)拥有及经营着数家公司。他也是我们的“家族办公室”内RDV公司的董事长,专门处理安利和魔术队之外的各项狄维士家族的商业活动。他还肩负起了一项全新的责任,即接替家族领导的地位,扩展家族利益结构,以鼓励后代接班,维持大家族的繁荣。
他说:“只进行适当的裁员无法节省成本。公司需要妥善列出名单,结算工资,再帮他们找到新工作。”

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

她会问我:“家里应该是这样的吗?他们本来就该有这种表现吗?”
家族对我意义如此重大的理由之一,或许是从我成长的家庭到和海伦的婚姻,再到将子女养育成人,最后到看着孙辈长大的过程中,家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幸福的童年回忆,它塑造了我的一生。充实的经历必然使我受益良多,使我娶妻生子,有幸建立起和我成长的家庭一样美满的家庭。
那趟车程很短,过了一个路口就是她们要去的地方。我们送她们下车,第一个女孩在礼貌性地说声“谢谢”之后便走了,于是我拦住第二个女孩,问她刚才那个女孩的名字。她拿走了我的一本教科书,在上面写下“海伦·温韦赛”(Helen Van Wesep),并附上了海伦的电话号码。那本书我还保存着,但我必须老实说,我把海伦的号码给了另一个朋友,他给她打了电话。
在各港口之间航行也教会了孩子们提前规划和及早出发的重要性。遇到浓雾或困难的状况可能让他们学会早点出发才能准时抵达目的地的道理,如此一来,即使天气变坏,你也不会疲于应付——因为早已停好船准备过夜了。旅途中只有我们一家人,没有电视、手机或计算机的干扰,大家在一起聊聊去过的地方、白天发生了什么事,计划明天的航行策略,确认下一99lib•net个灯塔或标的物的位置——总之就是大家一起聊天。孩子们在船上是跑不远的,所以,我们可以一起聊聊生活中的各种话题。我希望这些谈话和我们为孩子提供的这些经历能对他们有所帮助,后来,他们甚至还学会了驾船。
我们还通过“家族办公室”拟定了一项计划,教导孙辈事业原则,领导与团队合作等技能,以及传递使家族在人生与事业方面成功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海伦和我从小到大所奉行的准则,我们认为,子女也应该鼓励第三代去实践这套相同的价值观。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的心脏病开始恶化,需要做搭桥手术。病情使我无法工作。那时,狄克已经在安利工作了大约15年,最近5年他担任的是国际副总裁。他不眠不休地工作,有几年时间离开安利去自己创业,但我要求他回来接替我的职位。杰后来也出现了健康问题,打算将日常职务交托出去。所以,在狄克接替我的职位数年后,我和杰认为他的儿子史蒂夫是有资格接任董事长的人选。
我说:“狄克,我以为裁员是为了减少成本。”
尽管我和杰早年的乘船冒险并不顺利,我还是一直热爱帆船。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个周末,海伦和我出游,住在密歇根州索格塔克河(Saugatuck)上的船旅馆里。住在这里的第二个晚上,我们正坐在阳台上,一艘帆船想停泊在这里,于是我冲过去帮忙拉住绳索。我们系紧绳索后,我得知那艘船是三人共有的,他们打算将其出售。(三个船东?难怪要把船卖掉!)我趁机把船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地仔细检查了一遍,又跟水手们聊了聊船的航行系数等话题。我回去对海伦说,那艘船要出售,结果我们的谈话就带来了新进展。她知道我热爱航行,我也说过将来想再买艘帆船,在不经意间,机会就送上门来了!我们夫妻两人才单独出游两回,突然间就要面对可能以有趣的方式改变生活的决定。我们跟船东约好日子试驾,满心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那几位水手兼推销员呢?他们挂在主桅上抱着主帆,开心得很。等我们终于安定下来并回到码头上时,我和水手们都很好奇海伦会有什么反应,毕竟,如果我们买下船,她也成了船东,而她在试驾时显然不是很开心。可她让我们大感意外(她说她会向不可避免的事屈服),她说她觉得那艘船很适合我们全家,从那天起,我们便成了船东。
在子女的成长阶段,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做全年计划时留出家庭活动的时间。首先是生日,然后是孩子们会参加的学校活动,孩子们再大一点后,我们会参加他们的体育活动。节日一定要空出来,因为许多节日我们还是与整个家族一起庆祝的。家庭极为重要,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聚在一起,共同开展活动。正因如此,我很早就决定放弃高尔夫球运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高尔夫球并不适合作为全家一起参与的运动。在我那个年代,有孩子的年轻父亲通常会在星期六和一群朋友去打这种小白球,这就意www.99lib•net味着在每个星期六早晨丢下你的家人,我不能那么做。
我正好在那里载叔叔婶婶去坐船,看到她们走下码头时,我再一次问海伦要不要搭个便船。两个小女孩很兴奋,于是她们三人上了船,这又是一段很短的航程——到加油码头去加油后便返航,因为长辈们已经下了船。这次偶遇让我想再次见到海伦,这一次我明白,我已经爱上她了。那一年年底,我们便开始谈婚论嫁。

和妻子海伦相遇

我们通过“家族办公室”传承使家族在人生和事业方面成功的价值观,鼓励子女们实践这套相同的价值观。如果家族第三代有在安利工作的认真意愿,必须取得大学学位并在其他企业工作数年,才有资格回来应聘安利的工作。
除了管理安利和魔术队之外的事业,“家族办公室”的一项重要功能是让家族成员定期聚会,决定重要的家族事务。我们成立了“狄维士家族议会”(DeVos Family Council),由我的子女们及其配偶组成,每年开会4次。“家族议会”刚刚通过一项家族规章,它完美地传达了家族的使命和价值观。我们认为这个方式可以鼓励和确保海伦与我身体力行的重要原则,传递给后代子孙。“家族议会”同时也会讨论如何共同管理家族财政和慈善活动。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认识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打电话给她。那时我和杰的飞行学校已经关闭了好几年,不过我的人脉还在,于是,海伦和我的第一次约会就是在一个晴朗的星期日午后搭乘飞机欣赏大急流市的美景。我们在那之后仍然继续约会,但同时也和别人交往。约会一段时间后,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不见面,然后我会再打电话给她,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期。直到夏末的一天,海伦去探望一位当教师的朋友,我和杰停泊小艇的地方就在她的木屋附近。海伦带着朋友的两个小女儿去散步,她们想去看看那些船。
等那一天到来后,我们带着两个儿子同行,但在到达湖边后却差点放弃。船上的水手开心地说,浪头好大,有3米高。我可就没那么开心了,因为我知道海伦惴惴不安,两个男孩的眼睛也瞪得圆溜溜的。不过,我们还是上船了,穿上救生衣(救生衣年代久远,还有大大的领子,很难穿),把船开出水道。原本开得好好的,结果船被一下子拍到了湖边,一侧已经倾斜。我看到海伦坐在高的那一侧,一手抓住绞盘稳住自己,另一手抓住一个孩子。她让两个孩子坐在甲板上,叮嘱他们要抓牢彼此。
正像杰·温安洛开车带我上学从而使我们展开了终身合作一样,我和海伦也是因为一趟短短的车程相识的。1946年一个怡人的秋日,我坐在朋友的车上行经大急流市东南的一个社区,看见两个女孩结伴而行。我的朋友认识她们,因为她们和我们在同一所大学就读,于是我们便停下来,问她们要不要搭便车。她们说快要到家了,再走一会儿也没关系,但在我们的怂恿之下,她们上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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