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忌讳反映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思想倾向，也表示了对别人的尊重，有一定的合理性，因而大量的代用词流传下来，不仅丰富了汉语词汇，而且成为礼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死亡类似，对于恶疾、灾祸古人也忌讳直言。如讳言火灾，将失火叫做“走水”。《红楼梦》第三十九回载，贾府马棚失火，贾母询问，丫鬟回答说：“南院子马棚里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经救下了。”

古人按礼仪是“幼名冠字”(《礼记·檀弓》)，即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命名，男子举行冠礼及女子举行笄礼时取字。字往往是对名加以解释或补充，与名相表里，故又叫表字。字与名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衡”与“平”同义。有意义相辅的，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有意义相反的，如元代书画家赵孟頫〔fu抚〕，字子昂，“頫(同俯)”与“昂”反义。另外字与名的关系，还有概括经义，使典用事等多种情况。但是，古代只有贵族或士族才有表字，一般平民是没有字的。如西汉初年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中，除了张良等少数六国贵族的后代外，大部分出身平民，所以如陈平、韩信、樊哙等都是有名无字。

有的为避讳而改官名、辞官职。如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六月，唐高宗李治即位，避太宗庙讳，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七月，避高宗名讳，又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各州“治中”改为“司马”，“治礼郎”改为“奉礼郎”。辞官职如《北史·叙传》载，李延实被授任侍中太保的职位，但因其祖父名“宝”，认为“保”字同音是犯祖讳，所以上表坚决辞去太保官职。这种因避讳而辞官的行为实不足取，但却曾经风行一时，甚至列入了法律条文之内。《唐律》即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对此疏义解释说：“府有正号，官有名称。府号者，假如父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县职(指长安县)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皆须自言，不得辄受。”

还有的因避讳而改日常用语。如晋代追尊司马师为景帝，避其庙讳，改称“京师”为“京都”。唐高祖祖父名虎，因避讳用“兽”或“龙”代替“虎”字，以至出现了“不入兽穴，焉得兽子”，“画龙不成反类狗”的怪语。因改通常用语也经常闹出笑话。如南宋时的钱良臣教儿子避讳，凡经史书籍中有“良臣”二字，读时都改为“爸爸”。一天，他的儿子读《孟子》中“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的句子，改读成：“今之所谓爸爸，古之所谓民贼也。”本为尊敬避讳父名，结果反而成了辱骂，这也是对避讳过滥的讽刺。

有的因避讳改古书。这包括改书名与改书中文字两种情况。改书名，如唐代为避高祖李渊讳，将东汉赵晔所撰《神渊》改为《神泉》。又如南宋熊克撰有《中兴小历》一书，后亡佚，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录出此书，因避乾隆皇帝名弘历，改为《中兴小纪》。改古书文字，如宋代洪适所撰《隶释》引用汉石经残碑，其中《论语》、《尚书》中的“邦”字多改为“国”字，这是避汉高祖刘邦名讳所致。再如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在叙述《史记》体例时，将“三十世家”改称为“三十系家”，这是因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而做的改动。

一个人的姓名，只是在社会交际活动中使用的代表个人的符号，本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在古代社会姓名字号却成了封建礼制的组成部分，被赋予了等级观念和尊卑色彩。

有的因避讳改物名。如汉代因避汉高祖皇后吕雉名讳，将“雉”改称“野鸡”。又如唐朝避代宗李预嫌名，改“薯蓣〔yu玉〕”为“薯药”九-九-藏-书-网；至宋代避英宗赵曙嫌名，再改叫“山药”。陆游《老学庵笔记》还记载了一个改物名的典型事例。宋代有一个名叫田登的地方官，“自讳其名”，其管辖的全州境内都把“灯”改称为“火”。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放灯供人们游观，其下属贴出的告示竟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因此还产生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成语，并广为流传。

综上所述，避讳习俗起于避君主名，并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而日益兴盛，这不仅导致了古代书籍文字的混乱，而且也给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带来麻烦，造成不良影响。直到进入20世纪，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倾覆，人们才从避讳的桎梏下解脱出来。

为了表示对人的格外尊重，有时连字、号也不称，而是以地望和官职来称呼。称地望就是以出生地、住地或任职所在地称人。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为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被称为柳河东；因其做过柳州刺史，又被称为柳柳州。再如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因籍贯为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被称作王临川。以官职称人则更为常见，如东汉曾经任伏波将军的马援被称为马伏波；曾任定远侯的班超被称为班定远。唐代的大诗人杜甫也因曾担任工部员外郎和左拾遗，而常被称为杜工部、杜拾遗。以地望称人到现代已不再盛行，但以官职称人却一直流行至今。

由于统治者的重视，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专门的讳律。这一方面是明确了避讳的对象，主要包括避在位君主名，如秦始皇嬴政，又名正，其在位时改“正月”为“端月”；避君主庙讳，如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父名敬，其时凡遇“敬”字均以“恭”或“钦”替代；避太子名，如金主海陵王完颜亮的太子名光英，便改“鹰坊”为“驯鸷坊”；避后妃名，如东晋成帝杜皇后讳陵，改“陵阳县”为“广阳县”；避皇后祖、父名，如北宋仁宗刘皇后之祖父名延庆，殿前副都指挥使“李昭庆”改名“李昭亮”；避权贵名，如北宋蔡京为相权势极盛，百官皆避其名，将“京东”、“京西”改称“畿左”、“畿右”；还有避孔子名，使臣避出使国讳等。另一方面为避免避讳太滥，也有了五不讳、八不讳等说法。如规定讳名不讳姓；二名不偏讳，即名有二字不一一分别讳；不讳嫌名，即与所讳之字读音相近或相同的字可不讳；父已死不讳祖名；君前不讳父名，即在君主面前不避家讳；诗书不讳，即读诗书时照正音读，可不避讳字；临文不讳，即上奏书写文章不避家讳；郊庙不讳，即祭神祭祖时不讳等，名目繁多。但是各朝各代避讳宽严不一，对讳律的规定有的朝代并不遵行。如《礼记·曲礼上》规定“不讳谦名”，但唐代贞观、显庆年间修“八史”时，凡用天干“丙”字纪年的都改为“景”字，这是避唐高祖李渊之父名“昞”，就是讳谦名。虽然规定“二名不偏讳”，但帝王双名的两个字都要避讳。如《旧唐书·太宗纪》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以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这说明唐代之前两字兼避已成风气，故唐太宗刚登台即下令禁止。但这一禁令并未贯彻，唐代将“世”改为“代”，“民”用为“人”，实际就是对唐太宗之名“世民”二字分别避讳。

封建帝王还有尊号、谥号和庙号。尊号是生前被奉上的，如唐代群臣曾经六次给唐玄宗上尊号，其中之一是开元圣文神武皇帝。谥号是死后加上的称号，如汉景帝、汉武帝、隋文帝、隋炀帝等。庙号是帝王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追尊为某祖、某宗，如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清世宗等。对于封建时代的皇帝，绝对不许直呼其名，而只能称其尊号、谥号和庙号。唐朝以前，对于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代习惯称刘彻为汉武帝。唐代之后则改称庙九*九*藏*书*网号，如唐代李隆基通常称唐玄宗。汉武帝之后，历代皇帝还有年号。新君即位，必须改变年号，同一个皇帝也可以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年号。明清两代，一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因此可以用年号来称皇帝。如明思宗朱由检可称为崇祯皇帝，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可称为康熙皇帝。皇后、诸王、公主、高官显贵，以及建立特殊功勋或受到皇帝垂青的人，死后也赐有谥号。如宋代岳飞死后被赐谥号为武穆王，人称岳武穆，是表示对这位爱国将领的尊敬。还有一种私谥，是著名学者名流死后，由其亲友、门徒所加的谥号。如北宋理学家张载死后，其门人加谥为明诚夫子，并以谥号相称，也是表示对先师的尊重。

因为避讳，中国古代出现了一些特有的现象。有的因避讳而改姓换名。改姓如《通志·氏族略》所说：“籍氏避项羽讳，改为席氏；庄氏避汉明帝讳，改为严氏；师氏避晋景帝讳，改为帅氏。”还有追改前人姓的，如汉代避宣帝刘询嫌名，将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卿称为“孙卿”。改名如《魏书·高祐传》所记：高祐“本名禧，以与成阳王同名，高祖赐名祐。”再如《南齐书·薛渊传》载：“本名道渊，避太祖(指萧道成)偏讳改。”不仅犯了皇帝、亲王的讳要改名，就是贵族家的仆人如犯了主人的讳也要改名。如《红楼梦》第二十四回说：“原来这小红本姓林，小名红玉，因‘玉’字犯了宝玉、黛玉的名，便改唤他做‘小红’。”

敬称的词语也很多，均带有尊重、敬仰的意义。对古代最高统治者，常尊称为天子、皇上、主上、圣上、圣主、万岁。“天子”据《白虎通义》所说，是古代认为帝王之父为天，其母为地，是上天所生，“故谓之天子”。“皇”词义为大，“圣”指智慧超群，“上”有至高无上之意，这些词都显示了皇帝的特殊地位。“万岁”在先秦时期是臣下对王侯贵族通用的祝语，秦汉之后专用于祝福皇帝，后来便也尊称皇帝为万岁了。此外皇帝还被敬称为“陛下”。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载：“秦汉以来，于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将军言麾下，使者言节下、毂下，二千石长史言阁下，通类相与言足下。”陛的本义是宫殿的台阶，陛下原指皇帝设在台阶下以防不测的近臣。以陛下作为对皇帝的尊称，东汉蔡邕《独断》卷上解释为：“群臣与天子言，不敢直斥，故呼在陛下者告之，因卑达尊之义也。”名为对陛下近臣言，实际上是直接对皇帝说，故陛下便成了皇帝的代称。殿下、麾下、节下、毂下、阁下的含义与陛下相同，都是由于不敢直称对方，故通过侍从转呼以示尊重，从而转化而成的敬称。其中“殿”指殿堂，起初天子、诸侯、皇太后、皇后、亲王等均可尊称殿下，唐代之后才主要用于皇太子与皇后。“麾”是指挥军队的旗帜，故尊称将军为麾下。“节”指使者所持的符节；“毂”本为车轮中心的圆木，用作车轮的代称。使者奉命出使必持节乘车，故可尊称其为节下或毂下。另外，奉皇帝之命出使的官员还被尊称为天使。“阁”比殿小，古代郡太守(汉代俸禄为二千石，故亦可称二千石)按照规定有资格比照三公开阁治事，故尊称阁下。但这一敬称使用较宽泛，不仅用于尊长，平辈亦可使用。唐代之后，对州郡的长官则多尊称府主、府公、府台等。

另有“家讳”，即子孙不能称呼父祖的名字，这也是尊祖敬宗的体现。在社会活动中，与别人交谈也不能触犯对方的家讳，否则将被视为非礼。东晋桓玄初任太子洗马时，王大前来祝贺，便设宴款待。王嫌酒冷频频呼唤使者取“温酒”来。因为桓玄的父亲名温，为避父讳，家中不许提到“温”字。而来客呼喊的“温酒”中就含着个相同的“温”字，便触犯了其家讳。这样，不但使者怕家主责怪不敢去取“温酒”；就是桓玄一再听到来客呼叫“温”字，亦心中不快，但又不便发怒，以至于当场便哭了起来。由于避讳，古代礼俗讲究“入竟(境)而问禁，入国(城)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这就是说，进入一国境界先要询问禁忌九九藏书，进入一个城内先要了解风俗，进入一家之门亦要先弄清其家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犯讳而失礼。

古代帝王或诸侯谦称自己为寡人、孤家、不谷。“寡”与“孤”同义，都有表示自己缺少德行的意思。寡、孤本为贬义，但由于被帝王专用，后来“称孤道寡”反倒成了“称帝称王”的同义语。不谷是不善的意思，主要为先秦时期的国君用于谦称，秦以后废而不用。官吏一般自称谦词用臣、下官、末官、卑职等。臣是面对国君时官员表示谦卑的自称；下官、末官、卑职都是谦称自己职位低微。文人雅士自谦习惯用小生、晚生、晚学、后学、末学等，以示自己是新学后进之辈，学识尚很浅陋；也常用不才、不佞〔ning 泞〕、不肖(贤)、鄙人等词，谦指自己没有才能和见识。在尊贵者面前，谦称多用在下，这是因为古代坐席尊者在上，位卑者居于下席。面对长辈，除谦称晚辈外，年幼者还常自称小子。老年人自谦时，常称老朽、老鄙、老夫、老拙，表示自己年老愚笨，已衰朽无用。而妇女则以小奴、下妾等词自谦。谦称的运用，是通过贬低自己而抬高对方的身分，实际表达的是对对方的尊敬，也显示出一种修养和礼貌。

避讳起源于周代，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局动荡，讳制不一。秦汉时代，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巩固，儒家学说在上层建筑领域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避讳制度才渐臻完备。至唐宋两朝，讳制盛行，避讳的禁令日趋严格；而到了清代雍正、乾隆之世，讳禁之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至于“足下”一词，据说源于介之推的故事。介之推是春秋时期的一位隐士，后辅助晋公子重耳，历尽流亡的艰辛。当重耳在秦穆公支持下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对随他流亡者论功封赏时，介之推不求赏禄而携母隐居于绵上(今山西介休东南)山中。晋文公自感有愧，又搜寻不到介之推，便下令放火焚山，想迫使他出山。谁知介之推竟抱着一棵树被烧死了。晋文公悲叹不已，令人伐倒那棵树，制成木屐〔ji 机〕。此后，晋文公经常低头看着脚上的屐，哀叹道：“悲乎足下。”由于晋文公以“足下”指代介之推，且怀着深深的敬意，后来“足下”便成了一种敬称。

有的因避讳改地名。如号称六朝古都的建康(今南京)，本名建业，晋元帝都建业时因避晋愍〔min 敏〕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同时还把曾是曹魏重要都邑的“邺”，改名“临漳”。再如隋代避炀帝名“广”，将“广武县”改为“雁门县”。像这种因避讳而改州、郡、县名的事例，几乎各朝都有。另还有改山脉、河流、园林、宫门等名称的。改山名，如汉代避汉文帝刘恒讳，改“恒山”为“常山”。改河名，如北周避文帝宇文泰小字黑獭〔ta塔〕，改“黑水”为“乌水”。改园名，如三国魏避齐王曹芳讳，改“芳林园”为“华林园”。改门名，如清代避康熙皇帝名玄烨，改“玄武门”为“神武门”。

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与厌恶，古人忌讳说“死”字，于是另造了一些词来表达死的含义。如对于君王的死用“千秋万岁”来表示。《史记·梁孝王世家》载：“上(指景帝)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千秋万岁是君王希望活到的年龄，其实这只是一种空想，而人生通常不过百年，于是一般人则以“百年之后”替代死字。也有的用“老了”讳言死去，如《红楼梦》第十五回写道：“这铁槛寺是宁荣二公当日修造的，现今还有香火地亩，以备京中老了人口，在此停灵。”另外，代替死的言词还有去世、下世、过世、辞世、病故、病逝、长逝、长眠、仙逝、作古、不在了、出远门了等等。

总之，恭敬即为礼，谦称与敬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均表达了对别人的尊重。这种称谓中显示的礼貌时时处处都会碰到，人人都难以回避，因而是日常礼俗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以上是当面对话及书信往来的直接称谓，另外在交谈中提及双方亲属时，也要分别用谦称和敬称。谈到自己一方亲属时用谦称，如家父、家母、家兄、舍弟、舍妹、舍侄等。家、舍带有普通、平常的含义，可表谦逊。提妻子谦称贱内、贱荆、寒荆，谈儿子多称贱息、犬子，自贬示谦的意味更浓。提及对方亲属时，则多冠以令、尊、贤等赞美的字眼。如称对方祖父为尊祖，父亲为令尊，母亲为令堂，兄弟为贤兄、贤弟，妻为令妻，子为贤郎，婿为贵婿等。谦称、敬称用词还有很多，不再列举。http://www.99lib.net

对于德高望重，特别是学问精深的男子可敬称为夫子。春秋时期凡大夫以上的官员可称夫子，其“夫”即指大夫，“子”是对男子的尊称。孔子当过鲁国司寇，也是大夫，所以被其弟子等人称为夫子。后来，孔子被尊奉为万世师表，所以夫子成了对孔子的尊称。孔子是教育家，从而引申为对老师或可奉以为师的男子也称夫子，如齐宣王就敬称孟子为夫子。对师长、老人、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还敬称为先生。这种用法流传至今，现代社会“先生”成了对一切成年男子都适用的社交礼貌称谓。对已婚妇女多尊称为夫人、太太；未婚女子常通称为小姐。对于平辈友人则以尊兄、仁弟相称。就是晚辈小儿，古人也习惯尊称为公子和小郎君。

避讳的现象千奇百怪，避讳的方法也多种多样。除了上述直接改字外，还有空字、缺笔、拆字、合字等方法。空字是书写时遇到应避讳的字，留出空白，或作空围(即画□)，或写作“某”字、“讳”字。如萧子显著《南齐书》，避梁武帝父萧顺之名，遇到“顺之”二字则不写，而是留出两个空格。缺笔是对讳字少写笔划，如宋代避太祖赵匡胤名，将“匡”写作“匡”，“胤”写作“(胤字去乚)”。拆字是将讳字一分为二，使用其一。如北宋宰相文彦博本姓“敬”，其曾祖时避后晋石敬瑭名，遂取敬字右半改姓“文”，后汉时复姓“敬”；至北宋初，其祖父避赵匡胤的祖父名“敬”，再次改姓“文”。合字是把两字合二为一。如北周曾任州主簿的张大渊，入隋因平陈有功升为潭州总管。唐代李延寿在撰《北史》时为避高祖李渊庙讳，将其名“大渊”二字合为一字，写作“奫〔yun晕〕”，称之为“张奫”。

除了名、字外，古代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雅士往往还以居处、境况、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如晋代的道士葛洪自号抱朴子，诗人陶潜自号五柳先生；唐代的诗人李白自号青莲居士，杜甫自号少陵野老；宋代的史学家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书法家米芾〔fu服〕自号海岳外史；明代的画家朱耷〔da搭〕自号八大山人；清代的思想家王夫之自号南岳卖姜翁。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因号是本人取的，表达了一定的思想情趣，故对人称号也是尊敬的表示，以致于古代一些受人尊敬的文豪，其别号比名字更为响亮。如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人们多尊称为苏东坡；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自号放翁，人们习惯称其为陆放翁。

除了回避不吉利的词语，按照礼俗要求，更忌讳恶言谩骂。《清稗类钞》载：“都(北京)人忌骂，舆夫走卒之酬对，亦绝少它地之口吻，而辱及祖宗父母之漫辞，尤为深恶痛疾之。”不仅忌骂，就是与许多骂人话相连的词也忌讳。如北京地区为了避免骂人嫌疑，将沾了“蛋”字边的东西都改了名：鸡蛋叫作鸡子儿；皮蛋是南方发源的，传到北京改叫松花；菜谱上的炒鸡蛋称为摊黄菜，鸡蛋汤则叫木樨汤。

古代在人际交往中，为了表示对人的尊重，凡提到自己时用谦称，称呼对方时则用敬称。由于自己的身分不同，以及表示尊敬的对象不同，谦称与敬称的用词也就有所不同。

除了上述中国古代特有的“避讳”外，在日常生活的言谈话语中，还有许多忌讳的字眼应避免直接说出。

古人在什么情形下称名，在什么情况下称字，是有一定原则的，不能不分场合、不辨对象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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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用。一般说来，名是由父亲或长亲起的，是供尊长叫的；而字是为了“敬名”由来宾取的，是给别人叫的。因此，只有尊者对卑者、长辈对晚辈才可以称名。如《论语·先进》载，孔子对弟子冉求即直呼其名：“求，尔何如？”朋友及平辈之间则互相称字，以表亲近和恭敬。另外，尊长对于卑幼者，为自表谦虚也常称对方的字；在先秦及封建社会早期卑幼者也可对尊长称字。因此字的运用较为广泛。如三国时期的刘备常被称为刘玄德，诸葛亮被称为诸葛孔明，关羽被称为关云长，张飞被称为张翼德，赵云被称为赵子龙，就都是称字以示尊敬。由于称字有表恭敬的意思，所以自称时不论对方是尊长、平辈或卑幼者，均只能称名而不能自称字。当然也有一种特殊情况，即本名犯了皇帝的忌讳，不得已也可自称字。如《隋书·文学传》载，王贞字孝逸，在写给齐王的书启中说“孝逸生于战争之季”。这里王贞自称字“孝逸”，是因为其名“贞”犯了隋文帝祖父杨祯的讳，不得已而以字代名。再如《新唐书·刘知几传》载：“刘子玄名知几，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这是说刘知几的“几”字与唐玄宗李隆基的“基”字谐音，犯了皇帝讳，不得已以字“子玄”行世，自称时也称字。不过这种因避讳而“以字行”的情况，实质上是把“字”当作“名”来用，并非妄自尊大，所以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而不被视为非礼。

古代对于当代帝王及尊显者的名字，必须采取方法予以避讳。原来为整个社会共同使用的某个汉字，一旦被当代皇帝用为名字，就为其所垄断，臣民再不许使用，这种作法叫作“国讳”或“公讳”。违反了这一条而直呼皇帝名或仍用皇帝避讳的字，就是“犯上”、“大不敬”，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如清代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江西举人王锡侯撰成《字贯》60卷，因凡例中写有康熙、雍正庙讳(本朝君主宗庙里供奉的祖先名字)玄烨、胤祯及乾隆帝名弘历，被仇人告发，处以大逆罪，全家被抄斩。而且江西巡抚海成等官员也因不能查出叛逆，而被牵连从重治罪。国讳说明了封建帝王的唯我独尊和蛮横霸道，是封建时代人与人不平等的现象之一。

古代对老人除称为老伯、老叔，还可尊称为老丈、丈人，其义取于持杖。《淮南子·道应训》汉高诱注说：“老而丈于人，故称丈人。”丈与杖通，丈人犹言杖人，即持杖之人。有资格在人前持杖必为老人，故丈人泛指老年长辈和尊者。至于丈人指岳父，是在唐代以后才成为专名。

姓亦称姓氏，但在先秦时期姓与氏是有严格区别的。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氏则为由姓衍生的分支。周代的姓和氏是当时盛行的封建宗法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一套严密的规定。姓是与生俱来的，稳定不变，而氏则是有变化的。姓在周代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区别婚姻的。古人早已认识到近亲通婚不利于后代的健康，故周代已规定同姓之间不许通婚。为了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可否嫁娶，女子都要称姓。尽管贵族女子在婚前婚后、生前死后，有种种不同称呼的方法，但无论怎么称呼，都要带上姓。如一姜姓女子，出生于齐国公族，一般叫“齐姜”；若嫁给鲁国国君，则可称“鲁姜”。鲁桓公之妻即姓姜，死后谥号为“文”，故又称“文姜”。氏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别贵贱，故只有贵族男子才有氏，通常只称氏而不称姓。氏的来源比较复杂，一般情况，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如陈氏、宋氏。诸侯子孙的氏有具体规定，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以其祖父的字为氏。卿大夫有的以职官为氏，如师氏、史氏、司马氏、司空氏；有的以所受封的邑名为氏，如晋国的韩氏、魏氏、赵氏。另外，还有以居处为氏的，如东郭氏、柳下氏等。但是周代的姓氏制度，在战国时期随着氏族贵族的日趋瓦解发生混乱，至秦汉时期姓与氏就不再区别，合而为一了。这里须说明的是，先秦时期只有贵族才有姓氏，不仅奴隶无资格立姓，就是一般平民也有名无姓。所以先秦的“百姓”，是指贵族而言。秦汉之后，每人都有了一个姓，因为普通人数量大，所以才逐步把下层人称为平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