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张良的一个小小权术，但是权术后面隐含的意义是，你要报酬人家功劳的时候，不能只顾及私人的感情，不能只顾及自己的爱好及厌恶。所以这虽然是一个计谋，但是计谋后面是赏罚分明，一个公正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汉朝四百年历史中有大半的时间是相当落实的。所有的掌权者都犯了一个毛病，正如电视剧中的乾隆，喜欢和珅，讨厌刘罗锅。如果刘罗锅能封侯的话，其他人就很放心了。就是因为有一个公平的原则在，终究乾隆还是让刘罗锅担任宰相，在他死后还封了一个文正公。也因此，虽然清朝到乾隆的时候开始走下坡路，乾隆年间基本上还是一个不差的时代。

在台湾地区，这样的情形目前并不多见，因为台湾地区公司的董事会多半掌握在创办人或是他的儿女手里，所以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这个危机一直存在，所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者中间的制衡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即使像汉朝这么稳定的结构，也依然出了许多乱子。如果企业能有高度的专业和健全的组织结构，使得专业人才得以发挥矫正的功能，恐怕是唯一可以防止出乱子的力量。但是专业人员要有一定的职业道德，否则也是没用的。如果把汉朝当作一个公司，中国的王朝公司已经成型而且整合成一个良好的组织结构。汉朝存在了四百年，终究还是有许多问题。最后的问题出在专业人才的来源不像过去那样广泛了，干部不断拉拔自己的人，察举的途径被少数人垄断。所谓“世代三公”，即是一家人代代担任高层职位，可是哪有可能世代都出贤人？这都是因为郡县有一些大家族，永远察举保荐自己。换句话说，客户的代表不再能反映客户的意见，只能反映客户组头的意见，组头控制了底下客户的意见，而组头的利益永远优于客户。

《盐铁论》是否为当时辩论的完整记录，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大概离真相不大远，可能是简单的叙述，可能省略很多细节，但足以反映会议本身引起的辩论，和辩论双方不同的立场。正像一个产品发表会，客户及厂商可能都要发表一些对产品的意见，坏的推销员反驳客户的意见，好的推销员则是听取客户的意见。民主政治就是要让推销员去听取客户的意见。汉武帝以后，多数官员由察举出身，也如同推销员由客户代表出身，所以汉朝本身的制度虽不是民主制度，察举制度却是沟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这一制度，使汉代这个大公司，赢得了四百年的祚命。因为汉朝是很长治久安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还称自己为汉人。中国之所以能长久地存在，成为一个长久存在的文化与政治体，汉朝的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汉代的财政问题，也值得注意。国家寻求收入，正如经营企业，必须有可靠的运转资金。当时工商业并不发达，国家运作资金全来自人民，要如何由百姓身上获得足够的税收，而百姓不造反，也正如同如何让客户心甘情愿购买产品。企业盼望客户有购买力，盼望客户富有，假如我是银行的话，我希望客户把钱存在我这里，当然也希望把我的钱借给他，在他赚钱之后把赚来的钱又存放我这家银行。基本上汉朝的经济政策就是以此为基础，讲究藏富于民，人民有钱就是国家有钱。如果政府将民间财富都搜括光了，国家也穷了。因此，汉代的财政理论，注重不扰民。

但任何制度都会出问题，汉朝的问题出在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的冲突。皇帝常常不甘心于放权；君权与相权难免发生冲突，而君权亦往往落在外戚与宦官手里。因此，两汉都有外戚和宦官干政，东汉尤其严重。换句话说，董事会老是要侵入总经理的职权。汉代有内廷与外廷的分别。内廷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于汉亡。

要发展一个新制度，还是继续秦朝留下来的制度，汉朝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定的过程。在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也有人说还要分封功臣与王子。但实际上，汉朝有两代虽实行分封制度，但实践的结果是，先是功臣与中央的冲突，后是亲藩的叛变，以致造成许多内乱。在汉室初建时，甚至有人建议，复建六国，让六国之后人继续统治他们原有的地方，共同奉汉为皇帝。但汉高祖的谋臣，包括张良，并不同意这个办法。封建制度等同于将已成历史陈迹的东西再度拿出来，对整个政府的运作，只会造成困难。换句话说，当年因为条件不够而设立许多分公司的制度，终于在这种情况下成为过去的事情。张良出身秦亡六国之中韩国的贵族世家，他在参加反秦革命时，原来的目的是恢复六国，当然韩国复国是他主要的意图。但是天下已定，他打消了恢复封建的主意，认为郡县制的治理，可以保持国家安定。汉代继续维持郡县这种直接管理的行政制度，并继续维持考核的监察制度——这两大特色始终见于中国历代王朝。

但是谁真正设计出这套制度呢？倒也不是任何一位丞相，而是学者陆续提供的意见。学者之中，董仲舒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董仲舒认真地建议将权力的基础放宽下降到地方。董仲舒的政府理论是天命，相信皇帝的统治是依据天命的，而天灾是反应人情。借一个譬喻，一个公司能不能存在，能不能运作，要靠市场反应。无论是百年老店或正字商标，客户的满意度决定了一切。百姓说不出话，老天会帮他们说话；天灾其实是人心不满。天下安定的时候，天灾就是天灾，人心不满的时候，百姓纷纷议论，为天灾找理由。当天降的灾害与异象被解释为政策错误，或吏治不良……也就是人心不满的时候。同理，当公司产品好服务好的时候，广告再烂，产品一样卖，因为这时是产品在替公司说话。当一个公司被骂广告烂、广告骗人的时候，也就是产品不行了。董仲舒的阴阳感应其实就是讲市场效应，而市场效应取决于人心之向背，人心则取决于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于是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天命王权的源头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见，天象不过是个反应，真正决定的是人民。就企业经营来说，市场的竞争完全靠产品，再好的宣传、再好的包装、再古老的招牌都没用，只有产品本身的品质算数。关于汉代的郡县制，贾谊的《治安策》是重要文献，他主张设郡县，反对封建。贾谊预测的灾害，在七国之乱时应验。99lib•netwww.99lib.nethttp://www.99lib.net

汉代的基本政策是“重农务本”与“藏富于民”，但是二者也有冲突的可能。例如在货币政策方面，如果富人掌握了货币发行特权，包括农民在内的小民百姓就难免吃亏了。在文帝十二年贾谊上书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蹷！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僭拟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
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资治通鉴·汉纪五》）">，就谈到要藏富于民，货币要由政府自己铸。汉朝有一段时期，特许铸币权交给封君与宠臣。贾谊认为民间铸钱会使得货币没有信用，造成通货膨胀，百姓就穷了。在经济学上，货币是靠信用，不是靠本身的价值，政府发行货币，应维持货币的稳定性，使得老百姓的财富可以长久的保值。由重农到铸钱的讨论，可知汉朝的政策是让人民维持安定的生活。

汉朝的丞相既不是一个独立的幕僚长，也不是一个完全的CEO。如前面所说，在朝代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丞相都是功臣或功臣之后，从同一个集团出来的，同质性很高。

汉代的北边，有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匈奴，汉朝政府既须防卫边疆，又须顾及国家负担庞大军备的负担，如何在两者之间求取最经济而又有效的方法，也是汉朝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资治通鉴》卷十五记载，晁错在文帝十一及十二年，曾两次建言，可以在边疆上建立专业的防卫力量，以国家公地放领的方式，吸引一批人志愿在边疆守卫，并且可以自己耕种养活自己——这是军事屯田。同时，奖励商人运送粮食物资到边疆，以达到降低成本防卫边疆的功效。这种策略，是创造条件，不花本钱，使人民志愿为国家做事。但是要让这批人能安心地屯田居住，政府也必须先下一点本钱建镇、盖房子、派医生，让屯田户可以安安心心地过日子。九-九-藏-书-网

另一问题，则是东汉改变相权结构。东汉有三公：司徒、司马、司空，形成三头政治，这三位主政者之间没有一个居领导地位，也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总经理，而有三个总经理。东汉一直不安定，就是因为制度上发生了这样一个改变。权臣也会夺取君权，例如王莽，他原来出自内廷，夺得丞相的权力后，实际上王权相权合而为一。他只为自己的权力谋，等于公司有一个贪污的、滥用权力的总经理，自己富了，但瘦了公司。美国今天许多总经理常犯这样的毛病，将自己的薪资提到天文数字，不顾公司的利润，吃垮了这家公司就换一家。这就是在总经理和董事长之间如果不能取得平衡，专业的经营者也会有不忠诚的情况。

这就是我们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要想尽办法利用非经济因素，刺激动机，降低成本，提高工人工作的意愿。工作意愿强了，积极性高了，产品的品质、专业性都能增高，附加值就增高了。以非经济因素减低经济成本，今天企业的生产也常采取这个策略，只是汉人早就明了了。

台湾地区就常见这样的例子，政治权力分配的桩脚拿老百姓的利益换得自己的报酬。在表面上，依然是高度专业化的，人才也经过一样的教育、一样的选拔与升迁过程，但是人才来源由原本的三四千万人，缩小至几百户。东汉政府中设立的吸纳意见管道，最后只代表千分之一不到的少数获利阶层的意见。所以到公元一百八十年左右，老百姓起来造反了，黄巾起事的口号是天命改易，不在汉室了。汉朝不再能提供安定的生活，西羌与匈奴都不时入侵，大家大户压迫老百姓，政府都是贪官污吏。国家大学的学生看着政府错误百出，却不能改变，于是出而抗议，最后，汉朝垮了。这一个四百年的老公司就因为没有跟客户做一个直接良好的沟通，同样的组织、结构，没办法产生同样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在层层官僚系统中，人人拦截收来的税收自肥，成本提得非常高，产品却非常差，公司当然非垮不可。所以在公司中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短时间个人有好处，长时间公司一定会跨台。一个改组完成的汉朝，却因为老化而崩溃。

汉代丞相是朝廷的首长，所有的记录都在丞相府里边，这是汉初藏书网第一位丞相萧何的功劳。萧何原是沛县县政府的职员，相当于县长秘书一类的职务，学历不明，履历不高，却是很早就能赏识刘邦，后来也帮助刘邦夺取沛县作为第一个基地。在刘邦取天下时，萧何是重要的助手，进咸旧这一收取档案资料的举动，更是刘邦能够成功的重要关键之一。汉军进入秦的首都咸阳的时候，萧何抓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封仓库，而是接收图册，包括地图、户籍与卷宗档案。萧何眼光远大，懂得一个能够运作的管理机器，手上一定要有档案与数据。有全国地图的人，有全国人口数据的人，有税收数目字的人，有全国驿站船邮网路资料的人，对全国情势就会有通盘了解。项羽没有做到这事，汉高祖与萧何做到了。用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若按照数目字来管理的话，管理系统才能运行；图册都是数目字。一个好的公司，必定有一批好的数据：它的客户在哪里？产品的成本要如何计算？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开个街角上的夫妻老婆店还有可能，但经营大公司却不行。萧何做到的就是掌握足够的资料数据。

换句话说，假如顾客也就是老百姓所需求的服务是繁荣及安定，现在有人代表客户说话了，客户也可以参加政府的运作。用企业活动为譬喻，假如有一群客户做一个集体的购买，公司就可以从采购团的代表知道这批客户想要的是什么，喜欢的是什么。汉代有了这批贤良与孝廉，他们即可能参加政策性的活动。宫廷会议时，皇帝及重要的大臣、各部的首长都在场，政府官员及经由察举出来的贤才，共同讨论政府的政策。著名的一例就是《盐铁论》。政府的宫员，基于国防需要，讨论是否要打匈奴，若不打匈奴，匈奴就要打进来了。打匈奴要花多少代价，这代价要由谁来支付？值不值得？假如现有的政府经费不够支付，不免寻找财源，以支付战争费用。政府官员说要盐铁公卖，老百姓的代表说盐和铁是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公卖盐和铁，富人也那么多的盐，穷人也吃那么多的盐；富人不用铁，可是穷人要用锄头，这根本是不公平的，因为大家的负担不同。从国防政策，国内的繁荣及盐铁公卖以后市场所受到的干扰；干扰之后，经济是否繁荣；人民的公平负担的原则……这些主要的课题都在《盐铁论》的辩论中出现。

汉朝政府的组织改革及上述各种政策，都相当于改造公司结构及生产程序的大工程。早期周朝的分公司制度，是单一产品单一生产方式的结构。汉朝改变为高度整合的公司结构，公司的干部也高度专业化。这些受过训练的贤良方正，算得上高度专业的文官。贾谊与晁错都是以专业的能力提出建议，促使公司的生产方式多元化，运用多种不同的方法，以最低的成本产生最好品质的服务，并继续不断搜集顾客的意见，使得客户与产品之间一直维持着互动。这一结构性改组工作，花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其后又沿用了三百年之久。汉代的改革相当有效，因为这一结构能不断地自我调节。汉代的文官制度，实现了选用专才组织决策阶层，理性地接纳消费者的意见、理性地分析消费者的需求、理性地考虑如何降低成本和提高品质。假如今天有任何公司能做到这样的标准，这个公司一定是成功的。在今天自由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以美国为例，公司的股票一上市，股权分散，董事会由股东推选产生。当然董事会与经营者分开，经营者一定是专业的管理人员，也才会有这么大的弹性。

汉朝的早期，不能脱离一个小集团统治的色彩。许多汉高祖从前的功臣，自然而然成为高级官员。汉初两三代，丞相都是功臣之后，因为担任丞相的条件是由封侯的高官中选出。汉代侯爵是除了军功不封，一定是当年共同打天下的伙伴才能封侯。而列侯的子孙才能继承爵位。同样，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也多列侯。换句话说，丞相以及其他高级干部的职位都是由一个小集团垄断。历史上有一个小小插曲：在汉初，局面还没有稳定的时候，有一次高祖在高台上远远望见河滩上有人群聚集谈话，汉高祖问张良，这些人在干什么，张良回答说，这些人都是在商量怎么反抗你的人。汉高祖很纳闷，是为什么呢？张良答：这些都是帮你打天下的人，但是你封来封去都只封你的亲戚，有功之人不知道自己应该摆在哪里。汉高祖问张良应如何解决，张良说：即刻分封，我们来不及考核，但是你只要封一个大家都知道他平常最恨你，你也最恨他，而这个人却是有功的人，你先封他，你心目中有这样一个人吗？汉高祖说，有这样一个人，叫雍齿。张良建议立刻封雍齿为侯，一旦雍齿被封了侯，其他功臣就放心了，因为雍齿尚且封侯，又何况他们呢？

汉朝政府相权的实力基础，就在这批数据，因为全国的资料不在宫里，反而是在相府。这是汉朝的CEO所具有的特別的权位。所以汉初的丞相可以没学问，但有实权。皇帝必定会有自己喜欢的内廷宠臣，但皇帝身在宫中；丞相代表的则是法律与秩序。汉文帝是不错的君主，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汉文帝有他所喜爱的宠臣，但当时的丞相申屠建虽然学问及能力都不是很足够，却仍能责罚宠臣。汉代宫中及府中财政分开，是汉朝一项很重要的原则，能将两者分开的原因，即在丞相府有政府运作的资料及数据。为此，虽然汉朝不断地有外戚、宦官干政，但政府始终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也就是靠宫中与府中分开的原则。权在宫中，能在府中。权能区分，一旦董事长委任了总经理，总经理就掌握了所有的行政权及资料数据，董事长就应该退到第二线，只掌握大政策的方向。这种权能的分野，在中国实行得非常早，同一时代的罗马既没有郡县，也没有宫中府中的分野，也没有军人文人的分野，也没有察举制度、贤良方正共同参与讨论国是的制度。与汉朝同时代的罗马公民，以最古老的贵族制度参与政治，显得原始粗糙。汉朝的运作体系却是相当符合经营一个公司的原则的。

汉朝初期有了一个功臣集团，决策阶层事实上还是封闭的，即使有才干的人也只能进入二级干部，不能进入第一级。所以全国的郡太守里面，也有差不多三朝的时候是由功臣的子弟担任的。这样的政府没有全国的代表性，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是截然分开的，决策阶层和执行的干部也是截然分开的。幸亏，到了汉武帝的时代有很多的改变。汉朝本来有一个让天下臣民上书的习惯，让有见解的人抒发自己对于政府施政的意见，但是汉初并没有征召人才的制度，没有一定的名额，也不是定期举行。汉高祖未定天下的时候，他在路上碰见父老，那些岁数大见识多的长者，向他提出一些建议。汉高祖知道民间有许多重要的意见，所以汉室有时候求贤良直言，讲错了，不罚；讲对了，有赏。汉朝这个征求民间意见的管道，在汉武帝的时候落实为察举制度。全国都要按照郡县人口的比例由地方推荐察举，寻找当地的人才，到地方上做事。先在地方担任掾吏部属，再逐步荐举到中央政府工作。汉代孝廉是有配额的，超过二十万人就出一个人，不到二十万人也要推荐一个人，这个办法使汉朝的政府结构有了全盘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