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这几节，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讲的都是中古时代的情况。由周公到南北朝时代的终了，大约有两千年的发展，我们只挑一些重要的段落讲解，举出几个例证、几种模式，包括发展的模式、整编的模式、老化的模式口我们强调大多是人的因素，当然我也谈到有一些制度上与策略上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因素是我从来没有谈到的，就是谋略。为什么谋略不重要呢？因为谋略只有短暂的效果。许多人看《三国演义》只是看谋略，看日本幕府时代的历史也只是看谋略，实际上这并不是真正的从历史吸取经验的方法。谋略或许在个人之间的斗争时有一时影响胜负的效应，但是谋略不会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也不会创造一个长久可用的制度，更不会在历史或组织的发展上有长期的效应。我个人对历史的态度是以长过程看，而不是以个人一时的胜败得失来看。所以这一点希望读者原谅，我不愿从谋略的眼光出发，因为那是非常狭隘也是非常短视的。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由一封建体制慢慢转变为郡县体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其实只是把这些结构相似的小单位结合成为一个庞大的王国而已。

第二步的工作就是汉朝所为，把全国最杰出的人引入中央政府，为政府做事。经由察举制度，汉代中央政府扩大了社会基础。由西周到汉朝的转化，都是扩大和提升。古代中国崩溃要等到东汉以后。一些新的世家大族，不愿意只有一代能掌握政府好的职位，他们继续不断培养他们的子孙，独占了察举，互相援引，彼此包庇，使得政府成为少数世家大族的政府，而不是全国民众的政府。这个时候就会有世家官僚，因为长期垄断高层的管理职务，自然会与团体的领袖，也就是皇帝，发生了许多冲突。这是一个团体组织老化的过程，不再有新血液的加入，只有旧干部和组织的领导者不断的斗争，削弱了对外界的抵抗能力，也削弱了本身扩大经济基础的能力。东汉的崩溃是内部僵化的过程。

由诸葛亮到南北朝的这几次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固然形势比人强，但是胸襟也是很重要的。一群人排挤一群人，事情就做不好，一群人信赖一群人，事情就可以做得好。至于皇帝跟宰相之间合作的程度，所谓君臣相契，本来就是很不容易的。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充分地信任，其中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双方的诚恳，双方对彼此之间能力的了解，都是很重要的。前面所讲的几位胡人君主就都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他们能赏识汉人的贤才，信任他们，让他们大展长才。王猛和苻坚之间的君臣契合，其互动之深、用心之专，不亚于刘备和诸葛亮之间的情谊。直到王猛死了几十年，关中的人仍然相当怀念他。到了南朝北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带兵的将领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子，在王猛死后逃到南方。王镇恶在关中得到许多的帮助，就是因为关中的人对王猛的诸多怀念；关中的人对王猛的情感就像四川人对诸葛亮的情感是一样的深刻。王猛与苻坚配合可以成就许多事，但是王猛死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王猛临死前，苻坚问他有什么遗言，王猛说：我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你不要攻打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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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现在汉人已经住得很久了，北方南渡的汉人也都和当地的人民安定下来了，那个地方你攻不下来的，因为你的兵力不够，你的能力、威信也都不够。请你不要做统一中国的事情，不要攻打南方，你要注意的是你身边的胡人，他们现在是你的朋友，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朋友。如果你攻打南方，难保他们在北边不给你出什么乱子。他们过去就是你的敌人，只是因为被你打败了，只好屈服于你，做你的臣下，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的。

从汉代覆亡以后，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好几代的努力，北朝才得到这样的成果。相对的，南朝的失败，可能就要归因于王导和他带下来的这批北方贵族，他们的私心太重，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地位，一直保持所谓侨郡、侨县，成为独立自主的单位，甚至侵占土地人口，尽量攫取最大利益。北方来的人和南方的人的融合，始终不如北朝做得那样的成功，私心，是很重要的缘故。凡是人有了私心，就不会做好事情的。同样的，南方的地方豪强也是私心很重，从来不想接受北方的流民，使得北人和南人一直处于对立的局面。凡是取得地方政权的当地豪强或北方大族，都不曾为了更进一步的融合而努力。虽然宋代采取土断政策，使得北人的户口变更到南方，但是社会结构上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南朝之所以失败和北朝之所以成功，和经营者的心态有相当大的关系。

所以当一个领导人如果不听劝告，而只是意气用事，骄傲地一意孤行，通常会失败的。一个做领袖的人如果不听专业人士的建议，通常成功的机会小、失败的机会大。或是他最初肯听专家的话，后来又不听，结果就可能前面很成功，后面失败。而且通常前面的成功会使他骄傲，以为自己很能干，不知道自己的能干其实是因为有专业人士的帮助。这种例子历史上也很多。

王猛之所以提这个要求，一方面当然因为他是汉人，他希望保持汉人的安定，一方面也是他了解以前秦现在的实力要攻打汉人，并没有足够的人才，也没有足够的兵力。但是苻坚并不相信他的话，苻坚动员一百万军力南下，结果淝水一战统统垮掉。这个情况就很像诸葛亮劝刘备不要攻打东吴，刘备不听，执意要打一样的。

假如拿南方的例子来看，就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大公司，带着它的干部去管理一个甚至几个规模比它小一点的公司。这个大公司带进去的人包括他们的领导者和干部，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统御整个局面，因此没有努力去吸收已经并进来的新公司里面的人才，融合的工作也就无法做好。南方后起的地方豪强，也渐渐进入势力圈，可以说是干部的下层。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资源，有恃无恐，因此没有经过测试精英的过程，也没有循着一般升迁的管道，只是凭着兵力，趁乱打进了领导阶层；也凭着兵力割据了一块地方，自己成为地方势力的领袖。这些人只会使原来的结构更加离散，对整合一点帮助也没有。

由以上北方和南方两种经验来看，两个组织融合，心态是很重要的。假如形势是以弱持强，并不一定是坏事，反而可以让强的一方融入弱的一方；假如形势是以强持弱，则弱的一方永远处在受压迫的地位，强者不太会自动让步的。只有真正有气度、想要建设的人，会http://www.99lib.net掌握这种不同的形势，不管是以弱持强或者是以强持弱，都会以开阔的胸襟去吸收当地最好的人才，也会想办法做进一步的融合。像北朝的苻坚、北魏的孝文帝、北周的武帝，这几个人都很能理解自己的弱势，进一步能掌握到强势力量的帮忙和合作，胸襟开阔又眼光独到，既能看得见情势，又有容纳的雅量，甚至能努力压制自己族人眼光不够者，使他们不会形成改革和融合上的阻力。南方呢，除了王导曾径有过很开阔的气度，能够容纳南方的大族，其他的北方势力并没有努力接纳南方的大族，也没有努力接纳南方的才识之士，这可以说是王导的一大失误。南朝对世家大族有相当分明的社会等级划分，北方的王、谢是第一等，江南的朱、张、顾、陆是第二等。这种层次分明的等级更妨碍了他们吸收贤才、扩大基层的工作。南宋及梁朝都曾经相当努力地想要把世家大族的力量打垮，但是他们晋用的都是一些武人，并没有引用地方上能治国的贤才。

同样的，东晋晚期到刘宋初期土断的工作，甚至废除奴隶的工作，都只是为了消除王权的敌手，消除世家大族对王权的威胁，并不是真正想要做好融合的工作。这种大公司并吞小公司通常不会很顺利，小公司的干部到最后不是无心做事，就是离开公司，大公司便需要以有限的人力去顾全原来顾不到的地方，以三五个人去做十七八个人的工作，在人力的支配上当然不易做好。

我们如果再一次拿南北朝的经验作为公司结构或者企业的兼并来看，北朝是胡人进入汉人社会的情况。胡人人数少，也不习惯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经营者，而汉人累积长期治国经验的士大夫还是继续儒生的传统，接受经世治国的教育。虽然王猛并不属于世家大族，但是他仍然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少数的统治者在经验上和程度上都不如被统治的汉人时，他们起用汉人的精华，借重有才干的知识分子，与有力量的大族。在逐渐融合的过程中，这样的做法比较顺畅。少数人容易适应多数人的环境，而在少数人无法为多数人做决策和管理时，自然要依仗多数人中的精英为他们担任决策和高层的管理。在这样的管理结构中，汉人既然有份参与，而且他们丰富的治国经验又得以施展，自然埋怨就少了。

从诸葛亮在四川和南中的例子来看，诸葛亮带进四川的荆襄之士，人数虽不算少，但也不多，蜀汉绝对要依靠巴蜀两地的世家大族，要仰仗四川的兵源和物资。诸葛亮对四川的融合基本上是相当成功的，四川的贤俊都可以在蜀汉政府升到很高的位置，帮助诸葛亮一起管理巴蜀。往南进到南中的时候，他只是将几个地方豪杰带进中央政府，做一些不是顶重要的职位。他也没有办法将巴蜀的人才带进南中做管理的工作，依然要靠南中当地的土豪、当地强大的地方势力来管理南中，使得南中反而出现了一些世袭的地方官。没有将南中和巴蜀成功地整合在一起，所以云南、贵州地区的独立性并没有因为诸葛亮南征而减低。一直到了南朝，南中仍然是遥远的地方，和南朝的政局没有多大关系。诸葛亮在巴蜀的经验就好像北朝的九九藏书网经验，是一个弱势力量进入强势，所以虽然是统治阶层，依然要尽力融入当地的社会。相对于巴蜀，诸葛亮进入南中就是强势力量进入弱势，所以尽管以诸葛亮这样一个公忠体国、严正公平的人，他仍然无法有效地将南中融化于中国。诸葛亮七擒孟获使南中不复反，只是使南中不向诸葛亮挑战而已。南中本身独立存在的时间相当长。

创业者常常会忽略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许多的因缘巧合：正好碰到新开拓的空间、正好碰到新产品的上市、正好碰到上升的经济，或者有一群志同道合可以通力合作的伙伴；这都不是他一个人的努力可以达成的，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但是创业者成功之后往往忽略了这些因素，忘了打天下的过程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就能成功的，而以为自己眼光特别好、能力特别强，不再有宽大的胸襟去接受新的意见、去罗致新的干部，也不愿意去做新陈代谢的工作，更不用说去开辟新的市场、扩大自己的资源、改进自己产品的种种努力了。所以，中国历史上许多开国的皇帝，等到他老了以后，当年的丰功伟业反而成为他无法开展的障碍，当年一起打拼的伙伴反而成为他的绊脚石。这种例子多得很，在政治上如此，我想在企业上也一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如果一个组织、一个公司永远是一批老干部在做同样的事情，一定会老化。老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老干部专权，甚至引用私人，造成公司的派系分裂。同时老干部往往习惯于原有的想法，不容易接受新的观念。所以一个公司更新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引用专才，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引用不同的专才。公司本身的资金和资源能够经常开拓不同方向、开拓新的途径，这样公司的基础就会扩大，也许是市场扩大了，也许是产品扩大了，也许是管理的方法精简更能够适应新的需求新陈代谢是必要的，身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就是有眼光，引用最好的专才，为公司做种种不同的工作，不局限于家人亲戚，更不要以为自己的聪明就可以抵过专家的经验。

如果有一个小企业，吞并了一个大公司，在小公司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经验，不足以管理大公司的情形下，必定要借公司原有的干部，才能把大公司管理得更好，这样新旧的融合也会更顺利。反过来看南朝，由北方下去的司马氏与王氏，本来就是西晋的一批精英，带过来的兵也不算少。荆州的上江兵和扬州的北府兵，基本上也都是北方的难民，逃到了江边不再渡江南下，而组成两支部队的骨干。这两支部队也成为南方部队最重要的成分。江南的士族数量虽然很多，也有优势地位，教育程度也不算低，可是和北方来的人比起来不见得占很大的优势。因为北方由西晋下来一批武力，拥有长期的治国经验，又有一批相当能干的流民，当他们进入江南的时候，并不需要做很多的迁就。比如南朝的王室，不仅东晋的司马家是北方人，后来的宋，齐、梁、陈也都是以北府兵为基础的北方流民所建，并不是南方人。因此江南的世家大族在南朝的结构中往往不能任第一流的职位，只能任第二流的、陪衬的职位。至于江西、湖南，甚至广东的地方豪强，在经验能力上更不能和江南的世家大族比，虽然他们也吸收了不少北方的流民，但是因为这些流民多半是九*九*藏*书*网散的，并没有北方士族，也就很少有治国知识的人。南朝的最后一个王室，陈朝，它的创业君主是内地的大族，由湖南，江西一带崛起，最后由广东带着江西、湖南、广东的兵进入建业，建立了政权。陈朝国祚太短，这些程度比较差的人并没有时间向世家大族学习治国的经验。因此整个南朝基本上都是由北方的世家族以及知识分子掌握最多的资源，他们也没有向南方的世家大族做必要的迁就。虽然刚开始时王、谢两家，尤其是王导，他的政治作风是比较开明的，他和南方的世家大族交朋友，但这只是他个人的行力。整体来讲，北方的人一直居于强势的位置，并没和南方的人真正融合。土断的工作是取消北方流民的侨郡、侨县，变更为当地的行政系统，不再有北方与南方两套行政系统并存的情况。可是土断只影响到一般的户口，并不能影响管理人员跟干部。

东汉以后，北方进来了许多外族、胡人，他们进入中国，搅乱了汉人已经建立的局面。东汉崩溃了，经过三国仍无法整合，等于开拓了一个弹性的局面。各种新起政权，也愿意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式做整合的工作。在一次又一次的过程中，北方终于整合出结果。南方也有扩大的机会，由江南扩大到长江以南，北方的流民也渐渐变成南朝的在地民。所以虽然中央的整合没有成功，但是地方却整合得不差。流民和地方人民逐渐调和，形成一种新的人口，等到隋唐时代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所以南北朝并不能视为一个僵化的时期，也不能当作一个混乱的时期。南北朝在经济上是扩张的，在人才上是扩张的，而整个整合改变的过程也反映了相当的弹性，找到了本来没有想到的作为和组织的方式。北周将他们本身的部落兵和中原的军人结合成为府兵就是一个例子。又如北魏将荒芜的土地定量分配给人民的均田制使得久无生产的中原又恢复生产力，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做法。在汉朝，就不可能会有均田的实施，因为东汉的世族只会把土地归到自己名下，是不可能把土地分给无田的人民耕种的。东汉也不会有府兵制，因为东汉是全民皆兵，所有编民都可以征召入伍的。府兵的制度反而使得全国服兵役的人口减少，由一批专业军人世世代代当兵。这些常备军也不用国家养他们，他们不用缴税，自己种田养活自己。明朝也有类似的做法：卫所的专业军人，自己种田维持自己生活，不用国家养。府兵与卫所对国家的经济负担来说不失为一个很节省的方法。均田和府兵这两个制度若不是胡人进入中原，为了他们的特殊需求而进行改变，凭着汉朝政府的作为和社会性质，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胡人对北方的侵犯看起来是一个灾害，但是从长过程看起来，是使得中国文化多了一些新的成分。如果说新的成分是新来的人口，这些新的成员不受传统的约束，有相当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他们能够寻找出一个解决困难最合理的方法。

我希望读者由这些故事里能了解到：许多时候好像已经山穷水尽，如果找出对的方向，往往能够开拓新的局面；看上去是崩溃的一刹那，其实往往是一个新的局面的开始。中国古代的历史，并不是纯粹由原始进化到高级文明的阶段。人类许许多多进展是一点点做的，下一个朝代不一定比上一个朝代更好。每个时代有它的需求、有它的条件、有它的环境。我也不希望大家将中国的中古时期视为一个黑暗期，事实上它是一个转型期。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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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走到穷途末路的局面，在这时走出新的方向、开拓新的格局。中古实际上是一个重新整顿、转型的时期。当然，这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经过了长久的转变，终于开拓了中国的另外一个春天，也就是隋唐的中国鼎盛期。这个春天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完，要走到又面临困境，需要解决积淀的问题，才到结束的时候，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从北魏到北周，几次君臣通力的合作，使得中国经过一次一次的融合之后，不再分彼此的界限。如果我们综合前面，由汉朝以来，中国这一个共同体，历经了诸葛亮的整合，王导在南方的整合，及王猛、李沖、苏威、苏绰在北方的整合；这一系列的整合工作，可以说是一步比一步更彻底。这群贤臣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的着眼点并不是短时间、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是以长时间力考虑，把族群的矛盾摆在一边，把族群的利益摆在一边，致力于族群的整合。这个工作是一点一点尝试出来的，工作的步骤也是逐渐进行的。中国的问题，常在中央无力后，各地有地方豪强。这些地方势力有相当的独立性，不听命于中央。诸葛亮时整合的程度比较浅，也不是很成功，地方大族还是一直留在地方。南朝整合得也不算成功，地方大族还是地方大族。北朝整合得比较成功也比较彻底，其原因应该在于北朝参加整合工作的汉人知识分子，能够贡献中原汉文化长期孕育的知识。北朝的统治者来自少数民族，缺乏这些知识，在一方需要、一方供给的情况下，竟能充分合作。我们必须知道，不论是胡人的大族，或是汉人的大族，对于整合的工作，都不是完全赞同的，所以每一次的整合工作都相当辛苦。上面讲到的整合工作过程中，北朝的三个阶段，基本上也都注重到怎么样让有才干的人出来为政府做事，不管他的出身背景与世家大族的渊源。用人唯才的作风，是这些改革能成功相当大的原因。汉朝这样大的一个集合体，在分裂以后，经过一次次外力的侵犯。以公司来讲，就是经过一次次外力的袭夺，夺取经营权，终于经营的主体还是渐渐上了轨道，重组了管理组织。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拿中古时期的发展跟古代时期相比，也有另外一种可以理解的地方。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崩溃；那只是由一个大的结构，分裂成许多小的单位，事实上每个单位依然遵循原来的轨道在作进一步的发展，等于是将一个大公司分成许多小公司彼此竞争。美国曾经有一个贝尔电话公司，发展到相当大的局面，政府因为贝尔公司发展得太大，已经形成独占的局面，便依照反托拉斯的公司法强迫其解散为许多小公司。这许多小公司在面临自求生路的情况下，必须要开拓自己新的市场，要开发自己新的产品，要做各种研究发展，使推到市场上的设备产品比以前更多更好。今天由贝尔公司分出来的小公司的资本额和服务品质，都比当年贝尔公司独占时代好。西周转化为春秋战国的情形就跟贝尔公司一样，每个小公司尽力去做，结果反而成功了。如果把中国当作一个大的共同体，则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视为一个分崩离析的时期，而是进一步分头寻求积极开展的时期。各国努力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努力吸收新的资源、新的人才，以面临新的时代、新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