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还是回到唐朝本身，来讨论唐朝的问题。我们从安史之乱以后的肃宗、代宗、德宗，这三个朝代，来讨论三个朝代中几个重要的人物，看看他们的作为，由不同角度来看单一首长制的缺陷。安史之乱以后跟贞观时候相比，同样是单一首长制，在皇帝完全掌权的情形下，情况却有很大的差别。唐太宗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他虽然雄才大略，花了许多资源和费用开疆辟土，但是国家情势仍然很好；主要因为唐太宗有值得信赖的宰相，如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他们为皇帝荐用贤良，作出正确的決策。但是他们的作风缜密，他们为皇帝所作的建议外面并不知道，不争功不夺权，一切光荣都归皇帝。他们支持政府打仗，大将立功，但是他们却没有功劳。其实他们是支持作战的将领，不断地提供资源，使大将能在外面立功。他们也不抢重要谏官的光彩。唐太宗身边一个相当有名的谏官魏徵，常常劝太宗不要做这、不要做那。房玄龄和杜如晦不但帮助谏官劝谏太宗，也尽力并维持太宗对谏官的信任。这两位贤相，在维持唐太宗君臣的关系以及朝廷的和谐上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他们并不出风头、并不认为只有他们建功立业。

唐初谏官，比如说魏徵，他常常劝谏太宗，要亲君子远小人，要多听听不同的意见，要虚心听大家的劝告。基本上唐太宗听魏徵的话，而且也欣赏魏徵，认为魏徵是他的一面镜子，可以让他知道哪里做对、哪里做错，如果魏徵不在旁边，就丧失了一个提醒他的人。曾经有一次，唐太宗要去打猎时，魏徵来了，他不敢跟魏徵说他要去打猎，就把打猎用的小鹰放在袖中，等到魏徵走了，小鹰也死了。所以唐太宗对于谏官是相当能接受而尊重的。相对的，德宗、代宗对于听谏就不是那么有度量了。当时最有名的一位谏官是陆贽，他在德宗身边提出不少意见，但是却不见得被采纳，这和太宗就很不一样了。魏徵在太宗时代得到善终，陆贽却被放逐。陆贽的文章，留传至今。《陆宣公奏议》是著名的论述文，一直是中国古文里的典范，说理清楚而情感真诚。

举一个例证，公元七八三年，德宗建中四年的时候，当时皇帝询问：“到底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使得我们国家这么不安、有这么多叛变，政府几乎无法运作？”陆贽复奏，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老百姓要什么，老百姓想要做的事情就帮他们做好，老百姓讨厌的事情就不要做，也就是民之所欲了。基本上，治乱趋于人心，太平或是混乱都是因为人心。所以在混乱、变动的时候，老百姓是希望安定的，只要找出老百姓希望安定的原因和方向，天下自会安定。君主应听取各地的意见，不能偏听自己爱听的话，要全朝文武、地方首长将各种意见传达到政府，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真正的领袖应是拿天下的智慧帮助你的替慧，只要君臣同心，天下还会混乱吗？这些话看上去很简单，事实上却很重要，这些事情是不能够偏废的。这篇奏章到了德宗那里，德宗根本不理会，陆贽不甘心，又说，我们立国的基本是得到群众的拥护，要怎么知道群众是否拥护你呢，必先要知道群众的情感和愿望。所谓治国的道理，不外乎是了解群众想要什么，群众的想法如何。以《易经》来解释，如果乾卦在下面、坤卦在上面就是泰，太平的意思；坤卦在下面、乾卦在上面就是否，是不好的。巽卦在上面、震卦在下面就是益，是得益的；艮卦在上面、兑卦在下面是有损害的。天在下，地在上，看上去不是倒过来了吗，怎么说它好呢？因为君臣能沟通。君在上，臣在下，不是很好吗，怎么会是否呢？因为上下不能沟通，上面的人不听下面的人的意见。上面的人强加自己的意见在下面的人身上，只能说是损害。政府是船、民情是水，如果政府顺着民情走，就浮，否则就沉没。君主一定要听人民的话，信任下属的建议。君主常常拿威严压人家，对人相当严厉，这样流弊就多了。远方的人不了解你，就怀疑你；近的人了解你，就躲避你，想办法把自己的错误掩饰起来。君臣之间没有办法合作，上下是相隔的。陛下自己生气，老百姓却没有办法了解你生气的原因。不能开诚布公，使得大家愿意对你讲真话。这半年来，陛下一直关闭自己，不肯听别人的话，大家出入都是恭恭敬敬，这宇宙之广，谁会跟你说真话？虽然你也有机会单独接见大臣、使者，但是大家都怕你，没有人敢跟你说真话的。

现在再回到企业与组织来看。企业不会君主独裁，可以分为一个人掌理大事，一个人掌理日常行政事务。不管是董事长和总经理，或是主席和执行长，只要彼此以诚相待，对属下也以诚心出发，相信人家的善意，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彼此坦诚而互相信任地沟通，如此，意见可以充分地表达，许多的方法可以被提出。大家从不同角度分析利弊，组织当然兴旺。反之，如果领导者刚愎自用，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可能把本钱赔光，组织也垮了。天下的成功没有侥幸，失败也不会没有原因，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

陆贽这些话说了相当多次，但是德宗只有一次听得进去。古代君主，在大乱时，要下罪己之诏。在德宗元元年，公元七八四年，唐代几个重要的藩镇反叛，德宗一筹莫展。京师缺粮少兵，只好下罪己诏，责备自己。德宗自己写了一篇，给陆贽看，陆贽看后觉得不够诚恳，帮他写了一篇。这个诏书颁布天下，并改元贞元年，就是代表与民更始，一切重新再来。他在诏书中说：我从小生长在宫中，不知道下面的苦，不知道当军人的苦。我只拿别人告诉我的消息，假的当成真的，真的我听不见。我这样的作为，使得天下大乱，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政府不安定，国家因此内乱。这是我自己的过错，我必须要挑起这个担子来，不能推卸给别人。我要把过去的苛捐杂税都去掉。除了叛军首领有罪之外，我也不责备跟随反叛者的军人。让我们一起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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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又说：“有九个毛病是大家都有的，其中有六个是属于领袖常犯的，有三个是一般人犯的。这六个毛病是哪六个呢？第一个是我要胜过别人，第二个是不愿意听人骂我，数落我的过失，第三个是喜欢辩论，第四个是觉得我比别人聪明，第五个是逞自己的威严，第六个是拒绝人家讲的建言，刚愎自用——以上六个是领袖人物常常犯的毛病。臣子常犯的毛病就有：阿谀、畏畏缩缩、看脸色说话。这三个毛病加上刚才讲的六个毛病，天下就没有人敢跟你说真话了。上情不通于下，下面的人就迷惑；下情不通于上，上面的人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没有办法真正有所依据做决定。所以君主应该了解，劝谏你的人多，就表示你能接受不同的意见；劝谏你的人说话很直，就表示你能容忍；劝谏的人说错了话、说活很狂，就表示你能宽恕；劝谏的人泄露了劝你的事，就表示你能遵从别人的劝谏。这个时候，劝谏对你才真正有用处。”

第二个办法是在粮食短缺，但还没有酿成严重灾难的时候，将囤积的物资拿出来接济百姓。这样，老百姓就不至于穷困，如果老百姓很快就度过困难，生机就不至于太坏，这样就可以很快地从灾难里恢复起来。基本上，唐朝政府下的大部分人口，并没有受到太多天灾人祸的威胁。老百姓富足了，同家的税收也就多了——这是刘晏的一般原则。平抑物价以及预防灾害两点，都是使得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的重要政策，而政府也得以有足够的财源供给开销。

如果我们以公司的组织作比喻，则唐朝因为是单一首长制，所以调节转圜的空间相当有限。一个董事长做错了事，就全盘皆输。一个董事长不听劝解，纵有再好的人才也无法发挥。以唐玄宗为例，他前半段有一些非常好的辅佐，如张九龄、姚崇、宋璟等都是非常好的宰相。所以唐玄宗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基本上，开元时期九九藏书老百姓生活相当不错。到后半时期，他老了、也懒了，身边没有贤良，反而任用了一些能力差、有私心的宰相。开元、天宝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

在这段时期，宰相的角色是作为一个设计者，只是做规划而已，并不干预到执行的方面。单一首长制在此时实行得很好，一方面也是因为唐太宗个人比较肯听别人的建议，能够得到许多不同的意见，使得他可以从不同的想法中作出最好的裁断。

这份诏书颁下，民心大悦，大家都佩服皇帝的坦诚，连反叛的军人都哭了。中国历史上常有下诏罪己的例子，在天下出了事的时候，皇帝担起所有的责任。陆贽这篇稿子，内容很动人。他站在皇帝的立场，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身上——作一个领袖，自己有权，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属下身上，一旦出了问题，就责备别人，而不是责备自己，这种人恐怕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他身边可以用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所以中国皇帝下诏罪己的传统，倒是相当值得今天的执政者借鉴。美国的杜鲁门总统曾经说过一句话：“所有的责任推到我桌前，我就不能再推了；一桶桶的水传到我这里来，我就不能再传了，因为我是最后一个人，所有的责任都应该我扛下来。”如果一个领袖在出了事的时候，只会责备身边的人，大家都错，只有他自己没错，只有他可以纠正大家的错，那么将来就没有人能替他分忧、替他分劳。国家的领袖要有担当，一个公司、团体的领袖也要如此。如果功劳都归自己，过失推给别人，以惩罚、责备掩饰自己的过失，那么这个公司不久一定会人心涣散，没有人能在这个领袖周围做事了。

最后我想以《资治通鉴》中陆贽的一段话，作为唐朝的结尾。当时德宗问陆贽：“现在许多的藩镇对朝廷又起二心了，我们应该怎么办？”陆贽回答：“假如要以你一个人的聪明去了解宇宙的所有变化，要以你一个人去防止世上几千几万人对你的欺诈，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以前项羽将秦的二十万降卒全部杀光，算是防备得很透彻了。相对的，汉高祖豁达大度，对于所有归顺他的人，都依着他们的能力分配工作。陛下觉得你的聪明超过别人，你思虑得很周到，你谋略得很宽，以为这样可以防备别人的诈欺。你用力量管束百官，用威严统治天下，这种情况下，有才能的人觉得无处施展，对你忠心的人怕被你怀疑，有功劳的人怕你容不下他，对你有不轨的人怕你追讨他的责任，于是铤而走险，做出更多的坏事。天子的行为，全天下都在注目。一些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治理天下呢？希望你拿前朝许多的内乱当作自己的警戒，不要做出错事。”这一段是很多领袖都应当记得的：不可以任一己之聪明来压倒天下。

当刘晏刚刚担任转运使时，全国纳税的户口只有二三百万户，到了他任期终结时，纳税人口增加了好几倍。刘晏手下也有很多助手，他训练他们成为尽责、能干、清廉、精明的一群人。同时他查他们的账目也是相当严格的。刘晏的部下们都很害怕他、也佩服他，他也不会亏待他们，一旦查到贪汚，立刻惩罚，非常廉洁的人也有很多奖励。自刘晏以后，好几十年，唐朝有许多财务官员都还是刘晏训练出来的。

再来看看当时的经济情形。唐朝初年的时候，均田制实施得很不错，人民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耕种，纳税的方式是一部分地租、一部分劳力、一部分自己出产的丝织品，也就是以实物作为地租。在唐初刚刚由南北朝转变过来，还没有完全发达的情形下，这种实物地租、劳力租税的方法，对国家是相当有用的。同时府兵也不用国家花很多钱，就可以自给自足。此时的经济形态等于是大的租户和小的佃户之间的关系，全国的农夫就等于是国家的佃农，这种经济形态是相当简单的，并没有强大的货币经济，仍是实物经济。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已经有了货币经济，而且南方也得到相当的开发，中国经济的重心已经转到江南一带。此时人口和土地无法相副，均田制已经不再平均；人口不断增加，和土地之间的比例不断地改变，区域性的不平衡尤为显著。以均田制度作为基础的纳税制度脱离了现实，加上府兵毁坏以后，政府必须耗费相当多的费用养常备军。九九藏书网

魏徵时时刻刻劝谏唐太宗：要得到一件东西是很难的，要失去它却是很容易的；最难得到的是人心，最容易失去的也是人心。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因为守成的人对已经立下的制度，不仅要信守，还要常常找出毛病，作适当的修正和改变。同时，一个做领袖的要能分辨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只会阿谀的小人。人才往往有自己的意见，一个有才干的人通常是有品格的，不愿阿谀；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知道他该如何做，不会委屈自己，也不会迎合领袖的意见。这种人在某些领袖的眼里就是不听话、常常唱反调的人。这种领袖，加上这种顺从的助手，他的朝代不会维持很久的。今天，已经不是一姓一家的朝代了，老百姓最重要，老百姓应当要找到最能够为国家服务的人。

虽然陆贽如此尽心，但是他的运气并不太好，到最后德宗还是将他发配边疆；这和太宗时的魏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过，他的《陆宣公奏议》却一直流传至今。唐朝的文章中，陆宣公的奏议是很著名的好文章，因为情感真挚而条理分明。陆宣公的许多文章翻成白话文，都还可以成为报纸上社论的范本。这种以理胜情、以诚传达自己逻辑上的思考，是正正当当的一种做法，是很叫人佩服的，假如今天我们在社论上看见这样的文章，我们一样也会感动。

另外一位财经专家是杨炎。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均田制到了唐朝时已经毁坏，土地和户籍不相符，尤其是区域性的不平衡非常显著。杨炎将均田制改为两税法，将本来依均田制收取的租、庸、调，改为分春夏两季收两次税；收的是户税和地税，只要有户口就收户税、有土地就收地租。两税法简化了纳税过程，又使得纳税的对象容易稽查，也就是扩大了税基又稳定了税源。两税法收取的税已经由实物变为货币了，这可以说是适应当时货币经济而订定的措施，使得政府税收增加了好几倍。

李泌对唐朝的中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意见皇帝并不是都采纳的。皇带并没有听信他的几个重要的建议。比如说，他向肃宗建议，安史西犯，唐朝的军队应该是一支挡住东边、一支挡住南边、一支由北边进攻到安禄山和史思明的老家。这个策略其实相当不错，但是肃宗并没有采纳。到了德宗时，吐蕃进犯，当时唐朝西边有回纥，更西边是大食，南边有印度，云南地区有正在兴起的云南国，也就是后来的南诏。吐蕃是在西藏地区的一个中古时代的政权，相当强大，是当时唐朝的大敌。李泌建议，利用回纥、大食、天竺、云南这四支力量，围攻吐蕃的后面。这是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在国际上合纵连横是常见的手法。这几个重要的问题，李泌其实提供了相当多的好建议，但是皇帝都没有采纳。唐朝这三个皇帝：肃宗、代宗、德宗都是相当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猜忌心甚强的皇帝，光以德宗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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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贞观时期和唐中叶相比，可以看出唐朝最主要的弊病就是单一首长制，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里，其他人只是辅佐与参谋，听不听全在君主。历经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唐朝一直在危机中度过，内忧外患不断。当时并不是没有人想出解決的办法来，只是皇帝往往不用，或是用得太晚，或是相信身边的小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最后剩一些小人围绕在君主身边。这三个唐代皇帝基本上都犯同样的毛病，只是有的刚强，有的懦弱。德宗是三人中最刚强的一位，所以在他手上牺牲的贤臣也最多。由此，一个像唐朝那样风光的朝代，兴起的时候是那么难，垮掉的时候却是那么的容易。

唐朝的情形与汉朝很不一样。汉朝即使皇帝不行，只要政府本身不出乱子，国家依然可以维持相当稳定的局面。一个好宰相通常可以平衡比较差的皇帝。但唐朝就本行了，在单一首长制之下，皇帝享有的权力是绝对的大，政府平衡他的机会、力量就相对的小了。如果皇帝用错人、做错事，政府就一筹莫展，非垮掉不可。唐朝在唐玄宗以后就垮过好几次，因为玄宗以后的皇帝多有刚愎自用的毛病，不听劝，而且信任有亲戚关系或说好听的话的人。虽然我们常道汉唐盛世，但是唐朝自天宝以后，老百姓的生活是很不好过的，政府提供的服务也很差。这几乎是单一首长制的国家都会出现的问题。

这两位财经专家所定的政策都正切时要，但是在个人命运上，却不是那么顺利，杨炎陷害刘晏，使得刘晏冤死，而杨炎自己又被另一个奸臣害死，最后这两个财政大臣http://www.99lib.net都不得善终。这情形和唐初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是相当冷酷无情、是非不明的。

我们将这个治国的原则，运用到企业经营上，也是一样的。一个好的领袖、好的决策者绝对不是自负的人，而是谦虚的人，能听取不同建议、不同想法，容许许多人帮他，分析建议，找出最合适的决定。一个好的领袖也绝对是耳朵开开、眼睛开开，不断搜集重要的消息，手上能够掌握最清楚的资料、最清楚的情况，不会做违背真实情况的决定。违背真实情况的决定，绝对是灾害，不会是真正有用处的。

我们不能在内阁与总统平衡的情况下，还让单一首长一权独大。我们必须要了解，不能因一个人好、或者我们喜欢一个人，就让他一直掌握权力，到最后尾大不掉。领袖的品德固然要紧，但是一个人掌权的时间太久，一方面年岁大了、精力衰了，能力也相对地减低了；一方面一个人在高位久了，周围经常有阿谀恭维的话，使他不再有反省能力，不再能听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想法。这就是权力腐蚀人心，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蚀。等到领袖被腐蚀而不自觉，而大家还盼望他如同从前一样好的话，那就是个虚假的愿望了。一个原本我们觉得有能力的人，在单一首长制度下，也不再能够有效地领导。这对于国家本身和老百姓而言都不是好现象。将国家的前途寄托于一个杰出而强势的领导者，不但是中国人的毛病，外国人也有这样的毛病。像俄国人也常常说一个好的沙皇解決一切。中国人常常盼望一个好的领导者，可以完全依靠他，甚至希望这个领导者有很多的权力，建立一个强固的领导中心，国家就可以安定。其实不然，这样的想法往往害了领导者，也害了全国百姓。把全国的福祉交给一个没有反省能力的首长后，没有任何纠正的机会，也没有任何帮助他纠正的机制，这是很危险的事。

安史之乱以后，政府必须维持一个强大的作战武力，又必须维持地方的武装力量，费用是相当庞大的，在税收不够的情况下，就必须开辟新的财源，建立新的财政政策。所幸德宗有两个重要的财经专家，帮助他解决间题。一个是刘晏，他担任的是转运使，后来等于是负责了全国的财政筹划。他订出了两个办法，第一是当时政府在各地收了许多实物，如绢、帛、粮食和食盐等等，但是因为战乱的关系，物资交流并不算顶好。于是刘晏就派一些走路很快的信使，到全国各地去勘查物价，然后将最贱的货物运到最贵的地方出售，如此一来，老百姓可以得到较便宜的物资，另一方面政府也得到相当的利润。对于盐也是一样的方法，政府把盐运到盐价贵的地方储存，等到盐价太贵，公家的盐就立刻可以用。政府又将盐场出产的盐卖给盐商，让盐商自行调整利润，找最贵的地方卖。如此，盐价就可以一直维持平稳，也不会有盐量分配不均的情况了。他的方法是配合当时出现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以政府手上的财富作为筹码，使得政府可以得到利润，老百姓也不会有缺乏物资或物价太高的困难。他的原则仍以老百姓为优先，只要老百姓有足够的收入，政府的税收就会增加，不必再增加其他的苛捐杂税。

相对来讲，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有一位李泌，他连续在三朝皇帝手下担任重要职务。在安史之乱后，玄宗逃到四川，肃宗留下来编集散乱的兵力，准备反攻。李泌就是在那时到肃宗身边工作的。他当时年纪很轻，就得到天下重名。他平常的表现不像做官的人，常常一袭白袍；他的作风就是不让大家知道他是皇帝身边重要的谋臣。他是相信道教的，不愿意做官。即使后来官拜宰相，也常常要请辞回家。

这次唐德宗接到他的意见之后，就派人传话给他说：“我对人是很诚恳的，我也很愿意接受大家的意见，但是我开诚布公，反而有人想害我，所以我现在不得不有所防备，并不是我不愿对人诚恳。”——其实这当然是德宗本身的猜疑性格所造成的。德宗又说：“你们这些劝谏的人常常将过失推到皇帝身上，其实我看你们说的话都很普通，为什么我要相信你们呢？如果你们能够说出让我信服的话，我一定采纳。”陆贽这时复奏：“你一定要接受许多不同的意见，如果各人意见看起来都接近，那就是大家的想法相同。你对人要有诚信，对于人家的劝谏要能够容忍，不能轻易生气，或是想借机报复。诚与信是最重要的，一不诚，你就会防备人家；一不信，人家就会防备你，如此，上下之间就隔绝了。表面上，你是用聪明才智去压人，事实上是欺骗诈谋；说是你在防备人家，事实上是人家在防备的中间取巧，用许多迎合你的意见，断绝了真相的通路。所以诚与信是绝对要注意的。你不要用一己的聪明才智去掩盖自己的错失，否则一个错失盖过一个错失，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意见。你也不能说大家的话都一样，就不值得听了。要知道，大家之所以会有一样的意见，一定有其道理，不能因为大家讲的都很像，就不去听；如果你愿意听，大家都会跟你讲真话，如果你不愿意听，就没有人跟你讲真话了。”

总统制与内阁制相比，总统制比内阁制的效能要差很多。总统制是单一首长制。比如美国，政府虽然是总统制，但是因为有公开的舆论，有两党竞争、轮流执政，单一首长制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做不好就换掉。但皇帝不是说换就换的，也不能把皇帝罢免再选一个新的。所以皇帝制的单一首长没有可以制衡他的力量。中国从唐朝以后一直到清朝，一直都是单一首长制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相当不幸的一点。从唐朝到清末有一千多年，这中间中国基本上一直没有发展出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