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正常的新陈代谢是这个组织最基本的问题。宋朝号称是一个非常仁厚的时代，和前朝比起来，宋朝不杀大臣，宋朝的大臣很少是犯死罪的。宋朝的官员很少是被免职的，除非是自己告老。每个官员从自己职位下来以后，领一样多甚至更多的薪水。比方说一个宰相从宰相的职位退下来以后，领着和宰相一样多的薪水，但是给他的工作却只是去管一个庙（宋朝的庙很多，不管是祭祀祖先的庙，还是道教为国家祈福的庙，凡是国立的庙，都有一个高官去管理）。所以宋朝没有真正的新陈代谢。派遣制度是指皇帝或任何一个高官可以派某个人在某个职位上做事，这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调走，既没有一定的任期，职位也没有界定。在这样的结构里，新陈代谢更为困难。没有考核，没有办法做到奖和惩，就没有办法做到新陈代谢。这样一个号称仁厚的政府，号称仁厚的传统，因为没有选择好的留下、坏的淘汰的机制，以致这个政府变得越来越庞大，沉积越来越多了。

王安石的新政，立意很好，设计也不错，但最后却无疾而终，更导致一个不好的后果，使得政府里多了一种对立的局面。新党旧党轮流执政，每当新的接替旧的时候，就把旧党的政策取消，等到旧党执政，又把新党的政策取消。有的时候新党有一些错误的政策，旧党取消了，等到新党掌权时又将它恢复。整个北宋一直相当不安，就是因中间有这新旧的党争，而且已到了不理性的地步。例如司马光，他是个很正派的人，学问能力都好，意图也好，但是为了争意气，凡是王安石做的事，他一概反对。不问事情本身对老百姓有没有益处，只要是王安石的新政，他上任后就全部推翻。苏东坡本来对王安石也是不赞成的，但是看到司马光不管青红皂白，只要是王安石的政策就全部推翻，他也觉得不对。比如说免役法，只要实行得当，老百姓的确可以得到好处，省许多麻烦，国家的收入也可以增加，为什么非废掉不可？只要执行得好，监督执行的人，使他们不至于强迫老百姓借钱，催讨的时候不至于那么严厉，那么老百姓是可以得到好处的。司马光意气用事，连当时一起批评王安石的盟友，都批评他，认为那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行为。

虽然宋朝和辽人维持着和平，但是这是靠宋朝每年送布帛给辽人换来的和平。比较用布帛换来的和平，与子弟在前线牺牲、维持强国的形象，宋人的政策毋宁较为经济。国家积弱久了，当然终究免不了就会有后来金人和蒙古人的入主中原。

神宗以前，宋朝官制中又有所请“差遣”，其官职与工作并不相称。担任某一官职的官员，管另一个职务，而本身的职务又由另一人担任。差遣制度，使职务没有清楚的划分，也没有办法了解一个人在这个职务上会做多久。这种名实不副的制度，也有弹性的好处，政府可随时派遣一个人去做可能最适当的工作。但是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往往不问阶级和职务是否相副，官阶很高的人去做一个很不重要的闲差事，他的重要的职务反而由一个不重要的人代理，这是一个很混乱的局面。宋神宗接位之后，力图改革。当时朝中很多老臣不希望改变，但是神宗有改革的决心，王安石也上了意见，认为不对的地方就要改革。

怎么样防止一个单位的老化，怎么样清除一个组织无法排除而沉积下来的渣滓，这都是组织学上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王安石要训练人，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训练的人和适用的过程没有良好的配合，每个由学ｗｗw.９9ｌｉb.ｎet校出来的人都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工作保障，这个保障对他个人是一个长久的保障，但对这个企业或组织却不一定有用处。一个在课堂上有良好表现的人，不一定在某一个特定的职位上可以做到这个职位应该有的一些成绩。因为性向可能有差异、能力可能有落差，在课堂上的成绩和实务之间能力的落差可能是很大的。一个学业成绩好的人不一定立刻能将专业知识应用在实务中，这些都要经过一个试用与考核的过程。单单靠训练专才来改革政府，仍未必有新陈代谢的功效。

假如看中国近代的企业史，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在1949年以前，上海有很多大企业，里面都是家族的成员，只要家族里的某一人做到某种的职位，则他的亲朋、乡里都会被拉进来工作。因为老板很仁厚，所以当一个人年岁大了，并不会被免职，只会被派去做一些有名无实的工作。而他所带进来的人也不会被免职，因为大家看这个老人的面子，所以留他带进来的人。这种情形使得当时在上海可以说是最大的一家企业，最后变得效率低落，生产力很差。到了1949年的时候，这一家公司已经没有办法运作了，没有办法开新厂，没有办法开发新的市场，当然更不用说开发新的产品了。在台湾地区企业发展不过二十年不到的时间，民营企业还不会有这种尾大不掉、臃肿不堪的例子。官办企业因为已经经营了五十多年，大都有了这种毛病。私人企业因为时间还短，所以还没有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如果不加注意，无论是多能干的董事长、多精明的总经理、多么好的产品、多么大的市场，都不会做到真正有利润。企业的时间、经费、劳力、智慧都会浪费在内部的斗争中，而无法完成原本应该执行的工作。

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他的任务就是要整顿这些混乱而浪费的制度，而他提出来的方法也都针对这些弊病。国家养兵太多，他就提出全国皆兵，凡是身体好的人都有当兵的义务，平时要学习保家卫国，当有战争时，这些民兵就可以征调出来为国作战。他要提高吏员的地位，提高吏员的薪水，使他们可以以薪水养活自己，就不会贪污，或收取一些不必要的规费。他也盼望将混乱的政府规划得有效率一些，比如，什么职位的人做什么事？宰相班子如何产生？一定要由三省长官作主……这一系列的作为使得政府更加有效率，组织更合理。在增加吏员的薪水时，有人问他，你去哪里找钱来？他说：与其让吏员自己去贪污找钱，不如政府在收取的一些费用中规划出一笔费用，平均分配，使得每个单位的吏员，都能有合理的薪资。

在对外贸易方面，除了和东南亚的经济往来外，也经过辽国和西夏对外伸展贸易路线。宋朝和日本、高丽的贸易往来也相当的频繁。对外的国际贸易使得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当不错，在这样的局面下，国防开销并不大，经济又相当发达，人民生活得也很不错。一个国家要提供的两方面，安全和繁荣、宋朝基本上都取得不错的成绩。

王安石的变法得到许多正反两面的评价，正面的认为他这些措施对民众好，使得政府上轨道，批评他的人则以种种理由认为这些都有反面的意义。王安石作这些改革时抱定很大决心，他对神宗说，要改革就要花心思，要努力地改、彻底地改，祖宗的规矩不必在意，人家的批评不必在意，甚至上天的天命也不必畏惧。这种坚决的态度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刚好神宗立志改革，王安石也是相当坚决地要进行改革，这种君臣遇合，照理讲是可以除掉浮肿，重建骨骼肌肉，使政府上轨九九藏书道。

现在我们所要讲的是前半段：从王安石变法一案，考察宋朝的宰相与皇帝之间的合作，以及他们怎么样处理国家的大事，平衡两边的关系。宋朝的皇帝是自己执政的，而且几乎天天要与宰相们讨论朝政。宋朝宰相的任命，出自皇命，皇帝想换就换，几乎不会有什么困难。宋朝有相当专业化的文官，是在儒家教育下出来的士大夫。开国不久后，宋朝就时常免不了有党争，不同意见的朝臣分成不同的党派。这些党派有时候是按照意见分派，有的是按照地域成群，或按照考取的年代结党，朝廷的党争相当严重，常常因此而延宕了国家的大事，也因党争而内耗了许多人才与资源。

在体制上，宋朝的皇帝是自己为主的单一首长制，宰相不过是他的辅助者而已。所以如果皇帝只听一个宰相的意见，其他的宰相就没有办法参与讨论，这和唐朝许多人集体讨论是不同的。宋朝的次相，也就是二号的宰相，基本上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所以宋朝表面上看起来是做到了首长与首席执行人员工作的分野，如果首长跟首席执行人员可以互相配合，就是皇帝和宰相可以互相配合的时候，则至少在发号施令和制定政策方面没有太大问题。

由此可见，一个组织要改革的时候，并不是靠一个或两个政策的执行者或决策者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他（们）必须有一个好的班底，必须有一个能够配合的政府结构。这种组织在宋朝一直没有出现。直到新政结束，宋朝都没有改革成一个流线型的政府。加上宋朝缺乏一个培育训练专业人才的机制，科举考的是学问、考的是对经典的认识，并不是考办事的能力，也不考他的政见。吏和官的分野也使得专业的吏员一直没有办法提升到官员的水平。这种官和吏的分野由宋朝开始，一直到清朝都没有改变。吏始终是一个地位低、不受人尊敬、没有政府正式薪水，又往往是世袭把持的职位。专业化是有了，可是没有自尊性，也没有自我约束。此外，因为吏员掌握了太多的档案，所以他们也不喜欢政府有太大的改变，以致他们手上掌握的档案和传统知识没有用。所以一个团体或组织要改革，这些条件不能配合，改革是做不到的。

但是宋朝政府内，派系很多，党争相当严重。在仁宗时就有庆历党争，两个派系为了政策意见的相左，互相攻讦。这两个派系，讲起来都是正人君子，但是为了斗意气，斗争得非常凶。英宗的时候，因为英宗是由外藩过继给没有子嗣的仁宗。所以英宗继位后。为了自己的生父是否能提升地位成为皇父，或是仍旧维持亲王的头衔，在当时也惹起很大的争议。宋朝朋党之争在当时本来就是很严重的，到了神宗时还是一样，不同意见的党派彼此之间有很大的斗争。党派之间，常常不管政策的好坏，只要是党派不一样，就用种种理由批判对方、用种种理由排斥对方。当王安石实施新政时，反对者就有更多的理由去批评了。当时批评新政最厉害的人是司马光。司马光也是一个正人君子，中国有名的一部《资治通鉴》，就是他领导编著的。批评新法的人士中还有苏东坡，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批评王安石新法的人很多，虽然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并不因此动摇，但是当批评得太厉害时，王安石也必须请辞；至少两次，神宗不得不解除王安石的职务，即所谓罢相。有时候神宗也将批评王安石的人贬退。

一个老的企业，人员很多，累积的包袱很多，内部派别的纠纷往往无法避免，这时候新的长官、新的董事会，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形。宋朝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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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内部结构非常笨拙，以致无论王安石的意图多好，构想也不错，就是没有办法将新政推行到底。结构的问题，使得不论品德也罢、能力也罢，都变成次要的了。如果结构本身没有改变，任何考核和稽査的也只是多了一层管制，多了一层阻力。举例来说：许多齿轮卡在一起的时候，增加一个齿轮并不会使得这一整串齿轮结构运转得更好，只是多增加了一个阻力，使得效率更打折扣。王安石只想改变政策，没想到改变结构；只想到增加专业，没想到增加的专业人士在老的结构里，只是又多了一批新人，这批新人和旧人之间还是会有纠纷，还是会有冲突。

宋朝财政收入，基本上依然维持唐朝杨炎所创的两税法，但是又恢复了劳役的制度。理论上除了老弱妇孺，都要服劳役。王安石和宋神宗时代的政府是耗费不小、组织也很松散的政府结构。

这八年之中，政治斗争极为剧烈，使得新政不能有效地执行。而王安石手下又没有好助手，所以只能进用意见相同的人。当时有一些在人品、能力、道德都不是第一等的人，利用新政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前程。他们巴结王安石，成为王安石的党羽。王安石当时急于要推行新政，也就不太管那些人投靠他是不是真的和他有同样的理想，只要有人跟他做事，他就庇护他们，委派他们出任很高的职位。新政的推行是很急切的，要把长久以来的积习去除，有时候就会只求功效，只看到表面上的成绩，而不管实际的成果。所以有时做过头，有时只是虚假的报告，这些现象都发生了。本来用意不错的改革方案，因此无法落实，政策颠颠簸簸，起伏不定，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主要题目。

一个智囊团的组织是必要的，但是智囊团最好不要成为执行官。王安石就是将智囊和执行混为一谈。自己的政策要自己执行。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决策者，却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执行官。因为执行者需要说服人家，王安石并没有很好的说服能力。执行时需要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合作，而王安石却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他的外号叫做拗相公，是非常别扭的人。神宗虽然对王安石任用很专，但是神宗本身也是一个不善于沟通的人。智囊可以贡献出一些很好的计策，但是要叫智囊做执行的工作，他本身的性向和能力就不一定能配合了。王安石有改革决心，但是王安石没有做好这件事——这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教训。

王安石的变法开始于他受命进入宰相班子做事，一〇六八年，也就是神宗熙宁元年，一直到他两次罢相、两次回任，最后他下台是一〇七六年，差不多八年的时间，是王安石变法的时期。王安石变法的宗旨，主要在精简人事、精简费用、增加国家的收入而不增加人民的负担。当时神宗皇帝相当信任他。宋朝政府是一个儒家官员构成的文官体系，因此过去的许多传统与成例以及儒家的理念，都是有相当约束力的，不大容易改革。王安石出身穷困，他了解当时民间的疾苦，也了解政府里的许多困难。当时宋朝对外战争不频繁，防守边疆用的兵力也不大，却养了相当多的常备军，构成很大的负担。当时官员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官，一个是吏。官是士大夫，吏是官员的助手。宋朝的制度，官员出身只有考选跟门荫——门荫就是父亲做大官，子弟也可以有个职位做。军功途径也可以进入官的阶层。但是吏员就没有什么资格可言，也没有真正的考选过程，常常是累代世袭。政府事务，不少依仗吏员执行。吏员经常做同样的工作，因此对业务的了解程度往往比高高在上的官员更为熟悉。而且，官是流动的，吏是不动的。但是宋朝的官有很好的薪九_九_藏_书_网水，吏却几乎没有薪水，仅可在工作上收取一些规费，所以吏员就不免贪污。吏员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前途，不太自尊自重。这样子的文官体系就变成一个头重脚轻的局面，官吏人数很多、开支很大，品质与效率却不高。

比起唐朝，宋朝的皇帝比较没有受那么多牵制。第一他不受武臣的牵制，因为宋朝并没有武人干政现象，也没有地方独立的行为。另外一方面，宋朝的疆域比较小，西南方失去了云南（也就是当时的南诏），西边又有西夏直逼关中；北边的辽人不但占领燕云十六州，整个漠南也都为辽人所有。因此，整体来讲宋朝的疆域比起唐朝要小得多了。宋代的人口也比较少，但不是少很多，因为孳生的人口还是不少。宋朝要解决的困难是外患，但是并不采攻势，主要是防守。邻邦如契丹、西夏，常常骚扰边境，宋朝基本上只能勉强自守，没有对外攻击的能力，也不打算做远征的工作。虽然宋朝在西南边有一点军事行动，但也算不上是大军，所以基本上，宋朝国防预算的消耗并不算大。自太宗以后宋朝只有防守的费用。在宋人与辽人的和议达成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宋人的战争只是在西夏这部分，防范西夏的进攻而已。宋朝国防预算不算大，国内的经济比起唐朝则更加发达，都市化的现象和市场化的现象都有显著的发展。宋朝的经济情形基本上已经到了相当复杂的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局面。除了种田维生以外，已有相当多的人民是靠其他收入过日子的。

王安石也推行经济方面的改革，比如说劳役，是每个男子都要负担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来的人也并不是真正能够担任劳力工作的人，反而政府要派人管理，要分配他们的工作，而且服劳役期间，政府一样要负担他们的伙食住宿。王安石的免役法，是让不服劳役的人拿出一笔钱，政府雇用一班专业做劳役工作的人代替他们。这个方法对于一个货币流通的经济市场而言，的确是一个比较精简的办法，政府只要有一笔经费，就是所谓免役钱，雇人服役，则老百姓缴付代役钱，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了。批评他的人则认为这样老姓又多了一项金钱的负担，要缴纳免役代金；而政府多收了这笔钱，是不是在剥削老百姓？王安石的青苗法，算是农耕贷款，当田里播了种，农作物又没有收割的时候，百姓通常都非常穷困，常要向放高利贷者借钱度过这青黄不接的时候。王安石认为这样不好，于是以政府的钱借给老百姓，等到农作物收成了，再加一点利息还给政府，这就等于现在的贷款。这样也未尝不是好事，帮助农民渡过难关，政府又可以有一点利息的收入，这也是两相合适的事情。但是批评他的人就认为，老百姓可能原本不需要借钱，但是官员为了自己的绩效强迫老百姓借钱。而如果老百姓向高利贷者借钱，还不出来时可能还可以与债主商量拖欠一些时日，而政府催讨欠款时，可能会施加压力，还不出来就没收财产或是关进去坐牢，这样反而是扰民。

宋朝宰相和皇帝的关系基本上和唐朝是颇类似的，宋朝的宰相包括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也是集体辅政的局面，其中只有一个称为首相，他的权力比较大，相当于领班的地位。宋朝宰相的任命又比唐朝要自由一点，并不一定要三省的长官才可以担任相职，只要是翰林学士，或是任何人得到了参知政事、平章政事的头衔，就可以在这个宰相班子里共同辅政。

但是下面的结构并不足以做这样的工作。王安石曾经想办一个学校，以学校代藏书网替科举，训练专才，充当政府官员的候选人。官员有了专业的训练，循着一定的轨道选拔、申请跟分配，这样政府就可以达到一个专业文官的程度。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真正地落实。至少在那八年内，宋朝政府来不及训练专业人才。虽然当时设有学校，但是学校训练的人才并未代替科举的人。神宗是有实权的首长，王安石是有实权的执行官，但是他们都没有配合的班底，也没有合用的结构。王安石急于推行新政，官员派出去后，很快就要见功效，可是，这些官员并没有学习过专门的技能和知识；这些都是王安石变法所遭遇到的困难。神宗死后，太后接替，保守的皇太后用司马光这批人改换了新政的政策。但是，王安石被罢免后，有一段时期还是有一批助手继续新政的工作，后果是政府又多了一个新党旧党的纷争，要等到金人灭北宋后才消失。

神宗基本上对王安石是非常信任的，可以说是用之甚专，但是也免不了会受别人的影响。通常影响他最深的人，并不是最有知识的人，而是跟他最亲近的人，他受这些人影响最多。有时候他会派一些宦官出去调查，这些并不是非常专业的报告，神宗却相当相信。同样的，王安石因为急于推行新政，所以只要他觉得这个人肯听话，肯接受他的指令、服从他，他就招揽来帮他做事。到后来，他才发现他主要的助手都是一些品格很差的人，都是借着他能专政的机会，想往上爬的人。这些人到后来是害他的人。他本来的助手，都不是因为对新政有信心，而是为了有机会得到更高的位置。在王安石罢相之后，他们落井下石，非常努力地把他打得永远回不了政府。

王安石后来被放逐到南京，抑郁而终。有意思的是，王安石跟苏东坡一样，都被贬到外地，在南方，两人都度过一段相当潦倒的日子：后来两个人也成为朋友。这两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物，他们的诗文俱佳，直到现在，大家依旧公认其为宋朝的大家。这两个人能力强、见解高，但是不幸站在不同的立场，一直要等到他们都丢掉了政府的职位，才反而成为好朋友。同样的，司马光和他那一批旧党也都是能力强、品德好、修养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与另外一批有能力的人合作。那时党争和今天政党的党争又不一样，今天的党争是诉诸人民的选择，看人民觉得哪一个党的政策对他们最有利，那时候的党争则是看皇帝觉得哪一个党最能得到他的信任。从上往下选的时候，手下有两个派别，这种政治一定不行，一定会效率低落。朝令暮改，政策与长远的常规，都会无法执行到底。

宋朝发生的许多困难，实际上在许多大的公司组织、大的企业组织里都会发生。一个大的企业，层级很多、人员也很多，在上面执行的主要执行官（就是总经理）与主要的决策者（就是董事长）却不能照顾到全部，所以当他们要对公司作一些整顿，在结构上作一些调整，自政策上作一些改变，他们往往无法做到。这和新公司的开展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老公司要背负着一个很大的负担。一个大的企业，他的首席执行官——总经理进来时，都会带一批自己的人，等到新的总经理接替位置时，又会带一批他的人来，但原来那批人仍在位置上，这时前后之间就会形成派别。部门之间因为长期所处的位置不同，也会形成派别。甲部门和乙部门之间，会有不同的观察与理解。例如财务部门希望省钱、发展部门希望花钱、生产部门希望增加设备，每个部门都有自己单独的利益着眼点。部门与部门之间不能协调的时候，也会变成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