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现在也是找了一大堆高学历的人来担任行政主管的职务，担任地方政府的决策职务。每个人都是由专业科目训练出来的，但是所受的专业科目没有一项是教你怎么样为台湾地区筹划方向，没有一项是告诉你怎么样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为台湾地区制定政策。地方政府的高级首长，他们受的是专业的训练，不是通才的训练，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在专业的范围之内，每个人都很称职，但是一离开专业的岗位，就不能真正发挥。很不幸的是每个人所在的位置都不是应该给的专业的位置，每个人放的位置都是专业以外的工作。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担心的是，宋朝的毛病会在今天重演。现在内耗的情形：精力的内耗、时间的内耗、信用的内耗，与宋朝政府经历过的很像，我希望这只是过虑而已。

从实际例子来看，司马光写了一部《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里常常有他的暗喻，我们看他批评历史、评判过去的时候，他的角度几乎都是从道德上出发，对一件事该做不该做，他是以道德的标准来衡量，而不是以老百姓的利益、国家的安定来衡量。他常常是以目的性的、手段性的裁判角度，判断一件事的可行性，这使得他看事情皆以单一的角度做判断。司马光在《通鉴》中自己加评语的部分，看历史的演变可以看得很长，深度也很深，此外他文章也写得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管理人员，更不是一个能针对当时情况设计最恰当的政策以改革结构的人。

这种情形并不是儒家观藏书网念的官员可以理解的。儒家以农为本，只想到农业的收入，只想到从劳役跟田赋上去找到政府的收入。实际上当时已经有这样的新经济体存在，但是王安石和他的智囊团没有办法看到这样的经济可能为政府带来新的收入，也没有想到政府可以为新的工商业提供新的服务，成为政府的另一个功能。限于当时的时代性，王安石没有办法懂得一直在他眼下发生的情形。不但当时人不懂，连历史的史书上也没有记载。直到今天，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史料，我们才发现当时宋朝的经济体是如此庞大、如此富有。也就是因为宋朝经济如此发达，所以即使后来北宋被金人消灭，南宋半壁江山依旧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而且人口还不少，百姓生活也相当不错，并且维持了一百多年。我们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可以发现，他认为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是世界最高的。再由宋朝的一些文学作品如小说戏曲中也可以发现，南宋时一般小市民的生活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当时南宋政府并没有注意这个现象，当时的历史记载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偏差。

再来看看王安石在经济上的改革。王安石在经济和财政上所作的改革，往往是要将现有的资源全集中在政府手里。比方说他仿照唐朝时刘晏办理均输，运用政府的力量，将商品运到价格最高的地方出售，如此一来，政府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老百姓也可以得到足够的货品供应。这个办法是相当好的，也很符合当时的经济需求。但是王安石只九*九*藏*书*网想到获利的办法，却没有管理农业经济以外的收入财源。当时宋朝的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许多城市相当发达，甚至发展为不错的工商都市。比如历史上常提到的四大镇：景德镇、佛山镇这两个都市都是生产的城市，景德镇生产瓷器、佛山镇生产铁器；汉口镇、朱仙镇都是商业中心，也就是商业城市。宋朝在当时得以发展出这四大城市，表示当时宋朝已经出现农业之外的新经济资源，也就是工商业的景气。我们曾经提过，宋朝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对外贸易很兴盛，这些对外贸易是什么呢？就是将中国的产品，经过海道运到东南亚、中东去销售。这些外销商品的数字相当庞大。举个例子说，当时湖南出的瓷器并不顶好，却专门销售到外国去。这些专门供给外销的窑并不只湖南有，福建也有、浙江也有、江西也有，很多地方都生产这些专门为外销而制造的贸易瓷。而佛山镇出产的小铁器从镰刀、锄头到铁锅、铁碗、铁刀、剪刀，这些东西都不单单是给中国人使用的，大部分是要运到外洋。当时中国生产的钢铁数量是全世界第一，不仅是全世界第一，而且跟世界第二的意大利比起来要多一大截。中国的钢铁之所以生产量那么大，并不只供中国人用，而是供外销用。佛山镇在广东，距离外商的贸易路线是很近的。后世的一部笔记小说里有“运来风送洞庭红”的故事，就是讲一个宋朝的穷汉，从外贸中挣了大钱。

在中国历代各朝里面，宋朝不算差，民间的成就也不算差，一位我们非常佩服的前辈史学工作者陈寅恪先生为邓广铭先生所写的《宋朝历史研究》的序文中提到，宋朝九-九-藏-书-网是一个思想最自由的时代。话是这么说，但思想自由是因为当时文网不密。在上层士大夫中，思想其实是相当不自由的。他们受儒家本身固定的意识形态限制太多。宋人的思想自由只有在学问、只有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管理的方法，也不是在执政者的意识形态，这些都受原来格局的约束与限制太深了。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天水一朝（宋朝）是历代文风最盛的时代，这话是对的。但是任何为了意识形态而训练的人，他一定受到意识形态的保护，而不能跳出意识形态去看别的问题，因为他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太深的信念。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训练一个干部就要没有意识形态，任何一个企业的干部都有起码必须认同的东西，做任何事一定要敬业。敬业是一种做事的精神，而不是意识形态。宋朝的儒生修养都很好，大多数人都是正人君子。我们看宋朝的列传，的确大多数人的道德文章都很好。但是这些人一辈子所受的训练都是为了道德文章，不是为了管理政府，不是为了开拓一个新的局面。由这样的一批人把持政府，当然新政不免失败。

再以企业角度来看，假如一个企业里的管理者受到狭隘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他的训练使他只能从某一观点去看事情，那么这样的企业没有开展的可能，反而会老化。训练人要从多方面训练，吸收新人要由多方面吸收，新陈代谢不只是在执行人而已，不只是企业的工作人员，而是这个组织、企业的想法观念都要经常不断的更新。任何保守的想法，都会导致企业的崩溃，导致企业本身的失败。

宋朝在历代里面，可以说是对儒家最优厚的。尤其是受儒家教育的儒生，在宋代可以说是如鱼得水。整个宋朝政九九藏书府是靠儒生的文官维持的，但是儒生受了他们意识形态的限制，不会去考虑新的问题，他们所想到的就是农业为立国之本。这是很局限的一个角度。宋人常常考虑到前人的例子，考虑到政策对农人好不好，会不会损害到国家的根本。儒家的意识形态常常令他们去推敲一个人的动机，推敲一个政策的目的，而不去推敲一个政策执行后的效果。

台湾地区的企业界也常常犯这个毛病，学的与用的不能配合。信任的人之所以能得到信任，往往不是因为他的能力，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高级的管理人员、高级的决策人员并不是专业的。更糟糕的是很少企业累积了足够的资讯，更没有一批人去专门搜集有用资讯。社会上也没有一个单位，受雇为一个企业搜集有用的资讯。于是往往由个人的关系去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不是从专业的角度、长远的角度、开拓新局面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想这是台湾地区的企业没有办法提升的最根本原因。怎么样训练各式各样的专业人才与各式各样的通才，并使得专业和通才互相配合，成为一个良好的管理结构与发展机构，这恐怕是目前最应该考虑的事情。甚至最简单的R&D（研究与开发），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做得很好，大部分还是承包外人研发出来的东西，做承包商的工作而已。自己没有做到R&D，问题就在我们专业的研究人才没有用在研究上，而专业的管理人员没有用在发展上，这两个hｔｔｐ://wｗw•９9ｌｉｂ.net专业之间没有交集点，在公家是如此，在私人企业也是如此。台湾地区要真正走入发展地区之列，这些问题都要克服。教育应该在这方面多做改进，使得将来的教育单位做的不只是给一个学位，不只是训练学生考试，而是有计划地培养各种的专才，同时给予通识的训练，使得每个人在不同情况下都能既用到他专有的才能，又能有广阔的见解。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事，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到的。不过，不论多么困难的工作，我们都必须立刻着手进行，没有开始，任何理想都不会实现。

假如宋朝是一个企业，则这企业里面的决策人员、行政人员都没有了解到这可以开发的另一项商品，可以打开的另一个市场，而只局限在自己本来有限的商品项目上，只想在本来的市场上尽量去获得更多的收入，而忽略了开拓新天地、开拓新疆域。

宋朝儒学一个很大的成就就是有一个理学的系统。理学在宋朝一步一步开展，到了南宋朱熹时到了顶点，变成一个非常庞大、非常丰富的哲学体系。朱熹能力强、学问好，但在处理实际的政务上却不能有所作为。小的事情他可以做，但是大的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处理。他没有办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他没有办法驾驭复杂的问题，他更没有办法说服他的朋友或敌人认同他的观点。所以，他的成就是在哲学方面。宋朝的毛病是找了一大批没有受过适当训练的人员去做政务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