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的远征之旅也就此结束了！

可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的准备工作都做好，油也加了，水也装了，还特地准备了三四米长的竹竿，头上绑了纱布蘸了汽油，等着点火，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九点多了，我去请院长打电话催问。院长对我说：“人家说你会了，就不来教了。”我说：“我们昨天还说好的啊！”院长再次认定说：“中士说了，你们小唐细心，还写了笔记，应该是没问题的。你就相信自己，自己来吧，小唐。”

1943年秋，在雷多第一营的时候，医院派出了一个三人管理组到美军医院去管理中国的伤病员，我被选中到那里负责粮食给养仓库。为了让伤员更好地养伤，我提议收集美、英、日、印的画报及总部的报纸搞阅览室。印度本来竹子就多，刀锯是现成的，我的篾匠活倒也很上手，桌子、凳子、病床都能做，帐篷一搭，阅览室也就成了，这让大家都很开心。

这下两个彼此语言不通的人，开始了教学。因为语言不通，完全靠操作示范，我有勤记笔记的习惯，这真是帮了大忙了。几次示范操作后，我按顺序先后来了一回，边看我的笔记，边自己动手操作。他竟然真的袖手旁观了，后来就翘大拇指说“OK！OK”，看样子很满意。下午三点，他就走了。我送他到大门口，我们会的中英文全用上了，他的“顶好”，我的“OK”。最后他表示第二天早上再来，我们挥手告别。

1944年，为救独山之危，阻止日军继续九九藏书侵略西南大后方，我们医院随军回国。我们是坐汽六团的GMC，行进了10多天才到昆明的。到了昆明，日军已从独山撤退。为了适应战役发展，我们医院扩编为兵站医院，从印度回国的军士们都普遍升级，我也从下士升为了上士司药。

我在兰姆伽，开始在通讯连学发报，后来调去喂骡马、当马夫、当炮兵，再后来到了野战医院干医务工作。我们第一野战医院在雷多地区驻扎了约两年的时间，先后搬迁过三个营地，第一个离雷多镇约几公里。当时，所有的中美部队都在史迪威公路沿线，于是盟军营地都以公路的里程为准来命名，如我们医院的的第二个营地就叫23码。

在第一个营地里，医院自办了“看护训练班”，我参与了培训，负责管三个帐篷。帐篷里住的都是抗击日寇而受伤的病员，照顾他们是我应尽的职责，为他们端屎端尿，也没有什么怨言，但对危重伤员的抢救，却是我心有余悸的。毕竟，那个时候我才16岁，很怕死人。特别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给临死的病人做人工呼吸，脸对脸、口对口的，确实很害怕，加上病人口中的气味实在是怪异难闻，心里是不情愿的；不过转念一想，既然他们为国家能舍命杀敌，我为他们苦点脏点又算什么呢？

每次看到这些，我的心里就有了一种很凝重的感觉。

同时一个新式仪器也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是美军给我们送来的一台用于消毒的压力蒸汽机。

从此，九_九_藏_书_网我在登记保管伤病员衣物外，又担任了消毒敷料、器具的工作。

1942年，我从毕节一小毕业。暑期，恰逢军政部通讯兵三团军士训练大队来毕节招收无线电报务员，我就报名了。而这次招收，也开了毕节招学生当兵的先河。我们先到贵阳受训，毕节离贵阳两百多公里，全靠步行，在那里集训了三个月后，就开赴了昆明。到了昆明，我们与来自四川隆昌的通六团合编，以通六团军官为基干，整编为独立通三营。随后，从巫家坝机场起飞，空运印度，编入中国驻印军。

这家伙有四个轮子，用吉普车可以牵引，前部是一个大汽油炉，盛水罐烧的蒸汽引入蒸汽压力箱内，箱壁有七八厘米厚，中空（其中有隔热材料），开机后外面不会感到热。后面开启门上是轮船舵轮形的摇柄，看上去很结实牢固。箱内热压有仪表，水箱容量有玻璃管可见。整个机器比吉普车高，漆着橄榄绿的油漆，2米50，每次能消毒很多敷料、器械。

从印度汀江下飞机，先坐火车，后换乘轮船，再上火车，历时几天于1942年的11月到达了位于印度腹地的兰姆伽军事训练基地。

在兰姆伽基地整训是极其辛苦的。那里天气炎热，地面温度起码50-60度，我们就地卧式听讲，头上带着钢盔，有时里面还钻进一只臭虫吸血，几分钟下来这害虫就成了一粒充满人血的怪物，不会爬了。在那里，我们穿厚厚的毛袜隔潮，可雨季那种附在植物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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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蚂蟥照样能隔着毛袜吸出血来。这种蚂蟥能伸长它的身体数倍，左右摇摆着找人，一靠近衣裤就立马吸附在人的身上，简直太精了！蚊子更是成群结队，个子大，嘴巴长，卡其布都能叮透了来吸血。站岗的时候必须先搽防蚊油，头上戴防蚊罩才能上岗。而晚上睡觉的时候，蚊帐不留帐门，毯子更是得把帐脚压好，要不那还了得。虽然条件恶劣，但每当唱起《再会吧，祖国》，我们也觉得值。

抗战时期的兵源是以壮丁为主，大多数都是文盲，而我们通讯三营全是学生兵合编而成。学生当兵在当时是新鲜事，所以，我们在军中也颇受欢迎。毕竟，有知识有文化就是一种力量。当时，我们的一个排长，成都军校17期毕业生，就把一个英国人在香港陷落后写的歌《再会吧，香港》改名为《再会吧，祖国》，重新填词在军营中教唱。

没法，我就硬着头皮上了。围着大炉子转了两圈，看看竹竿火炬头，我还庆幸自己的准备工作没有白做，于是给汽油打气，只是开关开大了点，喷出了些多余的油点！用抹布擦了后，才把长竿火炬头燃着伸进火门，到底是余油多了，明火距火门还有60厘米远，就一声轰响！火焰外窜，机子都动了一下，约5秒钟后火焰缩回了炉膛，归于正常操作了。第一次开机总算成功，我和院长都松了口气。

歌词这样写道：“再会吧，祖国/您已是民主国的营房/反侵略的战场/看吧，/侵略者的烽火已经烧遍了太九*九*藏*书*网平洋/别留恋/图一时的安康/疏忽了对敌人的提防/地莫分东西南/色莫分棕黄白/人人扛起枪/朝着共同的敌人击发/用我们的手创造民主的中国/用我们的手创造自由的中国/再会吧，祖国/再会吧，祖国/再会吧，祖国！”

1927年4月我出生在毕节。毕节地属贵阳，是川滇黔三省交汇处，黔西北的大门，这本是一座僻静、古朴的小城。但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也打破了这偏远小城的宁静。涌向大西南的仁人志士、四面八方流亡来毕节的难民，用字字血泪控诉着日寇的罪行，而一首首充满力量的抗日歌曲，更唱得我们这些少年娃娃心潮澎湃。从《热血歌》、《黄水谣》到《保卫大西南》、《八百壮士》……首首我都唱得热泪盈眶，也正是在这歌声的感召里，我这个15岁的少年踏上了从军的道路。

这歌在异国的军营里像是插上了翅膀，迅速地流行起来。那里面传递出一种誓死捍卫国家的忠贞，正表达出我们每一个战士的心愿。虽然时间过去了60多年，但这歌词我还记忆犹新。

后来，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我们医院奉命越过汀江，向机场靠拢，转移到缅北的第三营地，接收刚下飞机的伤员。我的工作就是在登记室负责分配病房物资和保管伤病员的衣物。

从一个15岁的孩子到成为一名上士，军队实现了我成长的蜕变。

和它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美军中士。九九藏书院长当时指定我来学习使用这个家伙，而美军来送赠机的少校军官答应中士留下教我三天。

在医院里，我还听了很多故事。看护班有个叫段德明的中士，是四川人，他有身绿色的卡其布军装（我们在那里的军装是米黄色的英式军装）那是第五军的军服，他是爬野人山过来的远征军。他向我描述过当时他们自己炸断惠通桥，没了退路后，像无娘孩子一样凄惨的情形：后有日军的追赶，头上有日机的轰炸，日本特务还佯装成和尚向不知真相的土著造谣说：“中国军队是来缅甸帮助英国佬统治、奴役你们的。”以致这些土著人也要用腰刀飞杀溃逃的中国兵。段中士说：“只要听到‘哎呀’的呻吟声，就是一个人中了飞刀，那真是不死即伤啊！”虽然这段经历他曾多次讲述，但我们每次聆听时，都鸦雀无声，面色沉重。因为那毕竟都是中国军人啊！

在医院大门外的公路上，又是另一番忙碌的情景。输油管正在铺设，美军黑人工兵加紧施工，昼夜不停。路两侧都摆上了50加仑去盖的油桶，点燃柴油照明，火焰有一丈多高，一路通明，红红火火的。而在我们医院对面的公路右侧，美国工兵正在修建一个小型的双翼通讯机的临时机场，这种飞机小巧、轻便，机上只有一名驾驶员，而在他的座位下方可以推入一副担架，用来运送伤员，这样重伤员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治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