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查看敌人阵地，得知敌人掩体竟挖在大树根部。由于这一带雨水充沛，树根均分布在地表，而没有深入地层的主根，所以树下适于挖掩体，上面有大树保护，很难被破坏。另一方面，伊洛瓦底江河堤很宽很厚，在河堤中挖掩体又隐蔽又安全。有些零星掩体，则在日军进入后，外边全被封死，不露痕迹，我们很难发现；而从掩体往外看，却一目了然。战地雨水很多，敌军下半身全泡在水中，虽已下体浸烂，仍负隅顽抗，被俘时已奄奄一息，惨不忍睹。

我们的军服是英式的，穿长袖军衣、长裤，脚上穿羊毛厚袜、半高统皮鞋、呢子绑腿，头戴钢盔。在亚热带地区这副穿着，真够受的！因为雨水多，各种昆虫大量滋生，蚊虫、飞蛾扑面而来，哨兵站岗还必须戴上防蚊头罩。联络办公室不得不用密纱、蚊帐围起。每人裸露部位，均须搽上防蚊油（Insect Repellent），每天每人都要服用黄色药片阿他平（Atabine）以预防疟疾。其中最难防的要算旱蚂蟥。这东西大小只有3×15mm，平时叮在草木叶片上。当人们行进时，就粘到人身上，吮吸人血。据说它咬人时，分泌出麻醉素，使人没有痛感。同时又分泌一种抗血凝素，使血液不会凝固，让它可以不停地吃人血。所以在我们遭袭时竟察觉不到，待自己见到绑腿上浸出鲜血时，才知正在被蚂蟥叮咬，往往会同时多处被咬，不过这时不要心慌，不能用手去拉扯，应用力拍打，才能使它们松口。这些家伙带着滚圆的有血身子，吸附不稳时便会掉下来。

“驼峰”航线所经地段，山高谷深，人迹罕至，加之气候恶劣，还常有日军飞机中途堵击，所以航行中风险特别大，屡屡失事。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仍有人不时在滇、藏边陲的深山中发现失事飞机残骸及飞行人员遗骨。据后来的统计，从1942年至1945年的美国援华空运，共损失飞机468架，完成战争物资输送65万吨。

为了搞好中国驻印军的后勤补给，在50师的师、团、营部均派驻了美军联络官，级别是上校、中校与上尉。而我们译员全系文职人员，享受少校待遇，大家都称我们为少校翻译官。我们与自己的部队首长住在一起，而美军联络官则住在各自的帐篷里，没和我们一起生活。团部、师部配设美军通讯小组，用无线电与后方总部联系。我军部队首长的英语水平一般都比较差，所以与美军的业务联系都得通过译员。

当时，日军已侵占我国东部半壁河山。广大高校师生，不愿作亡国奴，纷纷流亡到西南大后方，继续上学。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西南联大，迁到昆明；浙江大学则辗转迁到贵州遵义；而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与交通大学等迁到重庆。那时，高校理工科均采用英美原文课本，教师则大多从欧美留学回来，用双语教学，因而学生的英语基础较好。

中国驻印军的全部补给来自租借法案中的援华物资。二战期间，美国自认为盟国兵工厂，通过该法案（Lend Lease Act）向英、俄、法、中提供武器弹药、战略物资、粮食等物品总值约470亿美元。内中供应五分之三给英国，五分之一给苏联，其余五分之一供应法国、中国等。援华物资从印度加尔各答上陆后，经铁路运到印度西北的雷多，最后空运到昆明等地。

在昆明学习约一个月后，因日军侵犯印度曼尼坡、英帕尔等地，企图切断印度加尔各答到雷多的铁路，势将严重影响中印缅（CBI）战局，中国国内军队必须迅速前往增援。于是我们提前结业，随部队飞往印度。

这条从印九-九-藏-书-网度经缅甸到达中国的公路，为纪念史迪威将军的功绩特取名为史迪威公路。但该路修成不久，日军便无条件投降，美军与我军士兵均复员回国，公路无人管理。加之缅北自然条件过于恶劣，维护困难，胜利后海路又畅通，因而这条公路的经济价值减少。此项耗资巨大的工程，不久便废弃了。现在想来，仍然觉得可惜。

译训班设在昆明西站，学员们就住在油毛毡盖成的营房中，采取军事管理，由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任班主任，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教授给我们上课。

1945年9月，抗战胜利结束，我们飞回昆明又到南宁，第50师的联络官也离华返美。这批联络官的名字，现在能记得起的有Brown上校、Pasco中校、Wright少校和Anding上尉等，不过只是他们的姓(Surname)，至于全名均已忘记。与我一起共事的译员有：浙大的王就光、仲赣飞、汤毅强、陆费锦、许冠仁、欧守机、李蔚如、湛贻荪、朱家干、张焕菁、严子平、赵廷骞、章臣楹；西南联大的朱荣钜、张焕扬；贵州大学的宋凯光等，而今均天各一方，徒存思念！

1942年后，美军大批来到我国，援华军用物资也不断增加。但由于语言隔阂，美军只得住在招待所，无法展开工作；作战器材则在仓库中堆着，派不上用场。为此，政府决定征调大学应届毕业生及高年级大学生，紧急出任英语随军译员，并在重庆与昆明两地开办译员训练班，归军委会外事局领导。

1942年，日军攻掠缅甸。为了保卫滇缅公路（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路线），蒋介石派杜聿明的机械化部队入缅，协同英国作战，不幸兵败，被逼退向印度。在穿越“野人山”时，杜聿明部历尽艰辛，所受苦难非笔墨所能形容，牺牲上万人。幸存队伍在印度兰姆伽集中整训，并从国内空运兵员补充，编成新一军、新六军，共有五师兵力。由于印度和缅甸当时系英国殖民地，英国不同意把中国部队称作远征军，而改称中国驻印军（Chinese Army In India简称CAI）美军中将史迪威任总指挥，郑洞国任副总指挥，孙立人、廖耀湘分任新一军与新六军军长，并在兰姆伽设立ITC（步兵训练中心）与motor school（摩托学校）。

丛林地带能见度差，便于隐蔽。收复孟关后，日军在瓦拉盆一带顽抗，于是我军便穿过丛林，迂回到敌后，在加迈附近的公路上，设置伏兵，用火力截断通往孟拱的公路。我军约有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带通讯器材在公路旁据险构筑工事，用强大火力击毁敌人的补给车队。当时敌人疯狂反扑，我军则坚决还击，同时请求空中支援。飞机不断送来弹药与食品，使这个据点变成拔不掉的硬钉子，最终敌人因孤立无援而溃败。这是丛林战中很典型的例子。

上机前，美军教官跟我们讲解跳伞的要领：首先，下跳时，不可离开机舱便快速地把伞拉开，而要从容地默数one thousand，two thousand，three thousand，然后才用右手拉开降落伞；其次，人快落地前，左手须护住生殖器，两腿并拢，以策安全。在我们飞行的途中，有一架飞机红色警灯忽然亮了，说明有了情况，吓得一位有心脏病的译员，昏晕过去。

在缅甸时，随军译员归当时的军委会外事局领导，局长杨宣诚（1945年改由何浩若任局长）。1944年，杨宣诚任命我们为三级译员， 工作一年后我们都受到了传令嘉奖，这说明上级对我们的工作成绩给予了肯定。

历时一年半的随军译员生涯，九九藏书网所见所闻，60年后仍难忘于心。

日军由密支那败逃后，退守缅北又一重镇八莫。据情报，敌人已将轻型坦克埋入地中作成暗堡，欲据此死守。我军吸取密支那一战的教训，改用钢铁战术，集中飞机大炮，对八莫进行猛烈轰炸，使日军无处藏身，因而八莫之战我军牺牲就少多了。

我们住进了营地帐篷内，等候分配工作。

除了完成部队补给任务的译述外，译员有时也参与军事情报的译述工作，告诉部队领导有关日军兵力分布情况、军用地图的阅读、航拍地图的识别等。

当时，我军驻在缅北丛林地带，后勤补给基本上靠空投。部队所需物资通过翻译开具清单，送交美军联络组，由他们电告后勤部门，用飞机来空投场分批投下。空投场设在林间空地，地上铺摆着通讯布板符号（布板是白色布条约0.8×3米），与空中联系。一般情况下，大米用麻袋装包，从低飞的飞机上直接抛下；罐筒食品，则用白布降落伞吊着下投；而各种军械、弹药则分别用彩色尼龙降落伞系着下投，以策安全。这些降落伞只使用一次，并不回收，因而有人便拿来作衬衣或被面，或者缝成厚帆布袋来装炮弹。降落伞韧性很好，还十分适合做旅行袋。

1944年春，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以凌厉攻势打击顽抗的日军，迫敌仓皇南逃。据说其中还有浙大学生参加的坦克部队，一举攻克了瓦鲁班（又称瓦拉盆）并缴获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的大印，浙大同学刘奎斗还曾把此印印模寄回浙大报捷。

1944年初，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教授吴泽霖奉命来遵义浙大，动员同学们应征当译员。于是，我们立即响应号召，分批到昆明译训班报到接受培训。

与我们相反，美军在前线仍享受很好的文化生活，经常有小飞机送来书报、邮件。因考虑到军人流动性大，为了便于携带，许多大部头名著均改出袖珍版或缩小本（Pony Edition），从桥牌打法到英国雪莱的诗集，《时代》（Time）、《生活》（Life）等杂志应有尽有，各种车辆、作业机构均备有精美的说明书。我们利用译员的特殊身份，可常向他们借阅或索取。

穿越“驼峰”时，飞行高度近一万米，而汀江机场海拔仅200米，高差很大，因而气压相差也很大。我们乘的是货机，设备不全，驾驶员没有考虑这班学生的承受能力，当作运货一样，迅速降落。一下飞机，每个人的耳朵都感到剧痛，大家一下子全成了聋子。到一两个小时后，听力才恢复正常。飞越驼峰的滋味，终生难忘。幸好我们乘坐的飞机平安无事，最后大家都顺利地到达了雷多汀江机场。随后，我们乘坐10轮大卡车，在印度田野上飞速行驶，路上见到印度人，个个翘起大拇指，友善地向我们高呼“Din Hou！”我们也用“顶好”作回应。

1944年9月间攻克密支那后，我在电台中忽然收听到史迪威总指挥去职的消息。问了联络官后，才知史氏不见容于蒋介石，罗斯福总统只得将他召回。1945年初突然又收听到罗斯福总统去世的噩耗，大家感到惊奇，我问继承人是谁？美军却答不出来，说明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的知名度很低。回到广西南宁后，收听到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消息，大家都不知Atomic bomb为何物，更不知有多厉害。

1944年春，抗战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作为浙江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我正在准备毕业论文。听了报纸、校方多方号召，和许多同学一样，我决定投笔从军，随军当英语译员。经过短期培训后，即飞越“驼峰”，参加了中国驻印军。这期间，我随军转战缅甸北部，打通中印公路，铺设输油管。直到1945年6月，我们从缅北腊戍飞回广西南宁，准备接应盟军登陆广西北海。8月，日本投降，我的译员工作结束。9月，我们飞返昆明，被遣散。

由于侵犯印度曼尼坡等地的日军已被击退，新近从国内空运来印增援的陆军第50师改派来缅北作战。我们配属该师工作，从汀江直飞缅北孟关，每天便在机场接收空运来的部队，连日连夜地工作。当时50师的任务是：一、保卫新平洋机场及作战物资；二、警戒孟关侧翼，防日军侵扰；三、准备攻打缅北重镇密支那。

孟关系缅北胡康河谷的一个村镇。我们到达时，硝烟还未散尽，村里稀稀拉拉的民房柱头上仍冒着余烟，新挖开的简易公路两侧，还可见到敌军尸骨。大量小车、卡车的残骸堆在公路旁边，绵延几百米。这些东西却不是日军遗弃的，而是当年杜聿明的机械化部队留下的，兵败到此，已无路可退，只得忍痛破坏，其状之惨烈，见者痛心。但是敌人万万没有料到，两年之后，中国军队又胜利地打回来了！

在缅北丛林中，看不到中文书报，全凭收听国内外广播来获取外界信息。但我又没有收音机，幸好通讯班有台SCR-284型的收发报话机，每天都可收听重庆中央台和全部的广播台。美军在渝亦有电台，它的报时信号是Nine fourfeen Chungking time，我至今仍不理解，为啥报时标准是重庆时间9点14分？从美军通讯上士处我学到了零拍接收法（Zero Beat Reception），这使我很容易就能找到电台。

中国驻印军第50师大部分时间都战斗在丛林中。这一带漫山遍野生长着参天大树，树叶有脸盆那样大，藤蔓、灌木遮天蔽日，人迹罕见。暖湿的印度洋气流向北吹来，遇高山阻挡后，便产生滂沱大雨，使这里成为世界上雨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这里没有房屋，也无法修建营房，每人都有一把砍刀，行军时用来披荆斩棘，开辟道路，住下来时则用来砍柴、劈树、搭建帐篷。这方面我一向比较弱，幸好每个译员都配有一个勤务兵，帮我们处理一些日常杂务。

大学生虽具有一般的英语水平，但对军旅生活用语、军事专门术语则知之甚少。在译训班学习时间很短，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又听说某译员误将Surrounded（被围）译成Surrendered（已投降），因而遭受严惩。所以，初上工作岗位时，每人心中都感到不踏实。幸好我们的工作环境优越，比如各种军械、军需品均有实物，译不出时，便可就近请教美军。再者，在50师的20来位译员中，浙大同学有14人，可以天天聚会，交流各人学到的新字、新词，从而丰富了大家的知识，不久各人便能顺利地展开工作了。

在1944年4——5月间，印缅北部的制空权，基本上已由美国第14航空队掌控。为了安全，我们译员在昆明上飞机时，每人都必须背上降落伞。我们乘的飞机，是美国C-47型运输机，机舱两边设有折叠凳，大家便分坐在两排，心中既兴奋又害怕。

我们曾和联络官开过一次座谈会，彼此介绍各自国家情况。当我们说到中国是五族共和时，他们偏说西藏是独立国，不属于中国。结果大家竟至发生争论，座谈会不欢而散。

密支那在伊洛瓦九九藏书底江旁，与我国云南邻接，是缅北重镇。攻取前，各支部队先在地图上标定出击路线，靠指南针定方向，边开路边搜索前进。一个出敌不意，我军一部突然出现在敌人飞机场旁。当时，日军正在吃午饭，放下饭碗便匆匆抵抗，但已来不及了！我军很快占领了整个密支那机场，并迅速进攻火车站，想一鼓作气渡江占领密支那城。不料在攻打火车站前，我军通过一片开阔地时，暴露了目标，致使敌人得知我军虚实。日军即坚守车站，并伺机反扑，使我攻势受挫，只得退守飞机场待援。幸好大量吉普车等军用物资及时到达新平洋机场，随后飞机运来增援部队，巩固机场防务，并准备再次发起攻势。

事后查明，有三辆日军坦克，躲藏在西堡来不及逃走。我们扎营时，疏于搜索，竟未发现这一敌情。半夜人静，敌人企图逃走，遂引发枪战，我军及时用反坦克火箭筒将其全部击毁。

一般说来，译员与联络官相处均比较融洽。一来身处前线，生命安全须彼此照顾；二则译员知识水平较高，而军阶又是少校，我们与军阶较低的美军官兵交谈时，他们要说“Yes，Sir！”表示对译员的尊重。问及这些美军官兵在战后愿干什么，很多人都说愿来中国做生意。对美国的一些俚语（Slang）、专用语、缩写语等，如不了解求教他们，一般都会非常乐意地告诉我们。例如：“Hit hay”怎么代表睡觉？说是移民初到美国时，生活不富裕，大家都睡在秸杆上；又如“SOS”，原来是海难等的呼救信号，而今却代表后勤部（Service of supply）。有一次，我见到一块告示牌上写Tiger Ball，怎么也看不明白，一问身边的美国士兵，才知道原来那是一种舞会。至于战场上大家为什么称美国兵为G、I、Joe呢？原来美国当兵的人，全部东西都由政府发给（Government Issue），而Joe是Joseph的呢称，所以就简称G、I、Joe。犹如山姆大叔译自Uncle Sam系U、S、A演变而来。战地上吉普车很多，这种车为啥叫Jeep？只因它的越野性能很好，系四轮（前后轮）传动，带有绞盘，可在田坝和荒野中行走，还可以卸去橡胶轮胎，在火车轨道上拉着火车货厢行走，是一种多功能（General Purpose）车辆，所以取名吉普。

为了截断敌军退路，50师奉命沿密支那到曼德勒铁路南下。我们乘坐用吉普车拉动的火车车厢出发，感谢制造吉普车的设计人员想得周到，将吉普的轮距，与火车铁轨轨距设计成一样，免去我们跋涉之苦。车到卡沙，我们渡过伊洛瓦底江，翻过包德温矿区，直插西堡。该地处于八莫到曼德勒公路中间，可以阻止日军南逃。

翻译工作有时也会出现差错。听说有一次，有部队申请空投补给手榴弹（Hand Grenade），却投下几十箱枪榴弹（Rifle Grenade），一直找不到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这些错投的枪榴弹后来部队转移时又带不走，只得丢弃了事。

在一、二天的间隙中，日军得到喘息机会，加强防御工事，进行顽抗，战事遂呈胶着状态。我军每天派出搜索部队，均遭敌人狙击，很少生还。我军虽然用炮轰、飞机炸、机枪扫射 ，日军阵地前的树木都被打光，土地也被打翻转来，但仍不能突破敌人防线，打得异常艰苦。这样连续打了近三个月，敌人损失惨重，遂率小股残兵败将逃离密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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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役我方死伤近万人，付出很大代价。

本来我们以为在译训班里能多学习些日常生活用语和军事术语，但老师却总让我们练习数字互译。因在英语中，数字以3位分段，即以“千”计。而中文则以“万”计，即以4位数分段。所以在互译一长串数字时，要很快翻译过来，往往有些困难，多多练习确有必要。

大约下午4点，我们到达西堡，团部住进一幢破烂的民房。当晚，我与罗团副并排睡在地铺上，心想睡个好觉，以解多日行军的疲劳。不料到了半夜，突然全区枪声大作，只见曳光弹在空中乱飞。我们刚刚坐起还未离开地铺，一颗流弹飞来打中罗团副后脑，部分脑汁都流出来了，幸好经过及时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却留下了残疾。那粒子弹离我只有二三十厘米，我幸免于难。

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黄主任常给我们讲社交礼节，教大家如何着装，怎样吃西餐，嘱咐我们在社交场合衣着须整齐，最忌讳没有扣好西裤纽扣。如果发现熟人未扣齐，就应悄悄地告诉他one o'clock或two o'clock ，让他迅速而自然地扣好。在用西餐时，刀叉瓢盆不可敲响。他又说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表明最进化。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民族至今仍用五个手指抓饭吃；而西洋人稍进步一点，吃饭用叉子，是四个指头；我们中国人用筷子，只有两个指头，所以是最文明的。黄的英语水平极好，讲课也很风趣，我十分喜欢听。

随着日军向南节节败退，中印公路修建工程大规模展开。美国派来一个黑人工兵团，进行机械筑路。公路从印度雷多开始，跨越印缅边境的高山（中国人称之为“野人山”）到缅北胡康河谷。这一带原始森林密布，水网交叉，又值雨季，所以工程甚为艰巨，我们也有机会见到了施工情况。工兵们先用机锯将大树锯倒，接着用推土机将树桩拔起（因长年雨水多大树没有主根，所以容易挖起树桩），并把大树一并推向两边，显出路面，再用挖沟机挖出一米多宽的排水沟。路面宽度系四车道，铺上砂石，再用轧土机轧实。由于雨水过多、排水不畅，若干路段路基被水泡软，不得不在路面上再铺上厚木板，车辆才能通过。当我们见到丛林中出现笔直宽广的大路时，心里感到无比激动。

1942年，日军侵占缅甸后，我国通往国外的通道全部被日军截断。虽然西北面尚与苏联邻接，但那时苏联也正遭德军侵略，自顾不暇。因而盟国援华人员与物资只能从印度西北的阿萨姆邦空运到我国西南大后方。飞机要穿越喜马拉雅山、“野人山”和横断山脉这些高达五六千米甚至更高的山峰。而印度西北角雷多苏克汀（即汀江）机场海拔仅200米，国内这边如昆明巫家坝机场海拔不到2000米，而成都附近机场海拔仅300米，所以这条航线的中间很高，两头却很低，类似驼峰。有人说，“驼峰”航线便是因飞机要在高峰间穿行而得名。

记得还有一位老师曾向我们介绍美国国内种族歧视问题，说在美国坐公共交通车，黑人只许坐标有“colour”即“有色人种座”的座位，不准与白种人同坐。但中国人虽是黄种人，却不算有色人，可与白人同坐。如果白种人强暴黑人妇女，警察视而不见；但若是白人妇女遭黑人强奸，就要将黑人烧死，叫作Ling-chi，警察却不闻不问。

在修筑公路同时，输油管道、加油站也配套建成，均采取机械施工。最后，油管通到昆明。群众见到石油哗哗流出时，莫不欢欣雀跃，情景十分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