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毕竟很高兴。他胜利了！

收音机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播送“最近一小时”新闻。苏军的攻势在逐渐扩大。现在，斯特拉姆觉得，把自己的命运同合乎规律的战争进程，同人民、军队和国家的胜利联系起来是极为自然的事。

与此同时，斯特拉姆心里明白，假如没有斯大林打来的电话，研究所里谁也不会夸奖斯特拉姆的卓越劳动，恐怕兰德斯曼还带着他的满腹才华无所事事地在外面闲逛呢。

从喀山回来的安娜·纳乌莫夫娜·魏斯帕皮尔对斯特拉姆说，她的申请和通行证在两天之内就办好了。而在莫斯科，科夫琴科派车到车站接她。杜边科夫写信通知安娜·斯捷潘诺夫娜恢复工作的消息，暂时的缺勤待与副所长协商之后补发给她全部工资。

这是他获释后的第一个夜晚。这天夜里，他说了许多爱好自由的话，谈到他对劳改营全体囚犯的同情，提到他打算当一名养蜂人兼花匠。

恰好在这段时间，克雷莫夫在党内遇到了麻烦。于是巴格良诺夫不再给他打电话。有一次，克雷莫夫遇见了他。巴格良诺夫军便服领子上佩戴着菱形章，从停在最高检察院大门前的一辆汽车里走出来。这是他获释八个月后的事。八个月前，他还穿着烂衬衫，口袋里装着劳改营的证明信，三更半夜坐在克雷莫夫家里谈论那些无罪的罪人，谈论盲目的暴力手段。

就连枯燥无味的斯韦钦也向斯特拉姆谈到他搜集的各种仙人掌，在寒冷的1941年冬天，他把自己搜集的仙人掌养得完好无损。

但他渐渐地恢复了往昔的生活，他说的话也就变了。

他无意中感觉到，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变得自然而然、合情合理。斯特拉姆的日常生活渐渐成了一种准则，他本人也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在他看来，过去那段生活仅仅是个例外，他已经过不惯那种生活。阿尔捷列夫的论断真的正确吗？

克雷莫夫谈到，一天夜里，巴格良诺夫一下火车就直接去找他，穿一件破衬衫、一条破裤子，口99lib•net袋里装着劳改营的证明信。

他完全没料到会听到这种言论。

当然，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回想起这件事不是无缘由的。他曾把这个故事讲给娜佳和柳德米拉听。

当然，他身上毕竟有某种东西发生了变化，他感觉到了这一点，但他弄不清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杜边科夫打扰您啦。我不妨碍您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

马尔科夫又变得客气而亲切，萨沃斯季亚诺夫说了几句俏皮话，面带微笑。古列维奇来到实验室，拥抱了斯特拉姆，说道：“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您这个幸运的威尼亚明。”

临别时马林科夫说的一番话使斯特拉姆颇为惊讶：“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您在物理学理论方面的科研工作，那么我们将感到痛心。我们非常明白，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

“真的，他们不是坏人。”斯特拉姆心想，“每个人都有自己人道的一面。”

不知为什么他想起工程师阿尔捷列夫在喀山发的那些议论，阿尔捷列夫当时谈到军事工厂的原料、能源和机床有保障，谈到那里没有拖拉作风。

克雷莫夫笑着讲述了巴格良诺夫的思想意识一步步发生变化的过程。巴格良诺夫又穿上了过去的军衣军裤，在这段时期他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观点，但毕竟不像丹通那样无情地揭露现实了。

当然，斯特拉姆深深懂得，所有这些变化一般不会改变什么。他不是傻瓜，也不是无耻之徒。他善于思考。

人们的生活不会因某个斯特拉姆处处碰壁或事事顺遂而发生变化。集体化时期的死难者和1937年被枪毙的人，不会因某个斯特拉姆是否获得勋章和奖金证章，是被邀请去见马林科夫还是无权出席希沙科夫召集的茶话会而复活。

他原来觉得，科夫琴科是个奸诈而阴险的阴谋家，他有能力整垮阻挡他道路的任何一个人，他对工作中的积极因素漠不关心，善于蛊惑人心，属于那种惯于依照隐秘的不成文的规矩办事的人。然而想藏书网不到科夫琴科具有一些与他原来的看法截然相反的特质。他每天到斯特拉姆的实验室来，待人很亲切，有时同安娜·纳乌莫夫娜开几句玩笑，是个名副其实的民主派；他热情地同大家握手问好，经常同钳工和机械师谈话，说他年轻时在车间里当过旋工。

但他知道，并非一切都这么简单。他有时只想看到那种极为单纯的东西，诸如“斯大林在这里，斯大林在那里。斯大林万岁”。有时他会嘲笑自己的这种愿望。

然而斯大林打电话来并不是偶然的，既不是出自古怪的愿望，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因为斯大林代表着整个国家，而国家是不会心血来潮、随心所欲的。

有一次，科夫琴科同斯特拉姆谈到儿童的疾病。他竟对治疗咽炎和佝偻病的方法十分精通，这使得斯特拉姆暗暗吃惊。原来科夫琴科除了两个亲生孩子，还收养了一个西班牙小男孩作为义子。这个西班牙小男孩经常生病，科夫琴科便亲自为他医治。

对新来的工作人员招待周到，供餐从无间断。他们笑呵呵地说，他们的全部工作就在于从早到晚在“内部”食堂里转悠，吃现成饭。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当然不止于此。

谁也没有企图破坏他的学术兴趣，而这一点却是他最为担心的。“我现在的确是空闲的。”他吃惊地想。

这一切斯特拉姆非常明白，并且记得清清楚楚。但这种明白和记忆中毕竟出现了某种新东西……

“我胜利了。”斯特拉姆常常这样想。不过他心里当然明白，他取得的并非彻底的胜利，他经常接触的这些人之所以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开始帮助他，而不再妨碍他的工作，绝不是因为他以自己的智慧、才华抑或他自己的什么力量征服了他们。

斯特拉姆突然发现了这些人的另一面，作为人的一面。

他对1937年的死难者的态度丝毫没变。他依旧惧怕斯大林的残酷。

斯特拉姆以为，那些极力要加害于他的人一定会不好意思抬眼看他。但他去研究所９9ｌib•nｅt上班那天，他们却高兴地同他打招呼，并且用充满忠诚和友谊的目光望着他。特别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人的确是真诚的，现在他们确实对斯特拉姆一片好心。

斯特拉姆仿佛正被一列隆隆奔驰的火车载向远方，坐在列车里怀念和回忆家中的宁静，这未免有点古怪。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人来人往，电话铃声不绝于耳。希沙科夫登门看望斯特拉姆那天，显得关切而殷勤，详细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用诙谐而友好的口吻解释着，请求他把过去的事统统忘掉。斯特拉姆觉得，这一天已过去十年之久。

有人征求斯特拉姆的意见，问他是否认为需要在自己实验室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科研机构。他每次都乘专机飞往乌拉尔，并有一位副人民委员与他同行，指定一辆汽车专供他使用，柳德米拉乘坐汽车去内部商店时，顺路捎带上那些在几周之前还装作没认出她的女人。

现在他又能听到许多赞扬他的言词。马林科夫召见了他，用那双聚精会神的聪明的黑眼睛注视着他，同他谈了四十分钟。斯特拉姆大为惊诧的是，马林科夫居然了解他的工作，专业术语运用得相当自如。

多年来斯特拉姆一直不喜欢希沙科夫。这次他到希沙科夫家吃午饭，发现希沙科夫慷慨好客，讲究饮食，谈吐幽默，妙趣横生，喜欢喝上等白兰地，还是一位版画收藏家。而主要的是，他是斯特拉姆理论的崇拜者。

但这时他领到了莫斯科的公民身份证，注销了那份劳改营的证明信。他心中立刻产生了站到黑格尔的立场上去的愿望：“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后来把住所还给了他，他说话的腔调也就变了。他说，在劳改营里，有不少人是苏维埃国家敌人，这些人被判刑是罪有应得。后来把勋章还给了他。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再后来恢复了他的党龄。

斯特拉姆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看起来都很自然，同时又显得极为反常。实际上，斯特拉姆的工作的确意义重大，为什么不该得到夸奖呢？兰德斯曼是一个有才华的学者，他为什么不能在研究所工作呢？安娜·纳乌莫夫娜是个不可替代的人，为什么要让她闲待在喀山呢？

“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生活中还有没有更大的乐趣呢——黎明时分从家里走出来，露珠在闪闪发光，岸边的沙滩凉丝丝的，你散开缠绕的钓鱼工具。这时河水还是黑乎乎的，水中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似乎给了你某种希望……等战争结束了，我介绍你加入钓鱼爱好者协会。”

斯特拉姆以为，组织工作会占用他的全部时间，他不得不接待新的科研人员，制订各种计划，分配订购机器设备，参加各种会议。然而，汽车轮子跑得快，会议时间不长，开会时谁也不迟到，他的意见顺利得到采纳，最宝贵的上午工作时间斯特拉姆常常在实验室里度过。在这段极为重要的工作时间里他是空闲的，谁也不会来打扰他。他可以安心思考他所关心的问题。他的科学真正成了他的科学，这完全不像果戈理的小说《肖像》中的画家所遭遇的情形。

“那天夜里我听了他的谈话，以为他永远失去了在检察院工作的机会。”克雷莫夫带着挖苦的微笑说。

“当然了。”斯特拉姆心想，“那种所谓的‘飞毯’作风，那些没有官僚主义的地方，恰恰表现出官僚主义。那些为国家主要目标服务的事业正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发展着，官僚主义的力量具有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它能够阻止任何运动，但它也能在无形中加速这种运动，甚至使它脱离地球引力的限制。”

斯特拉姆的实验室里安装的机器设备在他看来已不那么完善。他想，一年之后它会像斯蒂芬孙的火车头那样博得人们的微笑。

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原来是个钓鱼爱好者，战前，他曾带着老婆和儿子们乘小船在乌拉尔山区的小河上旅行。

他给斯特拉姆打电话时，总是说：

然而，在那些夜ｗwｗ•9９ｌｉｂ.ｎeｔ晚，在喀山的那间小房子里谈的话他现在很少回想，即便是回想起来，他也漠不关心。在他看来，马季亚罗夫现在也不那么出色、不那么聪明了。现在，马季亚罗夫的命运也不再使他惴惴不安，他也不再那么经常不断地回想卡里莫夫惧怕马季亚罗夫，或马季亚罗夫惧怕卡里莫夫了。

年轻人兰德斯曼大为感动：科夫琴科亲自往家里给他打了电话，杜边科夫在一小时之内给他办好了进入斯特拉姆的实验室的手续。

以前，他一进干部处，就感到气恼，焦急不安，感觉到杜边科夫注视着他。然而杜边科夫原来是个热情和善的人。

过去看上去复杂难办的种种事情，现在却轻而易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

然而列车一直在载着他奔驰着。

这些天，他回想起克雷莫夫的一次谈话。克雷莫夫谈到自己的老同事——军事检察院首席侦查员巴格良诺夫。巴格良诺夫1937年被捕。1939年贝利亚曾在短期内推行自由主义，这时他从劳改营放了出来，回到莫斯科。

同马林科夫会见的第二天，他发现希沙科夫询问的目光中带着提心吊胆，再回想希沙科夫背着他召开“家庭会议”时他所忍受的屈辱，他的确感到有些奇怪。

他经常对妻子说：“周围有多少小人啊！人们胆小怕事，不敢堂堂正正地做正直的人，多么容易让步，有多少妥协行为，有多少可鄙的举动啊。”

他过去觉得，那些行政干部和党的活动家在家庭圈子里也在谈论干部的纯洁性，也在用红铅笔批文件，或者向妻子朗读《简明党史教程》，而在梦中也在看干部临时规则和义务守则。

他甚至带着某种责备想起切佩任：“他过分迷恋于旅行和登山运动，这是对生活复杂性的无意识的恐惧，他离开研究所这件事说明，他有意识地逃避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