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春雪真是形神兼备，由听觉（“夜听”）而视觉（“晓看”）而触觉（“寒至骨”），从多种角度写尽了春雪的意态，难怪苏轼对此诗“极口称重”了，并说三四句“正是佳处”。

这些诗不管是写景物还是抒情怀，无不曲尽其妙。采《左传》《史记》中的典故和语言入诗不但不流于晦涩，反而给近体诗平添了许多古朴的风味，如《寄黄几复》；“移太白歌行于律诗”（转引自方东树《续昭昧詹言》卷七），开合顿挫又一气盘旋，如《登快阁》；以挺拔的文辞写雄奇的境界，极迁想妙得之观，如《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他有些咏物诗既洗净陈言又平易晓畅，如《咏雪奉呈广平公》：

他的集中各体诗都有佳构。七古《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命意曲折，行文于排奡中见妥帖，处处以逆笔作顿宕勾勒，既跌宕恣肆又法度谨严。《书磨崖碑后》更是大气包举，宏肆的议论出之以高峻的声调，用笔纵横捭阖又意脉流贯，前人认为其笔法绝似司马迁的《史记》。当然，他更拿手的还是近体诗，如：

最后是用奇字僻典，造语奇崛瘦硬。由于黄庭坚学识广博，有本钱“资书以为诗”，求奇的趣尚又使他抛开人们习见的典故字面，拣那些生冷的字和偏僻的典入诗，典故的来源从经史一直到小说，从远古一直到近代，从儒家一直到释道，读他的诗就像在满是石头的路上行车，要不时停下来扫清这些故典的障碍。学识的广博反而造成他诗语的偏狭，追求生新却落得了生涩。不过，他的诗歌语言的确有别开生面的地方，许多诗九-九-藏-书-网句文气跌宕、硬语盘空。如“清坐一番春雨歇，相思千里夕阳残”（《和答登封王晦之登楼见寄》），“诗酒一言谈笑隔，江山千里梦魂通”（《夏日梦伯兄寄江南》），“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戏呈孔毅父》），它们别具傲兀奇崛之趣。

诗中八句的平仄都不合律，颈联“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出句连用三仄声收尾，对句也相应地连用三平声作结。又如另一首名诗《次韵裴仲谋同年》：

颔联“舞阳去叶才百里，贱子与公俱少年”，出句第六字应用平声，可“百里”这一客观事实又不便改动，只得保留仄声“百”字，于是对句当用仄声的第五字改用平声“俱”字以救上句之拗。诗人在这些地方煞费苦心，以获得一种拗折的声调。他诗中拗句的例子就更多，如：“风雨极知鸡自晓，雪霜宁与菌争年”（《再次韵寄子由》），“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为了追求奇险的艺术效果，他有意押险韵，如《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押“降”“扛”“双”“庞”一类的险韵。他通过这些技巧上的功夫，的确收到了矫滑熟避平庸的功效，他的诗歌语言也因之而拗峭生新、挺拔健举。

首先，是那著名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法。“点铁成金”说见于他的《答洪驹父书》：

其次是运用拗格和喜押险韵。黄庭坚最忌的是诗语卑弱庸俗，主张“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题意可诗后》），他自己写诗大量使用拗句拗律。拗律就是破坏规定的平仄格式，拗句就是打乱正常的语法顺序，或者省去一些句子成分。如《题落星寺岚漪轩》其三：

黄庭坚追求艺术上的戛戛独造，创作上从不俯仰随人，虽然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但“山谷诗每与东坡相抗”（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四十五），他自己也强调“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邱九-九-藏-书-网十四》）。他诗歌和诗论的突出特点就是寻求诗歌语言的“陌生化”，破弃声律，颠倒平仄，押险韵，搜僻典，造硬语，无非是要力避语言熟滑庸腐的套数，使诗语夭矫生新，形成一种奇崛、拗峭的诗风，以立异求奇来新人耳目。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呢？

陈师道终身与贫穷作伴，有时贫困到寄食求衣的程度。为人耿介孤直，不愿与世沉浮随人俯仰，一生的寄托和追求就在文学辞章，特别是“少好之，老而不厌”的诗歌创作，所以他写诗的态度十分严肃认真，据说每一诗成就“揭之壁间，坐卧哦咏，有窜易至月十日乃定，有终不如意者，则弃去之”（徐度《却扫编》卷中）。他的精神生活谈不上丰富，个人的兴趣也比较狭窄，艺术上属于偏至之才。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咀嚼贫困，并回味贫困中夫妇、父子、师友等人情的温暖，对自己所亲历的生活体验深至，长于用朴素的字句抒真挚的情怀：

从肯定的意义上说，这段话主张大量积累融汇前人的语言，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语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学习古人的语言是积累丰富自身词汇的重要渠道之一，取古人的陈言入自己的翰墨，只要不简单抄袭而是活用变化，也不失为继承文学遗产的一种手段。任何诗人不可能凭空自造一套语汇，因而，从这种意义上看，“点铁成金”无可厚非。由此出发，他强调作诗必须读书“精博”“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与王观复书》），又告诉别人说：“要读《左氏》《前汉》精密，其佳句善字，皆当经心，略知某处可用，则下笔时源源而来矣。”（《答曹荀龙》）运用古人的警言、“佳句”、“善字”来给自己的作品增色生辉，这在理论和创作上都说得过去。“成金”并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如何“点铁”，这就引申出了“换骨夺胎”说。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载：“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所谓换骨法，就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前人的诗意，也就是与前人的诗歌意同而语异，如他的《寄家》诗：“近别几日客愁生，固知远别难为情。梦回官烛不盈把，犹听娇儿索乳声。”诗的后句就本于韩愈《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骄女未绝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前，耳若闻啼声。”黄诗把韩诗的四句浓缩在最后一句里，袭其诗意而异其诗语。夺胎法就是点窜前人诗句或采用前人诗意而稍加变化，使之与自己的诗境融合，如他的《夜发分宁寄杜涧叟》：

从总体上看，黄庭坚的诗论虽然主张写诗要自成一家，但它强调的是旧料翻新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创造，它只注意到了“左准绳右规矩”（《跋书柳子厚诗》）的诗法，而忽略了诗歌创作是一种艺术创造的本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把诗当作了一种工艺，因而其诗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匠气。尽管他在避免诗句滑熟上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法门，但没有抓住诗歌创作的核心：诗语的生新来源于诗人感受和体验方式的更新。

列入江西诗派的诗人，其创作态度和方法与黄庭坚十分接近或大体一致。宋末元初的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六说：“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一祖就是江西派诗人尊为典范的杜甫，三宗指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这一提法进一步明确了该诗派的渊源、承传与代表作家。北宋末年江西诗派的前期诗人中以陈师道为代表，南宋时期诗人中以陈与义为代表。

综观黄庭坚的诗歌创作，他是一个文雅渊博的学者型诗人，对语言形式美十分敏感，凭艺术上的独创得以与苏轼齐名，但他既没有苏轼那种飘逸迷人的个性，也没有苏轼那种大江奔涌的才情，更没有苏轼那种对生活与生命细腻的感受与深微的透悟。为了在创作上自成一家，他不惜在艺术技巧上走偏锋，因而缺乏苏轼那种包罗万汇的大家气度。虽然他一生四处颠簸，有不少机会接触下层社会，可是除《流民叹》《送范德孺知庆州》等极少数篇章反映人民生活和社会的紧迫问题以外，他的体验和感受范围没有超出他所交往的社交圈子，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没有进入他的视野，他的诗歌大部分是与朋友知己之间的次韵相酬或题诗品画。他学习杜甫只在语言上剥落浮华削肤存液，失去了杜甫那种博大浑厚的气象；他“死力造句，专在句上弄远，成篇之后，意境皆不甚远”（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有时甚至弄得干涩枯窘。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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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把黄庭坚作为一个影响一代诗风的大师来要求时才暴露的某些不足，这种种缺陷并不足以否定他是一位富于奇才奇思奇气的杰出诗人。

这些诗笔力简劲，运思巉刻，朴实古拙中寓清新奇峭，很能代表他的艺术个性。如“儿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哂”，写久别归家见到儿女后喜极而泣，真可谓“曲尽人情”。“半生忧患里，一梦有无中”概括自己一生的艰辛，“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更写尽了失落与遗憾。字字都简洁瘦劲，句句都奇特生新。他学黄庭坚而能与黄庭坚齐名，艺术上二人各有其至处，但总的成就和影响不及黄庭坚。

虽然他对王安石个人十分崇敬，认为他是“视富贵如浮云”的“一世之伟人”（《跋王荆公禅简》），对王安石的经学造诣也倾心折服，称其“妙处端不朽”（《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其七），对变法的态度也比较客观，旧党后来全部废弃新法时他还深为惋惜，但作为苏轼的门人，他在政治上与苏轼一直共沉浮，一生从未官居要职却频遭打击与压抑。所幸的是，他在政坛上虽屡经贬斥，在诗坛上却备受推崇，其诗最后与苏轼并称“苏黄”，并以鲜明的诗风和系统的诗论，吸引了一大批崇拜者和模仿者，形成后来影响深远的江西诗派。

他对宋代诗坛的影响之大无人可及，北宋末期和南宋都在他的笼罩之下，刘克庄在《刘后村诗话》中称他是“本朝诗家宗祖”，连高才如苏轼也写过“效庭坚体”，陆游这样的大诗人早年也是他诗歌的爱好者和效仿者。生前，他周围就有一大批追随者，死后不久吕本中就提出了“江西诗派”的名称，并把他尊为江西诗派之祖，还曾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原书已佚，《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载：“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傀、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这二十五人中江西籍作家只有十一人，主要是由于创始人是江西籍所以才命名为江西诗派。南宋程叔达编有《江西宗派诗集》一百一十五卷，曾巩的族侄曾纮编有《江西续宗派诗集》两卷。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中说：“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

陈与义的诗歌创九_九_藏_书_网作留待下章论及。

陈师道（1053—1102），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早年从曾巩学为文，后从苏轼游，成为“苏门六学士”之一。陈师道对黄庭坚的诗歌倾慕不已，他们虽然同出苏门，但他在《赠鲁直》一诗中说：“陈诗传笔意，愿立弟子行。”由此可以想见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受黄庭坚的影响之深。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年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黄庶是专学杜甫、韩愈的诗人，两位岳父孙觉和谢景初也是饱学之士，谢景初写诗同样崇尚杜甫。他的舅父李常是诗人兼藏书家。他从少年起就博览群书，除熟读儒家经典外，还广泛涉猎老庄著作、释道经典、稗史小说。良好的家庭环境和个人的勤奋好学造就了他的多才多艺，成为一代著名的诗人、词人和书法家。

黄庭坚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登进士第，不久任汝州叶县县尉，神宗熙宁五年（1072）任北京国子监教授。元丰三年（1080）出知吉州太和县，赴任途中游三祖山上的山谷寺，因喜其胜境，便自号为山谷道人。哲宗元祐元年（1086）以秘书省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这期间，苏轼兄弟为朝廷清要，他与张耒、晁补之等在苏轼周围往返唱酬。绍圣元年（1094）以修实录不实的罪名外贬涪州别驾，因而又自号涪翁。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再谪宜州，两年后卒于宜州贬所。

幸好他的诗论并没有使他作茧自缚，在创作实践中他仍不失为一个艺术上独树一帜的优秀诗人。在句法韵律和布局谋篇上刻意出奇，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艺术风貌；抒情写意透过数层，深折而透辟；炼句琢字一洗腥腴，老辣而苍劲；押韵造语尽弃平熟，拗峭而奇险。苏轼誉其诗“格韵高绝，盘飧尽废”（苏轼《书黄鲁直诗后二首》其二）。

诗的后二句就是从欧阳修《别滁》的后二句化出的：“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这就由对前人的借鉴变成了对前人的借用，由陶冶古今的艰苦劳作变成了偷懒取巧的小聪明。王若虚曾尖锐地指出：“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