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措意与陈与义的《伤春》略同，只是他从当时君臣的楚囚自泣已感到国事一无可为，因而情绪比《伤春》压抑低沉，音调没有《伤春》高亢。

后期有的写景咏物之作也融进了诗人深沉的家国之思，因而显得含蓄深厚：

中原动荡把这些诗人推进了时代的旋涡，民族的灾难和人生的颠沛激发了他们的诗情，他们无须也不能再枯坐书斋在古书中寻章摘句了，他们的创作由面向书本转而面向社会。诗情的枯窘和语言的生涩是江西诗派的痼疾，江西诗派后期的作家们都看清了死守涪翁成法的流弊，陈与义开始意识到“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见徐度《却扫编》卷中），吕本中更公开嘲讽那些只知道死守“左规右矩”成法的“近世江西之学者”，并提出以诗歌创作中的“活法”来矫江西诗派成法之偏（见刘克庄《江西诗派·吕紫微》）。

黄庭坚喜作拗体律绝，其意只在于从艺术技巧上矫庸避熟，有时难免有为拗而拗之嫌。陈与义的律、绝往往也用拗体，但他主要从表达思想情感的需要出发，当内心有一股郁戾不平之气的时候，他才选用拗体诗，如：

他的诗风也有“光景明丽”“流荡自然”（刘辰翁《简斋诗笺序》）的一面，尤其是早年诗歌行文流丽俊美，内容多以山水自然来表现清悠淡远的情趣，深得陶、韦诗歌的神韵。据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载，他的诗歌被时人“号为新www.99lib.net体”，每诗一出人们就争相传诵，他那些既新颖精巧又流丽自然的诗风为江西诗派所笼罩的诗坛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如：

其平易自然的语言，轻松活泼的节奏，幽默风趣的情调，的确“已开诚斋先路”（陈衍《宋诗精华录》）。

这首诗很能代表他的诗风，“乱蝶”“狂蜂”“兔葵”“燕麦”“垂柳”，写“初春”之景清新明丽；“初春后”“欲暮时”“俱有意”“自无知”，这些虚词好像诗中的润滑剂，使诗歌语言显得圆转灵活、流美自然。方回在《瀛奎律髓》卷十七中指出：“居仁在江西派中，最为流动而不滞者，故其诗多活。”“流而不滞”就是他实践“活法”的结果。

对庙堂无策平戎的不满，对国事日非的忧虑，对“飞龙”穷海的羞耻，对抗金战将的歌颂，感情悲痛深挚，音调沉雄洪亮，诗风诗情都使人想起那沉郁顿挫的杜诗。如杜甫《诸将五首》其三的结尾说“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由此可见陈诗与杜诗在诗意、诗情和诗语上的承继渊源。

他那些感时念乱的作品，如《兵乱后杂诗五首》《还韩城》《兵乱寓小巷中作》，或痛斥进犯的金兵，或同情战火中的灾民，或谴责害民蠹国的奸贼，或抒写飘零冷落的感伤，感情沉痛深挚，跳出“江西”成规而直抒胸臆，语言凝练遒劲而又不失其自然流转。如他抒写兵乱中避地连州的辛酸感伤说：“儿女不知来避地，强言风物胜江南。”（《连州阳山归路三绝》）《兵乱后杂诗五首》首首都写得十分沉痛：

在国家天崩地裂之际，他既责己又骂人，喟叹自己“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痛骂昏庸误国的权奸“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

以清丽的语言表现旅途中对大自然的清新感受，赵庚夫在《读曾文清公集》中评其诗说：“清于月白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一泉。”验之此诗，信然。陈、吕、曾继承了江西诗派的同时又革新了江西诗派，他们是南北宋之际承前启后的诗人，稍后的中兴诗人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但又比他们走得更远——由江西诗派入而不由江西诗派出。

陈与义早在洛阳虽已称“诗俊”，这时在艺术上也时有创新，但前期作品不外流连光景和咀嚼个人得失悲欢，诗情很难自别于黄、陈，诗艺也远远谈不上卓然自立。靖康难后，五年多的颠沛流亡大似杜甫安史之乱后的生活经历，杜甫成了他患难之中的千秋知己，这时他才真正掂出了杜诗的分量，《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一诗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从此，他的诗思诗艺从效法黄、陈进而直接嗣响杜甫，那些抒写家园之痛的作品境界阔大、情调悲凉，如：

他从青少年起写诗就以黄庭坚为楷模，约二十岁左右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南渡后，看到江西诗派诗人死守黄氏成法造成的流弊，针对这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做法，他提出著名的“活法”来纠其偏：“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圜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刘克庄《江西诗派》引）他的“活法”就是要使创作神明于成“法”之外，不滞于法而又不背于法，这里可看出他对江西诗派的矛盾心态：既不愿背弃它，又不愿意为它所限。虽然他还没有像后来的杨万里等人走得那样远，但他用来现身说法的“流转圜美”的诗风，已大不同于黄庭坚的瘦硬奇险。他自己的创作也兆示了江西诗派的新变，如：

曾几（1084—1166），字吉甫，江西赣州人。北宋徽宗时做过校书郎，南宋高宗时历任江西、浙西提刑，以忤奸相秦桧去职，寓居上饶茶山寺，自号茶山居士。秦桧死后复为秘书少监等职。他曾以爱国精神和创作方法影响过陆游，陆游在《跋曾文清公奏议稿》中称，早年与曾几“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忧国”正是曾几诗歌的常见主题：

吕本中（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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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字居仁，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因祖籍东莱，所以学者又称为东莱先生。靖康初官祠部员外郎，绍兴六年（1136）赐进士出身，迁中书舍人兼侍讲，后因支持主战派触怒秦桧被黜。

国家天崩地裂，个人四海流离，登上壮观的岳阳楼只觉“江湖异态”，日月无光，郁闷抑塞的情感出之以拗怒峭拔的音节，直接取径于杜甫的《白帝城最高楼》一类拗律，与黄庭坚的奇拗之体相去很远。

陈与义（1090—1139），字去非，自号简斋，洛阳人。宋徽宗时任太学博士、著作佐郎。靖康难起匆匆南奔，转徙于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五年以后抵达临安，在宋高宗朝历任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和参知政事等要职。他虽然与江西诗派的前期诗人没有师承关系，但与当时的吕本中、曾几往返唱和，写诗和他们一样祖杜崇黄。他不同于其他江西诗派继承者的地方是取径较广，服膺黄庭坚、陈师道，也推崇苏轼、王安石，认为先“要必识苏、黄之所不为，然后可以涉老杜之涯涘”（《简斋诗集引》），而且还向陶渊明、韦应物借鉴。在削肤存液、忌俗求新上他深得江西诗派之秘，但对黄庭坚喜欢“用事”早存戒心。他由黄、陈而上达杜甫，并注意到了杜甫某些为黄、陈忽略了的优点，特别是杜诗那沉着弘亮的声调音节，因此，其诗并不像黄庭坚那样掉书袋，语言明净而又音调响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虽源出豫章，而天分绝高，工于变化，风格遒上，思力沉挚，能卓然自辟蹊径”。

活跃在南北宋之交的重要诗人几乎全属江西诗派：陈与义在宋末被奉为该派的三宗之一，是江西诗派后期的代表作家；吕本中和曾几或作宗派图或传弟子，二人都以江西诗派的传人自命。不过，他们继承了该派的某些“家法”，也改造了该派的某些弊端。

他不仅与江西诗派作家韩驹有师承关系，还以江西诗派的传人自许，在《次陈少卿见赠韵》一诗中说：“华宗有后山，句律严七五。豫章乃其师，工部以为祖。”《东轩小室即事》也说：“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他的同龄诗友吕本中曾向他传授过“活法”，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后来他的诗风比吕本中更灵动圆转，尤其是近体诗，如《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雪后梅花盛开折置灯下》《食笋》等，其文字流畅自然、洒脱轻快，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