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谥一般认为始于春秋之世，最著名的例子莫过柳下惠了。他是鲁国公族，是公子展的后裔，遂以展为氏，名获字禽，《左传·僖公二六年》称展禽。因居于柳下，自以柳下为氏。他只是掌管讼狱的大夫，死后不得向国君请谥，所以就由亲友自谥了。刘向《古列女传·贤明·柳下惠妻》是这样记述此事的：

原来自魏晋以来，大臣赐谥都是先由掌管考核官吏政绩的部门——考功司，提供其人的生平事迹资料，太常寺的太常博士拟定谥号上奏，言官及其他朝臣如有意见，可提出讨论，最后议定。尽管如此，也还是有挟嫌报怨，假公济私的事发生。《老学庵笔记》卷五还记载了关于欧阳修赐谥的故事：

虽然赐谥比上尊号少了那些溢美不实之辞，但倘若遇上常秩(夷甫)这种小人，或挟嫌报怨，或朋比为奸，或曲意偏袒，那么要真做到“细行受细名”，“大行受大名”，也仍有困难。相对而言，还是私谥公允一些。

私谥都是由亲友、门生故吏、弟子，以及仰慕者所定，自然没有朝廷赐谥的明争暗斗了。东汉以来，私谥之风大九_九_藏_书_网盛。如《后汉书·文苑传》中夏恭被“诸儒共谥曰宣明君”；《独行传》》中范丹被谥为贞节先生；晋代大诗人陶渊明被谥为靖节征士；《宋史·儒林传》贾同，其门人谥其为存道先生；黄震被谥为文洁先生；《文苑传》中朱昂，被其门人谥为正裕先生；清初的冒襄被亲友谥为潜孝先生，等等。

颜师古注说：“尊号，谥也。”《昭帝纪》也说：“尊号曰‘昭’，不亦宜乎！”所以为皇帝议定谥号也叫上尊号。但有一点要说明，后代一些皇帝还在位的时候，大臣们为了歌功颂德，编造一串辉煌美盛的字眼奉献给皇帝，也叫上尊号，皇帝给逊位的太上皇加美称，也叫上尊号，这同死后议谥是两回事。前者是终生定称，后者乃一时之荣。

赐谥官职限制很严，不到规定的级别，任你品德再好，也得不到谥号。《晋书·刘毅传》记王宫为刘毅死后无赐谥，愤而不平，上疏给皇帝说：

天子死后，由群臣讨论拟定谥号，上奏新皇帝，经允准，然后施行。殡葬之前未定谥号，只称“大行皇帝”，意思是永远离去的皇帝。《汉书·高帝纪》记刘邦死后，谥号是这样定的：http://www.99lib.net

臣窃以《春秋》之事求之，谥法主于行而不系爵，然汉魏相承，爵非列侯，则皆殁而高行不加之谥，至使三事之贤臣，不如野战之将……臣愿圣世举《春秋》之远例，改列爵之旧限，使夫功行之实不相掩替，则莫不率赖。

一些被权臣挟制，出来做“禅让”表演的末代少年皇帝，当他们举行完“禅让”仪式后，很快就被悄悄地杀害了。新王朝议谥的礼官们，能善体人主之意，都献给他们一个得体的尊号。如晋司马德文被刘宋谥为恭帝，刘宋的刘准被齐谥为顺帝，齐的萧宝融被梁谥为和帝，梁的萧方智被陈谥为敬帝，北周的宇文阐被隋谥为静帝，隋的杨侑〔you右〕被唐谥为恭帝，等等。www.99lib.net这些谥号无一不同被谥者的禅让“美德”相应，无一不显示新王朝之得天下是应天顺人。如《谥法》说：“尊贤让善曰恭。”这受禅让者岂不是非贤即善了吗？

柳下既死，门人将诔〔lei磊〕之。妻曰：“将诔夫子之德耶？则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诔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诚信而与人无害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门人从之。

群臣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曰高皇帝。

相对说来，对大臣赐谥，还能比较多地反映一些受谥者的行迹。因为评定谥号的时候，主持者无避忌，朝臣敢直言，阿曲较少。宋人王辟之在《渑〔sheng绳〕水燕谈录》卷一记载了夏竦赐谥的故事。夏竦死后，仁宗赐谥文正。当时刘敞任职考功，正是主管大臣赐谥之事，便上疏说：大臣赐谥，是主管部门的事，况且陛下赐给夏竦的谥号也不合乎《谥法》，您何必侵犯主管部门的职权呢？司马光也上疏论争，说：“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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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后改谥文庄。这夏竦勾结丁谓和王钦若，做过许多不光彩的事，所以说他不配谥文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也记有宋代大臣赐谥的事。丞相赵正夫死，徽宗亲往吊唁，其家属请求皇帝加恩的有三项，其中之一是要求谥号中带一“正”字。其他两事皆应允，独谥号一事，只说“待理会”(等研究一下)，结果谥为清献。

欧阳文忠公初但谥“文”，盖以配韩文公(愈)。常夷甫方兼太常，晚与文忠相失，乃独谓公有定策功，当加“忠”字，实抑之也。李邦直作议，不能固执，公论非之。

大臣虽然都赞同王宫之说，但皇帝不同意，结果只赠刘毅仪同三司的官衔，没赐谥。

从此人们管展禽叫柳下惠，也就是后世妇孺皆知的“坐怀不乱的鲁男子”。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谥号中，也有“婉而多讽”的。晋安帝司马德宗，“自少至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变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晋书·安帝纪》)。这样一个植物人，死后谥为“安”。《谥法》说：“好和不争曰安。”也真亏了礼臣们会咬文嚼字，想出了这个“安”九-九-藏-书-网字！口不能言，不辨寒暑，行动需人，地地道道地是“好和不争”。

宋代赐谥的限制宽一些，北宋一些道学家和某些著名隐士，死后多赐谥，但有的是到了南宋才实现的。清代必须官阶一品者才赐谥。《郎潜纪闻三笔》说，李荣保“殁时官止二品，例不给谥”，到了乾隆时，因其子平定大金川之役有功，才追谥为庄恪。为国而死的武将，有的官阶虽不到，也有赐谥的，但那要皇帝的“特旨”才行。

虽然说，“谥者，行之迹也”，但不少皇帝的谥，并不能真正反映他的所作所为。譬如晋惠帝是个白痴，什么都不懂，听见蛤蟆叫，问身边的人说：“蛤蟆是属公家，还是属于私人？”看见饿死的老百姓，竟然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晋书·惠帝纪》)就是这样一个蠢物，竟给定了一个“柔质慈民”和“爱民好与”的“惠”字！其实他何曾给过百姓什么“惠”？臣子为皇帝定谥号，不能不为尊者讳，不得不用曲笔。

正因为朝廷赐谥是以官阶爵位为依据，使一些品德端方、文行卓越的中下级官员，以及隐居不仕的学者、高士得不到谥号，于是民间就出现了私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