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4年，江青集团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对地下文学的围剿。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江青集团组织的文章《恶劣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在全国范围组织批判。

是年6月，江青等人一方面搞影射史学，大批孔丘“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大批“宰相儒”，矛头直指周恩来；另一方面又组织御用写作班子炮制《京剧革命十年》，称1964年至1974年这十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在各大报刊、《红旗》杂志载文总结样板戏创作经验。这就是所谓的“三突出”、“三陪衬”、“远铺垫”、“近铺垫”、“多侧面”、“立体化”的创作原则9９liｂ•ｎｅt。张春桥公然讲：“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

1974年1月25日，江青集团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动员大会，向周恩来发起突然袭击。此后，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及一批老干部——当时所谓的“右倾”集团。

在急剧变化了的政治和文化气候中，在“批林整风”时期——即“文革”低谷期滋生出的文化沙龙便纷纷解体。文学知青们开始分散成单兵或三两人一组，隐伏起来，仿佛是秋末的寒蝉，逐渐消失了声息。地下文学的冬眠期开始了。九九藏书

江青等人有预谋、有组织地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就是要利用文化艺术为其篡党夺权开道，扫荡一切文化艺术圈内的敌对势力，某些潜伏活动的“逸民”当然也在扫除之列。对待革命样板戏之外滋生出的“毒草”，江青集团是绝不会手软的。

自1971年“批林整风”之后，一些曾被抑制的极左政策、方针，在1974年“批林批孔”中又重新“正名”，重新推行，地下文学的劫难也就来临了。

毛泽东在“文革”后期，陷入深刻的思想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认识到要消除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九*九*藏*书*网他不允许否定“文革”，并且警惕有人搞“右倾翻案”。1974年毛泽东批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目的就是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就宣告了“文革”新阶段的开始。

1月23日-2月18日，国务院文化组举办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在北京举行。调演期间，江青集团及其文化组亲信于会泳等人，制造《三上桃峰》事件。指认此剧是吹捧“桃园经验”，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下令该剧团在京供人批判性观摩。山西晋剧团演员带着羞辱，被迫登台，致使一女演员突然昏倒在台上。在这一事件中，山西省文化局干部赵云龙因为对“根本任务”论提出不同意见，被逼致死。2月29日，初澜在《人民日报》发表９9lib•ｎeｔ《评晋剧〈三上桃峰〉》，鼓噪要“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借《三上桃峰》开刀，江青集团开始对全国文艺进行了一次洗劫。一时间，破字猜谜，烦琐考证，大抓影射，罗织构陷之风盛行，文字狱遍及全国。

5月1日，上海组织歌唱文化大革命专场，调动新闻、出版、电视台等一切宣传机器加以宣传。年底，又组织了歌唱“风庆”轮专场。

3月底，于会泳在中直文艺单位“批林批孔”大会上，点名批判《松涛曲》（哈尔滨话剧院）、《不平静的海滨》（山东话剧团）、《牧笛》（短篇小说，发表于河南省内部刊物《文艺作品选》1973年1期）、《友谊的春天》、《有这样一座桥》（中国话剧团），把它们打成“翻案复九_九_藏_书_网辟”的“毒草”。

但是，地下文学在进入冬眠之前，已注定要遭受一次浩劫。

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批示，展开了一场政治运动。在1974年春节期间他们搞了个北京饭店“黑画展览”，组织数万人参观批判。同时“北呼南应”在上海组织批判外贸部门出版的一本《中国画》，在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两报发表文章“反击复辟潮流”。

3月初江青召集于会泳、浩亮等人，发出“放火烧荒”的号召，妄图打倒一大批军内老干部，为配合这一阴谋，组织创作了话剧《千秋业》、《冲锋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