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古怪的人，军队是个广阔的天地。如果你能留在部队，并且不下岗，那你在军队中就能大有作为。在军队里，任何聪明才智都有发挥的余地，而且有无限的发挥创造和想象的空间。可是由于军队承载着国家的福祉，它是不会由于某个人提出某个新的想法，就从一边转向另一边。要想让它接受新的思想，就必须反复做工作——有时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
（退役）中将威廉·P·亚伯勒
1961年10月12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麦凯勒池塘附近的棒与枪俱乐部里，一个重要的时刻正在到来。那天到场的有刚被提升为陆军准将的新任特种部队司令比尔·亚伯勒、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切斯特·V·特德·克利夫顿少将、肯尼迪总统本人，以及其他知名人士。
从表面上看，肯尼迪到布拉格堡来有两个目的。一是检阅一个陆军师——第82空降师。在旗帜招展的西蒙斯机场上，展示的是这支部队及其所有的武器装备。克利夫顿少将认为，让这位年轻的总统看一看展现在他面前的这个陆军师的风貌有很大的好处。然而，另一个目的才是肯尼迪此行的真正意图，因为克利夫顿、肯尼迪和比尔·亚伯勒都意识到：这是为了让总统体验一下特种部队能干些什么。
肯尼迪对特种作战早就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在他看来，特种作战具有很大的魅力，而他对有魅力的东西总是情有独钟。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特种部队有能力做他极想做的事情。
当时，肯尼迪的观点在美国的领导层中几乎没有知音。他认为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身已陷入一种新的冲突，从而对美国构成新的威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面临着“另一种形式的战争”，一种我们不熟悉的战争。它对我们通常的作战形式提出了挑战，“它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而它的起源却又非常古老——由游击队、破坏者、叛乱者、暗杀者所挑起的战争；通过伏击而不是通过对垒进行的战争；通过渗透而不是通过侵略，通过瓦解敌人、拖垮敌人而不是与之正面交锋而赢得胜利。我们必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就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新战略，还要有一支全新的军队”。
克利夫顿和亚伯勒认为，一场有声有色、扣人心弦、安排得恰到好处的演习，肯定能够向他们的总司令展示：陆军早就具备了在这一新的舞台上所必需的士兵和力量。它还远远没有完全形成和发展起来，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亚伯勒认为，这可以说明他已经有了组建这支部队的核心力量。
那一天的另一个亮点是，特种部队首次在这样的正式场合戴上了绿色贝雷帽。这种帽子虽然不正规，但却很受人喜爱。当时有严格的规定，不准把戴绿色贝雷帽作为统一着装。60年代的陆军不允许像特种兵和伞兵这类“精英”部队有与众不同的着装，其理由是为了整齐划一。即便如此，所有特种部队都藏着绿色贝雷帽，在偏远地区演习或者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他们就戴上它。
比尔·亚伯勒和特德·克利夫顿在西点军校就是同窗好友，而且成了终生莫逆。在肯尼迪到布拉格堡去之前，克利夫顿和亚伯勒就讨论过部队在接受总统视察的时候要不要戴贝雷帽的问题。从不利的方面来看，他们是在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冒险。从有利的方面来说，他们觉得有必要让他们的军中同行和公众承认，特种部队是一支了不起的部队。亚伯勒是一个对象征符号特别敏感的人，他认为贝雷帽不只是一件与众不同的衣物，而是一种象征。
“我认为总统看见你的人戴绿色贝雷帽会喜欢的，”克利夫顿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也这样想，”亚伯勒回答说。“当然，它们还没有得到上面的认可。”
“唔，”克利夫顿说，“你就告诉他们出来的时候就戴上它。”
“下面怎么办呢？”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能对付。”
到10月12日那天，各种不同色调和面料的绿色贝雷帽一下子从隐藏转为公开，有些贝雷帽已经经历过数十次野外训练。那一天，头戴贝雷帽的官兵们自豪地站在那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允许的。年轻的总统满面笑容，非常高兴。
后来，就在陆军服装委员会为这件事非常恼火的时候，白宫给亚伯勒准将发来一份电报，说总统已同意把贝雷帽作为优秀表现的象征。从那时起，绿色贝雷帽被正式认可。
从那时候起，各种式样的贝雷帽就成了美国陆军各部队正式的行头——首先是那些得到认可的精英部队，比如突击队（黑色贝雷帽）、空降兵（栗红色贝雷帽）。近来——尽管还有许多争论——整个陆军都获准戴黑色贝雷帽（突击队员将换戴褐色的）。
尽管如此，在40年前那个暖和的秋日里，戴贝雷帽还算不上一件大事。那一天的主要活动是“加布里埃尔表演”。这是为了纪念特种部队一个叫加布里埃尔的士兵——当然这个名字与同样名叫加布里埃尔的天使的联想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这个表演是为了展示在可能遇到的重大挑战面前，A级小分队所表现出来的多种技能、灵活反应和足智多谋。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会领着总统各处视察，观看各小分队的演练，可是这一次却不行，因为特种部队的特点是在相距较远的不同地区，在秘密的、隐蔽的形势下展开活动，所以给观看带来困难。不过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特德·克利夫顿事先已告诉了亚伯勒）：肯尼迪总统的腰不好，不能进行过多的运动。
所以他们就安排各个分队到总统前面进行表演，而不是领总统到各处去看表演。
为此，克利夫顿和亚伯勒制定了一项计划，让特种部队技能表演小组在用平板车搭建的彩车上（或者用彩车作为平台）进行表演。每辆彩车都将在总统面前停留，表演特种兵的各种活动。表演的重点不是展示武器、装备和器械。表演的重点在于展示人的风采。
例如，有一辆彩
车展示的是敌人的游击队基地。它就像老挝、南越和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游击队基地一样，很难发现、锁定或摧毁，因为这类基地在不断变换地点，而且利用沼泽地、丛林或山地为掩护。他们对总统说，要找到并摧毁这样的基地，需要受过特种训练、有特种装备、轻装并善于机动的战斗部队。特种部队A级小分队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但是，他们还可以训练其他人来这样做，而且这样更为合适。
另一辆彩车上所表现的是受过语言与文化训练的A级小分队，他们如何训练和帮助当地的武装力量。还有一辆彩车上展示的是特种部队的助民行动（例如提供医疗帮助）。这对他们的战斗行动将起到辅助作用，因为他们帮助了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就不大可能去帮助敌人，这就等于抽干敌人游击队赖以游泳的池中之水。
其他的彩车表现了特种部队的心理战和通信技能——利用广播、乡村里的广播喇叭，散发传单等。为了加强效果，还从天上撒下数以千计的传单。也有的彩车展示了比较传统的特种作战——比如训练友好的游击队如何深入敌后袭击敌人车队及物资储藏地。
这次表演起了作用。
此后不久，总统就批准建立一支较大规模的特种部队，但是总统的关照并没有增加特种部队的舒适程度。比尔·亚伯勒接任司令之前，虽然特种部队在持久的冲突中也许会发挥作用，但其作用毕竟很小，也很有限。特种部队的成员都不指望在陆军中能够待得长久，或者得到快速提升。对个人来说，这是个没有出路的部队。
只要特种部队保持这种规模，五角大楼的许多陆军将领会很高兴。
肯尼迪前来视察之前，比尔·亚伯勒的上司中不止一个人对他明确地传达了这样一个友好善意的信息。例如，第18空降军司令（一位三星将军）就对他说过：“比尔啊，你刚刚晋升准将，我就开门见山跟你说吧，你想做的是一些谁都不喜欢、谁都不会接受的事，除非你能说动总统。我的意思是，必须让他相信，因为如果他不同意，五角大楼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另一方面，如果把陆军“老大”说成是彻头彻尾的障碍也是错误的。
1961年，比尔·亚伯勒接管了特种战争中心。当时他给手下人下达的第一道指令是，制订出一个根据肯尼迪总统的目标来打造这个中心的基本原则——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并且由于陆军“老大”没有理解肯尼迪讲话的意图而变得更加困难。然而，陆军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来贯彻总统关于反游击战方面的意图。
例如，设立了在陆军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领导下的特种战争指导委员会。1961年1月，该委员会推出了特种战争学校的第一批反游击战的课程。
1962年初，该委员会以汉密尔顿·豪兹将军为首的13名将军来到特种战争中心。豪兹委员会提出，从上校到四星上将的所有陆军军官以及美国的所有陆军师，都必须接受反游击战的教育和训练。该委员会还提出把特种部队从当时的2300人增加到4600人。到1968年年中，特种部队已经增加到8个大队，总数超过了9000人。
那年10月亚伯勒和克利夫顿为总统举行的表演，实际上融合了三股力量，但在当时它们还没有被完全分清，也没有被完全理解。
第一，比尔·亚伯勒是肯尼迪亲自挑选的特种部队司令长官——不过亚伯勒本人并不知道。总统此举得到了特德·克利夫顿的帮助，并听从了他的建议。总统曾经对陆军参谋长说他要用亚伯勒，于是他得到了亚伯勒。最高行政首长的青睐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五角大楼那些人”的不满，因为他们喜欢自己负责人事安排。当总统把这项权力从他们手上拿走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喜欢的，这就意味着亚伯勒从走马上任起就面临种种阻力。
第二，比尔·亚伯勒知道，特种部队是惟一体现了美国总统十分关注的“新型战争”思想的美国的军事概念。但亚伯勒也知道，没有肯尼迪的帮助，要让陆军接受这样的思想非常困难。在二战胜利后的几十年内，陆军仍然在打二战式的战争——依靠火力和大兵团作战的战争。这就意味着，为了提倡与推广特种部队的理念，亚伯勒不得不冒一些风险。他不得不去做总统和公众的工作。在向总统推荐亚伯勒的时候，特德·克利夫顿深知亚伯勒非常善于“推销”自己的观点——他在朋友面前是个“表演艺术家”。他是做这件工作的合适人选。
第三，比尔·亚伯勒开始按照自己的设想改造特种部队，因为他已经得到总司令的授权——这也是为什么说当年10月的那一天是特种部队重要分水岭的主要原因。亚伯勒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特种部队将因为他而发生重大变化。
他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用自己的才干证明自己的远见卓识，并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克利夫顿和肯尼迪联手把他选调到布拉格堡是个正确的选择。特种部队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当然少不了数以百计的大人物的诸多帮助，但主要还是亚伯勒的功劳。
接手特种部队的初期，亚伯勒心里并不高兴。接到要他到布拉格堡报到的命令时，他在欧洲担任高级反谍报官员——第66反情报特种大队司令，他们的总部设在德国的斯图加特，负责向美国在欧洲的所有驻军提供安全保障。他的反情报特种大队通过在德国、意大利、瑞士和巴黎的外勤工作站展开工作，此外他们还与德国、英国及法国的安全部门官员密切配合。这是他十分喜欢、不愿离开的工作。他喜欢这个工作的国际性及其成功的记录——他们识别、抓获、或者“消灭”了数量众多的敌人特工——他也喜欢这项工作千变万化的神秘性以及迷宫般的复杂性。对于一个高智能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十分有趣的工作。
在亚伯勒看来，丢下这一切去指挥一个看上去毫无生气的行动，似乎毫无乐趣可言，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也不能够提供多少发展前景或者令他激动的事情。
“我错得不能再错啦，”他说道。
实际上，他的错误并不是他早期对新指挥岗位的特性的描述，而是他没有看到约翰·肯尼迪已经认识到的东西，还没有看到要有一支新型的部队来打一场新型的战争。阿伦·班克的特种部队保留了他对二战中战略情报局和杰德堡分队那段光荣历史的珍贵记忆。现在所需要的是，把班克和福尔克曼训练出来的部队变成一支活跃在敌后的部队，变成一支具有更高的技能、更丰富的想象力、更大的灵活性和文化敏感性、更善于动脑子的部队。亚伯勒培养出的人要完成的任务，比他在欧洲担任情报官员遇到的任务更复杂。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动用一支独特、灵活、有精确打击力量的部队。
对特种部队来说，重要的不是它昔日曾经如何，而是它未来将会如何——这将是亚伯勒的创造。
表演艺术
现在他有了关于特种部队的小说、电影、军歌。他只要另外一个部件：特种部队的祈祷词——没有宗教色彩的话语，能够表达和规定特种部队军人与他们心目中的上帝进行交流的话语（在散兵坑里是没有无神论者的）。这个祈祷词应当能让他的所有官兵都接受，无论他们的种族和信仰是什么。下面就是他写的祈祷词：
1960年，亚伯勒从西点毕业。他从约翰·J·潘兴将军手中接过授予他的少尉军衔，被分配到驻扎在吕宋岛麦金利堡的菲律宾侦察兵第57步兵团。在去菲律宾前的那段时间里，他与在军人家庭长大的诺尔玛恋爱并结婚——不过家庭出身并不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他俩这一辈子都对远东的生活和亚洲的艺术情有独钟（在他们的北卡罗来纳家里，就摆设了许多来自亚洲的艺术品）。
“哦，不，前面有个更好的地方。我们到那儿去。”接着他问道：“要我们带你们一起走吗？”
“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终于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边界哨所。这个哨所就像从前美国西部的一座小堡垒。它的四周有木尖桩，为的是防止当地土著山民。他们把这些山民称之为“山农”，而越南人则称他们为“山民”。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吹号，升旗。那些柬埔寨军人还到镇上去（很近），用锆石去换东西。就像我们当年西部开发时的士兵与印第安人换东西一样。到了晚上，他们就回到哨所。
外界的人很容易忽视军队中众多的与体制有关的象征符号。资格证章、绶带、奖章、臂章——甚至特别的帽子、靴子或歌曲——在一个军人的认同感和荣誉感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然它们不是最重要的，但绝不只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意志坚强的人在某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旗帜或徽章面前，有时也会激动万分，说不出话来。
亚伯勒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对师长指挥的西西里大规模空袭提出了质疑，因为在那次空袭中，许多运输机被击落，同时还有巨大的人员伤亡。他的上司，当时的陆军少将马修·李奇维对于这个部下的直言不讳感到不快，解除了他的指挥权。所幸的是，李奇维的上司，陆军第5军军长马克·W·克拉克中将很赏识亚伯勒，从这个直率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克拉克让他临时担任参谋，后来把他调到另一个作战部队担任指挥官。
1931年，亚伯勒参加了陆军。军旅生活使他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使他更加了解训练场上的人们。他在后来指挥特种部队时很好地利用了这些经验。
然而，当他向上级提出这方面建议的时候，他们明确地告诉他不要提。他应该像其他人一样，管好自己的人就行了——军队就是这样——其他问题让上级去处理。正如他所说的，这是个“老一套的回答”。
需要有一个新的回答：只能允许经过挑选的人进入那个舞台。在随后的年月里，对诸如越南、老挝、柬http://www.99lib.net埔寨和泰国这样一些充满政治色彩的环境，他坚持的就是这种看法。
还是在亚伯勒当小兵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军乐队。他喜欢那些老的进行曲以及军队歌谣对心灵产生的冲击。后来，在他当了特种部队司令后，他强烈地感到绿色贝雷帽应当有一首自己的激励人心的军歌。他把西点军校的乐队主管找来，请他写一首绿色贝雷帽进行曲。后来有一天，特种部队里有个叫巴里·萨德勒的年轻士官走进亚伯勒的办公室，开始演奏一首由他谱写的歌曲《绿色贝雷帽赞歌》。
战争结束后，亚伯勒被派往奥地利担任美军宪兵司令和维也纳宪兵司令。这是类似警察局长的工作，但也要和其他3个占领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地位与他相当的军官们合作。这是亚伯勒第一次接触到后来被称之为“民政事务”的工作。
伞兵使军队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但这个代价也不小。运送伞兵的运输机很容易受到攻击，而且伞兵不可能携带过多的东西来满足支援与火力的需要。换句话说，空降兵部队的初期作战更接近于特种部队，而不像是步兵。
在随后几年里，他所走的是一名普通中级军官的发展道路，没有什么激动人心、可以大书特书的地方。1951年，他从英国的坎伯里参谋学院毕业，接着他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担任参谋军官，在伦敦待了2年，参与筹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后来对特种部队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罗杰·希尔斯曼，并与他成了好朋友。罗杰·希尔斯曼也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二战时期跟随梅里尔的掠夺者小分队在缅甸进行游击战争，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情报方面的负责人——在肯尼迪当政时期，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成为肯尼迪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之一。希尔斯曼是负责肯尼迪所关心的非正规战争问题的顾问。
我的感觉是，柬埔寨人能够成为了不起的非正规战争的战士，从事游击战争。
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国家的格言是：“我们信任上帝”；我们的国家期待我们获取荣誉。
因为你永远是一个王国、一种力量、一种荣耀。阿门。
在这两个省的行动非常困难，尤其是在雨季。有一次我们就遇上了瓢泼大雨。
我们为你而战斗，胜利的桂冠属于你。
亚伯勒的才华不只局限在航空兵的银翼上。他后来又设计了特种服装：第一批伞兵皮靴就是一个例子——伞兵皮靴的含义对伞兵来说就像绿色贝雷帽对特种部队一样——他后来还设计了其他几种军用服装，有些服装进入了户外衣着专家L·L·比恩等人的服装类别。
四个占领国的正式任务是恢复法律与秩序。亚伯勒逐渐感兴趣的问题是：占领军会怎样干扰这个过程——例如，通过犯罪活动。为此，他开始进行一些统计研究，这项研究显示了哪些国家的人犯罪最多，以及这些恶行的性质。然后，他定期出版一个小册子，上面有显示谋杀、强奸、盗窃、纵火、黑市
九-九-藏-书-网交易等活动的曲线。
在维也纳（以及后来在东南亚），平民百姓对出现在他们中间的美国人寄予很大的期望。美国人有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他们代表了一个幅员辽阔，力量强大的国家；他们是去帮助当地人的。要想让老百姓的期望得以实现，靠军队的老一套做法是无法奏效的。
在这种情况下，亚伯勒多次采取措施约束美国部队。在他看来，维也纳不仅仅是一个被占领的首都，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充满政治考验的地方。这个考验的成功与否可能会决定欧洲大部分地区未来的政治走向。在他看来，美国应当派出代表自己国家美好形象的代表，这些人将起到一个正面的心理杠杆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伯勒不断进行跳伞训练，而且参加了实战——1942年11月对北非的入侵（这是实战中第一次动用美国伞兵部队）以及后来在突尼斯的行动。他所指挥的伞兵营在入侵西西里的时候，因“友军”的高射炮火而损失了23架飞机。后来他的伞兵营在意大利安其奥作战。他手下的士官保罗·B·赫夫是第一个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伞兵。后来，他的伞兵营被空降到法国南部，从法国的里维耶尔到法意边境的滨海山脉一带作战。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在战场上被提升为上校，并被授权指挥在山岩崎岖的意大利沿海到热那亚一带作战的一个团级的步兵小分队。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一颗银星。
神勇的战士从天而降
好莱坞帮了大忙。
比尔·亚伯勒输掉了这个回合。可是这种想法却在他的头脑里扎下了根。
1941年，比尔·亚伯勒成为新组建的伞兵部队的领导人之一。他学到了重要的一招，那就是如何让美国军方和美国公众相信这支很有战斗力、但仍让人有些疑虑的部队。
这并不是说，一个军人的服饰和佩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你要的是尊严，你不希望一个军人看起来畏首畏尾。在这里有一点炫耀并没有什么坏处。对此亚伯勒一直都有清楚的认识。“有特色的军装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自豪感，”他写道。“你可以改变一个人，把他变为一个特殊的人。”
1956年，他被派往柬埔寨，担任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副团长。他花了大量时间前往实地，和柬埔寨军队一起——这对他来说又是一次有很大启发的体验（他热爱柬埔寨）。在那样的环境中进行常规战争，从物质条件上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印象；柬埔寨军人在那样的环境中能够生存和发展，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约凌晨3点，我们听见我们来时的方向上有动静。很快我们就朦朦胧胧地看见雨幕中有一些闪光——沿着公路传来骡拉车发出的声音。
随着时间的推移，亚伯勒和李奇维成了好朋友，而且亚伯勒逐渐意识到，在下进攻命令时，李奇维那样做是必要的。这就像在诺曼底登陆那一天艾森豪威尔下命令时的情况一样。攻击行动必须有排山倒海的气势，尽管会有相当大的损失。这是每个指挥官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给年轻的亚伯勒上了很好的一课。
对此他说过如下一番九-九-藏-书-网话：
他们在一辆四分之三吨的卡车上装了一个绞盘，把一根绳子固定在树上，然后向前开25—30英尺。接着再重复先前的动作。他们这一路上采取的都是这种办法。
在他学到了伞兵的技能之后，空降兵部队的领导向他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他实践自己对象征符号的喜爱。
1941年，美国雷电华影片公司（RKO）拍摄了电影《伞兵营》，影片中3个年轻人的角色由罗伯特·普雷斯顿、埃德蒙·奥布赖恩和哈里·凯里饰演。他们3个人都经过跳伞训练。因为让大明星冒险从飞机上跳伞是不行的，所以比尔·亚伯勒和他的伞兵同行们就当上了替身演员。这并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电影，但它确实使得空降部队令人神往，吸引了陆军“老大”和公众对他们的注意。
亚伯勒的梦想是，把军用猎刀和绿色贝雷帽一起发给每一个新参加特种部队的人。在这把军刀的一面镌刻着这个士兵的名字，另一面镌刻着特种部队的格言“解放被压迫者”。
无畏地战斗面对死亡……
我们问：“呃，你是什么人？上哪儿去？怎么会上这儿来的？”
那该怎么办？
1956年，奇科莱拉将军和我都在军事顾问团工作。我们到东部省份去了好几次。有一次我们从金边出发去了邦美蜀，走的是一条当年法国人修建、如今已被丛生的植物覆盖的道路。一些已经锈蚀的机器还在路旁。我猜测，在边界两边的部队（共产党的和反共产党的）有过接触，但已经脱离了接触，因为在柬埔寨与越南的边界上，没有发生军事行动的迹象。可是一旦进入越南境内，大多数可能的通道都处于坚固防御工事的控制之下。
一年之后他进入西点军校。在那里他和同班同学特德·克利夫顿一起创办了一个学校刊物《西点指示器》。克利夫顿担任编辑，亚伯勒担任常务编辑，写专题报，绘制卡通漫画——这是一个终生陪伴他的实践活动。
对比尔·亚伯勒这样一个自称怪人、有很多新思想的人来说，军旅生涯并不是他理想的职业选择。奇怪的是，他出生于军人家庭；他父亲是一战中曾在西伯利亚作战并立过战功的老兵，精通俄语，退休时已是一名上校。比尔·亚伯勒并不向往军队生活。更加奇怪的是，他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聪明、喜欢艺术的年轻人。他喜欢绘图和绘画。这样的人有时候往往与军队的制度、死板的规定以及缺乏想象是格格不入的。
空降兵部队的首长注意到他在绘画与设计方面的才能，所以让他设计第一枚空降兵资格的证章也就不奇怪了。接着他们让银匠制作了足够数量的证章，颁发给第一批合格的伞兵。空降兵至今还佩戴着由比尔·亚伯勒设计的银翼徽章。
就在天黑之前，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土丘——一个小山包——我们把车开了上去。雨水倾盆而下，劈头盖脸地浇在我们身上。我们找到一些能大致避雨的地方，把睡袋铺在地上，想稍事休息，等第二天早晨再想办法。99lib.net 我们特种部队的战士承认，在保卫人类自由的斗争中，我们依靠你的支持。
另一方面，年轻的比尔·亚伯勒认识到，尽管军队里偶尔有制度上的不合理，但他父亲的职业是崇高的，那样的生活可能既充实又有趣。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就是个军人。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一名浑身湿透的年轻柬埔寨中尉走上前来，敬了个礼，然后用法语问道：“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吗？”
特种部队使命的另一颗种子种下了。
“我们要去边境哨所，”他解释说。“我们是从泥水中过来的。”
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永远不能给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战友脸上抹黑。
不过亚伯勒没有就此歇手。
后来，亚伯勒抓住了一个类似的机会。那是作家罗宾·莫尔亲自上门提出要写一部关于特种部队的小说。亚伯勒很赞赏这种想法，所以他琢磨写一本关于绿色贝雷帽的书，后来这本书被改编成一部由约翰·韦恩主演的非常卖座的电影。
由此又引出另一件事情。过了不久，仍在服役的萨德勒士官在《埃德·沙利文的表演》中演唱了这首歌曲。它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首歌曲立刻轰动一时；后来它还被译成多种语言。对美国特种部队的热爱和尊敬迅速增加——比尔·亚伯勒不仅有了一首军歌，还为他的绿色贝雷帽取得了公关上的巨大成功。
大约向前走了10英里，我们来到那名柬埔寨中尉的营地。他把他们运到边界哨所去的东西都摊在那里。柬埔寨的军官们都脱下军装，换上了他们的“柬袍”（一种裹在身上的衣服），几个勤务兵在服侍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显得轻松自如……确实是很优秀的丛林和前线军人。
“不，我们要等到天亮，”我回答说。
“你们在这儿过夜吗？”我们问道。“是不是要等雨停下来？”
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普通的”军人是不够标准的，需要“特种的”军人。
1957年，亚伯勒担任第7步兵团团长，部队从佐治亚州的本宁堡调到德国。不久他就被派到欧洲反情报中心……而后又被调到布拉格堡，担任特种部队的司令官。
在菲律宾待了3年之后，亚伯勒独具慧眼，发现了这支新部队的锋芒所在。40年代初期，这个锋芒就是从飞机上跳伞（还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他是参与这一新型的、非常危险的战争形式的第一批99lib.net志愿者。
请你给我们智慧的头脑、勇敢的心灵、强健有力的手臂，请用你的手保护我们。
这个问题的因素很多。在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统治下受害最深的民族，在保护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上几乎毫无积极性。但是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占领军的品行如何与他们自己的表现有很大关系。经历过战斗的美国军队表现比较好，比较守纪律，可是那些来接替他们的部队到达之后，纪律开始涣散，犯罪率开始上升。
俄国人似乎根本不对自己的部队加以约束。实际上，亚伯勒的俄罗斯同行（他们后来成为朋友）告诉他，许多俄罗斯指挥官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部下在哪里，这是有点令人怀疑的。那些人的行径是对规章制度的嘲弄。
天一亮我们就出发了。水稍稍退了些，已经可以看清方向了。
离开英国之后，亚伯勒被调到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2年。在那段时间里，他研究了包括游击战在内的各种可能的未来战争形态。为了这项研究，他访问了布拉格堡的特种部队。当时那支部队的负责人是埃德森·D·拉夫中校。拉夫是1942年入侵北非的第一批伞兵，也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在特种部队司令部，亚伯勒像贵宾一样听取了特种部队使命和作战能力的情况简介。尽管拉夫非常热情，可是亚伯勒所看到的情况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打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特种部队可能会对游击队产生一些影响，并使他们对我们的事业有利，但这只是敲敲边鼓而已。
陆军从来就没有同意过这个想法——不过比尔·亚伯勒总是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他做给我们看。
在保卫那些无力自卫，解救那些被奴役的人的战斗中，我们愿与你在一起。
不过，早先他几乎断送了自己在军队的前程。
与我们随行的是一支由柬埔寨人组成的小分队，一辆四分之三吨的卡车、两辆吉普和一辆拖车。那里的天黑得很快，这是热带地区的特点；我们的道路逐渐被水淹没。我们的两边除了平地之外，什么也没有。我感到无计可施。我们不仅可能被水淹没，而且在一片泽国、没有任何地貌特征的地方，我们可能分不清东南西北，完全迷路。这也是不能接受的。
万能的主啊，你是自由的倡导者，是被压迫者的希望，听听我们的祈祷吧。
比如说电影。
调查的结果很有意思。俄国人的恶行最多，第二位是法国人，接下来是美国人，排在最后的是英国人。
《绿色贝雷帽》结果成了一部向美国公众介绍特种部队“加布里埃尔表演”的著作。
在亚伯勒担任绿色贝雷帽部队指挥官的初期，他提出要把军用猎刀用作徒手格斗的有用武器，同时也要把它视为成就的象征。有一段时间，骑兵的马刀曾经起过这样的作用。陆军现在已经不用马刀了。在20世纪，它们已经不像骑兵时代那样实用。在亚伯勒看来，军用猎刀似乎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替代品，因为它既有前沿的传统，又有英勇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