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清晨，我们飞抵斯戈尼拉基地后就开始给飞机加油，但我们要到当天晚些时候才会起飞。为了能在黄昏时分到达塞浦路斯，我们必须计算好出发时间（塞浦路斯能让我们控制东地中海，如果可行，还能成为制服那条船的一个基地）。同时，我们还调来海豹突击队的一支小分队，以及2架“小鸟”武装直升机，这些都将留在斯戈尼拉基地。

事实证明在地面上的这次滞留十分有用，因为这使我在执行这项任务的过程中第一次有机会和我的指挥官们面对面地交谈。我们分别从位于美国3个州的不同基地起飞，在途中会合，并先后在此降落。我在斯戈尼拉召开了一次指挥官会议，商讨如何执行这次行动。

幸好只有3种可能的方案：

●　第一种方案：该游轮仍在塞浦路斯附近的公海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塞浦路斯就可以接近它，不需要海军平台（舰船）供直升机停留和提供补给。对我们来说，这是3种情况中最简单的，而且由于恐怖分子将不会有诸如伊朗、利比亚或叙利亚这样的庇护所，所以为我们取得成功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　第二种方案：该游轮在某一个港口。这样，行动的难易程度将取决于港口所在国的合作与否。但是，即便港口所在国同意我们的行动，我们也很难出奇制胜；我们必须考虑到领海权问题，可能还要对付当地的警察或部队。

●　第三种方案：该游轮已驶出了我们直升机的航程范围。那样，我们就需要海军平台，用于首轮攻击的直升机回收。

会后，我把这几种方案向五角大楼和驻欧洲美军司令部作了汇报。然后我便和在斯戈尼拉的美军指挥官比尔·斯皮尔曼商量，看看他是否能从意大利军队的同行（比如意大利基地指挥官）那里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我们还谈到了我们返程时所需要的支援。我知道这是谨慎之举，但当时我却认为这毫无必要。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从海上制服该船，从未想过这一行动最后会在斯戈尼拉收场（结果正是这样的）。我请比尔无论如何都要关照我那些仍然留在斯戈尼拉的部队，并且答应通过我在那里的联络分队与他保持联系。

下午，我们等来了能让我们在黄昏时分抵达塞浦路斯的最佳出发时间。

在登机前，我决定向海军中将莫罗（海军上将克罗委派他了解详细情况并及时转告我）了解一下华盛顿方面的情况，以便确定是否已经批准我们进入塞浦路斯军事基地，并告诉他我们制服该游轮的几种方案。我是用我的无线电报务员（他总是在我身边）携带的卫星电话和他联系的。

莫罗转达了3条信息：搜寻“阿希尔劳罗”号的努力仍在继续，并已请求以色列方面提供帮助。制服该游轮的决定已经做出；我将很快接到“执行命令”。同时“我们的朋友”允许我们使用塞浦路斯。这本在我们预料之中，但得到确认终归是好事。

“我们马上出发，”我告诉他。“预计在黄昏前抵达。如果今天能找到那条船，如果那条船在我们直升机的航程之内，我们也许天亮前就可以把它制服。”

“听起来不错，”他说道。“我会向上面汇报的。”

随后我决定向我在罗马的联络官了解情况。我非常高兴地得知，他已和拉布大使建立了联系，现在正以美国大使馆为根据地开展工作。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我登机后飞机就起飞了。我们要错开起飞时间，这样到目的地后就能按先后次序降落，充分利用停机坪的空间。那里一次最多只能停放4架C-141和2架C-5飞机同时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