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特种部队由7个现役大队组成——第1、第3、第5、第6、第7、第8和第10特种大队，其中4个大队新增了心理战、民事、工兵、支援等任务以满足其他特种需要。
越南战争后，特种部队人数锐减。到1978年，它已减至3个大队——第5、第7和第10大队。它的官兵晋升的机会越来越少，活动范围大大缩小。它的军事活动的重点已不再是协助外国的防务与发展，而是回到了职业军人历来觉得很轻松的“行之有效”的教条和程序。现在要着重强调的似乎是准备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地面进攻，这就需要现代化的常规部队，而不是特种作战这一非正统的作战方式。
对于特种部队本身的继续存在，人们并没有提出质疑，但是，对于比尔·亚伯勒等人设想的在更大的舞台上起多种作用的机构是否要继续存在，有人提出了疑问。
这是对特种部队在越南取得诸多成功的事实视而不见。特种部队第5大队在那里进行了长期艰苦的作战，是那场战争中被授予勋章最多的单位，获得荣誉勋章的人数比其他任何一个团级单位都多。许多曾在越南参战的特种部队的年轻军官后来继续发展，擢升至将官，其中有几个成了四星上将。许多士官退役前都是一级军士长。不管怎么说，在未来的冲突中，许多在常规作战中被提拔的常规部队军官所起到的作用，都比不上从非常规部队中提拔的军官——但特种部队却无法得到更高决策层的支持。在越战期间，特种部队和陆军之间有许多矛盾。
还要说明一点：特种部队并不总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特种部队退役少将詹姆斯·格斯特作了如下的解释：
在越南，特种部队第5大队的大多数行动都是独立的。它有一个很小的参谋机构，直接从战地指挥官——一位挂三颗星的陆军中将——那里领受任务。执行任务的特种部队不是向师指挥官或高级顾问负责，而是向总指挥官负责，并严禁与比自己级别低的军官谈及任务的详细情况。由于任务的紧迫性，战地指挥官和特种部队指挥官往往来不及向当地的师指挥官解释，而且他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还会超越官僚机构中的许多参谋军官。这必然导致许多人的不悦。在不少师级指挥官及参谋人员的眼里，特种部队是一些在灌木丛中乱窜的、失控的野蛮人。
既然我们的任务有自己的特点，而且都是高度紧张的任务，这种紧张有时会导致怪诞的行为。
我们有些人在小分队待了三四年，执行这种高强度的任务。当他们返回基地营区后，会把这一切都表现出来，使人感到不安。
担负地区控制和阻断胡志明小道任务的A类营地被人们的误解尤为突出。他们被常规部队视为特种部队的乡村俱乐部——拥有住家所有的舒适的生活设施，如冰箱之类的。但谁也没有想过在这种地方生活是怎样的情况。他们处在暴露的位置。比如在老村的营地就被北越军队的坦克夷为平地。
A类营地都有类似的情形。它们通常都在山上，但离常规师的师部很近，因此师里的人可以看到特种部队人员的行事方式未必与陆军中其他人相同。当然，有时特种部队或许会从那些师里“解放”一些装备——师里有很多装备。特种部队需要这些装备，于是就拿走了。
特种部队的人也许会到师里去，可是他看起来根本不像美国军人，他们也许留着长发，穿着宽松的虎斑迷彩服，戴着山民的黄铜手镯（这对山民来说意义非同一般），手持英国造的斯特恩轻机枪以及其他外国兵器。在A类营地的文化氛围中，这一切都是极其正常的（特种部队总是训练如何使用外国兵器），但对其他人来说，这就显得怪异——没有规矩。
东南亚的战争结束了，可是特种部队惹恼陆军中其他人的习惯并没有随之结束。由于大多数陆军部队都不相信他们，他们往往也会作出回应，过分炫耀他们的技能，反复提起他们以前的胜利，从而引起其他人的反感。
1977年和1978年，吉姆·格斯特在驻德国巴特特尔茨的特种部队第10大队任职。这支部队经常受命模拟苏联的特种作战部队，尤其是那些企图“对安全设施进行渗透”的部队。格斯特模拟的渗透部队几乎百战百胜——这使他很高兴，但却使其攻击目标惶恐不安。
有一次，第7军副军长让格斯特执行一次针对第7军战术指挥所的行动。
吉姆·格斯特谈了事情的经过：
“你想要我们做什么？”我问道。
“我要你们模拟苏联特种部队攻击我们那个指挥所，”将军答道。
“是，长官”，我说道。接着我们就开始了。当然，他没有把我们将发动攻击的事告诉军部参谋，我们也没有说。这一游戏有一部分内容就是不向军部泄漏任何情况。
我们派了一个半A级小分队来执行这一行动——代号ODA-6，由驻扎在巴特特尔茨的突击队分队抽调一支6人小组作后援。该分队在巴特特尔茨通常负责美驻欧陆军生存训练课程。它演练了好几种方法。他们进入作战地区，占领了用于支援任务的地点，秘密存贮装备，对目标进行监视，辨认每个目标的要害部位，并选择进入以及撤出目标区域的路线。还有对目标的攻击，即时反应训练，直升机行动以及狙击行动。在狙击行动中，他们用狙击手来保障担负支援任务的地点的安全，并在对军部的攻击中对作战区域内的攻击部队担任警戒。最后，还有第7军标准操作规程——尤其是那些在执行任务中适用的部分。小分队对第7军派宪兵执勤的方式尤为感兴趣，因为他们计划假扮宪兵。
与此同时，我们收集了我们能找到的有关该军的所有公开资料——他们如何着装，车辆有何标记，军部各野战指挥所之间通常的间距，尤其是第7军如何安排安全保障部队，他们估计的反应时间，以及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武器装备。我们还研究了能收集到的关于他们通信系统的一切材料，研究了如何通过肉眼辨识保安设施以及他们的天线。我们通过不同的天线来识别不同的指挥所。最后，我们还按照那些指挥所在地面的布局建立了实物模型。
就在开始执行任务之前，我们在营门附近进行了一番侦察。我派人在周围闲荡，偷听了他们的口令问答。接着我们立刻把了解到的口令传达给攻击小队。出发时，我们让攻击小队穿上第7军宪兵的制服，带上我们的吉普车，并在上面做上类似宪兵吉普车的标记。就这样我们的人开始了最初的渗透。
他们一进入营区，便成功地突破防线，并毁掉了所有的通讯设施，模拟了一场用远射程武器（放在假宪兵吉普车上的81毫米迫击炮）对作战大楼的攻击，还抓了主要技术人员，如电脑操作员。
小分队成功地进入营区内的所有被列为目标的单位，并把重点放在作战大楼以及有技术人员的地方。
然后，为了炫耀，也为了证明自己完成了任务，小分队用KS99相机拍了照片。他们拍下了天线结构、作战大楼、车辆（突出显示车上的识别标记）、军部安检点、技术人员生活区和工作区、停有直升机的平台、所有主要领导和参谋在大多数晚上聚在一起吃饭的将军食堂，以及进出营区的路线（包括停车场）。
他们是这样端掉电脑操作室的：
由于当时电脑很少，所以其价值要远大于现在；那儿的电脑很少，且又大又笨重，所以我们的士兵发现了一辆带篷的大货车，里面放的就是那些大型电脑。他们走过去，还是穿着宪兵制服，但却带着小布包，就像信差一样，然后用力敲击车上的小窗户。 如往常一样，里面的电脑操作员打开小窗户说：“你知道你是不能进来的，这是——”
“是的，我们有一封军长的信要发出去。”那就是两枚红色发烟手雷。他们把手雷从小窗户里扔了进去，然后“砰”地把小窗关上。
很快，有人打开了换气机，红色的烟气从排气孔喷涌而出，很是壮观。
攻击小分队的其他成员也把剩下的电脑操作员“杀死”在帐篷里——用口红。这是他们“割开”自己人喉咙的一贯做法。
一位士官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爬进他们休息的帐篷，在铺位下面等着。在那里我们可以用手指向上摸到他们，然后我们拿出口红，在他们的脖子上横着划了一道。
“不过其中有一个女的给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我去摸她的头，但就是找不着。然后我听到一声尖叫，‘啊！’于是我停了好一会儿没有动。我在她的行军床下一直等到她再次入睡。但因为她的一声‘啊’，我知道了她的头在哪儿。在她睡熟了之后，我抹了她的脖子。”
（附带说一句：如果这真是苏军的渗透行动，那么对该军来说近期的损失是灾难性的，但这不会永久性地中止该军的运作。在所有的破坏被修复之前，他们的运作将有12到24小时的中断。）
到了我们交出行动报告的那一天，将军说：“我要你们的全体队员到场，给军部的参谋们做一个任务执行情况汇报。”
此后不久，攻击小队穿上军装，在一个大剧院里正在做任务汇报的时候，一个满脸疑惑的上校走进来（后来知道他是负责安全及反谍报行动的）问道：“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
“我们到这里来向将军汇报。”
“你们向将军汇报什么？”
“汇报我们是如何在实地渗透到第7军的战术指挥所的。”
那位上校的脸色刷地一下白了，当即转身气呼呼的离去。事实上，没过一会儿，大多数军部上校以下的参谋都被激怒了——尤其是随着汇报的进行，当我们详细描述我们是如何把他们的东西破坏的时候。
这导致了许多敌对情绪。
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1978年，并真的惹恼了陆军的其他部门。当时我们正准备参加当年“增援德国”的演习，演习前，所有领导必须去第5军参加任务简令会，了解各自的职责。
在简令会即将结束时，军长站起身说道：“作为美军第5军的指挥官，我不会让所谓的精英部队搅乱这次演习。未经我本人亲自批准，他们不能参与任何任务。”他就是不想让我们执行任务——也就是说，不想让他自己或这次演习显得太糟糕。
我们当时坐在房间的后排，而那些头头们——军长、他的作训处长、情报处长、参加“增援德国”演习的盟军指挥官都坐在前面类似于舞台的台子上，把我们视为害群之马。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增援德国”演习按计划进行，我们看上去像是在傻等什么，但实际上我们是在选择某个师部作为目标。我们暗下决心，“在演习结束前，我们要端掉那个师部。”我们从一个A级小分队中抽出一个侦察小组，把他们部署到作战地区进行侦察。
侦察小分队的人身着便装，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作为前期准备，他们对作战地区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想好了掩盖个人真实身份的对策，以防德国人的检查或者美军部队的盘问。在德国人面前，他们是休假的美国人，并持有相关证件。而在美国人面前，他们是当地的德国人，带着看上去很逼真的德国证件。
该师的战地指挥所是我们行动的重点目标，那里有我们感兴趣的作战中心、通信中心和计算机中心。
攻击小分队在巴特特尔茨，进入隔绝状态，进行准备工作，并根据侦察小分队获得的情报进行计划与演练。演练的主要内容是搭乘直升机，全副武装从直升机的悬绳上下滑到地面，攻击师部指挥所，然后撤离该地区，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登机返回。这一次我们还进行了旨在掩护对目标攻击及撤退的狙击演练。
最后，该军军长认为拖延我们的时间够长的了，我们已无法对他或他的所属部队采取行动了。在演习结束前18小时，他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他所不知道的是，我们已经把这次行动安排妥当，随时可以出动。
当时，整个德国都是狂风暴雨的天气，但是我们的直升机却载着攻击小分队在恶劣天气中搏击，把他们投放到离师部约5公里远的地方。整个行动都易如反掌。我们直接拿下了指挥所和作战中心。事实上，当副师长走进来的时候，我们正把从墙上取下的地图卷起来。这位将军站在那里，目瞪口呆；而那三四个涂着黑脸、戴着巴拉克拉法帽的小分队队员正在捣毁他的指挥所。
“唔，你们是什么人？”他问道。
“我们是特种部队的，”他们说道，“我们正在捣毁你的师部。”接着其中一个人转过身，向他打了一发空包弹，然后说道，“将军，你现在该倒在地上，因为你已被打死了。”
下面这件事是一名突击队员攻击一个核武器库的经历。这个武器库也是我们的攻击目标。“你知道吧，”他说道，“那儿有一个老女中尉——她真的生气了。当她知道我们要摧毁她的小王国时，她简直气疯了。我觉得我们应当先把她铐起来，然后再干我们的事。事实上，我们真把她铐了起来。我们不但铐了她，还铐了她的狗——一条德国牧羊犬。我们把它的嘴套了起来。我敢说那位女士甚至到现在还在恨我们，因为第一，我们闯进了她负责的设施，第二，我们完成了在那里的任务。”
一切都完成之后，我们并未在那里造成任何实际的破坏。我们只是走进去，给他们留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们本来是可以把你们消灭的。”然后我们就离开了。
在任务简报会上，军长对所听到的报告很不满——至少开始时是这样，但随着简报会的继续，尤其是在他意识到我们只不过是按照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部的指示执行自己的任务，而不是在嘲笑他或他的部队之后，他变得比较感兴趣，并积极地投入进来。
“我们想做的事都能做得到，”我们告诉他。“我们攻下你的指挥所和武器库。我们越过外围的保安部队就像穿过黄油一样容易，很快就把他们消灭了，他们连拉响警报都来不及；这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我们想做的一切。”
然后我们按照给我们的指示，向美驻欧洲陆军司令部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他们根据这份报告来对真实条件下的作战进行改进。
有矛盾是不足为怪的。玩“抓到你了”的游戏是特种部队的拿手好戏——他们所做的都是他们以前受训的内容——但也不能责怪陆军“老大”没有像兄弟一样欢迎他们。
结果，特种部队最终成了陆军其他单位的买单者。五角大楼的财务部门奉行的是总量不变的准则，你的所得便是我的所失——我们少一个营，你们就会多一个营。那些在五角大楼里有权、有势或有后台的单位，预算要比那些似乎——或已经——过时的单位要多得多。特种部队属于后者。
70年代初，特种部队面临首次裁员。当时，尽管由共产主义或非共产主义思想引起的“缓慢燃烧”的战争在第三世界愈演愈烈，特种部队在美国本土外几乎没有什么实战任务，所以它必须想办法找点事做。特种部队司令汉克·埃默森少将开始在美国本土干一些特种部队式的好事——给那些与外界隔绝的贫穷社区、移民的农民以及监狱的犯人、尤其是印第安人提供一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绿色贝雷帽部队被空投到亚利桑那州，在苏佩地区与印第安人建立起联系。他们一起在哈瓦苏河上架起一座桥，使印第安人能把农具带到河对岸的田地里。后来，绿色贝雷帽部队的兽医为印第安人的家畜诊治疾病，注射疫苗，并开设动物护养课程。
在西米诺尔人中，绿色贝雷帽部队教会当地官员一些执法技巧；给西米诺尔人的大人和小孩开设英语写作与口语课程；提供处理吸毒、酗酒、急救和营养问题的指导；提供更多的医疗及牙科服务。他们还向沙伊安印第安人部落和当地其他族群的人提供类似的服务。
上述各项中无一是特种部队“真正的”任务，但这种训练使已经大幅裁员、实力明显削弱的特种部队不断调整，随时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1982年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在布拉格堡的第5特种大队接到了一项任务，要他们帮助新近成立的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队——2年后变为中央司令部——制定针对西南亚的计划。伊朗是当时计划中的重心之一。根据传统思维，苏联人很可能进入伊朗，夺取其不冻港，当然还有其石油，这样他们就能够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控制海湾地区的石油输出。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队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不让这种事情发生。
在西南亚执行任务意味着与沙漠打交道。当然，由于越战后的混乱，特种部队没有进行过沙漠行动方面的训练。
第5特种大队的指挥官吉姆·格斯特讲述了下面情况：
第5大队的规模很大。1982年时，我们有54个A级小分队，但我们的训练预算总共才35万美元。约翰·肯尼迪中心的司令官乔·卢茨少将告诉我：“我要你训练自己的部队，准备去沙漠执行作战任务。”
“是，长官，”我说道。“我会照办的。”
等我开始了解沙漠训练的实际情况时，我才意识到特种部队里没有人在沙漠里受过训练。我告诉卢茨将军：我们要在沙漠里有一个地方，然后才能训练部队。
“我们没有此项经费，”他告诉我说。“先干起来吧。我们会想办法弄到钱的。”后来他确实弄到了经费。
于是我们就开始了。
我派了一名少校和两名上尉到西部去找训练场地。他们在亚利桑那州靠近汤姆斯通的瓦丘卡堡附近找到了一块地方。那里的沙漠地形与中东的非常接近。那是我们能找到的最荒凉的沙漠。随后我们便在那里开始了训练。
与此同时，我对沙漠做了一番研究，并得出了以下结论：“在越南，和敌人的交战距离通常是50到300米，而在沙漠里，这一距离至少是1500米。在那里作战，需比较大型的、更为精确的武器。”
其他重要结论包括：第一，你必须做好在一个陌生的、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作战的心理准备。第二，必须具备机动能力。你需要车辆。你不可能在沙漠里走很远的距离后还能活下来，因为恶劣的地形和环境会把你累垮的。你还需要一些运送水、装备和救生用品的东西。在其他大部分作战区域中，我们通常把这些都装在大背包中，但在沙漠里不行。第三，你要能够根据星星来辨别方向，就好像船在海上航行那样。你还要知道在沙漠中如何进行伪装，如何估算距离，如何维修车辆和其他重要装备（要送回基地去修太远了）。
然后我们把大队召集起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你们多数人都是经历过越战的老兵，在那里——非常不幸——我们是在丛林里作战。你们还不了解沙漠作战，现在你们要到沙漠里去，学会如何在那里作战。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转变整个大队的思路。”
我们训练了76天。大家学会了在沙漠中生存以及确定行进路线的本领。确定行进路线十分困难。你会遇到薄雾，使你看不远，所以无法确定方向；遇上晴朗的天气，看任何东西都比其实际距离近。一旦你出了营地，条件就非常艰苦。在沙漠里辨别方向的问题上我们遇到了许多麻烦。
经过4个星期的方向辨别训练及综合科目学习后，我们让他们以A级小分队的形式到野外去，不给他们任何东西——不给水，也不给食品——他们必须生存2个星期。是生是死，全取决于他们自己（当然，我们有前沿观察哨在监视他们）。
他们走后不久，有人跑来对我说：“你看，那些小伙子们就像电影《火种》里那样。”（电影中那些穴居者在沙漠中游荡，设法求生。）他说得不错，他们确实是那样。白天，烈日当头，他们就躲在掩体里，如果非出去不可，他们就用布把头裹起来，就像阿拉伯人那样。晚上，他们拿着自制的长矛、投石器以及任何能当工具的东西，外出寻找食物。他们捕猎能发现的任何动物——豪猪、鸟、蛇等。
特种部队非常聪明。回来后，他们告诉我们：“在干涸的河床中行走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很多小洞。‘这到底是什么洞呢？’我们不停地问自己。最后我们知道了，这些是老鼠洞。这就是说，夜里响尾蛇会出来捕食老鼠。但这也意味着我们两者兼得。
“我不知道我们杀死并吃掉了多少条响尾蛇，但我们使部分地区响尾蛇的数量大大减少了。”
在得知老鼠洞的秘密后，我们经常把部队放到响尾蛇多的地区。
在水的问题上也一样。我们总是把部队放在有水的地区。在出发前，他们会研究地图，看一看哪里可以挖出水来。水会从干涸的小溪底部向上渗。有些地方会有细细的泉流，但要小心，因为其中有些泉水是碱性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我们意识到部队十分需要车辆，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原因外，还因为车子可以用作0.5英寸口径机枪和陶式反坦克导弹的平台。我们的地区研究表明，在沙漠中对我们构成潜在威胁的敌人都是开着车子的——或者是骑着骆驼的。
我们需要车辆，但是我们没有钱。我们无法让任何人给我们东西，所以我们就用自己的卡车。我们把它们漆成沙漠的褐黄色（以便伪装），把车顶去掉。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样便于下车，同时也便于架设武器，并在行进过程中进行360度全方位的观察。在沙漠中，你必须进行全方位观察——尤其是为了防止受到突然袭击或直升机的攻击。
“把车顶锯掉，要非常仔细，”我对技师们说。“如果将来我们要把有些卡车交回去的话，我们还可以把车顶再焊上去。没人会知道的。”
有时我们会去废旧物资处理处捡陆军报废的或者出售的车辆。我们会弄回三四辆破旧的老爷车，把它们放到我们的技师和维护人员在沙漠里建起的工作点，然后把它们改造成我们自己的车。我们先拆掉其中两到三辆，把好的零部件拼在一起，组装成一辆能用的卡车。
很多人认为我们傻，但这再次显示了特种部队的创造力。
1年以后，我们与一些阿拉伯精英部队举行联合演习时，我们的训练成果就显现出来了。事实证明，在他们的沙漠中，我们比他们还要游刃有余。我们能在沙漠中识别方向，能在沙漠中生存，而他们则不行。他们不知道如何在沙漠里生存和作战。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把水给他们。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演习后，我们问他们：“我们不在的时候，你们这些人在沙漠里怎么办？”
他们告诉我们说：“哦，我们请贝都因人来帮忙。”
新的篇章
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指挥机构——组织的建立和人员的配备都要从头开始——但是在如何实施的问题上，意见纷纷，观点各异。例如，美国战备司令部司令（1986年下半年）詹姆斯·林赛将军有一个想法。战备司令部的职责是为常规部队准备兵力，向联合地区司令部提供支援。这一职责包括部队的部署及应急计划的制定、受命部队的联合训练，以及对美国本土的防御。林赛认为，新成立的特种部队司令部的任务与战备司令部类似，并且提出“为什么不把这两个司令部合而为一呢？使特种部队成为隶属于战备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好吗？”他还进一步阐述其想法，提议这两个司令部合成一个新的司令部，叫做美国攻击司令部。
用卡尔·斯廷纳的话说：“迈耶将军认识到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的复杂性，认识到特种部队迎接这些挑战的能力。他把特种部队带出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并率领他们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对此，迈耶功不可没。”
然而，世界在不断变化。叛乱活动有增无减，国际恐怖主义愈演愈烈。像“沙漠一号”营救悲剧和“马亚圭斯号”营救行动的失败，又一次突出地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正在丧失对非常规威胁的反应能力。对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9９ｌiｂ•net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此时，国会挑起了这一重担。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特种部队的经费只占整个国防预算的1‰（现在占3.2%）——即使这样也比原有份额有所提高。因此，训练、战术机动能力和活动节奏都受到了限制，而且在现代化方面也没有什么大的进展。
第四，让新成立的美国特种部队作战九九藏书网司令部拥有自己的经费，并能自由支配这些经费。新设立了一个款项——主要部队计划（MFP-II）——要求国防部把特种部队的经费与其他军兵种的经费分开。只有在国防部长与美特种作战司令部总司令协商后，才能对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经费进行修订。
1. 特种部队指挥结构的变化，涉及到具有相关能力的陆军部队——所有的特种部队、突击部队、心理战部队、民事部队以及陆军特种作战航空部队。
1986年，国会通过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因为对迈耶将军有所启发的现实世界也启发了他们。这是一次大范围的军事变革。它强化了统一的作战指挥（如中央司令部或欧洲司令部的司令）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用，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成为总统的主要军事
顾问，并在总体上对各军兵种进行了优化组合。
第一，成立了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USSOCOM），由一名四星上将指挥，负责指挥驻扎在美国国内的所有现役与预备役特种部队（驻扎在海外的此类部队一般由其所在地区的总司令指挥）。
第三，确定了特种作战的任务要求。现在这些要求包括：直接攻击、战略侦察、非常规作战、外国内九*九*藏*书*网部防御、民事、心理战、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其他由总统或国防部长下达的任务。
第五，这一修正案（后来成为立法）非常详细地规定了新任命的总司令以及助理国防部长的职责、对人力和经费的控制、对特种部队军官及应召入伍士兵升迁的监督等内容。
迈耶将军说到做到。他运用其能力和声望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导致了：
第二，设立了分管特种作战及低强度冲突的助理国防部长一职，负责这些方面的工作，包括对政策和资源的监督。
林赛将军最初的计划及其修改后的计划都未被采纳，因为它们没有考虑纳恩-科恩立法中的要求是，建立一个类军事组织，由一名四星上将领导——（而不是隶属于战备司令部或战略司令部的三星中将司令）——但这是发人深思的……其结果也一定令他非常吃惊。
1987年1月，参议员科恩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克罗送去一道指令，要求新成立的司令部必须全部由特种部队人员组成，并且具备“自主行动”的权力。1月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宣布准备撤消战备司令部，在它的基础上建立特种作战司令部，使用它的设施、资源、行政机构以及能够承担这项任务的工作人员。同年3月，国防部长正式批准这一计划。4月16日，在前战备司令部所在地坦帕，特种作战司令部正式成立——林赛将军为它的第一任司令。９９lib•net
迈耶将军还下命令成立了特种部队第1大队，其目标主要针对太平洋地区。他还就如何提升心理战部队和民事工作部队的能力作出了指示，并命令把其他各特种部队的组织授权等级提升至最高优先等级。这就意味着特种部队有权获得他们需要的任何人员和装备。
既然机构已经建立，指挥官就必须决定究竟让谁进入这一机构——哪些人是“特种部队”？可想而知，对于这一问题也不无争议。陆军方面还比较好说话，把它所属的特种部队——各特种作战大队、特种作战航空兵以及第75突击队（后来在卡尔·斯廷纳任司令期间，心理战以及民事部队也被编入特种部队系列）——全都移交给了新的司令部。至于其他军兵种，事情就复杂得多了。比如，当时隶属于军事空运司令部的空军特种作战部队在转交给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后，空军仍希望保留对其的部分控制。海军陆战队有所谓的具有特种作战能力的部队，但并没有真正的特种部队。尽管海军在这之前从未对其海豹突击队有所青睐，但是他们突然发现海豹突击队是海军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并极力留住他们——而且想留住给海豹突击队的那一份预算。海军想尽办法，这使得这一争执持续了大半年，但还是无济于事，海豹突击队也转到了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麾下。最后，还有人争论说，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应该成为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部分，或应该九*九*藏*书*网不受任何中间指挥层的阻碍，直接对国家指挥当局负责。最终，它也被列为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序列，作为一个二级联合司令部。
当然，麻烦的是一些细节问题。国会可以授权，但实施还要靠军方。
2. 特种部队的现代化进程的制定、特种作战部队功能区域评估办法的制定以及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总体规划的制定。
“今天我们所寻求的陆军的累积效应就是加速建设：一支能在北约范围内或更远地区内进行全球机动反应的部队；能在综合战场最恶劣的条件下长期作战的部队；一支能够灵活自如地适应所有低强度冲突的部队。”一张显示各种可能发生的、不同等级冲突的系列图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最后一条尤为关键，因为“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来自系列底端的低风险、高回报的军事行动，所以［我们需要］结构最优化的部队，以便充分利用我们的国家资源。”
同年，参议员山姆·纳恩和威廉·科恩提议对该法案进行修正，以便对美国特种作战进行一次同样大范围的改革。这一提议得以通过——其效果令人震惊。
事实上，军方高层大多数人都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有一小部分人看到了这个不祥之兆，80年代初的陆军参谋长爱德华·C·夏伊·迈耶将军便是其中之一。在反映高层领导观点的、1980—1981年的《陆军绿皮书》上，他以“变革带来的挑战”为题撰文指出：
特种作战司令部终于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