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前期，大批“胡人”的出现，震动了北魏统治阶层，如数量众多“河西胡”曾向黄河东岸地区迁移。如《魏书·太宗纪》载：神瑞元年（414年），“河西胡酋刘遮、刘退孤率部落等万余家，渡河内属。”二年（415年），“河西胡刘云等，率数万户内附。”即使从这些简略记载中，我们也可以想见当时东迁河西胡族人口的繁盛。然而，终北魏一朝，也没有能遏制“山胡”人的反抗运动。

经过细密的准备，刘渊首先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市东北）被匈奴部众推立为大单于，受到各部匈奴的积极响应。“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市）。”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刘渊又于左国城即汉王位，定年号为元熙，并置百官，刘氏汉国正式创立。刘渊军队在较短时间内，先后攻陷太原、泫氏、屯留、长子、中都及河东、平阳等地，所向披靡。永嘉二年（308年），刘渊即皇帝位，并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关于刘渊汉国的早期疆域，《晋书·地理志》载：“及永兴元年，刘元海僭号于平阳，称汉，于是并州之地皆为元海所有。”晋建兴六年（316年），汉国大将刘曜率领汉国军队最终攻克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王朝最终灭亡。

从先秦到隋唐，匈奴族的发展历史曲折而漫长。从秦与西汉时期的南北对抗，到东汉以后迁入塞内，以及至西晋时期形成所谓“并州之胡”，匈奴部族的大发展都与大迁徙有关。十六国时期刘氏汉赵国的崛起，与北朝时期“稽胡”区的强盛，都应该视为内迁匈奴势力发展至极盛的标志，他们的历史已成为华夏历史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在残酷的屠戮之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匈奴人的后裔不会绝灭，而是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血脉之中。

刘渊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以打出恢复刘氏汉朝政权的旗号，他说：

刘渊自认为在姻亲关系上是刘氏皇族的外甥，匈奴单于曾与刘氏子弟约为兄弟，兄位弟承，有何不可！?俨然以汉室继承人自居，以恢复刘氏王朝为己任，完全可与晋朝司马氏相颉颃，这也就是他将“汉”立为国号的原因。刘宣等人策划的这一场宣传攻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刘渊汉国创立之初，闻讯而来的“华、夷”人士达数万人。刘渊任命著名儒士雁门人范隆为大鸿胪，上党人朱纪为太常。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刘氏汉赵国完全归为匈奴族的民族政权，也不是非常恰当的。

刘氏前赵国的创立者为刘曜。刘曜为刘渊的族子，由刘渊抚养成人，很早便以出色的文武才干获得了刘渊的宠信。“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雄武过人，铁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时号为神射。尤好兵书，略皆闇诵。”他胸怀大志，常自比于乐毅、萧何、曹操。刘氏汉国建立后，刘曜得到重用，屡立大功，频任高职，率领重兵镇守长安。

中原汉族传统士大夫出于狭隘的民族偏见，往往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极尽丑化之能事，然而，就在地位崇高的“正史”（如《晋书》）之中，后世的史官却对刘渊等人的汉化程度作了十分肯定的评述。这也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但至隋末唐初大乱之时，又有不少稽胡首领趁机起事，他们甚至将塞外突厥作为后援，其影响及人口数量也无法低估。如《旧唐书·屈突通传》载：隋大业年间，“有安定人刘迦论举兵反，据雕阴郡（治今陕西绥德县），僭号建元，署置百官，有众十余万。”与刘迦论相呼应，吕梁地区又有刘季真等也自立称王。“刘季真者，离石胡人也。父龙儿，隋末拥兵数万，自号刘王，以季真为太子。龙儿为虎贲郎将梁德所斩，其众渐散。及义师起，季真与弟六儿，复举兵为盗，引武周之众攻陷石州。季真北连突厥，自称突利可汗，以六儿为拓定王，甚为边患。”虽然，稽胡首领们的起事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但都较客观地表现了稽胡区的规模与客观影响。

一般说来，以长城一线为界，历史上南北主要民族关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两大阶段：一是对峙时期，一是入居时期。比较而言，对峙是南北民族关系中最常见的态势。然而，当北方游牧民族入居汉地之后，即成为真正的移民之后，南北民族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复杂而特殊的阶段。笼统地说，南北民族融合的大趋势是“汉化”，即非汉民族逐步接受农耕经济及中原文化。南迁的匈奴族也在接受汉化方面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南迁匈奴族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汉赵国的灭亡而烟消云散。南北朝时期，北部中国“稽胡”族的强盛又是其影响的典型例证。匈奴人大规模南迁始于东汉初年，南匈奴首先入居的诸郡（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就包括今天的雁门关以北地区。至魏晋时期，南匈奴的居留区进一步向南伸展，覆盖了山西大部分地区，并形成几大聚居中心，如兹氏县（今吕梁汾阳）、祁县（今晋中祁县）、蒲子县（今临汾隰县）与新兴县（今忻州市）等。其中今天山西吕梁地区与陕西陕北地区已成为南匈奴部众聚居的最重要的区域，十六国初期，刘渊首先在离石（今吕梁离石）发难，显然与这一移民运动的大背景直接相关。而在刘渊南迁平阳之后，这一区域似乎为世人所遗忘，直到“稽胡”出现之后。

数量庞大的“稽胡”（又称“山胡”），长期居住在包括今山西西部、陕西北部、甘肃东部的辽阔地区，实际上形成了具有十分独特风貌的“稽胡文化区”。关于稽胡文化区的主要特征，《周书·稽胡传》进行了十分精辟的概括：

其次，由于山胡“居山谷间”，再加上当地属于长城以南农耕区及华夏族聚居区，因此，稽胡部众无论在生产方式还是在习俗上与纯粹游牧民族已有相当明显的差距，其文化属性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与交叉性的特色。崇山峻岭间的丘陵地带缺乏从事游牧业的客观条件，同时，“又与华民错居”，稽胡之众已掌握初步的农业生产与纺织技术，如“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长期与汉族居民共同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族文化风俗的熏染。如“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其渠帅颇识文字”等。

刘氏汉国最终败亡于内乱之中，当时镇守长安的刘曜拥兵自立，并决定徙都长安，并于太兴元年（318年）即皇帝位，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关中本是氐、羌及西部各民族的聚居之地，因此，前赵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与汉国相比，前赵国的民族成份相当复杂。“（刘）曜署刘胤为大司马，进封南阳王，以汉阳诸郡为国；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前赵国最后被石勒的后赵国所吞并。

南北朝时期“山胡”或“稽胡”区的形成还有两方面的客观条件，一是吕梁地区自然环境状况。这一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较为恶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地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吕梁山脉从北向南纵贯全区，适合农业生产的、较为平坦的地块均在吕梁山脉东侧，为太原盆地的边缘。吕梁山脉以西至黄河一线基本上是丘陵山地。境内山势险峻，道路崎岖，与山西其他地区相比，人烟稀少，农业生产比较落后，在生产条件十分原始的古代更是如此。特别是吕梁山脉以西，由于群山环抱，与外界交通不便，形成相当封闭的自然小区，恰好为“山胡”提供了适宜的栖身之地。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学者们对“山胡”的渊源尚有争论，笔者同意这种的观点：即“山胡”的来源是多元的，是多种内迁民族混同后的遗存，其中以匈奴苗裔为主。

与其他文献资料相参证，我们可以对山西境内的“山胡”情况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东魏与西魏分裂后，以并州晋阳为根基的北齐政权向“山胡”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清剿，大肆屠杀之余，将大批“山胡”部众外迁。如天平二年（535年）三月，高欢潜师袭击刘蠡升所在稽胡区，刘蠡升在内乱中被杀，高欢所率北齐军队取得大胜，“获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余人，胡、魏五万户”。与此同时，西魏的宇文泰等人也出兵追讨，解散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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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胡部落。然而这些措施依然不能完全清除“山胡”的影响。

“五胡十六国”是指西晋末年出现的由各种非汉民族领袖所创立的割据政权，主要集中于北部中国，与由南迁而建立的东晋政权南北对应。“五胡”通常指匈奴、鲜卑、羯、氐、羌。其实，当时并不仅限于五种非汉民族，也并非只有十六个割据政权。但是，匈奴人所创立的汉赵国（包括刘氏汉国与前赵国）是“十六国”时代的开创者，则是无可置疑的。官修史书《晋书》为此特创一种体例——“载记”，来记述十六国开创者的事迹，汉赵国的开创者刘渊自然名列前茅。同时，汉赵国的创立及其历史地位，也是与南迁的匈奴族在中国民族史的地位与作用相一致的。

首先，山胡区范围相当广，“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安定即今甘肃泾川，离石即今吕梁离石。显然这种估计过于保守。如东魏孝静帝在鼓吹高洋等人的功绩时曾说：“胡人别种，延蔓山谷，酋渠万族，广袤千里，凭险不恭”云云。另外，各种史籍往往以居留中心地为各地山胡命名，而这正为我们确定其活动区域提供了方便。这类名号有“离石胡”、“西河胡”、“吐京（今山西石楼）胡”、“河西胡”、“并州胡”、“汾州吐京胡”等。又据《周书·韦孝宽传》载：“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断河路。”《周书》所载是以北周辖境为限。以黄河一线为界，稽胡区可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而东部应为当时中国北方山胡或稽胡居留最集中的区域。这一区域又以离石、吐京为核心，完全覆盖了今天的山西吕梁地区。居住于黄河以西的稽胡，又被称为“河西山胡”。西部稽胡区则涉及今天陕西北部及甘肃东部地区。又据《周书·稽胡传》记载，当时稽胡聚居的河西州县有：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北）、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市）、丹州（治今陕西宜川县东北）、绥州（治今陕西绥德县）、银州（治今陕西横山县东）等，集中于今天陕西省境内。

刘渊，字元海，因触犯唐高祖李渊名讳，故史书习称其字。他是十六国时期最早出现的刘氏汉国的创立者。据载，他是新兴（今山西忻州市）匈奴人，是匈奴单于冒顿之后代。因汉高祖将皇族女子嫁与冒顿为妻，故而，冒顿后裔都以刘为姓氏。刘渊之父为左贤王刘豹。刘渊虽出身于匈奴酋长之家，但自幼就以好学闻名，拜上党籍儒士崔游为师，攻读《诗经》、《易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尤其喜爱《左传》、《孙子兵法》等书，博览《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之书，学识大进，并州地区的汉族名士，如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师彧、太原王浑等人都与他有深厚的友谊。与此同时，匈奴上层贵族也积极与汉族士大夫交游，与汉族朝廷及士大夫的关系日益融洽，深受汉族文化熏染。这一点在刘渊等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九*九*藏*书*网

西晋末年，刘渊曾任匈奴五部大都督，声望更著，“幽冀名儒，后生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可以说，除却其民族属性，我们很难发现刘渊与一般汉族士人的差别。除刘渊外，刘氏汉国的后继者及主要匈奴族官员也都具有较深的汉文化素养，如头号功臣刘宣（字士则），也是匈奴贵族后裔，以儒生孙炎为师，好学精思，废寝忘食，深受汉族友人的推重。晋末纲纪大乱，刘宣多方策划，极力劝说刘渊自立称王。刘渊之子刘聪的汉文化造诣较之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自幼聪悟好学，博通经史，广涉百家之言，《孙子兵法》等书能背诵如流。精于书法，文笔畅达，创作述怀诗百余篇，赋、颂等50余篇，称得上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才子。弱冠后，刘聪游历京师洛阳，汉族名士争相与之订交。其出类拔萃的人格魅力显然出于他对汉族传统文化的极高造诣。

也许是受到刘渊等人开创汉赵国的启示，“山胡”的首领们也崇尚自立称王，试图建立割据政权。如北魏末年，稽胡地区就出现了不少自立称帝的酋长。如《魏书·裴庆孙传》载称：“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马牒腾并自立为王，聚党作逆，众至数万。……于后贼复鸠集，北连蠡升，南通绛蜀，凶徒转盛。”又“时有五城郡（今山西吉县北）山胡冯宜都、贺悦回成等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服素衣，持白伞白幡，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拒王师。……又山胡刘蠡升自云圣术，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间，逆徒还振。”可见，这些山胡首领利用了宗教形式，得到了众多稽胡部众的响应，其中，刘蠡升的影响最为广泛。人们甚至将当时的混乱局面称为“胡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