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宕昌羌人在古代文献上出现的时间比党项更早，如《魏书·宕昌传》载：“其地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席水（在今甘肃天水市境内）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万余落。”而《隋书·西域传》将其列为党项羌人的一种，这可以说是当时羌族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北朝后期及隋唐前期，党项羌人已取代宕昌羌人，成为西部羌族区新的代表性的族群之一。就分布地域而言，党项部所处地域，也覆盖了原来宕昌羌等多种部族集团的聚集地，从而成为后来居上的一支羌族集团。《旧唐书·西戎党项羌传》记述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党项羌人崛起之际，其分布地的南北分别出现了两个强大的民族政权，北部是吐谷浑，南部便是吐蕃。从唐朝初年开始，在唐朝的感召以及吐蕃族势力的压迫下，出现了党项族大规模内徙的浪潮，西夏国的先民们正是在这种移民潮中逐步进入河陇地区的。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拓跋思恭以夏州为中心，又统辖银、夏、绥、宥、静等5州，形成一支颇具实力的地方割据势力。如《新唐书·党项传》载：“始，天宝末，平夏部有战功，擢容州刺史、天柱军使。其裔孙拓跋思恭，咸通末窃据宥州（治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称刺史。”此也为平夏部割据自立的开始。关于唐朝后期夏州一带党项人的生活状况，唐人沈亚之在《夏平》一文中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西夏国内的民族构成并不简单，其主体为党项人为核心的古代羌族后裔，此外还有汉人、吐蕃人、回鹘人等。西夏文《新集金粹掌直文》记述西夏国内各族民族风俗时99lib.net指出：“西夏人骁勇，契丹人迟缓，西藏人信佛，汉族人崇儒，回鹘人饮酸乳，山狄食荞饼。”十分简洁生动地反映了西夏国内及周边地区主要民族种类典型的风俗特征。

就族源而言，建立西夏国的党项族主体为古代羌族后裔，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并没有异议。党项羌人最早的故乡是在广阔的西部羌族区。党项羌人的崛起及为中原政权所知晓，是在南北朝后期。正史之中，最早为党项人立传的是《隋书》，《隋书·西域传》载称：

西夏王族的世系可以上溯到拓跋赤辞一代。对于西夏国家建设的发展历史与成就，《金史·西夏国传》赞语明白扼要地评述了夏国的建国史：“托跋思恭以破黄巢功赐姓李氏，兄弟相继为节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继九_九_藏_书_网迁再立国，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兴州（治今宁夏银川市）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绥、银、宥、灵、盐等州，其后遂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地，南界横山（在今陕西横山县东南横山），东距西河。”

西夏军政制度的最突出特征，便是“兵民合一”，即所有青壮年均征为兵士，因此，现代研究者通常以军士数量来估算夏国的人口。《宋史·夏国传》载称：“诸军兵总计五十余万。别有擒生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号御围内六班，分三番以宿卫。”但是，根据夏国兵制，西夏军队中一个正军配有两个抄兵（即所谓“负赡”），故而“三人共一幕”。如果正军有50万人，那么，军、抄合计就应有150～160万人之多。但恐怕没有绝对合乎比例的配置。保守估计西夏国内的壮丁（即15岁以上的男子）数量在100万左右，应占其男性人口的绝大部分。如果再加上老小数量，则西夏国男性人口数量至多在150万左右。以男女比例1∶1计算，那么，西夏国的党项族人口至多在300万左右。

党项藏书网人归附集中于贞观年间，著名首领拓跋赤辞率领所部党项部众的归附，为唐朝西部疆域的开拓与维护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新唐书·党项传》载：“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氏李，贡职遂不绝。于是自河首积石山而东，皆为中国地。”当时，归附唐朝边境地区的党项族人数量十分可观。如宋人王溥所辑《唐会要》卷九八记云：“（贞观）五年，诏遣使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

西夏国的疆域至李元昊在位时达到了极盛。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于兴州（治今宁夏银川市）即皇帝位，国号大夏，标志着夏国的正式建立。夏国疆域相当广袤，“元昊既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清代学者吴广九九藏书成《西夏书事》卷一二也称之云：夏国的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在今宁夏同心县南），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

从遥远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带，一步一步地转移到河套地区建国，党项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声势浩大的迁徙史。作为中国历史上从西部东迁的羌族族群的代表，党项族的迁徙与政治发展史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后来，在吐蕃的压迫上，拓跋党项部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内徙：第一次是从松州内迁到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县）境内；第二次是从庆州境内迁到银州以北，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北）以东地区，故又被称为“平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