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据传说称，大约两千年前，蒙古部落的祖先们在部落战争中遭受重创，结果只剩下两男两女逃入人迹罕至的山中避难。

4.色楞格河下游的篾儿乞集团；

5.阿尔泰山地区的乃蛮国。

以鞑靼部落集团以例，鞑靼部的根本禹儿惕便在贝加尔湖附近。另据《史集》记载：“据说，塔塔儿、朵儿边、撒勒只温和合塔斤诸部联合在一起时，他们全都住在几条河的下游。这些河汇流成昂可剌——沐涟河。这条河非常大；河上住着被称为兀速秃——忙浑的蒙古部落……该河邻近一座名为康合思的城，并在那里与谦河（叶尼塞河）汇流。”又如斡亦剌惕部落。“这些斡亦剌惕部落的禹儿惕和驻地为八河地区。在古代，秃马惕部住在这些河流沿岸。诸河从这个地区流出，（然后）汇成一条名叫谦河的河；谦河又流入昂可剌——沐涟河。这些河流的名称为：阔阔——沐涟、温——沐涟、合剌——兀孙、散必——敦、兀黑里——沐涟、阿合儿——沐涟、主儿扯——沐涟和察罕——沐涟。”

对比中国的古文献记载，当时的蒙古部族作为“室韦”的一支，其风俗习惯与大兴安岭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大同小异，尚没有具备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如《隋书·北狄传》载云：“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无羊少马，多猪羊。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崇山峻岭环抱着的山地，是逃避部族间残酷争斗的好地方，但生存的空间显得相对狭隘，这对于一个日渐壮大的部族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从那个山隘里走出到原野上”，正是蒙古族发展的必然趋势。

3.土拉河流域的克烈集团；

心理认同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各种草原部族都认同于“蒙古人”，也就是新的大蒙古族形成的主要标志。1206年，蒙古部首领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召开大会，即大汗之位，他就是蒙古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大蒙古国与大蒙古汗的出现，标志着一个统一的九九藏书蒙古民族共同体基本形成，这已成为当代蒙元史学界的共识。

拉施特所云，其实触及了民族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即民族心理认同。在蒙古部落兴起后，“蒙古”取代“鞑靼”成为蒙古高原新的主宰及民族凝聚核心。拉施特在《史集》中也十分明确地揭示出这一点。他指出：

2.呼伦、贝尔两湖及额尔古纳河一带的塔塔儿部落集团；

其实，作为东胡民族集团的一支，蒙兀本部最早的故乡是在中国东北呼伦湖一带。“蒙兀”本部最早见于汉文史籍，是两《唐书》所载的“蒙兀室韦”。室韦作为“东胡”民族的一支，很早就居住于我国东北地区。根据两《唐书》的记载分析，当时室韦各部落的居住区集中于俱轮泊（今呼伦湖）以东地区。“室韦乌素固等部落及西室韦居住在呼伦湖周围和额尔古纳河上游一带，大室韦部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中下游地区，而蒙兀室韦的居地则应在额尔古纳下游之东，大兴安岭北端。”而根据拉施特《史集》记载的传说，蒙古部族的直系祖先正是逃避至额尔古纳河畔的山地后开始代代繁衍下来，可以说蒙古族的祖先最早是从山地部落发展起来。两相比照，充分证明了额尔古纳河东畔及大兴安岭北端一带才是蒙兀本部的发源地。

志费尼在所著《世界征服者史》中曾大致描绘出蒙古部族起源地的空间范围：

1.以成吉思汗为首，以克鲁伦河、鄂嫩、土拉三河发源处为根据地的蒙古部落集团；

有唐一代，是蒙古部落从大兴安岭地区迁移到蒙古高原的关键时期。其历史背景便是8～10世纪室韦——达怛人大规模西迁运动。到10世纪初期契丹辽国兴起之时，蒙古高原已成为室韦——达怛人的世界了。鞑靼与室韦名异实同，记载中的达怛（鞑靼）人是蒙古部落兴起之前蒙古高原盛极一时的部族，因此，在蒙古统一漠北草原之前，“鞑靼”一名成为草原民族的代称。拉施特《史集》称之为“塔塔尔部落”，并强调：

蒙古一词，原为“蒙兀”，蒙古族之族源极为复杂，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有：（1）东胡说或室韦说；（2）靺鞨说；（3）突厥说；（4）室韦鞑靼混种说；（5）西藏说；（6）匈奴说；（7）蒙古本支说等等。其中，明辨“蒙兀本部”与“其他诸部”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探讨蒙古族源问题的关键所在。就蒙古族的发展而言，各个时期蒙古族的构成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征服与吸纳大批周边部族之后。在民族成份复杂化之后，寻求纯粹而线性的族源就不免缺乏可行性与合理性。蒙古族源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成吉思汗所在蒙古部落的血缘系统。因此，理清蒙古族发展脉络的主要线索，就是辨明各个时期蒙古族构成的特征。

《蒙古秘史99liｂ.ｎet》是由明代白话所译，与今天的白话文尚有不少差别。巴塔赤罕是成吉思汗家族第一代祖先。不少北方古代民族崇奉苍狼图腾，这在传说中尤为常见，蒙古民族的传说也是如此。斡难河，又称为鄂嫩河、敖嫩河。《蒙古秘史》的这段传说将斡难河作为蒙古民族的发祥之地，并不非常妥当。因为，在实际上，蒙兀本部是在十世纪之后才聚居于斡难河畔的。蒙古族源问题的核心，是成吉思汗家族（即“黄金家族”）所在的“蒙兀本部”的演变历程。在目前学术界中，“东胡说”开始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这一说法可以从民族地理学的角度得到相当充分的论证基础。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对此解释道：

研究者认为：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民族即以不断迁徙为生活之常态。如格鲁塞认为：“从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上看，在12世纪末期，他们在理论上可以已经区分为草原畜牧部落和森林渔猎部落。从蒙古——西伯利亚的边境上，蒙古人的家确实是在南部的草原地带（不远处是沙漠）和北部森林地带之间的马背上……草原部落，特别是游牧的部落，为追逐草场而作定期迁徙，在停留之地支起法国人（不正确地）称为‘禹儿惕’的毡制帐篷。”但是，随着蒙古民族的统一与力量壮大，他们的足迹再也不会局限于草原之内了。追随着蒙古骑兵的兵锋所向，蒙古民族也离开了大漠南北，奔向了更为广阔无垠的欧亚大陆，开始了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民族大迁徙。

蒙古高原部落集团的形成，与自然地理环境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依赖关系，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也就是决定蒙古草原部分布特征的地理基础。在辽阔广袤的蒙古高原上，内部自然地貌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如山地、草原、原始森林等等。根据所处自然环境形态的差异，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又可为几大类：1.山地部落：根据《史集》的记载，“他们的营地在畏兀儿斯坦的险峻山岭中。他们既非蒙古人，又不是畏兀儿人。因为他们生活于山岭特别多的地区，所以他们惯于走山路。他们全都擅长攀登崖壁。”2.游牧部落：地势平坦的草原是蒙古高原的最典型的地貌形式，因此，与以往所有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样，离开大兴安岭崇山峻岭的蒙古部族，其生活方式也九_九_藏_书_网逐渐与其他草原部落混同，过起了“以黑车白帐为家”的游牧生活。3.森林部落：蒙古高原分布着大片的原始森林，生活在森林中的部落被称为“森林部落”，其生活方式和风尚与一般游牧民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森林部落与非森林部落之间的差别，不在于血统与族类之区分，而完全源自自然生活环境的不同。

实际上，山地、平原、森林等自然地貌往往交错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对于蒙古各部族而言，决定他们生存空间的第一需要，不外乎食物与水源，而尤以后者的影响最明显。水是地球上一切生命之源，对于牧业民族来讲也是如此。每一个部落及其牲畜都离不开充足的水源。是否具有充足的水源，无疑是选择其居留区的首要条件之一。原始游牧民族缺乏人工凿井的技术，于是，天然地表水汇集之处如河流湖泊的附近，便成为部落禹儿惕最集中的地区，很多部落都居留在河流沿岸。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蒙古高原上地表水源分布格局，与草原部落集团的分布格局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从上述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水系为核心而形成的几个自然小区。如叶尼塞河流域居住着乞儿吉思部落。“乞儿吉思和谦谦州为相邻的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构成一个地域。谦谦州是一条大河，这个地区一方面与蒙古斯坦相接，它的一条边界与泰亦赤兀惕诸部所在的薛灵哥河流域相接；另一方面与一条称为昂可剌——沐涟的大河流域相接，直抵亦必儿——失必儿地区边境。谦谦州的另一方面与乃蛮诸部所在的地区和群山相接。”色楞格河流域又是草原部落十分重要的聚居地。“蒙语薛凉格——沐涟，由发源于蒙古地区杭爱岭东北麓的其洛图和额德尔两河汇流而成。它流经贝加尔地区的最富饶的地区，因此，两岸聚集了当地最稠密的人口。”

这个疆域范围几乎包括了统一之前蒙古草原地区。当代著名蒙元史学家韩儒林先生依据地理方位将统一之前的蒙古草原各部落归为几大集团，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民族分布颇有提纲挈领之助益：

闻名世界的历史巨著《马可波罗行纪》曾细致地描述当时蒙古族人的生活状况：

古代传说讲述了山地部落时代蒙古部落的早期发展历程。备受蒙古史学界推崇的《元朝秘史》是这样祖述蒙古人的起源故事的：